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桦：突破人性禁忌的勇士
文/范建
《叹息也有回声》
白桦
我从来都不想做一个胜利者，
只愿做一个爱和被爱的人；
我不是，也从不想成为谁的劲敌，
因为我不攫取什么而只想给予。
我竟然成为别人眼中的强者，
一个误会！有海峡那么深！
我只不过总是和众多的沉默者站在一起，
身不由己地哼几句歌。
有时，还会吐出一声长叹，
没想到，叹息也有风暴般的回声！
可我按捺不住因痛苦而流泻的呻吟，
因爱和被爱而如同山雀一般地欢唱；
痛苦莫过如此了……
1月20日是送别伟大的诗人和小说家白桦的日子。我们读着他的这首诗向他作最后的告别。
白桦的名字在中国文坛要说家喻户晓，是在1980年全国批判他的电影《苦恋》（搬上银幕为《太阳和人》）而名声大振的。1月15日白桦去世后，歌颂他的声浪掀起一个高潮，这也带给我们思考，为什么白桦走后，就有那么多人为他唱赞歌？可在他生前，在他最需要帮助和支持的1980年，却有那么多的人给他戴帽子打棍子，甚至一些和他要好的朋友战友都躲得远远的呢？可能会有人说，当时或迫于环境；或近于压力；或挺身而出不合时宜。那么，相比于雪中送炭的吴祖光、巴金、周扬、杨振宁，那些锦上添花的事后诸葛亮们应该感到汗颜。这使我想到当上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选院士生前对我说过的一句话：当年我在最需要支持的时候却没有人支持。现在，在我不需要的时候却有那么多说好听话的。真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
如今，白桦不在了，逝者为大，再也没有人批判他了。那些溢美之词对他来说已经毫无意义。我们不禁要问，他在最需要支持和声援的时候，那些唱赞歌的人又上哪里去了？造神和毁神或许是中国的一个文化现象，对于白桦来说，当年他人在时可以“毁神”，现在，他人不在时又可以“造神”。
白桦的出名是因为《苦恋》的禁演而惨遭批判。在中国有一种现象，有时，一个作家的出名，是因为一部作品的挨批，批的越狠就越出名。
批了白桦以及《苦恋》距今已有近四十年，电影却一直没有公映。而七零后出生的人几乎没有听讲过。当时，很多人看不到大陆的《苦恋》而去找台湾1982年拍的《苦恋》。由于台湾人没有那样的经历，所演的远不是那么回事。在过来人的有限记忆中，也只能从报刊的批判文章中知道当时“毒草”的主要内容。如今，编剧白桦、导演彭宁、摄影师张松平都已作古。很多人也把白桦和苦恋遗忘，想来也真是寒心。
这里先讲两个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上世纪八十年代，一次白桦和作家彭荆风等人来北京，下了火车，正赶上饭点，就找到沿街边的一家饭馆，人满无坐，就找到服务员。开始服务员爱搭不理，当说到我们来吃饭的人有个白桦，服务员就来了精神，问是不是《苦恋》的作者。正是！服务员一听，马上跑去喊经理，边跑边嚷：“经理，写《苦恋》的白桦来啦！”这一喊不要紧，所有吃饭的人都站起来看白桦。经理来后，马上安排一个单间，上了好些个菜，还没多要钱。
另一个故事发生在八十年代末那场风波后，我供职的一家报社刚换完班子，我的同事因为坚持回国而和不肯回国的妻子分了手。在一次一把手召集工作汇报时，他诉苦道：“我爱祖国，可是祖国却不爱我。”谁都知道，他的这句话是引述《苦恋》中的一句台词。在公开的场合，一把手却不动声色地听着，似乎还在默默地点首，场下的同事也没有人去向更高一层告密。
从这两个故事可以看出，当时《苦恋》在老百姓心中的影响和地位。它整整影响了一代人。
