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僵局一旦打破平衡，變局就會滾動起來。六十多年來的大陸政治，正是一樁樁突發性偶然事變，推動中國逐步走上文明之路；它也勢將成爲憲政转型的第一推動，成爲中國自由的點火引信。
潘多拉盒子已經打開
2012 中國，猶如一部典型的好萊塢産品：叛逃、追捕、投敵、放毒、謀殺、焚屍、毀證、取證、陰謀、栽贓、情殺、滅口、誘敵、拘捕、審判、車禍、裸女、滅迹、權鬥、政變、外媒……所有驚秫肥皂劇的要素應有盡有，幾無遺漏。環環相扣，眼花缭亂，紛呈于國家高層的舞台上。
而中南海當局，一改以往"講政治"老調，也極力引導並促成2012事變的好萊塢化。他們慘淡經營，濃墨重彩，把事情努力塗抹成一出純粹的鮮廉寡恥、道德敗壞、金錢與性的都市肥皂劇，使之非政治化。從而試圖與年底的政治大舞台（十八大）相切割，杜絕任何可能的政治聯想。
這當然是一廂情願。無需良好視力，觀衆也不難瞥見，在那舞台背景的上空，有兩個巨大的政治幽靈——毛氏幽靈與鄧氏幽靈——正在進行的全武行式決鬥，難分難解，拼死拼活。
事實上，重慶"唱紅打黑"的戛然而止，毛左根據地在重慶地盤的萎縮以及在網絡空間的崩塌，在在標示了其政治性，標示了政治風向的轉變。
是的，目前似已塵埃落定，老中少齊上陣過招的十八大，已經垂下帷幕。人們開始關心，王儲登基之後，走向何方？
重要的是，中國已經不是2012年之前的中國了。
2012 ，中國上層政治黑箱這一潘多拉盒子已然打開，政治變遷的火車已經徐徐出站，各派砥砺磨刀之聲仍在隱隱作響。2013，作爲2012的 延長版，將使濫觞于2012的政治博弈繼續演義，政治慣性將繼續延伸。鹿死誰手，目前尚難一言以斷。
訴諸歷史，人們注意到，政治僵局，有時可維系二、三十年。然一旦平衡打破，滾動起來，它的邏輯就是：不到黃河心不死，不見棺材不落淚。這就是明眼人之所見：中國變局，已經開場。
"摸石頭過河"乃困境之源
北京的新當局甫一上任，觀察家注意到，有一些新舉措正在靜靜地釋放出來，贏得了些許掌聲。但仔細查勘，基本上都是一些親民的小動作，面對重重的內政外交的實質問題和困境，他們尚不知從何入手。簡言之，"新政"似乎難産。
在筆者看來，北京新主政者必須透徹想清楚的，其實就是一個問題，一個核心問題，需要誠實地、坦然地、勇敢地面對它。該問題是：
何處是"岸"？
中國政府，"摸石頭過河"已經30多年了。現在該是確立其目的地——"岸"——的時候了。
今日之世界，憲政民主國家已達115個，是無可爭議的全球文明主流，是河之彼"岸"。像中國這樣打著共産黨旗號的（極權或後極權）國家，日益寥寥，僅余其五（中國、朝鮮、越南、古巴、老撾）。而且，即使是這些引人注目的稀有物種，也都在"摸著石頭過河"，處于變遷之中。揭開世界日日喧囂沸騰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泡沫表面上的五彩錦緞，下面呈現出來的，正是上述基本態勢，它是中國困境的根源。
環顧全球，這種中國與世界主流秩序對峙的局面，還能維持多久？有可能長期撐下去嗎？中國能夠與基本人性長期對抗？這個世界有可能長期容納共産主義？
這一問題想透徹了，想通了，確立了基本意向，則一通百通。所有目前令中南海焦頭爛額的問題，多數將在登"岸"途中及登岸之後，迎刃而解。
這些問題包括：日益嚴重的中國財富精英與權力精英的向國外"大逃亡"問題，日益嚴重的制度化貪腐問題，土地制度問題，日益激烈的群體抗爭問題，超越軍費的維穩費用問題，台灣海峽兩岸的關系問題，中南海在地緣政治上所感受的"戰略包圍圈"的問題，香港的離心傾向問題、（由朝核問題、敘利亞問題、伊朗問題等所顯示的）外交孤立問題……等等。其核心，是國家定位。
