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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959年3月10日，罗布林卡 |
《十七条协议》有一个模糊之处──规定的"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没有明确指出是文明覆盖意义上的大西藏，还是当时西藏政府实际管辖的卫藏。不过也许不言自明。作为战败和弱小的一方，西藏不可能对已经被中共占领的区域提要求。当时康区和安多都在中共控制下。中共在那些藏区的活动，不受《十七条协议》的约束。
从这样的角度，中共认为它很好地遵守了《十七条协议》。虽然1950年至1959年搞的一些建设项目和经济改革对卫藏社会的某些方面有着明显影响，但是大部分影响是非正式的、间接的，只触及表层，没有渗入到社会深处……中国的法律主体部分从未在卫藏实施。
然而中共对分属于青海、四川、甘肃和云南四省的藏区，却按照与中国内地一样的方式进行统治。1955年下半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样扩展到那些藏区。从法律角度看似乎无可指摘。不过问题也就出在这，合法不一定合理。那些藏区虽然在行政上不属拉萨管辖，但是自古以来的传统、信仰、风俗、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一样，血缘密切，来往频繁，突然有一天让他们进入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社会制度，那会产生什么样的失衡和震荡，可想而知。
与现在的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不同，五十年代中共统治的四省藏区与拉萨管辖的卫藏有几千公里不设防的接壤地带，地理上无法实现隔绝。"两制"之间时刻相互渗透和影响，结果成为激发藏人进行武装反抗的重要因素。
叛乱起于中共控制的藏区。藏人对汉人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使得当局做的任何事往往都被认为居心叵测——进行人口调查被认为是准备逮捕；为保护牧场消灭地鼠或派医生为藏人清除虱子，会被认为违反佛教的杀生禁令；开山修路或蓄水发电则是亵渎神山圣湖……小事尚如此猜忌，涉及到藏民族千年传统的社会改革，如何可能不让他们疑虑重重呢？
不过将发端于中共控制区的藏人暴动一言蔽之说成"藏族人民"集体起义，也失之简单。事实表明，暴动发动者和指挥核心主要是上层人士，中共改革威胁到他们的传统特权，使他们铤而走险。同时，毗邻的卫藏不进行改革，在对比之下产生的失衡感成为刺激反抗的重要因素。虽然下层藏民本有可能在改革中得到好处，他们之所以也大量卷入叛乱，一定程度是由于中共此前政策以"统战"为主，工作重心放在上层，下层社会没有得到动员，与上层的传统关系也没被分化瓦解。藏人百姓惧怕背叛传统所遭的"神谴"，尤其是西藏中心地区不进行改革，使他们对改革更加迷惑不解和不敢信任。
另外，藏族社会既有政教合一传统，还有相当多的部族成分，寺院和部落都在发挥指挥作用。对于全民信教的藏民族来讲，以宗教名义向他们发出号召，一般是没有人能够拒绝的。普通农牧民世代服从僧侣和头人，很容易受到他们裹挟。
以行政区划搞两种不同制度，还给在四省藏区进行武装反抗的藏人提供了可进可退的根据地和后方支援，他们随时可以退到没有从事改革的卫藏地区休整和获取补充，那也是促使叛乱此起彼伏、层出不穷且不断扩大的原因。
有些研究者认为，如果不是以武断的政治边界对待当时在拉萨控制外的藏人，1950年代的西藏叛乱可能就不会发生。我同意以行政界线实行不同政治制度是导致藏人叛乱的一个因素，但是要实行"两制"就只能划界区分。而划界的问题在于，除非所划的界可以确保封闭，杜绝"两制"在民间层面相互渗透，只由高层进行理性往来，否则"一国两制"便不可能取得成功。
——RFA
【附录】