1981 年 4月20日，《解放军报》以近整版篇幅发表的批判《苦恋》的三封“来信”，接着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长篇评论《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进行严厉批判。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部队作家白桦同志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则不仅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甚至到了实际上否定爱国主义的程度。”它“反映了存在于极少数人中的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及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随后，《北京日报》等一些媒体也相继发表批判文章。全国掀起新一轮批判白桦和《苦恋》的高潮。
尽管人们没看到电影，喜欢文学的读者仍然在已经发表的《十月》杂志上和1980年的11期《大众电影》的《苦恋》封面剧照上了解了这部电影。人们仍急于想看到曾经饰演孙中山的刘文治饰演的男主角凌晨光和黄梅莹饰演的女主角绿娘、以及经常饰演女地下工作者的冷眉和电影明星许还山表演。
刘文治 饰 凌晨光 黄梅莹 饰 绿娘
《苦恋》是以画家黄永玉为原形，描写了一代知识分子对祖国苦苦爱恋却得不到承认的曲折经历。其中，也表达了文革后艺术界反思社会的共同心声。然而，中国的黑色幽默却叫你哭笑不得，本来是要把这个人批深批透，把作品批得体无完肤，没有想到却引起许多人的共鸣和叫好。
影片在内部放映时曾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其一说是艺术上有追求和突破，但提法把握不准。其二说是政治上有问题。直到送审北京，引起轩然大波，被禁止发行放映。
当年针对批判《苦恋》的是那些传诵一时的著名台词，正是这些被称作“时代伤痕拷问”的台词，使白桦卷入批判与争议的漩涡。争论批判的焦点主要来自五个方面。
一是“文革”期间，主人公凌晨光一家被赶到没有窗户的小黑屋，凌晨光生日竟被打得遍体鳞伤。其女星星无法忍受屈辱决定和男友出国。苦恋祖国的凌晨光坚执不肯，女儿反问父亲：“您爱这个国家，苦苦地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凌晨光无言以对。此后，他被迫逃亡，藏身芦苇荡。剧终，雪过天晴，凌晨光用最后的力气，在雪地里爬出了“一个巨大无比的问号”。其罪状是诬蔑祖国。
二是，童年的凌晨光在寺庙里看见黑黑的佛像问：“为什么这个佛爷这么黑呀？”回答说：“善男信女的香火把他熏黑了……”其罪状是影射毛主席，认为“这种隐喻和暗示，所能产生的社会效果，只能是把人们对‘四人帮’的仇恨引向党和党的领导人，引向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
三是影片中的天空有人字排开的大雁，而地上有主人公爬在雪地里留下的大写的“？”号，寓意人性得不到起码的尊重。
四是影片出现的“文革”结束，主人公死去的情节。批判者认为，凌晨光就不应该死去。应该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五是影片结尾,一个太阳,数枝风中的芦苇在阳光中飘荡,画外配以每一声定音鼓强击,银幕上就出现一个点。连续六声强击,六个点出现在银幕上，演变成荒诞的结论：“非常恶毒地对着红太阳开了六炮”。
而震憾力的场景却让看过此片的人们津津乐道——
配角许还山饰演的秋山被下放农村。当他请假回来，画家凌晨光到车站接他，当他看到在一辆汽车的夹缝中窜出一个穿着破棉袄，腰上捆扎一根草绳的人，正是同船归国的秋山时，高兴地上去紧紧拥抱说：“你可回家了！“秋山颤抖着说：”家？家在哪儿？哪里是我的家？有过家吗？……”一代知识分子委屈的述说，但凡看过的无不动容落泪。当凌晨光带秋山回到了家，碰落门上的锁掉下一封信，当秋山看到妻子的《死亡通知书》，一下子瘫坐在地上。
简短的对话，蕴含着知识分子的坎坷命运。这是中国亿万知识份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所遭遇的共同命运。正是他们害怕这一真实的艺术感染力，才视《苦恋》为洪水猛兽；正是《苦恋》艺术的升华和思想的深邃，他们才害怕群众的共鸣心和向心力。这一镜头，作家白桦看了7遍，场场泪湿衣襟。
