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 NewCenturyNet: 程铁军：六四國殤日，悼念蘇紹智老師

2019年6月10日星期一

程铁军：六四國殤日，悼念蘇紹智老師

敬愛的蘇老師，於國殤日前夕（五月27日23點）在北京與世長辭，享年96歲。作為他的學生和多年朋友，本想在第一時間，告知陳奎德先生及普林斯頓學社諸友，但是，為免有人節外生枝，攪亂葬禮，重複李銳先生不久前的遭遇，所以，不得不強壓悲痛，等到老師入土為安之後，才發表這篇本該早寫的紀念文字。

苏绍智先生灵堂

勇闖思想禁區，改革功莫大焉

蘇老1923年生於北平滿洲皇族世家，後考入上海交大，1949年初獲南開大學經濟學碩士。1949-1963年在上海復旦大學教書。1963-1979年歷任人民日報編輯、理論部主任。1979年任馬列所（全稱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研究員，1982年升任马列所所長，直到1989年流亡海外。

我跟蘇紹智的師生緣，始於1979年，我在社科院世經所理論專業讀研的時候。當時社科院沒校舍，我們借助在北師大西南樓，上課地點在教三樓。蘇老給我們講授《科學社會主義》，從此成為他的學生，經常向他請教疑難問題。後來得知，我在世經所的一位導師，五十年代曾經是蘇老師在復旦大學任教時的學生，因此從輩份上說，蘇老算我師爺。儘管他是全國公認的馬列權威，但非常平易近人，沒有絲毫如今常見的學閥派頭，喜歡跟學生平等而直率地討論問題，包括後來被列為理論禁區的許多敏感問題。

蘇老在中國理論界的學術地位很高，特別在80年代，共發表上百篇關於马克思主义與社會主义的文章，並出版7本中文書（書名略）， 3本英文書（《中國的民主與社會主義Democracy and socialism in China》，《民主與改革Democratization and reform》，《馬克思主義在中國Marxism in China》），同時，還擔任学术期刊《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總編輯。

那時的社科院，剛組建不久，包括蘇老師在內的許多學者，都是劫後餘生，重返講壇，自然有痛定思痛、重新認識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學術衝動。老鄧本人復出不久，雖然撥亂反正，百廢待興，但極左思潮仍然禁錮着朝野上下。要想推動社會變革，必須解放思想，勇闖理論禁區。於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胡耀邦、李先念、彭真、周揚等一幫務實派領導人支持下，中央专门召开一系列理论务虚会，與會者包括蘇紹智、王若水、李洪林、嚴家其、于浩成、胡績偉、廖蓋隆等人，內容包括“真理標準問題”（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革命的人道主義”等等。其中“初級階段論”就是蘇老師首先提出來，後獲官方和民間普遍認同的。

在這批理論旗手的推動下，學術界獲得空前自由，从党媒到西单民主墙，均有不同程度呼吁民主、自由、人權和法制的言論出現。

儘管老鄧很快提出“四項基本原則”（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黨的領導，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緊箍咒，但也沒禁止李洪林發表他的四篇長文，題目分別是：“堅持什麼樣的社會主義？”“堅持什麼樣的無產階級專政？” “堅持什麼樣的黨的領導？” “堅持什麼樣的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字裡行間，透露出跟老鄧商榷的味道。

蘇老師在課堂上說過，雖然馬克思主義是共產黨的理論基礎，但不能視為金科玉律，更不能成為給人戴帽子打棍子的工具。真正科學的態度，是繼承馬恩的批判精神，學習歐洲馬克思學派的一貫傳統，允許自由討論，實事求是地修正過時的觀點，推動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健康發展。時任中組部長的胡耀邦，正受命負責平反昭雪工作，可見當時的政治氣氛，是上下同心，相互配合，因而有利於促進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