两难的"统战"（王力雄）
中共一九五十年代以"统战"为主要手段解决西藏问题──即以怀柔政策，争取西藏上层的合作，最终达到在西藏确立中国主权的目的。《十七条协议》签定后，毛泽东派遣当时的中共军委办公厅主任张经武以"中央政府代表"身份前往西藏。张经武属中共元老级人物，亦是毛的心腹。中共西藏军区作家吉柚权后来写书透露，张行前专门向毛泽东请示——要不要给达赖磕头？毛泽东的回答是，达赖要他磕他就磕。据说毛还笑着补充说："不外乎磕个头嘛，这有什么？为了全西藏人民的解放，你就给他磕个头有什么关系？"这段小故事表现出毛泽东为达目的能屈能伸的风格。
当时中共对西藏的经营，主要立足与西藏上层合作，除了西藏政权依然归属噶厦政府，中共在西藏设立的各种机构也大量吸收西藏上层人士。对西藏政府拖延或拒不执行《十七条协议》，中共当时也以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对待。西藏方面反对的"军政委员会"一直没有成立；协议规定的藏军改编为解放军，仅仅是解放军向藏军发了军服，授了军衔，实质性的改编丝毫未动。
对西藏的"统战"至少在开始阶段取得了相当成功。年轻的达赖喇嘛一度几乎迷上了毛的新中国和马克思主义。他发现这些共产党人主张的平等、正义等和佛教精神相一致，甚至产生过想成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念头。
然而，从治国角度把主权置于意识形态之上的统战，只有少数中共最高领导人心里明白。当时的中国日益陷入集体性的共产主义狂热，使得实行"一国两制"的西藏反差极大。被派进西藏的中国军人、干部或国家职工，看到"剥削阶级"在西藏仍然高高在上，他们作为革命者却被要求对那些"剥削者"表示尊敬，产生反感和抵触。
另外，在西藏搞"统战"始终存在一个根本性问题。"统战"策略虽然有效，却使中共无法得到真正在西藏立足的社会基础。因为不管如何妥协怀柔，西藏上层也不会相信不信神的中共会真心尊敬和保护他们。"统战"不过是猫玩老鼠的把戏。西藏上层与中共的离心离德是必然的，随时都在与中共进行明争暗斗。而同时，"统战"又不能给西藏底层社会的人民指出一个明确前景，普通老姓迷惑不解，中共一方面宣传底层百姓"解放"，同时又与他们的主人建立联盟，因而也不会全心全意地支持中共。
1957年，西藏山南的一个贵族殴打了他的农奴，原因是那个农奴没有提供贵族所要求的乌拉差役。在传统社会，乌拉差役是农奴无条件承担的义务，贵族对拒绝乌拉差役的农奴进行惩罚是天经地义的。然而那个被打的农奴恰好已经被中共发展为"积极分子"，还是基层干部。这使中共面临一个非此即彼的局面，不干涉显然符合"统战"和"一国两制"，但是会进一步阻止底层群众与中共的合作，使"积极分子"疏离共产党的事业；反之，如果处置打人的贵族，无疑是对西藏传统制度的侵犯和破坏，使西藏上层对原本就使他们疑虑重重的中共更加不信任。这件事虽然不大，却有典型意义，以至于如何处理，成为中共在西藏最终选择谁为盟友的试金石。
中共最终进行了干预，下令凡是当了它的干部的西藏人，从此不再服乌拉徭役。这个决定进一步分化了西藏社会，孤立了西藏上层人士。虽然使"统战"受到损失，但是别无选择。中共已经逐步认识到，共产党从来都靠群众起家，失去群众基础等于是失去最大的"法宝"。与上层进行联盟，除了一时节约经营西藏的成本，结果却使中共无论在上层或下层，都不能获得坚定支持，也不能将西藏社会的上层和下层分化开来。而只要西藏社会的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依然保持固有关系，一旦有一天西藏上层与中共反目，西藏下层人民就会自然地跟随，形成全民族一致的反叛。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将因此始终无法获得稳定的保证。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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