"行憲"爲綱，綱舉目張
實踐的問題是，如何到達彼"岸"？
最近，江平、張千帆、張思之等70多位中國學者聯署的《改革共識倡議書》以及《炎黃春秋》的新年獻詞——《憲法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共識》 ，不約而同，指向了憲法，指向了憲政。
他們指出，雖然現行憲法並非十全十美， 但更嚴重的問題是，我們的憲法基本上被虛置。政治體制改革實質是一場"維憲行動"。即是說，用"維憲行動"來行憲，來達成憲政，到達"彼岸"。 要言之，"行憲"爲綱，綱舉目張。
以憲法超越了毛、鄧的左右兩極符號，展示出完全不同于二者的嶄新的憲政維度，擺脫中國長期在毛鄧二者之間擺動的困境，特別是擺脫毛澤東的巨大而黑暗的陰影，才能阻斷任何薄熙來式人物的政治復辟。
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只要毛澤東的罪行沒有被全部公開曝光、辯論、清算，只要沒有判處他的政治死刑，在這面血紅的旗幟下，在毛氏的土壤裏，類似薄熙來一類的政客就總有機會會興風作浪卷土重來、一代又一代層出不窮。由于其意識形態在中共的原教旨正統性，在其黨內，毛左還常常是主動進攻的一方，就像薄式"唱紅打黑"一樣。在這樣的話語權不平衡的情勢下，有意革新的主政者的權力，將受到致命的挑戰和威脅。
因此，公開討論毛時代，公諸其駭人聽聞的禍國殃民罪行，牢牢地把他定位于與希特勒、斯大林並列的二十世紀三大反人類暴君的行列，將剝奪已有的與潛在的薄熙來式人物的政治資本，歸零其極權主義加民粹主義話語空間，杜絕其東山再起的任何可能。這是目前中國的當務之急。
在這樣的歷史流程中，勢必涉及對中共奪取政權六十三年來的總回顧。其間中共所犯的巨大罪錯：土改、鎮反、城鄉社會主義改造、反右、公社化、大饑荒、文革、六四，……將一一受到公正的評價與審理。當真相與是非澄明之際，政治精英將不再被中共的遺産特別是毛遺産所綁架，一個全民大和解大寬容的時代才有可能降臨神州，中國文明才可能真正走向偉大復興。
人或問，如何保證這一偉大進程的降臨？答案是，沒有任何外在的可靠保證。你的意願就是保證，我的意願就是保證，他的意願就是保證。通過各類渠道，讓我們每個人的意願成爲可見可聞可感知的意志，則所有人意願的重疊部分勢將浮現出來，那就是政治共識。那就是公共的保證。那就是對政治人物的"賦權"。雖然，目前中國尚缺乏制度化的凝聚共識的政治通道，沒有制度化的授權通道，但在全球化網絡化時代，絕對的政治黑箱已不复存在。發揮你的表達想象力和創造性智慧，則我們的意願就不會歸零，它將被看到聽到感受到。它將彙聚成堅實存在不容忽視屢仆屢起的公共意志，促成"權爲民所賦"的授權渠道的誕生。
文革一代中共政壇精英
更重要的是，文革的戲劇性經歷對他們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筆者曾指出過，文革，作爲一次"微型的""擬真的"政治過程的預演。其中的政治參與者，鑒于 "奉旨造反"的基本格局，由于國門關閉，新聞封鎖，長期接受單一的意識形態灌輸和愚民教育，缺乏真實歷史的知識，不懂得基本的政治運作常識，因此，開初青年人的 政治操作極其幼稚，基本上是毛意圖的揣摩者跟隨者和宣傳機器的應聲蟲。