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红卫兵宋彬彬（中）和其他红卫兵一起在卞仲耘的半身像前洒泪鞠躬。(取自共识网）
VOA 东方 / 北京 — 文革时期的全中国闻名的红卫兵宋彬彬上个周末为打死女副校长一事公开道歉。宋彬彬的道歉，相比陈毅之子陈小鲁的文革道歉，在北京舆论场掀起一场更为汹涌的舆情狂潮。
据《新京报》报道，北师大女附中（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前身）“老三届”的20多名学生2014年元月13号与30多名老师、家属举行见面会。他们中的一些人向文革中受到伤害的校领导、师生道歉。
*飒爽英姿 彬彬要武*
红卫兵宋彬彬给毛泽东戴红袖章。毛泽东给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 (取自网络 ）
在道歉的学生中，宋彬彬最被人熟知。宋彬彬是中共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曾因登天安门城楼给毛泽东献红袖章而家喻户晓。毛泽东当场给她改了名字，称革命不能文质彬彬，要武嘛。宋彬彬以“宋要武”名扬神州大地。伟大领袖“要武”的最高指示也在全国引发大规模武斗，成千上万的民众命丧黄泉。
*鞠躬默哀 数度落泪*
在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一间狭小的会议室，挤满了50多人。屋子的角落，放置了卞仲耘副校长的半身塑像，她两手交叠在一起，表情和善温柔。塑像是女附中500位师生捐款建成，于2011年安放在此。宋彬彬和几位“老三届”学生给卞校长雕塑鞠躬默哀，宋彬彬数度落泪。
共识网独家刊登了宋彬彬道歉书的全文（见附录）。
这不是宋彬彬第一次有争议的回到母校。宋彬彬2007年曾参加校庆活动，并被这所以学生造反打死校长而闻名的中学评为知名校友，引发海内外巨大争议。
*荣誉校友 荣辱颠倒*
据报道，那天是2007年9月8日，北师大实验中学在人民大会堂（凸显出这所不寻常的学校的高规格）举办了盛大的“光荣与梦想”校庆九十周年庆典。学校全体师生、部份校友、部份退休教师、领导嘉宾、外国使节、香港姊妹校师生等近六千人出席了庆典。
庆典由已故中央台主持人罗京、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北师大实验中学校友陈鲁豫，北师大实验中学音乐教师梁乐、北师大实验中学初二5班谢依一同学共同主持。根据校方的报道，在庆典上，学校对校庆活动中网上公开投票评选的90名知名校友颁奖，其中包括校友宋彬彬。当时的宋彬彬对卞仲耘校长被打死这段往事选择了沉默。
*一朝失足 终身悔痛*
网络作家冉云飞称：这次她的道歉虽然充满辩解、推脱，剔除其道歉背后的动机勿论，对道歉这个事实，我持谨慎之赞成态度。有更多的个体出来道歉，对更多的年轻人真实地理解文革是有帮助的。
但是，很多网友对宋彬彬为什么具体事情道歉提出质疑？她只是泛泛地谴责文革，并没有向被害的校长表达自己多年来所受到的良心谴责和应付的责任。她在道歉声明中说她“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斗”,“请允许我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悼念和歉意，没有保护好校领导，是终生的伤痛和懊悔”。
宋彬彬的道歉更多的是引发了争议。北京外媒引述北京电影学院教师崔卫平的话说，“她在红卫兵中是个重要人物，对她的要求应该比普通人高。说自己目睹了一场谋杀，之后又说自己不知道凶手是谁，这毫无意义”。
*没有真相 遑论和解*
宋彬彬的道歉，遭到卞仲耘的丈夫、93岁的王晶垚的拒绝。多年来，他一直指责宋彬彬及其他人掩饰他们在1966年8月5日卞仲耘被打死一事中的表现。
卞仲耘称宋彬彬们没有直接向他道歉，他是通过媒体获悉这件事的。媒体引述王晶垚的话说：“因为她做的那些事，她是个坏人。她和其他人都受到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是所有罪恶的根源。他干了很多坏事。这不是个人问题……整个共产党和毛泽东都有责任”。
据《新京报》报道，北师大女附中（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前身）“老三届”的20多名学生2014年元月13号与30多名老师、家属举行见面会。他们中的一些人向文革中受到伤害的校领导、师生道歉。
*飒爽英姿 彬彬要武*
红卫兵宋彬彬给毛泽东戴红袖章。毛泽东给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 (取自网络 ）*鞠躬默哀 数度落泪*
