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宣布周永康立案，几乎于此同时又宣布了户籍改革，并宣告下一步改革重心是以法治国。周案揭晓推迟到现在，有可能就是为了与户籍改革一起宣布，以取得最大的政治效果。应该说，习近平的这一招，确实让很多人感到，无论反腐还是改革，他走的比外界预期都远，都更坚决。
面对这个形势，公知们该如何表态，成为自由派内部一个引发争议的问题。有批评认为孙立平不该对习近平整肃周永康无条件背书，因为反腐的手段无视法治，是为了集权，集权成功后，"会用更锋利的刀劈向社会"。孙立平认为批评者没有解决问题的务实态度。
这个分歧后面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习近平反腐越有成效，是否对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就越不利？另一个问题与此有关，那就是自由派该不该寄希望习近平朝正确的方向走？
我支持孙立平的态度，即习近平打击中共内部最强大的贪腐势力对中国是好事。当然习近平很可能不会在意孙立平怎么看，更不会在意我怎么看。在我看来，习近平非铲除周永康的势力不可，因为这不是一个主义和道路层面的问题，而是生死问题。习近平当然不想走宪政民主的路，正如当年英国国王也不想走君主立宪的路一样，但问题不在于习想做什么，而在于他与中共腐败势力的生死之搏，是不是为中国的政治发展开辟了新的可能。
孙立平的态度说明了这样一种判断，那就是习近平反腐，增加了政治对话空间，应该利用这个空间，推动政治良性发展。这个判断有没有客观依据呢？我认为有是有的，至少是值得努力去争的。
习近平下决心反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认识到已经不可能继续靠现有的官僚队伍来改革，连维持局面都做不到。户籍改革的出台，说明习近平虽然明知没有可靠的队伍，但也不敢再拖延了，只能向前走，让民众对未来有希望。而事实上，户籍改革的措施非常粗糙，不仅有理念层面的问题，更有操作层面无法实施的问题。这样一来，就给扩大公共辩论创造了空间。
中国的政治对话难以深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空对空，无法进入到现实制度和政策的层面。经验告诉我们，想在意识形态上说服对手，是不可能的，但这不等于在具体问题上一定找不到共识。因此，现在对不同价值倾向的一个考验，就是看谁能拿出赢得民意的具习近平宣布周永康立案，几乎于此同时又宣布了户籍改革，并宣告下一步改革重心是以法治国。周案揭晓推迟到现在，有可能就是为了与户籍改革一起宣布，以取得最大的政治效果。应该说，习近平的这一招，确实让很多人感到，无论反腐还是改革，他走的比外界预期都远，都更坚决。
面对这个形势，公知们该如何表态，成为自由派内部一个引发争议的问题。有批评认为孙立平不该对习近平整肃周永康无条件背书，因为反腐的手段无视法治，是为了集权，集权成功后，"会用更锋利的刀劈向社会"。孙立平认为批评者没有解决问题的务实态度。
这个分歧后面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习近平反腐越有成效，是否对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就越不利？另一个问题与此有关，那就是自由派该不该寄希望习近平朝正确的方向走？
我支持孙立平的态度，即习近平打击中共内部最强大的贪腐势力对中国是好事。当然习近平很可能不会在意孙立平怎么看，更不会在意我怎么看。在我看来，习近平非铲除周永康的势力不可，因为这不是一个主义和道路层面的问题，而是生死问题。习近平当然不想走宪政民主的路，正如当年英国国王也不想走君主立宪的路一样，但问题不在于习想做什么，而在于他与中共腐败势力的生死之搏，是不是为中国的政治发展开辟了新的可能。
孙立平的态度说明了这样一种判断，那就是习近平反腐，增加了政治对话空间，应该利用这个空间，推动政治良性发展。这个判断有没有客观依据呢？我认为有是有的，至少是值得努力去争的。
习近平下决心反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认识到已经不可能继续靠现有的官僚队伍来改革，连维持局面都做不到。户籍改革的出台，说明习近平虽然明知没有可靠的队伍，但也不敢再拖延了，只能向前走，让民众对未来有希望。而事实上，户籍改革的措施非常粗糙，不仅有理念层面的问题，更有操作层面无法实施的问题。这样一来，就给扩大公共辩论创造了空间。