可惜改革開放好景不長。隨着推行老鄧“經濟放開” 與“政治管死”的矛盾政策，胡喬木、鄧力群等左派學閥開始發威，到處煽風點火，發動“反自由化”運動，讓剛剛有點改革起色的思想理論界，重新陷入噤若寒蟬狀況。隨著價格雙軌制、官倒腐敗、闖物價關失敗等一系列問題發生，導致八老逼宮，強迫胡耀邦下台，使胡身心受到重創，鬱悶而終，繼而觸發八九民運和六四屠城。

當時，我在賓漢頓紐約州立大學社會系寫博士論文，從胡、趙先後下台到六四槍聲響起起這段時間，我跟許多同學一樣，難以靜心寫作，天天守在電視機旁，看國際媒體從北京播發實況（感謝當時有限的新聞自由），許多時間花在聯名抗議和遊行示威上。記得北京知識界聲援學生大遊行那天，鏡頭上閃過社科院的隊伍，數百名專家和研究生，手持標語，高呼口號，從建國門往天安門進發，領頭的一位老人，正是蘇紹智老師。

然而，大遊行並未阻止戒嚴令的實施，最終發生流血慘劇。正當我們為群眾安危憂心忡忡的時候，大約6月中旬，突接蘇老師從北京來的電話，說他第二天要直飛紐約，並轉機到上州的錫拉邱斯，希望我能接機，送他去康奈爾大學，他要在那裡當半年訪問學者。

第二天中午，我按時趕到機場出口，跟手拉行李的蘇老見面。年近古稀的蘇老，頭髮灰白，神色凝重，向我講述了北京屠城後的情況。據他了解的情況，老鄧高調慰問戒嚴部隊之後，清查鎮壓即將向全國鋪開。因為他帶頭抗議，被官方點名，內定為清查對象，家人和朋友勸他，趁還有行動自由，“走為上策”。康奈爾大學這頭，早在半年前就請他講學，他早已辦好護照簽證，並收到往返機票。但迫於國內形勢，他無法脫身，多次延期，如今流血已成事實，他個人也兇多吉少，只好匆忙動身，等於“逃過一劫”。

當天晚上，康奈爾大學的中外朋友聚會，為蘇老師接風。依稀記得出席者當中，有詩人北島、作家張辛欣、博士生王紹光、賈慶國等人。大家討論最多的問題，是大屠殺之後“中國往何處去”。

流亡不改初衷，重新定位馬列

康奈爾大學的訪問結束後，又有幾所美國高校和研究機構，相繼聘請蘇老。我在美國接待過的國內學者，許多人英語表達有困難，需要借助別人翻譯，或照本宣科，逐句念稿。比較而言，蘇紹智是少有的一位能用英語溝通，可以離開講稿自由表達的學者。他說，這跟他四十年代在上海交大、重大學跟南開讀書時的英語功底有關，雖然後來荒廢多年，但撿起來相對容易。

後來，在大搜捕浪潮中，能逃的人選擇逃亡，不少人從港澳地下通道出走，流亡在歐美等地；不想跑或跑不了的，則被抓捕判刑，銷聲匿跡多年。白色恐怖持續兩年多，江澤民宣稱，要讓資本家“傾家蕩產”。雖然92年鄧南巡以後，經濟上繼續放開，加速走資，但政治上繼續高壓，迫害改革派知識分子變本加厲。劉賓雁、蘇紹智、嚴家其、王若望、王若水、戈揚、陳一谘、萬潤南等人，均遭雙開（即開除黨籍和公職），迫使他們長期流亡海外。後來，王若水、王若望、戈揚、劉賓雁、陳一谘等人，先後在海外去世，未能實現回國願望。

作為社科院馬列所的前所長，許多海外學者，認可蘇老師在中國理論界的權威地位，又能用英語授課，所以教學和研究機會很多，美國、歐洲和以色列等地，都有學府聘請他。但畢竟因年齡關係，沒有固定的終身教職，都是短期合同，長則一年半載，短則兩三個月。如此以來，經常漂忽不定，直到最後擔任普林斯頓中國學社主席，定居新澤西州，才買了房子，有了固定居所。

