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4日星期五

陈翰圣:新常委与大革命



朋友来信,嘱读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说是王岐山推荐的。二十多年前在上海吃新闻饭,有从胡耀邦、赵紫阳身边传出的消息,业内便称作"海里"(指中南海)来的消息。不料,二十多年后,朋友还有"海里"的消息。不久,在网上看到当年的改革闻人中,也盛传此说。一时间,如"托古改制经世致用"般地议论起来,于海外奇谈中,"尽得京朝风气"。

王岐山,无缘认识。只是四年前他访美,恰逢欧巴马和希拉里角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他的讲话,好像不太得体。他说:"当前美国,是一个女人、一个黑人和一个老人在争斗"。这话,本是美国媒体的调侃。但出自一个到访的外国领导人之口,却极不恰当。好比去邻居家做客,邻居自不妨讲几句"蓬荜生辉"之类的话。如果你信以为真,也跟着"蓬荜生辉"起来,那就不伦不类,令人吃惊。在西方,这与社交礼仪有关。在东方,则更有一层深意,叫作"疏不间亲"。更何况"黑人、女人、老人"之类的话,充满美国最忌讳的种族、性别、年龄歧视。哪个美国政客,敢在公开场合捅这种马蜂窝?讲这番话前,王岐山说:"我这人离开讲稿讲话,容易犯错"。果然,如他自谦,离开讲稿,讲出了"黑人、女人、老人"。其实,说是"犯错",严肃了点。准确地讲,这种话不是"犯错",而是童言无忌。当然,四年前这段"童言",希望只是一时口无遮拦,并不反映新一代"知青"领导人的任何特质。

这次推荐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书不错。与毛主席当年推荐赫胥黎的《天演论》相比,更好,也更现实。英文版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以前翻过。这次,常委履新,盛世危言,不妨再翻翻。与其说是读托克维尔,不如说是凑热闹,顺便猜猜新常委的心思。凡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过的头脑,都知道一句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甚,反抗越烈"。托克维尔没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过,所以他说:哪里有压迫,哪里未必有反抗;压迫越轻,反抗反倒越烈。法国大革命以推翻封建制度为宗旨,但爆发革命的法国,却恰恰是当时欧洲封建压迫最轻微的国家。被革命送上断头台的国王路易十六,是真诚的改革者。他倾听民意,从善如流,在位期间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大为改善。但是,这一切都无法阻挡革命的来临。因为,痛苦虽在减少,痛感却在增加,枷锁恰恰在最轻的地方,显得最不能容忍。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托克维尔得出了一个著名的悖论:"坏政府最危险之时,正是它开始改良之刻"。

中国民间的"痛苦"是否在减少?不知道,也无法测量。但中国的"痛感"却无疑在增加。这无需调查层出不穷的"群体事件",也不用搞复杂的民意测验,只要乘次出租车,听听"出租车司机的政治"就足够了。托克维尔的书,有时像在写中国。例如,他说法国教会所以在大革命中首当其冲,因为它们扮演了旧制度中最丑恶的角色:控制思想,钳制言论。然而,它们对自由干涉的程度,只足以令人厌恶,却不足以让人害怕。这,与今天中国的中宣部多么相像?不幸,枷锁在最轻的地方,再一次显得最不能容忍。今天在中国,有人要"讨伐中宣部"。姚文元领导下的中宣部,有人敢讨伐吗?所以,痛苦在减少,痛感在增加,这是新常委最担忧的现象。马克思曾说:让资产阶级在即将来临的革命面前发抖吧,剥夺者要被剥夺了!历史转了一圈,现在轮到"无产阶级"的领导们发抖了。以"革"别人"命"为专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生的红二代们,可能要被"革命"了。

但是,也许新常委是杞人忧天。据托克维尔说,法国大革命的原因之一,是因为路易十六是真诚的改革者。他的改革动摇了旧制度的基础,为革命铺平了道路。幸好,中国没有"真诚的改革者"。自上世纪改革以来,"真诚的改革者"在中国本就不多,多的是吃"改革"饭的。改革初战告捷,也即"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后,连吃"改革"饭的也已所剩无几。眼下,中国多的是行贿的大款和受贿的"裸官",他们现实、精明、势利,"杀头生意敢做,亏本生意决不做"。在这样的"精英"圈里,到哪里去找路易十六那样为革命铺平道路的天真的改革者?

法国革命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旧制度给人们留下了"哲学思考"的自由。托克维尔说,英国知识分子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德国知识分子躲进知识的象牙塔,而法国知识分子既不参与实际管理,也不躲进象牙塔。他们利用"哲学思考"的自由,侈谈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企图用理性改造整个传统世界,为革命创造出了一个激动人心的"理想"。幸好,中国没有这样的知识分子。中国最后一批这样的知识分子,已随"五四"运动一齐走进了历史。中国现在盛行的,除"医生收红包,教授卖文凭"外,就剩下王立军这样的兼职学者,以及"小沈阳"那样的社会名流,他们一般没有空"哲学思考"。伏尔泰和卢梭可能错了,但他们错误的前提,是他们自信自己在追求"真理"。今天中国知识界的优势,恰恰在于根本不追求真理。"真理,卖多少钱一斤"?所以,中国知识分子不会犯伏尔泰和卢梭的错误,他们没有兴趣做社会良心或时代灵魂,他们本身就没有理想,更遑论为革命创造理想。

世上凡真的革命,都离不开理想。无论在法兰西革命、共产主义革命,还是伊斯兰革命的背后,都闪耀着或尘世或宗教的理想的光环。只有痛苦和不公,不一定产生革命。索马里就没有革命,只有海盗。有了理想,才有无私,才有反抗强权的动力。没有理想的痛苦,产生的可能是极端的自私。他们不敢反抗比自己强大的,却擅长欺负比自己弱小的。他们不搞革命,却制造混乱、无序、以邻为壑、力大为王,以及"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中国不一定会在天安门广场再次爆发革命,但却可能在每个村落、每个街角孕育出无数"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

(2012年11月30日)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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