举世瞩目的习近平特朗普的会谈，终于在昨天举行。两国元首经过80分钟的交谈，一致同意重启经贸磋商，不再加征关税。公开披露的信息虽然简短，却仍然使全世界都松了一口气。人们期待两国贸易代表恢复谈判后，能够实现明智的妥协与谅解，顺利地取得共识，签订协议，为中美两国以至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创造新的机会。
预测恢复谈判的前景，说难也不难。早在6月18日特朗普和习近平通电话后，白宫的通告说是两国元首讨论了"建立公平和互惠的经济关系，为美国的农民、工人和企业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包括解决中国贸易的结构性障碍，实现可执行和可验证的有意义的改革。"新华社的报道只谈到他们"就事关中美关系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交换意见。"这两个有所不同的通报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透露出贸易谈判恢复后的指导意向。白宫通告里说的"解决中国贸易的结构性障碍"和"实现可执行可验证的改革"实际上就是在将近一年里十一次谈判的主要内容。前十次谈判经过艰辛的讨价还价，在"解决中国贸易的结构性障碍"方面取得基本一致的妥协，但最后却在"实现可执行可验证的改革"，即"保证执行协议的检查机制"问题上卡了壳。
所谓"中国贸易的结构性障碍"，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它泛指中国贸易的现行结构中所有不符合于市场经济规则的状态，包括贸易壁垒、政府补贴、国企垄断、市场管制、技术转让，以及保护私有财产不力、保护知识产权不足等等。解决这些"障碍"，把中美贸易放在平等竞争的基础上，符合于美国的国家利益，更符合于中国的国家利益。但就我国执政的权力机构来说，一方面，解决这些"结构性的障碍"，可以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将会进一步改善民生，增强国力，使专制统治更具合理性；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将加强政治民主化的经济基础，对专制统治构成威胁。贸易谈判前景对于中国统治当局的这种双重性质，使他们在贸易谈判中往往举棋不定，虽然不是虚与委蛇，却难免半推半就，这就增加了谈判的复杂性。好在壁垒、补贴、垄断、管制、知识产权、技术转让这些"结构性障碍"的内涵，幅度都相当宽泛，讨价还价的余地较大，所以最后还能达成妥协，取得共识。
所谓"可执行可验证的改革"，指的应该是：写进协议的条文，既须是"可执行"的，也应是"可验证"的。为此，就必须规定能够保证执行并能检验执行情况的机制。正是两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使前一轮谈判陷于破裂。在前一轮谈判的后期，美方提出：协议签订后双方分别全文公布中文和英文的协议文本，他们的意图在于让中国的社会各界，都能了解协议内容并监督协议的执行，但中方却坚持中文本只能公布协议的节要，不能公布全文。美方还提出，协议签订后将定期相互通报协议执行情况并接受检查，美国将在中国派驻检查人员，以便及时监督、检查协议的落实。这个主张中方就更不能接受了。
贸易谈判的这两个主题，结构性障碍是实质性的谈判内容，检查机制是技术性的验证手段。为什么实质性的内容能够妥协让步，技术性的手段却拒绝接受呢？这个问题不难理解。结构性的每个障碍，内涵都十分宽泛，解决时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逐步推进，它的弹性很大，可以为拖延、辩解、甚至拒绝落实协议留下许多空隙。而实施协议的检查机制却没有弹性，是否全文公布协议，是否建立检查机制，或是或否，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特朗普和他的谈判团队正是有鉴于中方过去在履行承诺方面的不良记录，才坚持要在协议中写进检查机制的内容。这就使中方感到缺乏回旋余地，成为最后否定前十次谈判成果的重要原因。官方媒体前一时期在发出好战叫嚣的同时，大谈不能放弃"主权"，不能超越"底线"、"红线"，指的大概就是这个问题。
恢复贸易磋商后，大概仍然需要经历一个艰辛的谈判过程，但肯定用不了像前一轮谈判那样的一年功夫。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6月26日接受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采访时表示："中美贸易协议已经完成了90%，我认为我们还有最终达成协议的道路。"看来，接下来的谈判将会在过去已经达成、而在近两个月前被中方否定的协议基础上进行，继续谈判那尚未完成的10%。至于谈判的前景，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6月21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要么我们得到一个很棒的协议，要么就是没有协议。" 这大概是美国鹰派的典型逻辑。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最后的协议既不会是"一个很棒的协议"，也不会是"没有协议"。最大的可能，是经过讨价还价，达成一个双方都不很满意、但又不得不签订的协议。对特朗普来说，签下中美贸易协议，可以成为他明年参加总统大选的竞选筹码，势在必签；对于习近平来说，协议是他提高个人威信、巩固专制统治的有效工具，签订协议的利大于弊；对于中国社会，不论最终的贸易协议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则，都可以为加快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提供十分可贵的有利条件；对于那些叫嚣"奉陪到底"、"不惜一战"的好战分子，则是当头棒喝，至少可以让他们消停一段时间。因此，我们可以说，签订中美贸易协议，将会实现双赢，甚至是三赢、四赢，但赢的程度，目前尚未可逆料。
在经过将近两个月的失望和期待之后，我对中美贸易谈判仍然抱有谨慎的、有限的乐观。
2019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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