但是，據筆者的仔細觀察，在文革中，由于基本生存本能的驅使，由于對文革前十七年來自身社會地位和利益的准確直覺，在實際的各組織和各利益群體的政治角逐中，在極其險惡的情勢下，人們對政治領悟極快，進展神速。無論是在組織、宣傳，還是在情 報、外交等方面，把一種"模擬政治"變成了"政治實驗室"，馬基雅維里式的諸種政治權謀和技巧在其中自發地出現。他們通過"陽奉陰違"，對毛指示的"各取所需" 和"各自解釋"，開始有了一些政治自主性，"木偶政治"逐步變成了"真實政治"。很多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政治謀略，開始出現在派別鬥爭中，逐漸玩起了複雜 的政治遊戲。短短幾年的政治成長歷程，某種意義濃縮了千年政治智慧的發展。文革在這個意義上培養了中國的一代政客（politician）。他們的主要特點是精神與行動都束縛較少，敢于行動，敢于出手。其基本問題在于忽視基本政治倫理，蔑視傳統道德底線，基本不問原則，不擇手段，不受約束，信奉"叢林法則"，信奉唯權力主義。
文革之後，他們進入中共官場歷練。中國極其險惡的官場生態，三十多年來中國政治的大起大落，驚濤駭浪，與經濟領域的超強互動關系，同時又有與毛時代不同的大量國際交往，使其增添了一份對現代政治的感悟。于是，文革經驗與改革時代經驗的交互作用，使這一代中國政客在其政治行爲方式和理念上，與其前輩很不相同。薄熙來是其中的一類典型。底層經歷影響更深廣的，也可能塑造出另類典型。無論如何，與前代政客比較，他們顯然不那麽謹小慎微，瞻前顧後。這些政客，倘若繼續實施暴政，勢必心黑手辣，周天寒徹；倘若真正確立了革故鼎新的信念，也就可能大刀闊斧，拼命向前。因此，在潘多拉盒子開啓的重要時刻，雖然執政空間仍然有限，但若目標明確，信念堅定，手段靈活，則不是不能做事的。如果主政者仍然無所作爲，歷史給他的判決就是：非不能也，是不爲也。
突發性偶發事變的概率大增
在今日之中國，還不應忘記，既然潘多拉魔盒已然打開，那麽，突發性偶然事變發生的概率就更加增大了。
之所以論及突發性事件，是由于在鐵桶般束縛下的中國當代政治制度中，即使尚有棱角的他們，所能發揮的余地也很小。但當出現突發性偶然事變時，他們大展身手之契機就降臨了。回望六十多年來中國大陸的政治歷程，不難看出，正是一樁樁突發性偶然事變，引領中國逐步走上文明之路。
用共産黨之前他們的祖宗黑格爾語言來表述就是：必然性通過偶然性開辟道路。
這裏的必然性，就是公民的普遍政治意願；這裏的偶然性，就是突發性偶然事變。衆所周知的有：1950年代毛岸英在朝鮮被炸事件，1971年林彪事件，1976年"四五"天安門事件，該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及其妻10月6日被逮捕的政變，1978年小崗村村民冒死立約包産事件，1989年天安門運動，2012年王立軍事件，令計劃之子車禍事件…..等等 。筆者甚至願意極而言之，突發性偶然事變，勢將成爲憲政中國的第一推動，成爲中國自由的點火引信。
凡事預則立。面對突發事件，面對歷史契機，有准備者與沒有准備者所導向的歷史後果是截然不同的。塞涅卡說得好：願意的人，命運領著走；不願的人，命運拖著走。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1-2月号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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