蘇老曾參與發起成立“民主中國陣線”倡議書，強調以和平、理性、非暴力方式，繼續推動中國的民主運動，還擔任過《中國人權》，《北京之春雜誌》，《當代中國研究》等刊物的編輯顧問，為海外民運貢獻良多。不過，在私下談話中，他對海外民運長期存在的管理混亂和派系紛爭感到失望，不想介入內鬥，而把主要精力放在做學問方面。在流亡歲月中，他依然筆耕不斷，發表過上百篇政論和八本專著。由於有機會遊學世界各地，與眾多學派探討交流，眼界大開，有助於他在後來的著作中形成許多新觀點。

此處，我不打算全面總結蘇老晚年對馬列理論的再思考，這方面已經有人做過嘗試，相信還會有人從事更多研究，這裡只想把我感受最深的三點觀察，奉獻給讀者。

第一，他緊密聯繫中國現實，對後鄧時代的體制演變，做出尖銳而獨到的分析判斷。例如2001年7月，江澤民宣布允許资本家入黨，苏绍智稱之為由“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統治，向“法西斯政权的转化”。這一判斷，顯示他有預感，後鄧體制的惡性膨脹，最終將導致跟世界市場與歐美民主體制，發生難以調和的矛盾衝突。

第二，蘇老認為，從理論上說，蘇中特色的“馬克思主義”與歐美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具有本質區別：前者墮落為黨國極權體制和國家壟斷經濟的遮羞布，後者才保持了馬克思社會理論的開放性與生命力。他強調“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在任何著作中设想过一党专政的制度，也没有赞成过赋予一党专政体制以压迫反对者的政治权力”。一黨專政的始作俑者是列寧，後被斯大林、毛澤東等獨裁領袖進一步發展，以高度强调领袖的作用，使一党专政發展成领袖专政，最終導致个人独裁。

第三，蘇老強調，馬恩晚年思想，特別是兩篇《導言》（即馬克思寫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與恩格斯寫的《馬克思“1848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導言》），是全面認識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的重要文獻。這兩篇晚年著作，對他們青年時代寫作的《共產黨宣言》，有重大修正。而黨國宣傳機構，對兩篇《導言》的翻譯出版和正確解讀，設置障礙，刻意刁難。

《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對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即從抽象到具體、歷史考察與邏輯分析的一致性，做了首次說明。馬克思說，“我們判斷一個人，不能以他對自己的看法為依據。同樣，我們判斷一個變革時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識為根據；相反，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現存衝突去解釋。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裡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蘇老認為，從當代世界經濟的現實看，以歐美為代表的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是迄今為止，人類社會所找到的最不壞的社會形態，其所能容納的生產力，還遠遠沒有全部發揮出來。而號稱社會主義的黨國體制和權貴經濟（毛澤東說是秦始皇加馬克思，蘇紹智說是秦始皇加斯大林），根本沒有與之競爭的優越性，遑論長期抗衡和取而代之。

在《馬克思“1848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導言》中，恩格斯發表了更多對早期思想的反思，特別是對《共產黨宣言》的反思。恩格斯說：“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一個幻想。歷史做的還要更多；它不僅消除了我們當時的迷誤，並且還完全改變了無產階級進行鬥爭的條件。1948年的鬥爭方法（即武裝起義），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經陳舊了。” 恩格斯還表示：“我們沒有最終目標。我們是不斷發展論者，我們不打算把什麼最終規律強加給人類。”

總之，我認為以上三點新思維，是蘇老晚年研究馬克思主義的重要貢獻之一，它們對馬列主義在中國社會轉型中的重新定位，具有不容低估的意義。

回國不失尊嚴，終生追求民主

六四流亡精英，對於中國的局勢演變，曾經有過盲目樂觀，其中以劉賓雁先生為代表。他曾面對電視鏡頭，斷言數周、數日，甚至若干小時之內，鄧李楊鐵血政權就會倒台。但歷史證明，中國的事沒那麼簡單。在鐵腕鎮壓和國際綏靖協助之下，鄧小平強硬派穩住了陣腳，並用南巡講話強推瘋狂走資，居然帶動了江胡兩朝的快速經濟起飛，令世界大跌眼鏡。一批中外御用學者吹捧起來的“中國模式”和“北京共識”論，一度甚囂塵上。