在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一间狭小的会议室，挤满了50多人。屋子的角落，放置了卞仲耘副校长的半身塑像，她两手交叠在一起，表情和善温柔。塑像是女附中500位师生捐款建成，于2011年安放在此。宋彬彬和几位“老三届”学生给卞校长雕塑鞠躬默哀，宋彬彬数度落泪。
共识网独家刊登了宋彬彬道歉书的全文（见附录）。
这不是宋彬彬第一次有争议的回到母校。宋彬彬2007年曾参加校庆活动，并被这所以学生造反打死校长而闻名的中学评为知名校友，引发海内外巨大争议。
*荣誉校友 荣辱颠倒*
据报道，那天是2007年9月8日，北师大实验中学在人民大会堂（凸显出这所不寻常的学校的高规格）举办了盛大的“光荣与梦想”校庆九十周年庆典。学校全体师生、部份校友、部份退休教师、领导嘉宾、外国使节、香港姊妹校师生等近六千人出席了庆典。
庆典由已故中央台主持人罗京、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北师大实验中学校友陈鲁豫，北师大实验中学音乐教师梁乐、北师大实验中学初二5班谢依一同学共同主持。根据校方的报道，在庆典上，学校对校庆活动中网上公开投票评选的90名知名校友颁奖，其中包括校友宋彬彬。当时的宋彬彬对卞仲耘校长被打死这段往事选择了沉默。
*一朝失足 终身悔痛*
网络作家冉云飞称：这次她的道歉虽然充满辩解、推脱，剔除其道歉背后的动机勿论，对道歉这个事实，我持谨慎之赞成态度。有更多的个体出来道歉，对更多的年轻人真实地理解文革是有帮助的。
但是，很多网友对宋彬彬为什么具体事情道歉提出质疑？她只是泛泛地谴责文革，并没有向被害的校长表达自己多年来所受到的良心谴责和应付的责任。她在道歉声明中说她“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斗”,“请允许我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悼念和歉意，没有保护好校领导，是终生的伤痛和懊悔”。
宋彬彬的道歉更多的是引发了争议。北京外媒引述北京电影学院教师崔卫平的话说，“她在红卫兵中是个重要人物，对她的要求应该比普通人高。说自己目睹了一场谋杀，之后又说自己不知道凶手是谁，这毫无意义”。
*没有真相 遑论和解*
宋彬彬的道歉，遭到卞仲耘的丈夫、93岁的王晶垚的拒绝。多年来，他一直指责宋彬彬及其他人掩饰他们在1966年8月5日卞仲耘被打死一事中的表现。
卞仲耘称宋彬彬们没有直接向他道歉，他是通过媒体获悉这件事的。媒体引述王晶垚的话说：“因为她做的那些事，她是个坏人。她和其他人都受到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是所有罪恶的根源。他干了很多坏事。这不是个人问题……整个共产党和毛泽东都有责任”。
七年前北师大附中举行校庆的彩旗飘飘和鼓乐声，难掩一位丈夫对真相的呐喊和对凶手的谴责。王晶垚得知校庆中把宋彬彬评为知名校友之后，发表了中国官方媒体不予报道而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的三点声明。这三条要求掷地有声，凸显出老人对半个世纪迟迟未来的公义的诉求：
*钉棒殴打 军靴践踏*
第一、1966年8月5日，原师大女附中（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的红卫兵在校园里，在光天化日之下将卞仲耘同志活活打死。凶手惨无人道，用带铁钉的棍棒和军用铜头皮带殴打，用军靴践踏，折磨达数小时，其过程令人发指！宋彬彬是当时学校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她对卞仲耘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校方在知情者明确提出异议的情况下，仍坚持将“知名校友”的荣誉授予宋彬彬。对此，我不得不提出强烈抗议。
第二、现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校方公然违背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结论，将宋彬彬的活动和“8.18”事件作为光荣业绩加以炫耀。这是对中国全体文革受难者及其家属的再一次最严重的伤害，对历史的亵渎。这种肆无忌惮的举动，是公然诱发“文革”卷土重来的危险信号，应该引起全党全国人民的警觉。
第三、要求校方做出明智的处理，撤销授予宋彬彬知名校友的荣誉称号，并将处理结果通报海内外校友和在校师生员工；组织全体在校师生，尤其是要组织学生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让青年学生认清文革曾经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