1981年的批《苦恋》事件，军队左的影响更为突出，有的人甚至用“恶毒极了“形容《苦恋》。扣帽子打棍子使用的都是文革的一套手法。从公开的资料上看，在《苦恋》被批、白桦遭难时，只有四个人在公开场合上对他表示了同情和支持。一个是吴祖光，一个是巴金，一个是周扬，一个是杨振宁，另外就是一拨素不相识的群众给他的支持和声援。
1981年8月3日，胡耀邦主持召开思想战线座谈会，军队作家白桦因为《苦恋》风波在武汉军区正接受批判。当时，发言者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个个义愤填膺，极尽墙倒众人推之能事。唯有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吴祖光挺身而出。他不仅不批，相反却称赞说：“这部作品温柔敦厚！”
刚从文革苦海中被解放出来的周扬不赞成对《苦恋》的粗暴批判，他帮腔道：白桦是一个有才华的作家，作品《苦恋》有错误可以批评；应该帮助作家把电影改好而不是“枪毙”；批评应该实事求是。
难能可贵的是圈外人，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在经过特许看了《太阳和人》后所流下的激动眼泪。他为影片”很好、很美、很动人“而深受感动。他鼓励白桦”按自己的想法改下去“。他认为，“在大的事件后，可能出现艺术精品。影片是不是上演和影片本身的价值如何是两件事情。可以放到100年以后再看。”
尽管白桦身陷逆境，但他最大的安慰来自于全国各地雪片似的读者来信，这个他所不认识的庞大群体，既质问报刊，又给他温暖的慰籍，使他动情地失声痛哭。
一位蒙古族小姑娘给他来信说：“我知道您是一个历经坎坷的作家，如果您无处投奔，热诚地欢迎您到我们草原上来。我们的毡房里有属于你的一张毯子，我们的毡房里有属于你的一双筷子。”
很多不认识他的人跑到武汉军区大院，叫他别检讨，要挺住。北大出现的大字报写道：白桦，你要跳筒子河（北京皇城边的护城河），我给你投粽子！
一位工学院的学生给他打电话，一定要见他，他怕连累学生而婉言谢绝。学生说，我只看您一下就走，学生步行了十公里，找到他，把怀里抱着的一块岩石放在他桌上，泪汪汪地看着转身而去。岩石下压着一张纸条：“愿您像岩石一样坚强。”
在白桦孤立无援的境地下，这种可贵的支持和心甘情愿的保护，使他流下了激动的泪水。而那么多的人支持他，所以他写出了《春天对我如此厚爱》。他结交了许多的底层的朋友，最支持他的就是这些普通人。于是，他可以不顾一切地不远万里到云南的雪山里寻找他30年没见的藏族朋友。
可是白桦万万没有想到，那位举国闻名的大诗人听完这个真实的故事竟热泪盈眶。但过不了几天，他的泪眼还没有消失，就在表态会上发表了穷凶极恶的批判讲话，而主管思想战线的胡乔木坚持对《苦恋》的政治错误进行了严厉批评。并要求《人民日报》转载《解放军报》的批判文章，而遭《人民日报》的抵制。
这也使白桦看到了另一种人性。
白桦在墙倒众人推的逆境下，在一片批判的呵斥声中，我们也看到了人性的丑恶和人性的无奈。文人相轻带来的作家之间存在的代际之间的影响焦虑，既有后辈对前辈的否定，也有同辈之间的否定。而文人相轻又引来了党同伐异，他们结帮拉派，偏向同伙，打击异己。这也是中国文人失去了自我人格的劣根性。他们迷失了独立思想、自由精神。他们被权利所诱惑，被利益集团所收买。
建国七十年来，中国文坛始终跟风不断，以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宗旨。在一边倒的歌功颂德面前，尤其在歌舞升平之时，文艺界相互间好话说尽。待到另类倒台，便又同仇敌忾。文艺界历来以人画线，讲圈子、结帮派。圈子里的人利益共享，作品有人捧，个人有人吹。一遇到政治气候变化，同道危难之时，圈子就起不了多少作用。原先你的朋友，知己，一个个也也会消失得干干净净。白桦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当他因《苦恋》陷于四面楚歌，在分开场合，除吴祖光、巴金、周扬、杨振宁外，那些了解白桦的更多的文艺界圈内人，几乎没有人站出来帮他讲话或保护他，甚至连说句讲公道话的人也没有。充其量也就是私底下劝劝而已。
