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歧在于人人平等，还是人人不平等。两者互为不同意见。这不由我不怀念主张保护不同意见的习仲勋老人。在天理良心之前，不同意见应该是平等的，应该都具有表达的自由，辩护的权利，交流的可能。
四月下旬王岐山约见三位美籍日裔学者福山、青木和德地，谈了一个半小时。从《共识网》和香港《大公报》刊出的记录看，内容几乎是王的独白。这次会晤一扫官府的陈例旧规，更像是同窗间的随意倾诉。如果他们四位能就任何一个重要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应该不无可能形成一篇有时代价值的史料。
王在谈话中唯一提出的问题
王在谈话中唯一提出的问题是：在宗教史上，不同教派之间的内部冲突是怎样解决的？这个问题提得好。福山教授也回答得明白清楚：宗教解决内部问题的基本原则，是神的面前人人平等。这是王最不可能忽视的一句话。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他没有就福山的论断发抒己见。重大的话题就此搁浅，没有展开，没有深入下去。
它会不会再度构成他们几位今后的话题，我不知道。
作为局外人，我联想到的是另外一种人类观——把人类视为天生不应该平等对待的群体。其代表人物，有中国人熟知的毛泽东。从作为政治新星登上政治舞台之日起，毛就主张必须把中国人劈成三块："我们"，"我们的敌人"和"我们（在和敌人斗争中为了取得胜利而非联合不可）的朋友"。这种把人放在斗争的天幕下分解为主体、对象和工具三者的思维，在毛和中共夺到政权之后，早已"从娃娃抓起"，成为天经地义了。
我因此而想到了毛的宗师列宁。他在参加革命刚露头角的时候，写过几本后来被斯大林奉为经典的小册子。按照斯大林，正是这些小册子为布尔什维主义奠定了思想的、组织的和策略的基础。至于它们的共同前提，恰恰都是人和人之间绝对不应该平等。
原始的列宁主义
《做什么》（后来好像被中文译成《怎么办》）所奠定的是"思想基础"，因为这本书指出了革命职业家在思想上对工人的优越性。罢工工人只有经济要求（改善劳动和生活条件），不可能有政治要求（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因此，即使在革命队伍内部，工人也必须把自己置于革命知识分子（即以列宁为代表的革命职业家）的"灌输"之下，即由革命职业家"从外面"向革命的基本力量"灌输"政治意识。什么是列宁主义？这就是原始的列宁主义。
《进一步，退两步》奠定的是"组织基础"，因为这本书指出了上级对下级，特别是领袖对党员的优越性。领袖指挥党员，党员服从领袖，这就叫做党的纪律。有还是没有这种铁的纪律，据说是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和机会主义的（最后被定性为反革命的）孟什维克之间的分水岭。由此可见，即使在"特殊材料制成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内部，也必须是不平等的。这是如假包换的列宁主义。
《两个策略》所奠定的，当然是"策略基础"咯。它规定，在革命的不同发展阶段，各应打击谁，麻痹谁，中立谁，团结谁；因此，每当领导人认为出现了"新阶段"，就必须不失时机地抛弃老朋友，使他们成为新的打击对象，或麻痹对象，或中立对象等等。在各种各样被抛弃，被打击，被麻痹，被中立，被团结的对象之间，能有平等可言吗？不仅如此，要求列宁主义者在所有这些对象（包括"团结"对象在内）和主宰斗争的领导人之间讲平等，其难度正如要求棋王和被他摆布的棋子讲平等一样。
怀念主张保护不同意见的习仲勋
列宁主义当然是不应该忽视的，因为它曾经百战百胜过，它的的确确曾经在七十多年之久的跨度内，当过地球上版图最辽阔的苏维埃联盟的顶层设计的灵魂。
在"神的面前"，还是"列宁主义或毛泽东思想面前"，还是"天理良心面前"，那是同一个符号，在不同人群不同时代不同形势下讨论不同对象时的表达形态，——马克思的爱婿博学多才的拉法格，在对法国语言在大革命前后的变迁进行史的考察时论之甚详，就好比"女士们先生们"和"公民们"其实都是打招呼所用的一种口气一样。
分歧在于人人平等，还是人人不平等。两者互为不同意见。这不由我不怀念主张保护不同意见的习仲勋老人。在天理良心之前，不同意见应该是平等的，应该都具有表达的自由，辩护的权利，交流的可能。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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