*吹捧文革 不顾底线*
93岁的王晶垚老人，也许看不到为文革建立纪念馆并且把妻子的血衣陈列在纪念馆里警示后人的一天了。相反，今天的中国，从唱红打黑，到七个不准，到打杀大V公知，弥漫着一股文革之风，当局似乎不用摸石头就走上了没有毛的毛方向。看看这所以学生打死校长而知名的学校对荣誉校友宋彬彬的介绍：宋彬彬，女，毕业于1966年。1966届高中3班。宋彬彬在校学习时热爱学习，热爱集体，关心同学，尊敬师长，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参加社会工作，高三加入中国共产党。在1966年8月18日，主席接见红卫兵时，为主席佩戴上红袖章。在文革中曾受江青等人迫害，后响应国家号召去内蒙插队；十年动乱后，出国求学、工作，研究生学历。
“为主席戴上红袖章”这句话，显然不是作为负面批评，讥讽和谴责而加上的，更是这所具有革命传统的名校赖以骄傲和自豪并希望能够名垂青史的光荣。
对文革的态度，已经超越了红歌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来就是好，就是好”的自我吹嘘和自我肯定的阶段。良心常年的责备和谴责，会让一个尚有良知的人无法永远保持缄默。
*国家道歉 清算罪恶*
潘多拉的盒子随即打开。更多的罪行和忏悔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宋彬彬的道歉，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谁应该为文革道歉？更应该道歉的是不是这个国家和党？毛泽东在文革时期的“错误”以至罪恶要不要清算？卞仲耘校长的惨死难道用毛的三七开而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吗？
文革至今仍然是一个禁区。在中国互联网上讨论文革的文章，会立即被网管封杀。宋彬彬的道歉引发出清算文革罪恶的大讨论，矛头直指对毛泽东的评价。
@矛头鹰:他们是加害人，也更是受害者，大多还是未成年青少年，而真正元凶依然逍遥法外，甚至被供奉为神，没有追究责任。文革是典型反人类罪行，不从根上反省和翻然悔过，天理难容。陈小鲁宋彬彬敢于站出来道歉，是好事。但更应道歉忏悔的人谁，应该予以扒衣揭露。
*牛鸡之间 何去何从*
海外文革学者王友琴，通过搜集大量资料，访谈，成为卞仲耘被害事件和文革的最权威研究者之一。王友琴曾讲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同样是动物，在看到同类被杀之后，牛群会拒绝前往同类被杀的地方，哪怕那里青草肥美，并会发出悲伤的吼叫。而鸡群却不但仍然在同类被杀的地方嘻戏玩耍，还会争抢被屠宰的同类的内脏一饱口福。王友琴说：“对活在文革后时代的普通人来说，我们都被置放到了牛和鸡之间的某个位置”。
附录：共识网独家刊登宋彬彬道歉全文：
《我的道歉和感谢》
今天我特别激动，很早就盼望有这样一个见面会了，但没想到会这么快。我还不到70岁，在座的老师都比我年长，许多老师年高体弱，如朱学西老师都近90高龄了，还冒着严寒来参加会议，我非常感动。谢谢老师们，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和老师同学们见面，谢谢你们能听我在四十多年后说的一些心里话。
女附中的文革，是从1966年6月2日我参与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开始的，大字报不仅破坏了学校的正常秩序，更波及并伤害了许多老师。所以，我首先要向当时在校的所有老师和同学们道歉。
我是工作组进校后任命的学生代表会负责人之一，在工作组撤走一周后，校园里发生了暴力致死卞校长的8-5事件。我和刘进曾两次去大操场和后院阻止，看到围观的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了，自己也走了。因此，我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当时我想的更多的是工作组犯了错误，我们也跟着犯了错误，担心别人指责自己“反对斗黑帮”，所以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斗。
二是 我们欠缺基本的宪法常识和法律意识，不知道公民享有被宪法保护的权利，人身自由不可侵犯。对人权、生命的集体漠视，酿成了卞校长遇难的悲剧。
请允许我在此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悼念和歉意，为没有保护好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等校领导，向他们的家人表示深深的歉意， 这是我终生的伤痛和懊悔。