分析一下出现这样的结果和产生的环境和原因大概有这样五个方面：
一是中国的文化传统造就。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就实现了分化文人群体的目氛围，直到“石渠阁”之争，又进一步形成党同伐异之势。以至于上行下效。文人的媚上，自我和软弱，注定了自甘套上人为的枷锁，成了“圣意”的暗合者和“忠君”的合谋者，正是这样的文化传统糟粕，使中国文人为至尊服务的大脑被禁锢了两千年，而且不断陷入“党同伐异”的怪圈之中而无法自拔。他们以整人为乐事，以批人为能事，一旦介入，便喜不自胜。
二是中国文人软弱的随风摇摆墙头草性格。风往哪边吹就往哪边跑。他们毫无骨气可言，更无志气可鼓。哪里势力强就往哪里倒。他们看中的不是人格而是利益。一是靠此升迁，二是寻求自保。即使运动过后，宣布搞错，也落得个不得已而为之的自圆其说。
三是在揭批同仁的大势面前担心引火烧身，自找苦吃，明哲保身。有的甚至以一马当先的无畏精神，参与揭发批判，以显觉悟和立场。要表示自己的立场，就要表演自己的“坚定”。然而，面对强权的压制，即使我们无能为力，至少可以保持沉默。可是，更多的文艺界名人却在强权面前却被吓破了胆而失去人格。
四是存有社会土壤的滋生的培育。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只有有上面发话，一定就有下面群起应和之声，且形成燎原之势。在底层，经过洗脑后的忠君思想很能唤起一个敏锐的情感链条。据中国民间民情调查对三座中等城市的六千名25岁的居民对18个问题的《问卷调查》显示，“长期洗脑导致B如云”。例如：你对建国初镇压反革命搞土改有何看法？82%的人认为，在当时情况下很有必要。你对鲁迅先生如何看法，是否怀有崇敬之情？你心中的英雄是谁？78%的人对鲁迅知之不多，崇拜的人物是汉武帝、诸葛亮、岳飞、毛泽东、金庸、姚明……，你是否知道顾准、张志新、林昭、遇罗克？90%的人不清楚也不感兴趣。这些思想，正是产生于此类土壤的培育浇灌。恰如莎士比亚说：“成功的骗子，不必再以说谎为生，因为被骗的人已经成为他的拥护者，我再说什么也是枉然。”
五是在政治气候下的主流思想观念所形成的潮流和暗流涌动。比如，电影艺委会的一位领导竟偷偷复印了白桦的剧本，送到高层栽赃告密；有把持文艺宣传口的极左份子理直气壮地认为，批判、鞑伐修正主义的解冻文学是捍卫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对白桦这样的右派，刘白羽就坚信当年并没有划错；而两位军区司令更有过之而无不极：“如果党下命令，我来枪毙白桦！”
显然，由于这样几种原因，才产生出历次政治运动数以海量的应和者。尽管面对当时不得已而为之的环境多数人无力抗拒，但每一个过来人扪心自问灵魂深处，我们在白桦的批判声浪中都做了些什么？
作家白桦做人的品格是高尚的。而难能可贵的是，他具有超前的意识和觉醒，他在苦恋中宏扬出一个发人深省的主题大写的人性。天空中飞飞翔的人字排开的大雁，是他彰显人性的尊严这个划时代的主题，有什么能比得上人性第一和人的自由和民主的可贵？与此相呼应的便是雪地上这样的恶劣条件下衬托出的热爱祖国的画家，他在艰难的雪地中爬行出的一个巨幅大写的问号。这既是当时阴郁的现实，又是艰难中无声反抗的呐喊。
如今回过头来再看批判《苦恋》，是一次思想观念的较量，也是文革死灰复燃的反扑。可以说，长此以往，使得知识界很多人噤若寒蝉。谁能不担心新的文革再次卷土重来？正是人们身临其境这样的批判运动。才检验着更多人的观念和勇气。正如白桦所说，对《苦恋》的争论，你不应该问我有什么问题，而应该让那些人来回答！毒草从何而来？为什么上纲上线？正常的创作活动为什么一定要贴上标签？作家的生命体验和真诚作品为什么要进行强奸和撕扯？
