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十八大的两封建议信
（按：这里收录的是我在十八大前写给习近平校长的两封建议信，原信已由中央党校上送，但像过去的几份上书一样，没有任何回音。这是可以理解的。人口如此众多的大国，有多少人向最高领导上书，或申诉冤屈，或提出建议，每天总有成百上千吧。领导人不可能都亲阅亲批，正常的顺序大概是由办公厅的秘书们有选择地摘要上报几封，或刊登在内部参阅的文件上，供领导人阅批。这样一来，我那些在官方的视野里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建议和诉求，在秘书们的眼中，自然就归入被淘汰一类，得不到任何反响。但它毕竟记录下了我的思想和心情的轨迹，敝帚自珍，不愿自弃，所以还是决定把它编进《杜光文存》，在我晚年的人生里留下完全属于我个人的印痕。这是无奈的自我解嘲，也是感性的自我安慰，希朋友们不要见笑。杜光写于2013年的第三天。）
李景田常务副校长并请转
习校长：
即将召开的十八大，受到全党全国的高度关注，人们普遍寄以殷切的希望。我在网上读到一些民间和党内向十八大提出的建议与期待，几乎都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他们认为，我国目前危机重重，关键在于现行体制下的权力受不到应有的制约与监督，现阶段的官民对立、贫富悬殊、贪污腐败、社会动乱等等，都同政治体制的这个缺陷有着直接间接的关联。改革现行的政治体制，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
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曾指出：“党中央认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25年后的今天，我们又一次面临着这样的历史机缘，但主客观的条件却大不相同了。二十多年来积累下的许多难题，一方面使政治体制改革更为必要，更为迫切，同时也更为复杂，更为困难。十三大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决议，曾经得到全党全国的拥护，而现阶段则由于政治生态的持续变化，在各个领域、在权力运行的各个环节上，都有一些既得利益者。他们上下勾连，盘根错节，结成一定的利益共同体。改革政治体制的任何措施，都有可能触动某些群体的共同利益，因而会引起他们的强烈反抗，造成新的社会矛盾。
总之，同25年前的十三大相比，今天推行政治体制改革更加迫切，也更加艰难。这就要求高层领导在决策上更加慎重，更加稳妥，力求少走弯路，少出纰漏。我认为，为了稳妥、顺利地开展政治体制改革，有必要从以下两方面着力：
首先是从理论思想和政策上为政治体制改革做好准备。1986年邓小平再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后，党中央成立了以赵紫阳为首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下设办公室，组织近百位专家学者，围绕7个专题进行研究。同时还在中央党校组织7个平行小组，分别研究提出改革方案。这就为十三大的政治体制改革构想，做了很好的准备。从十四大到十七大，虽然每次政治报告都谈到政治体制改革，而且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但由于缺乏扎实的理论和政策的研究基础，论述未免流于空泛，缺乏切实妥帖的可行性。由于时间紧迫，十八大政治报告恐怕也很难避免这个弊病。我的建议是十八大之后立即在体制内外，就如何开展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组织广泛的研讨活动：一是在中央政策研究室成立政改研讨小组，邀集有关专家参加研讨；二是请学者比较集中的单位，如中央党校、社会科学院及某些高等学校，也组织一些研讨活动，提出改革方案；三是鼓励民间的研究机构发表意见和建议。用一两年时间完成这项准备工作后，由中央集中大家意见，拟出改革蓝图，再经过全民大讨论，最后交中央全会通过后实施。这个计划应该写进十八大的政治报告，以便让全党全国都了解党中央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既积极又慎重的态度。
与此同时，为了克服官民对立、消弭社会分裂，使政治体制改革的开展能有一个和谐团结的社会环境和广泛的社会基础，可以考虑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对于某些广大群众极为关心的历史积案，如“六四”事件、法轮功、某些地方性的大案要案，可以在全国和各省市的人大常委会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首先查清事实，再实事求是地依法处理，该平反的平反，该道歉的道歉，该赔偿的赔偿，该问责的问责。
二是对知识界呼求最为强烈的新闻自由问题，应该有步骤地加以解决，它不仅可以抚平知识界的不满和创伤，而且可以成为监督权力和反腐败的强大武器。所谓有步骤，就是说不必急于全面开放报禁，而是逐步创造有利于新闻出版自由的条件，如：1、取消中宣部管制舆论的特权，对现有报刊实行主编或总编负责制，让他们有选用稿件的充分自由。最近缅甸取消实行了48年的新闻检查制度，世界舆论反应很好。2、废止网络管理上的敏感词。目前许多网站都有大量敏感词库，文章或微博里有某个敏感词就拒绝发布，这是对网络自由的极大讽刺。3、有条件地开放报禁，首先是允许二十多年来遭禁或因故停办的报刊恢复出版发行；在严格审查的基础上，允许某些大城市出版民办报刊。4、出台《新闻法》、《出版法》，使新闻出版有法可依。八十年代全国人大常委会曾组织专家起草《新闻法》，已改出第四稿，“8964”后被弃置，可以在这个基础上修订定稿后经人大常委会通过施行。
