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鲁军：也谈“林牧现象”

《时事琐记》           

近读原胡耀邦政治秘书林牧回忆录《烛烬梦犹虚》——单看这书名就令人唏嘘：人生的蜡烛行将燃烬，可一辈子为之奋斗的东西却连影儿都看不见，"梦犹虚"！巨大的悲怆和凄凉是你向这世界的最后告别……于浩成所作序言用的题目是《觉醒与回归——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艰辛之路》，他推崇牟传珩所概括的"林牧现象"——即从中国体制内分化出来的一大批背负着"红色记忆"和中共沉重历史的官员与知识分子在八九之后转变为民主派或彻底的民主主义者的群体现象……林牧无疑是这一群体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在党内受到长达13年的残酷打击，包括两次入狱、两次群众专政、两次开除党籍、多次自杀未遂和8年半劳动改造……尤令我难以释怀的是，晚年林牧是江胡重点维稳对象，十年前紫阳去世后，为阻止林悼念赵，涛竟下令羁押时78岁的林牧两个礼拜，再一次对他的身心造成重创，第二年他溘然逝去……
      "林牧现象"实际上是一种再明显不过的"异化现象"：早年怀报国之志投奔共产革命，走延安、下长安、建共和、逐光明，成为体制内精英和中枢机要，孰料到头来革命吞噬革命之子，九死一生，大梦方醒，遂从马克思主义退回到五四时期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从而成为体制不可饶恕的对手和敌人……
       坦率说，与那些颂扬、讴歌者迥异的是，我对"林牧现象"一直是有所保留的一一这绝不妨碍我强烈谴责任何对于林牧的迫害和摧残……因应八九之变而导致原体制内精英世界观和政治理念发生刀锋般转变的个案不胜枚举，我发现其中绝大多数系遭体制侮辱者驱除者、以及权力场上的落难者和受迫害者，也即是说，个人境遇的悬崖般跌落及遭受政治与人格凌辱，往往构成上述刀锋般转折的主要成因……易言之，这些受难者的思想向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根本转变，并不起源于他们的理性思考和科学研究，却是拜他们所处的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化所赐……我没有贬低之意，仅是揭橥事实……应该说，像陈独秀这样的身为中共创始人、却在后期从对斯大林独裁暴政的观察研究中大彻大悟毅然悔过自新者，八九之后在中国寥若晨星(碍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我今日无法端出他们的姓名与事迹)……"林牧现象"中绝大多数的转变者，不外乎从原体制出局之后随民主波逐自由流的精明弄潮儿……我这么说只是政治素描，James教授则毫不客气，他的犀利与深邃直刺人性和历史的最深处："……三年内战，煮豆燃豆箕，死的都是贫农，林牧们没有反思，反而弹冠相庆。土改，夺人物权，索人性命，还毁尽作为中华文明支柱的乡村伦理规范，他们没有反思，反而欢呼雀跃。镇反肃反，滥杀无辜；反右阳谋，士人屈膝；饥荒人祸，饿殍遍野，他们没有反思，反而志满意得，呼风唤雨，助纣为虐。他们的转变，显与国难民瘼无涉，而是在'党内残酷斗争'的历程中不幸中枪，甚至竟为流弹所伤，一旦垂垂老矣，感怀'郁郁不得志'，无奈又回到当年信仰之起点，悔曩昔之稚，遂萌改弦易辙之念。这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现象。如今，且不说没有他们当年的信仰，没有转变起点，也没有可自由挑选的路向，现时的'争斗'没有平民化，买官鬻爵的'遂志'道路…仍是坦途。这些假共产主义者信奉的是物竞天择的森林法则，只会沿着人肉相噬的假共产主义的路走下去，哪来转变的动机和动力？林牧现象还会形成并普及么？"……
       我研究中共党史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反思总在落难时，转变多系逆境中"……东方文化讲究的是穷则思变、痛则思变、败则思变，总之离不开"被动态"……胡赵对改革的沉痛反思和对民主法治的深切呼唤，是在被罢免总书记之后……林牧对人权、自由的执着追求和捍卫，为什么在中南海任职、上班的时候不付诸实践？！当然，马后炮也是炮，迟到也是到，只是这种所谓向民主自由的思想转变除了自慰、又有多少实际意义呢？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宗教意义上的解读：国人之皈依宗教，多半是在遭遇打击、万般无奈之时，林牧们希冀通过皈依民主自由度过苦厄——民主自由在这儿被赋予了神圣的宗教色彩……相形之下，我倒是欣赏"老三届"那代精英，他们的思想涅槃实际上在林彪事件、在四五运动以及在西单墙思想解放运动中已经完成，因而八九之后，他们没有而且也并不需要再来一场脱胎换骨的思想转型……他们依然故我坚定前行，不玩转身炫舞，无需高调装逼——他们才是我真正敬重的英雄！……余生也晚，文革起时我五岁，入复旦时十八岁，我的世界观主要成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八九之变，十一个月失去自由，曾有友人事后问我是否亦有思想巨变，我郑重回答没有，思想还是一以贯之，只是褪去了单纯、洗涤了幼稚，然血性依旧本色不变……其实，无论是处江湖之远还是居庙堂之高，对于普世价值，我们与西方文明的根本性差异是，我们是"渐悟"，人家是"顿悟"；我们是逼上梁山，邓的改开实际上是被逼出来的一一然逼经改易、逼政改难，政改之难难于上青天，今日中国流行"倒逼"二字，以开放倒逼改革，以危机倒逼宪政，精英呐喊，民怨沸腾，都快倒逼成撕逼了，却还是逼不出政改来……哪像人家有林肯、华盛顿，识潮流者为俊杰，傍民意者为大贤，天赋人权、自由至上，主动民主、自觉宪政，不专权不恋栈公天下民为大……我自知有八十年代情结，我对八九之后那些"忽然民主"派一直不以为然(早前您干啥去了？)，一如许多香港人讨厌那些九七回归后的"忽然爱国"派……我以为若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共党内主动政改、自觉民主的大智大勇者，非蛇口袁庚莫属也！袁庚代表了彼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高水位：他坚持由人民票选领导人，由人民和媒体监督权力运作，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人民可以批评、检举领导人而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他将蛇口作为全国首个政改试验田，身体力行甘当标靶，蛇口是全国唯一的人民可在当地报纸上点名批评本地最高领导人的地方……八九之后政改夭折，腐败却如雨后杂草野蛮生长……1997年春天我在蛇口向年届八秩的袁庚请教，为什么一向风清气正的蛇口都接连出现腐败大案？老头突然激动起来："这就是权力不受监督的恶果啊！为什么八十年代蛇口没有一起腐败案子？那是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每一双眼睛都盯着领导人，别说没有人敢腐败、而且人人监督之下你想腐败也不能腐败，领导人甚至开车都不敢打警笛——他害怕路边群众那愤怒的眼神……"与袁庚相比，"忽然民主"的林牧们实在相差太远……仁者寿。我知道上个月袁庚刚度过98岁生日……我常想，倘若没有八九之变，袁庚的政治理想、政改设计，早就在蛇口、在深圳、乃至在全国，成为难以逆转的巨大现实……面向大海，蛇口涅槃……可惜，他什么都不能说了……

  (写于2015年5月21日清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