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序

《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这部书稿终於要出版了，可喜可贺.宗凤鸣同志嘱我为此书作序，当是义不容辞事。
 我是湖南人，紫阳是河南人，都在湘豫两省之间的武汉读过书。我比他大两三岁，我在武汉大学时，他在武昌高级中学.「一二。九」运动时，我参加武汉秘密学联活动，他的同班同学密加凡和孙士祥同我关系密切。一九八○年，他到国务院工作，我们才常见面。
 八十年代紫阳在位时，我同他有过两次重要接触.一次是在一九八二年谈三峡问题.他是比较赞成我的看法的，曾将我写的《对水利工作的意见》批转给当时召开的水利工作会议，作为会议一号文件。
 再一次是在一九八七年谈邓力群问题.我告诉他有人正活动让邓力群当总书记，并谈了我对此事此人的看法，随后又写了一封致「紫阳同志并小平同志」的信。紫阳很快就将此信转呈邓小平。邓也很快就作出「撤销邓力群的一切职务」的批示。前后仅三四天时间.
 紫阳被软禁后，我同他有过三次直接接触，两次是在他的家里，一次是在他的病房里.
 在紫阳家里的这两次接触，一次是我单独去的，一次是我同宗凤鸣一起去的。我们谈了许许多多问题.
    
    决意改变党垄断一切的状况
    
 记得当时自己曾建议紫阳写回忆录，把他的重要经历尤其是「六四」经历写出来，给后人留下真实的历史。他是当代中国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当事人，他要是不说，后人就有可能弄不大清楚这些重要历史事件。紫阳说，他会考虑我这个建议的。后来，他专门托宗凤鸣转告我，要我放心，他至少会把有关「六四」的材料留下来，把他所经历的和所知道的有关「六四」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后人。
    
 还记得当时紫阳对吴江误写他的一件事耿耿於怀。吴在其《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一书中，说赵紫阳曾於一九八四年给邓小平和陈云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告胡耀邦的状。紫阳同我说，当时的确给邓小平和陈云写了一封信，但信的内容是谈其他的事，而不是告耀邦的状；幸好还留下这封信的底稿，送你一份複印件。紫阳还说，自己处於被软禁状态，无法站出来说明情况，辨析真伪，曾希望吴江能够做一个更正说明；可是，吴置之不理，令他十分伤感。我听了他的这番说明，看了他的那封原信，觉得他讲的是实情。
  在紫阳病房里的那次见面，是我与老伴一起去的。由於老伴的坚持，我们在门口磨了半个小时，才被允许入内探视。见面后，我首先代表许多老同志向紫阳问好，希望他多加保养.在随后的谈话中，我们谈到了两本书，一本是宗凤鸣写的《理想。信念。追求》，一本是杨继绳写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这两本书都谈到了紫阳，谈到了他所提出的中国改革路线和他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紫阳很关心这两位作者的处境，生怕这两位作者因替他说话而受到连累。我告诉他，这两位作者所在单位的领导都找他们谈话了，查问他们为什么要出这两本书；不过，他们目前都还能正常生活。紫阳说：「那我就放心了。」
  这是我同紫阳的最后一次见面。他在十余天后就去世了。我可能是他最后见到的一位老同志了。
  在这个党的历任领导人中，赵紫阳是很难得的一位。他能够吸取这个党的历史教训，还能够吸收西方的一些好东西，尊重人类社会发展的普世规律，竭力要把中国带到正确的道路上。
  他主张中国不仅要搞经济发展，还要搞民主与法治建设，并因此而同邓小平发生分歧。这一分歧集中地表现在当代中国改革究竟包括不包括政治改革这一问题上。
  邓小平只赞成搞经济改革，不允许搞政治改革，主张在强化党对社会的全面控制的前提下搞市场经济。结果搞出来的只能是腐败丛生的市场经济，或说是权贵肆行的资本主义，其间充斥着大量的权钱交易现象和社会不公正现象，并因此而加剧了各种社会矛盾，如干群矛盾、贫富矛盾、城乡矛盾，等等。如今这些社会矛盾仍在发展，有可能孕育成各种社会危机。
  赵紫阳则主张不仅要搞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搞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要走市场经济与民主法治相结合的道路。
  他决意要改变这个党的由个人说了算的体制，力主扩大党的民主，变集中制原则为民主制原则.他曾提出在中央核心领导层内不设总书记的职务，採取中央常委轮流坐庄的方式，以防止个人专权。
  他还决意要改变这个党在这个国家里垄断一切（包括垄断人的一切权利）的状况，力主扩大社会民主，变一党专政国家为民主法治国家。他主张要实行党务公开、政务公开、财务公开；直接选举村、乡、县、市级领导干部，差额选举省级和省以上级领导干部；真正做到党政分开，国务院各部委不设党组，党委不设对口部门；同时保障人民的公民权利，实行工人自治、村民自治，给人们以言论自由。
  紫阳还积极反「左」。一九八三年，他与耀邦联手制止邓力群、胡乔木等人搞起的「清除精神污染」闹剧，使得这场左派复辟活动只搞了二十八天就戛然而止。
 一九八七年，耀邦被逼辞职，左派再次反扑，掀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狂潮。紫阳及时发表「五。一三」讲话，坚决阻止这一狂潮的蔓延，随即拆掉邓力群的「左庙」即「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并更名《红旗》杂志为《求是》杂志.
  一九八九年，耀邦去世，学潮骤起。紫阳坚持在民主与法治的基础上处理这一突发事件，主张和平对话，反对军事戒严，不惜为此而丢弃权位，并失去自由，遭受漫长无期的软禁，直到去世。
  在我们这个党的历史上，接连出现胡耀邦和赵紫阳这两任总书记，是一件很不容易的幸事。有人说前者是这个党的「良心」，后者是这个党的「大脑」。
  这两任总书记都积极推进改革事业，并且都主张经济改革必须与政治改革同步，因而都在此问题上超越了邓小平，并也因此触怒了邓小平，引发了历史悲剧。
  不过，这两任总书记也有些区别.在政治民主化道路上，耀邦走得要早些，紫阳则走得要远些，如为淡化党的领导而要取消国家机关党组.在个人政治结局上，耀邦最终做了违心检查，紫阳则拒绝做出违心检查，并为此付出失去自由的代价.
  我曾当面问过耀邦为什么要做那个检查。他答道，我还要顾及这个家。他是担心因自己的问题而连累家人。
  后来紫阳也面临当年耀邦曾面临的问题，也要考虑自己所做出的决定有可能连累家人的问题.为此，他召开了家庭会议，徵求家人意见。家人都表示支持他，无怨无悔。
  紫阳也就没有许多后顾之忧了，於是做出反对戒严和拒绝检讨的决定。他的这个决定是一个了不起的决定：
  一是为坚持真理而准备牺牲自己的决定──他当时已做好了要坐牢的准备；
  二是改写了中共党内政治生活史的决定──他是中共建国后第一位拒绝做检讨的下台总书记，也是中共建党后继陈独秀后第二位拒绝做检讨的下台总书记。
  总之，紫阳做出这个决定，是对这个党、这个国家、这段历史负责。
    