三是逐步解除社会上人为制造的紧张不安的暴戾之气。我指的是公安部门对许多爱国者的监控、盯梢，他们或是为弱势群体争权利的维权人士，或是如实报道某些事件真相的记者编辑，或是提出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都是一些很有社会责任感的爱国者，却因为得罪了某些当权者而被剥夺人身自由，一人遭难，四邻不安，破坏了社会的和谐稳定。我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鲍彤，当初判他7年徒刑的罪名“泄露国家机密”就查无实据，刑满出狱后，依然被严密监控达16年。如此枉法而不纠正，实在是我们党的耻辱。希望在十八大前后能够解除对他的监控，这将会在全国以至全世界都产生良好的影响。
其他如废除劳教制度，停止对劳教人员的迫害；禁止截访，还受害群众以上访自由；不再干预基督教徒的宗教活动，允许他们有选择礼拜场所的自由；等等，也是影响面很大的社会问题，也应该列入党的议程，次第解决。
以上这些问题都是多年积累下来的，妥善解决，不仅可以化戾气为祥和，缓解党群之间、官民之间的矛盾，而且将有效地提高党的威信，为政治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考虑到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不妨采取典型试验、逐步推开的方法，不同的问题在不同城市或地区试点，以避免不必要的混乱。
面对政治体制改革这样重大的历史任务，我想在以下两个问题上有所作为：
一、在理论讨论问题上，我正在把我这几年所写的有关文章，编辑为一本小册子：《论普世价值和〈08宪章〉》。我思考的出发点是这样的：目前普遍存在于社会的专制主义、奴隶主义，说明反专制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没有完成，改革就是现阶段民主革命的一种具体形式，目标是要用民主法治的体制，取代专制垄断的体制。我在2009年2月为纪念胡耀邦逝世20 周年而写的一篇文章里曾指出：“真正要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而奋斗，首先就要为民主主义而奋斗。从这个意义上说来，真诚的共产主义者，首先应该是真诚的民主主义者！”而要完成民主主义革命，用民主法治取代专制垄断，就必须承认普世价值。至于《08宪章》，按照毛泽东说的“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的论述，它所描述的，实际上只是“经过民主主义”的一种模式，是一些关注国家命运的知识分子对社会发展前景的探测，是一份改革政治体制的草图，至少可以为社会提供研究、讨论、选择的基本资料。所以我把有关的文章选编在一起，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向党的十八大献上的薄礼，供大会代表参考。现在文章和注释已经编妥，正在撰写前言和序言，预计9月中旬可以完成付印，印后即可送上。
二、十三大后，为了宣传、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支持下，于1988年6月成立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挂靠在中央党校。我参与了研究会的筹备工作，并出任干事长兼会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双月刊主编。研究会成立后，日常工作主要由我主持，活动开展十分顺利，《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也出了4期。但“8964”事件却打破了我们的全部计划，研究会和双月刊都不得不宣告暂停活动。这一“暂停”就是23年。现在政治体制改革又一次提上党的日程，研究会和会刊可以在这项巨大的工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所以我建议，十八大后恢复研究会的活动和会刊的出版，继续挂靠在中央党校。
这两点关于个人活动的设想，不知道是否能得到习校长和景田常务副校长的同意和支持？
顺致
敬礼！
中央党校离休人员杜 光
2012年8月23日
紧急建议
李景田常务副校长并请转
习近平校长：
从北京日报网和新华网获悉，北京市在10月30 日召开安保动员誓师大会，表示要“努力营造人人参与、人人共保安全的氛围”，已有140万志愿者参加，吉林向各个安保志愿者队伍授旗。此前北京市已于15日召开全市动员大会，公安局和武警总队分别于10月16日、29日召开十八大安保誓师大会。在一系列大会动员之下，北京气氛有些紧张，商店、街头，多了一些带红袖章的志愿者，出租车司机也受到一些异常的约束，有些异见人士被押送到外地。我认为，十八大的安保工作应该外松内紧，孟建柱在北京市公安局的誓师大会上提出“不要影响民众的正常生活秩序”，是十分正确的，但实际上却在人为地制造紧张气氛。甚至北京以外，也有许多省市地区召开誓师大会、动员大会，提出“保卫十八大”、“打赢十八大安保攻坚战”。这些情况引起了普通民众的不满，有人说：“有八千万党员的共产党，开大会还要我们老百姓去保卫，这不太丢人了吗？”