面對迷茫的形勢，部分六四精英和流亡人士，開始在喪失自我。有的轉換跑道，回國發財；有的改變調門，助紂為虐，或暗地為大外宣服務。與此同時，也有一些流亡老人，雖然沒有改變立場，但迫於年事已高，在海外養老有諸多不便，也開始尋求“有尊嚴回國”的途徑。上文提到的王若水、王若望、戈揚、劉賓雁、陳一谘等人，都曾有不同程度的努力，但都因使領館要求寫“悔過書”而做罷。據我所知，能成功保持尊嚴回國定居的，只有于浩成和蘇紹智兩位。有些不了解情況的朋友，誤以為他們有特殊管道，或者跟當局有勾兌（寫過悔過書？），所以才能順利回國，其實不然。

我跟他們兩位比較熟悉，無論在海外還是國內，都多有交往，所以知道一些情況，不妨順便說說。于老有中國護照和美國綠卡，可稱為“于浩成模式”。他跟許多其他流亡者一樣，開始都想跟中國領事預先溝通，答复都是要寫“悔過書”，於是做罷。後來家人建議，乾脆不理領館，就拿護照買機票，直接闖關回國，萬一在機場出事，就把矛盾上交給當局，看他們如何處理。

於是，夫妻倆人分開行動。太太前一天順利回國，于老乘第二天的航班。到北京入關的時候，被要求補充一份“檢疫表”，耽擱一段時間。急得子女們團團轉，以為出了狀況，開始準備向媒體曝光。關鍵時刻，終於看見于老，滿悠悠走出通道，這才通知洛杉磯的女兒于君，立即辦理托運幾十箱書籍行李。因為于老原單位屬於公安部，所以托運物品都沒有經過嚴格檢查，所有海外書刊毫髮無損。

蘇老情況有別，太太是中國護照，自己是美國護照，我稱它為“蘇紹智模式”。開始的時候，蘇老去申請中國簽證不成功，領館也是要求寫“悔過書”，被蘇老拒絕。半年以後，蘇老跟太太一同參加團體遊，由旅行社代辦，居然順利拿到簽證。於是隨團回國旅遊，旅遊結束後，回到北京家中。待簽證到期需要續簽的時候，蘇的個案申請自然上報到高層，蘇老的續簽居然順利獲准。當局還承諾，今後可以無限延期，也不需要自己到場，可以讓孩子們代辦。我分析這種特殊安排，是基於以下幾個因素：第一，蘇老畢竟是改革開放的理論功臣，當局不可能不考慮到他的巨大影響；第二，他在海內外的行為都公開透明，非常理性，不會對當局構成直接挑戰；第三，年事已高，雙目近乎失明，若刁難這樣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需要要承擔的道德成本實在太高。

苏绍智先生最后的生日

總之，兩位老人能成功落葉歸根的一個共同經驗，就是不必跟下層事務官員羅嗦糾纏，直接採取行動，把難題推給對方，讓上層去決定。當然，他們每人都有獨特的條件和具體情況，別人是否能成功模仿，是另一回事。

蘇老回中國定居以後，記得又來美國看望過女兒兩次。近七八年視力更加惡化，只能在北京家中的小花園中散步。不能讀書看報，讓蘇老失望著急，我勸他 “眼不見，心不煩”，放寬心休養，用耳朵聽聽新聞就可以了。他說，拜託現代通訊手段，通過收聽，他依然能做到“秀才不出門，便知天下事”。中美貿易戰開打以來，蘇老對中國社會的和平轉型充滿信心。他說，從他學生們的口中可以知道，絕大多數有理性和良知的知識分子，無論在朝在野，都支持深化改革開放，讓中國向普世價格靠攏，最終走上經濟市場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康莊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