中国的政治对话难以深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空对空，无法进入到现实制度和政策的层面。经验告诉我们，想在意识形态上说服对手，是不可能的，但这不等于在具体问题上一定找不到共识。因此，现在对不同价值倾向的一个考验，就是看谁能拿出赢得民意的具习近平宣布周永康立案，几乎于此同时又宣布了户籍改革，并宣告下一步改革重心是以法治国。周案揭晓推迟到现在，有可能就是为了与户籍改革一起宣布，以取得最大的政治效果。应该说，习近平的这一招，确实让很多人感到，无论反腐还是改革，他走的比外界预期都远，都更坚决。
面对这个形势，公知们该如何表态，成为自由派内部一个引发争议的问题。有批评认为孙立平不该对习近平整肃周永康无条件背书，因为反腐的手段无视法治，是为了集权，集权成功后，"会用更锋利的刀劈向社会"。孙立平认为批评者没有解决问题的务实态度。
这个分歧后面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习近平反腐越有成效，是否对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就越不利？另一个问题与此有关，那就是自由派该不该寄希望习近平朝正确的方向走？
我支持孙立平的态度，即习近平打击中共内部最强大的贪腐势力对中国是好事。当然习近平很可能不会在意孙立平怎么看，更不会在意我怎么看。在我看来，习近平非铲除周永康的势力不可，因为这不是一个主义和道路层面的问题，而是生死问题。习近平当然不想走宪政民主的路，正如当年英国国王也不想走君主立宪的路一样，但问题不在于习想做什么，而在于他与中共腐败势力的生死之搏，是不是为中国的政治发展开辟了新的可能。
孙立平的态度说明了这样一种判断，那就是习近平反腐，增加了政治对话空间，应该利用这个空间，推动政治良性发展。这个判断有没有客观依据呢？我认为有是有的，至少是值得努力去争的。
习近平下决心反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认识到已经不可能继续靠现有的官僚队伍来改革，连维持局面都做不到。户籍改革的出台，说明习近平虽然明知没有可靠的队伍，但也不敢再拖延了，只能向前走，让民众对未来有希望。而事实上，户籍改革的措施非常粗糙，不仅有理念层面的问题，更有操作层面无法实施的问题。这样一来，就给扩大公共辩论创造了空间。
中国的政治对话难以深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空对空，无法进入到现实制度和政策的层面。经验告诉我们，想在意识形态上说服对手，是不可能的，但这不等于在具体问题上一定找不到共识。因此，现在对不同价值倾向的一个考验，就是看谁能拿出赢得民意的具体设计。在这方面，为专制唱赞歌的人并没有什么真本事。他们是一群搭便车者，借著为当权者造势捞个人名利，没有兴趣解决真问题。自由派中也有太多的人对解决问题不感兴趣，这才是中国的悲哀。不少人相信，只有在中共政权崩溃之后，面对实际问题才有意义。这种思维方式，其实对自由的事业是不利的。
中国的革命派应该想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共如此腐败，革命还是搞不起来？我对这个问题想了很久。我的认识是，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社会腐败，没有自治空间，革命的道德资源不足。说到底，光靠民众不满，革命是搞不起来的，要有一批人甘愿牺牲自己。中共革命，得益于当时还有不少这样的人。可惜，他们的牺牲换来的，却是这样一个腐败的政权和社会。对此，今天的反思很不够。另一个原因，就是在中国这样官僚政治和奴才哲学发达的国家，现在的技术条件对革命非常不利。
我认同革命派的这样一个观点，中国政治转型，确实需要一场政治革命。问题是如何创造条件？我相信，在今天的时代条件下，提高政治对话的理性，对政治革命是有利而不是不利。这主要是信息传播太方便，大规模操纵民众很难。革命只能寄希望于民众觉醒，而不能寄希望于民众愚昧无知。
那么，当权者会与民间进行理性的政治对话吗？我认为在网络舆论环境的压力下，当权者和反对派之间事实上已经存在一场说理能力的竞争。当权者可以选择指鹿为马，选择强词夺理，但在今天的信息环境下，当权者这样做对自己并不利。因此，真正的考验是，中国精英，包括当权者，也包括反对派，说理的能力能不能与时俱进。
说实话，对这个考验，我的信心还真有些不足。由此提出的问题就是，如果政治对话在中国就是发展不起来，会怎么样？我认为，如果理性的政治对话发展不起来，最大的可能性是中国社会在现代技术的支持下，继续溃败下去，直到不可收拾。这正是孙立平最担心，也是多数人都不想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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