这种紧张气氛进一步疏离了党和群众的关系，进一步败坏了党的威望。我怀疑党内高层是否有人故意制造紧张状态，为十八大产生的新领导留下难题；我甚至想，他们会不会真的在会议期间挑动事端，制造混乱，给十八大出难题，同时证明制造紧张气氛的必要性。
基于这一考虑，我建议本着外松内紧的原则，迅速调整安保工作。一方面加强内卫，特别要防止“祸起萧墙之内”，以至下毒、放火、停电、断水，甚至爆炸、暗杀，都不能排斥在防范之外。另一方面，放松对社会的控制和惊吓，取消那些不必要的扰民、限民的“十八大安保”措施。人们对十八大期望很高，这本应是个喜庆的欢快的时刻，不应给民众带来不便和不满，更不应使党进一步脱离群众。
我的思考也许有些片面，但自觉不无根据，怀着忧虑和急切的心情，向你提出上述建议，供参考。
顺祝十八大安全顺利！
中央党校老共产党员杜 光
2012年11月2日下午
（按：这里收录的是我在十八大前写给习近平校长的两封建议信，原信已由中央党校上送，但像过去的几份上书一样，没有任何回音。这是可以理解的。人口如此众多的大国，有多少人向最高领导上书，或申诉冤屈，或提出建议，每天总有成百上千吧。领导人不可能都亲阅亲批，正常的顺序大概是由办公厅的秘书们有选择地摘要上报几封，或刊登在内部参阅的文件上，供领导人阅批。这样一来，我那些在官方的视野里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建议和诉求，在秘书们的眼中，自然就归入被淘汰一类，得不到任何反响。但它毕竟记录下了我的思想和心情的轨迹，敝帚自珍，不愿自弃，所以还是决定把它编进《杜光文存》，在我晚年的人生里留下完全属于我个人的印痕。这是无奈的自我解嘲，也是感性的自我安慰，希朋友们不要见笑。杜光写于2013年的第三天。）
李景田常务副校长并请转
习校长：
即将召开的十八大，受到全党全国的高度关注，人们普遍寄以殷切的希望。我在网上读到一些民间和党内向十八大提出的建议与期待，几乎都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他们认为，我国目前危机重重，关键在于现行体制下的权力受不到应有的制约与监督，现阶段的官民对立、贫富悬殊、贪污腐败、社会动乱等等，都同政治体制的这个缺陷有着直接间接的关联。改革现行的政治体制，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
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曾指出：“党中央认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25年后的今天，我们又一次面临着这样的历史机缘，但主客观的条件却大不相同了。二十多年来积累下的许多难题，一方面使政治体制改革更为必要，更为迫切，同时也更为复杂，更为困难。十三大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决议，曾经得到全党全国的拥护，而现阶段则由于政治生态的持续变化，在各个领域、在权力运行的各个环节上，都有一些既得利益者。他们上下勾连，盘根错节，结成一定的利益共同体。改革政治体制的任何措施，都有可能触动某些群体的共同利益，因而会引起他们的强烈反抗，造成新的社会矛盾。
总之，同25年前的十三大相比，今天推行政治体制改革更加迫切，也更加艰难。这就要求高层领导在决策上更加慎重，更加稳妥，力求少走弯路，少出纰漏。我认为，为了稳妥、顺利地开展政治体制改革，有必要从以下两方面着力：
首先是从理论思想和政策上为政治体制改革做好准备。1986年邓小平再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后，党中央成立了以赵紫阳为首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下设办公室，组织近百位专家学者，围绕7个专题进行研究。同时还在中央党校组织7个平行小组，分别研究提出改革方案。这就为十三大的政治体制改革构想，做了很好的准备。从十四大到十七大，虽然每次政治报告都谈到政治体制改革，而且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但由于缺乏扎实的理论和政策的研究基础，论述未免流于空泛，缺乏切实妥帖的可行性。由于时间紧迫，十八大政治报告恐怕也很难避免这个弊病。我的建议是十八大之后立即在体制内外，就如何开展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组织广泛的研讨活动：一是在中央政策研究室成立政改研讨小组，邀集有关专家参加研讨；二是请学者比较集中的单位，如中央党校、社会科学院及某些高等学校，也组织一些研讨活动，提出改革方案；三是鼓励民间的研究机构发表意见和建议。用一两年时间完成这项准备工作后，由中央集中大家意见，拟出改革蓝图，再经过全民大讨论，最后交中央全会通过后实施。这个计划应该写进十八大的政治报告，以便让全党全国都了解党中央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既积极又慎重的态度。