文革是一场大灾难，对此我也有切肤之痛。1966年8月18日，我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主席献了红袖章。毛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叫宋彬彬。“是文质彬彬的彬吗？”我说：“是。”毛又说：“要武嘛。”事后光明日报记者来学校采访，要我写文章，我说就那几句话，没什么可写的，当时还有别的同学在场。
没想到，1966年8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署名宋要武，括弧宋彬彬。8月21日《人民日报》转载此文，立即家喻户晓。短短几天内，暴力横扫全国，不但造成无数的家破人亡、生灵涂炭，还带来了国家精神、文化、经济上的惨重损失。而真实的历史是我从来没有改名叫宋要武，我们学校也从来没有改名叫“红色要武中学”。
40多年来，有两个不同的宋彬彬：一个是老师同学们认识、了解的宋彬彬，另一个是成为文革暴力符号的“宋要武”。我想借此机会，在了解我的老师们面前再说一句，我在文革初期没有组织、参与过任何暴力活动，包括抄家、打人、故意伤害老师和同学。
我是2003年回国的。回来后，参与了刘进、叶维丽等对学校文革初期事件的调查。在这十年中，见到和拜访过梅树民老师、刘秀莹老师、李松文老师，我的班主任赵克义老师和多位文革时在校的老师和同学们。这个过程促进了我对文革的反思。
我们曾在不同场合对老师和校领导表达了道歉，而老师们的宽容体谅又让我深深受到教育。譬如在反右和文革中都深受迫害的朱学西老师，曾对我们说：“宋彬彬因宋要武受害，她没有做这些事情，就不要有什么负担，否则我们一辈子受害，你们一辈子也受害了。”李松文老师在8-5当晚，为了让医院尽快抢救卞校长，带头签名作保，四十多年后，为了澄清事实，再次作证。刘秀莹、梅树民二位老师对我们既有严厉的批评，也有真心的爱护，对于我们的调查文章逐字逐句审核批改，这份关爱一直持续到他们生命的尽头。如果他们能参加这个见面会，该会有多高兴啊。我希望九泉之下的老师，也能听到我们真心的道歉和感谢。
我是1960年考进女附中的，从少年到青年，我人生中最关键的六年是在女附中度过的，老师和母校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这六年中，老师们循循善诱的教导，树立了我做人的基本品格和道德底线。文革之后，母校坚守原则证明了我的清白，老师们更是鼓励我要实事求是，正直坦荡地度过晚年。反思我的一生，虽然坎坷曲折，有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我可以负责任的告慰老师告慰母校：我没有辜负你们的教导，一生都恪守“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的原则。
今天，我能面对当年的老师和他们的家人说出多年来我一直想说而又没有说的话，是因为我觉得，我个人受到的委屈、痛苦都算不了什么，重要的是，一个国家走向怎样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如果忘记了过去的悲剧，忘记了过去的错误，悲剧还可能重演，错误还可能再犯。没有真相就没有反思。同样，没有反思也难以接近真相。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伤害过老师同学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谅、达成和解，我相信这是大家的愿望。
我要再次说声，对不起！
再次说声，谢谢老师们，谢谢母校！
《我的道歉和感谢》
今天我特别激动，很早就盼望有这样一个见面会了，但没想到会这么快。我还不到70岁，在座的老师都比我年长，许多老师年高体弱，如朱学西老师都近90高龄了，还冒着严寒来参加会议，我非常感动。谢谢老师们，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和老师同学们见面，谢谢你们能听我在四十多年后说的一些心里话。
女附中的文革，是从1966年6月2日我参与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开始的，大字报不仅破坏了学校的正常秩序，更波及并伤害了许多老师。所以，我首先要向当时在校的所有老师和同学们道歉。