白桦从1957年被打成右派到1976年的整整20个年头，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无声无息地埋没在没有阳光的地层下”。他晚年受着腰椎劳损和前列腺癌的困挠而不能站立，他的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他的大好创作年华被断送。可他面对强权，尽管挺直腰杆，但有时也不得不“屈从于大地的地质活动，被迫陷入溶洞，因局限而成为潜流”。这既是白桦的悲哀也是国家的耻辱。
白桦经历了悲惨的磨难，但他并没有改变自己，他说，“改变就不是作家。作家的使命，就是向死而生。这样活是尽责。”但他为了“尽责”，他付出巨大的代价。可他并不后悔。由于他给家庭带来了不幸，他的儿子心有余悸，甚至劝他放弃文学，可他坚守，“文学就是我的生命。”
他坚守的不仅是文学的理想，而是生命的底线。这就是让民众不再蒙冤，不再蒙羞，不再蒙骗。
白桦说，他到了晚年时作品才成熟起来。何谓“成熟”？白桦的标准是：可以给后人留下20年的作品。写悲剧，是为了警戒后人，可惜在他的生命创作的实践中，改来改去改成了如温吞水一般。白桦的写作负有责任感。所以，他的晚年的作品成熟说的不单纯是自己，而是对现代作家的诘问：你们的作品有多少是真实的？可信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从另一个角度引申来看，我们的许多作品，忽多忽少地存在着制造冤屈、替罪恶遮羞、欺骗人民，为虎作伥，甚至起到了文艺打手的作用。我们的许多作品都经不起历史和时间的检验，当我们用现在的眼光看待过去的作品，就是对它的否定，而未来的眼前看现在的作品，或许又是对对现在作品的否定。显然，我们逃不出历史循环演进的怪圈。
《苦恋》中间很多段，穿插着大雁在天上排成“人”字，实际上就是强调人应该恢复人性和人的尊严，“人”字应该写在天上，而不是写在地上让人践踏的！白桦的禁忌就犯在了谈人性上，然而，文学就是是人学。谈人性就是接近真实，在这里就很危险。而不谈人性就意味着虚伪。不能。白桦无论如何都不能再虚伪下去，文学就是要讲真话，这是最起码的要求。
除了《苦恋》倍受争议外，他的许多作品都引起过争议。他的话剧《吴王金戈越王剑》也被被禁演。他却发出这样的呼唤：“请透过我的创口看看我的年轮吧！每一个冬天的后面都有一个春天……”他的电影《李白与杜甫》虽然没有拍摄也在承担“罪责”。他花了十年的长诗《从秋瑾到林昭》锋芒直指民族的劣根性和时代的黑暗。用生命捍卫民族尊严、用文字诠释风骨良知。他的《曙光》被改得支离破碎，可我们却听到他的呐喊：“宁肯歌颂民主墙上一块砖，千万不要歌颂救世主。”他创作《今夜星光灿烂》曾几次因故停演。就是因为如实写了死去的战士而被无端定为“宣扬战争恐怖”。
事实上，从白桦的创作脉络的走向看，他沿着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艰难地跋涉着，并无一幸免地成为每一次运动的批判靶标。当那一发发击中他内心的真实声音，也是最珍贵、最高尚的文学的天籁。
从虚伪走向真实，也是他走向灾难，但灾难也使他获得真实的新生。
他是中国作家“苦难一代”的突出代表；他是社会的良知，他的存在的价值就是他的社会批判精神。
白桦如桦树一样。他不畏艰险前行在中国作家的前列，他提出了作家尚未提出的人性的疑问。有人说，白桦是当代文坛最后尊严的象征。不！他在世时，勇敢地突破人性尊严的禁忌却得不到自己在《苦恋》中追求的做人的尊严。要说象征，他称得上是中国知识分子良知、良心和骨气的象征。
白桦一生写下了电影，戏剧，小说，散文，但他最突出的才华还是诗歌。在诗歌没落的今天，正好衬托他诗情的万丈光芒。大家听，这是他的声音——
除非是让我死
不
即使是死
我也不会忘记你
我的灵魂会把记忆交给悬崖峭壁
以化石的方式留传后世
如今，白桦走了。盼望着他的那部未能公开的杰出影片《苦恋》能重见天日，也希望那样的悲剧不再重演。让全国人民看着这部受冤屈的影片来纪念这位伟大的诗人和作家。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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