    用心地看过初稿和二稿
    
  受宗凤鸣委託，我看过这本书的初稿。后又受宗凤鸣和赵紫阳家人的委託，我又看过这本书的二稿。我每次看稿都看得比较用心，记得看第二稿前前后后看了很长时间，看得视力模糊。
  我看得比较用心就是考虑到，由於紫阳本人没有留下回忆录，而其他人也不可能在这长达十几年时间里频频与他作倾心交谈并作详细记录；因此，宗凤鸣这本书就具有了填补空白的意义。
  这本书真实地记录了紫阳在软禁中的许多次谈话，许多次有关这个党、这个国家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谈话，尤其是有关当代中国改革问题的谈话。反过来想，如果没有这本书，紫阳的许多重要思想就不会保存下来，至少不会保存得像这本书所记述得那样清晰。
  当然，这部书稿所记述的，只能说是紫阳的一些重要思想，还不能说是紫阳的所有重要思想。
  不过，这部本书稿从总体上看，还是非常珍贵的。可以这么说，这部书稿最突出的价值，就在於它的「唯一性」，即「唯一」持续地记述了赵紫阳在被软禁十几年间的上百次谈话，从而真实地再现了他在这一时期的思想轨迹.
    
    宗凤鸣是我们和紫阳的联络员
    
  在同宗凤鸣多年接触中，我能感到他是一个非常朴实的人，很谦虚，也很实在。
  我们许多老同志还都认为他是一个非常仗义的人，能够为探视被软禁的老战友，而敢以「气功师」的名义去闯戒备森严的赵家门卫，居然闯关成功。
  也正因此，他在这十几年中，事实上成了我们这些老同志与赵紫阳之间的联络员.一方面，将我们所瞭解的情况以及我们对时局的看法带进去告诉紫阳；另一方面，又将紫阳的反馈意见带出来告诉我们。更重要的是，他在这十几年中，认真地记下了他同紫阳的许多次谈话，并把这些谈话集结整理成了我们眼前所看到的这本书。无论怎么说，这都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我在前文已说过，赵紫阳反对戒严和拒绝检讨是对这个党、这个国家、这段历史负责。我在此处还要说，宗凤鸣写出这本书，不仅是对这个党、这个国家、这段历史负责，而且是对赵紫阳个人及其历史负责。所以，我们这些老同志都为紫阳交了这样一个侠义老友而感到庆幸。
  总之，宗老写出这本书是很不容易的。他不是偶尔地记下了紫阳的某几次谈话，而是持续十多年地记下了紫阳的上百次谈话。另外，他也不是写文章出身的，也没有做过记者，只是到了晚年才开始写书，并且一写就写很重要的书，其难度可想而知。为此，我们应当向宗老致敬。
  听说有关部门已经找宗老谈过话，查问他写这本书的事，不知会查问出什么结果来。我想时代已经进步了，总要讲讲「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道理吧。最后，我这个已九十岁的老头祝他这个快九十岁的老头，高高兴兴地写书，平平安安地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