我是工作组进校后任命的学生代表会负责人之一，在工作组撤走一周后，校园里发生了暴力致死卞校长的8-5事件。我和刘进曾两次去大操场和后院阻止，看到围观的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了，自己也走了。因此，我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当时我想的更多的是工作组犯了错误，我们也跟着犯了错误，担心别人指责自己“反对斗黑帮”，所以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斗。
二是 我们欠缺基本的宪法常识和法律意识，不知道公民享有被宪法保护的权利，人身自由不可侵犯。对人权、生命的集体漠视，酿成了卞校长遇难的悲剧。
请允许我在此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悼念和歉意，为没有保护好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等校领导，向他们的家人表示深深的歉意， 这是我终生的伤痛和懊悔。
文革是一场大灾难，对此我也有切肤之痛。1966年8月18日，我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主席献了红袖章。毛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叫宋彬彬。“是文质彬彬的彬吗？”我说：“是。”毛又说：“要武嘛。”事后光明日报记者来学校采访，要我写文章，我说就那几句话，没什么可写的，当时还有别的同学在场。
没想到，1966年8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署名宋要武，括弧宋彬彬。8月21日《人民日报》转载此文，立即家喻户晓。短短几天内，暴力横扫全国，不但造成无数的家破人亡、生灵涂炭，还带来了国家精神、文化、经济上的惨重损失。而真实的历史是我从来没有改名叫宋要武，我们学校也从来没有改名叫“红色要武中学”。
40多年来，有两个不同的宋彬彬：一个是老师同学们认识、了解的宋彬彬，另一个是成为文革暴力符号的“宋要武”。我想借此机会，在了解我的老师们面前再说一句，我在文革初期没有组织、参与过任何暴力活动，包括抄家、打人、故意伤害老师和同学。
我是2003年回国的。回来后，参与了刘进、叶维丽等对学校文革初期事件的调查。在这十年中，见到和拜访过梅树民老师、刘秀莹老师、李松文老师，我的班主任赵克义老师和多位文革时在校的老师和同学们。这个过程促进了我对文革的反思。
我们曾在不同场合对老师和校领导表达了道歉，而老师们的宽容体谅又让我深深受到教育。譬如在反右和文革中都深受迫害的朱学西老师，曾对我们说：“宋彬彬因宋要武受害，她没有做这些事情，就不要有什么负担，否则我们一辈子受害，你们一辈子也受害了。”李松文老师在8-5当晚，为了让医院尽快抢救卞校长，带头签名作保，四十多年后，为了澄清事实，再次作证。刘秀莹、梅树民二位老师对我们既有严厉的批评，也有真心的爱护，对于我们的调查文章逐字逐句审核批改，这份关爱一直持续到他们生命的尽头。如果他们能参加这个见面会，该会有多高兴啊。我希望九泉之下的老师，也能听到我们真心的道歉和感谢。
我是1960年考进女附中的，从少年到青年，我人生中最关键的六年是在女附中度过的，老师和母校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这六年中，老师们循循善诱的教导，树立了我做人的基本品格和道德底线。文革之后，母校坚守原则证明了我的清白，老师们更是鼓励我要实事求是，正直坦荡地度过晚年。反思我的一生，虽然坎坷曲折，有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我可以负责任的告慰老师告慰母校：我没有辜负你们的教导，一生都恪守“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的原则。
今天，我能面对当年的老师和他们的家人说出多年来我一直想说而又没有说的话，是因为我觉得，我个人受到的委屈、痛苦都算不了什么，重要的是，一个国家走向怎样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如果忘记了过去的悲剧，忘记了过去的错误，悲剧还可能重演，错误还可能再犯。没有真相就没有反思。同样，没有反思也难以接近真相。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伤害过老师同学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谅、达成和解，我相信这是大家的愿望。
我要再次说声，对不起！
再次说声，谢谢老师们，谢谢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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