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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参加纪念顾准"百年诞辰聚会"的(右起)杜光、鲍彤、蒋彦永、盛禹九 |
现阶段需要开展一场全民性的启蒙运动，才能打破蒙昧主义的梦境。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新的启蒙运动。纪念顾准，宣传他的思想，将有助于启蒙运动的开展。
时政关心者北京聚餐会谈顾准
6月30日上午，在北京城西北角的一个餐馆里，聚集着四十来位老中青的时政关心者。他们每月聚餐一次，见见面，聊聊天，没有任何组织形式，也没有固定的仪式议题，只是就大家共同关心的时政热点和社会发展等问题，畅谈交流，各抒己见，有的慷慨陈言，有的条分缕析。既有共识，相互补充；也有异见，彼此砥砺。往往历三四小时，方尽兴而别。
这次聚餐，适逢次日（7月1日）是启蒙思想家顾准诞生100周年，所以，纪念顾准，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当天漫谈的主题之一。
顾准的后半生颠沛流离，直到1972年，才获得静心研究的机会。他的研究是围绕"娜拉出走后怎么办？"这个问题进行的，指的是中国今后应该走什么道路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意味着他已经意识到毛泽东所选择的道路是一条歧路、死路，必须改弦易辙，另觅新路。然而，天憎奇才，不假以年，他1974年便在贫病交迫、举目无亲的困顿中告别人世。因此，他的研究开始不久就中断了，留下来的很少作品，当时既没有出版机会，他那些惊世骇俗、足以启蒙当代的深刻思想，也没有产生任何影响。直到九十年代，才在他胞弟、陈敏之等的努力下，先后出版了《顾准文集》和《顾准日记》等著作，使他的卓越见解得以面世。它促进了许多因"八九血案"而反思历史的知识分子的觉醒，发挥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启蒙作用。
时至今日，当年顾准提出的"娜拉出走后怎么办？"，依然没有明确的科学答案；蒙昧主义、奴隶主义、民粹主义、拜金主义、虚无主义等等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思潮，依然弥漫于整个社会。中华民族迫切需要一场新的启蒙运动。顾准虽然没有对"娜拉出走后怎么办？"作出完整的答案，但他当年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寻求答案的线索，可以成为亟待开展的新启蒙运动的推动力。老人聚餐会把纪念顾准诞辰100周年作为当天的谈话内容之一，不但是对这位启蒙思想家的崇敬和怀念，而且有着为推进新启蒙运动加油助力的重大意义。
民主同法治的结合和议会制度
顾准一生十分坎坷。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曾担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 因在税收政策上坚持"按率计征"，拒绝接受不合理的"自报公议"等群众运式的征税方法，被加上"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等罪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56年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58年被划为右派，摘帽后又以莫须有的罪名，再次戴上右派帽子，家庭破裂，妻离子散。1972年回经济研究所后，他计划用十年时间，从研究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入手，探索人类社会和祖国发展的正确途径。但这个宏伟计划只进行了两年，1974年12月3日，他就因患肺癌不治逝世。
顾准的十年研究计划，主要是为了寻求中国发展的道路。他是从考察古希腊的历史开始他的心路跋涉的。他考察了雅典城邦从贵族寡头专政向直接民主过渡的历程，发现希腊民主和法治的不可分割，认为这是希腊文明创造性的特征的根本来源。希腊城邦制度的流风余韵对西方民主制度有着巨大的影响，民主和法治的相得益彰正是希腊文明的重要遗产。
顾准认为，直接民主是同城邦制度相互依存的，城邦制度的精神是自治自给，是完全的主权和完全的独立。但这种民主形式只适合于城市，不适合于广土众民的大国。大国的民主形式只能是议会制度。大国如果实现直接民主，到头来只能成为"君王权术的伪善借口"。而议会制度则是"一种复杂精巧的、适合于广土众民国家实行民主的制度——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一种足以代替它的制度，虽然它极不完善。"
看来，民主同法治的结合和议会制度，是顾准通过对希腊文明的解剖发现的、可以解答"娜拉出走后怎么办"的重要线索。
抛弃终极真理的理想主义
对于中国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是顾准萦绕于心、经常思考的问题。他回顾历史的重点，就是寻求理想主义如何异化为专制主义的秘密。他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体会到："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基于这个认识，他抛弃了终极真理的理想主义，批判因某种远大的理想而引起宗教式的狂热，转而回归理性。他倡导科学精神，倡导多元主义，认为科学精神同权威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权威主义扼杀进步，民主才是必须采用的方法；民主的基础是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而学术和思想的自由则须以多元主义为前提。只有容许不同的学术主张、不同的理论思想在实践中较量、交融，才能揭露专制主义的真容，找到"娜拉出走后怎么办"的答案。
正是在对理想主义异化为专制主义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上，顾准斩钉截铁地表示："当今天的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地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 这些义无反顾的誓言，突出地展现出顾准同终极真理决裂的坚定决心和反对专制主义的战斗精神，今天读来，仍然掷地有声，鼓舞人心。
顾准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七十年代就已经认识到中国社会的专制主义性质，确实是非常难得的。遗憾的是当时整个社会都处于个人崇拜和奴隶主义的笼罩之下，他的先进思想没有传播的机会。伟大的启蒙思想没有发挥丝毫的启蒙作用，这是那个疯狂岁月的社会条件决定的，无可奈何。
环视当今社会，依法治国的流于空文，意识形态的一元独断，宪法权利的有名无实，政治体制的专制如故，如此等等的现实告诉我们：全国上下、体制内外，仍然深陷于蒙昧主义而不自知；"娜拉出走后怎么办"的正确答案还没有找到，认识与实践就更谈不上了。现阶段需要开展一场全民性的启蒙运动，才能打破蒙昧主义的梦境。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新的启蒙运动。纪念顾准，宣传他的思想，将有助于启蒙运动的开展。这是本文开头提到的老人聚餐纪念顾准的心愿。
2015年7月5日。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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