与此同时，为了克服官民对立、消弭社会分裂，使政治体制改革的开展能有一个和谐团结的社会环境和广泛的社会基础，可以考虑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对于某些广大群众极为关心的历史积案，如“六四”事件、法轮功、某些地方性的大案要案，可以在全国和各省市的人大常委会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首先查清事实，再实事求是地依法处理，该平反的平反，该道歉的道歉，该赔偿的赔偿，该问责的问责。
二是对知识界呼求最为强烈的新闻自由问题，应该有步骤地加以解决，它不仅可以抚平知识界的不满和创伤，而且可以成为监督权力和反腐败的强大武器。所谓有步骤，就是说不必急于全面开放报禁，而是逐步创造有利于新闻出版自由的条件，如：1、取消中宣部管制舆论的特权，对现有报刊实行主编或总编负责制，让他们有选用稿件的充分自由。最近缅甸取消实行了48年的新闻检查制度，世界舆论反应很好。2、废止网络管理上的敏感词。目前许多网站都有大量敏感词库，文章或微博里有某个敏感词就拒绝发布，这是对网络自由的极大讽刺。3、有条件地开放报禁，首先是允许二十多年来遭禁或因故停办的报刊恢复出版发行；在严格审查的基础上，允许某些大城市出版民办报刊。4、出台《新闻法》、《出版法》，使新闻出版有法可依。八十年代全国人大常委会曾组织专家起草《新闻法》，已改出第四稿，“8964”后被弃置，可以在这个基础上修订定稿后经人大常委会通过施行。
三是逐步解除社会上人为制造的紧张不安的暴戾之气。我指的是公安部门对许多爱国者的监控、盯梢，他们或是为弱势群体争权利的维权人士，或是如实报道某些事件真相的记者编辑，或是提出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都是一些很有社会责任感的爱国者，却因为得罪了某些当权者而被剥夺人身自由，一人遭难，四邻不安，破坏了社会的和谐稳定。我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鲍彤，当初判他7年徒刑的罪名“泄露国家机密”就查无实据，刑满出狱后，依然被严密监控达16年。如此枉法而不纠正，实在是我们党的耻辱。希望在十八大前后能够解除对他的监控，这将会在全国以至全世界都产生良好的影响。
其他如废除劳教制度，停止对劳教人员的迫害；禁止截访，还受害群众以上访自由；不再干预基督教徒的宗教活动，允许他们有选择礼拜场所的自由；等等，也是影响面很大的社会问题，也应该列入党的议程，次第解决。
以上这些问题都是多年积累下来的，妥善解决，不仅可以化戾气为祥和，缓解党群之间、官民之间的矛盾，而且将有效地提高党的威信，为政治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考虑到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不妨采取典型试验、逐步推开的方法，不同的问题在不同城市或地区试点，以避免不必要的混乱。
面对政治体制改革这样重大的历史任务，我想在以下两个问题上有所作为：
一、在理论讨论问题上，我正在把我这几年所写的有关文章，编辑为一本小册子：《论普世价值和〈08宪章〉》。我思考的出发点是这样的：目前普遍存在于社会的专制主义、奴隶主义，说明反专制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没有完成，改革就是现阶段民主革命的一种具体形式，目标是要用民主法治的体制，取代专制垄断的体制。我在2009年2月为纪念胡耀邦逝世20 周年而写的一篇文章里曾指出：“真正要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而奋斗，首先就要为民主主义而奋斗。从这个意义上说来，真诚的共产主义者，首先应该是真诚的民主主义者！”而要完成民主主义革命，用民主法治取代专制垄断，就必须承认普世价值。至于《08宪章》，按照毛泽东说的“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的论述，它所描述的，实际上只是“经过民主主义”的一种模式，是一些关注国家命运的知识分子对社会发展前景的探测，是一份改革政治体制的草图，至少可以为社会提供研究、讨论、选择的基本资料。所以我把有关的文章选编在一起，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向党的十八大献上的薄礼，供大会代表参考。现在文章和注释已经编妥，正在撰写前言和序言，预计9月中旬可以完成付印，印后即可送上。
二、十三大后，为了宣传、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支持下，于1988年6月成立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挂靠在中央党校。我参与了研究会的筹备工作，并出任干事长兼会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双月刊主编。研究会成立后，日常工作主要由我主持，活动开展十分顺利，《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也出了4期。但“8964”事件却打破了我们的全部计划，研究会和双月刊都不得不宣告暂停活动。这一“暂停”就是23年。现在政治体制改革又一次提上党的日程，研究会和会刊可以在这项巨大的工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所以我建议，十八大后恢复研究会的活动和会刊的出版，继续挂靠在中央党校。
这两点关于个人活动的设想，不知道是否能得到习校长和景田常务副校长的同意和支持？
顺致
敬礼！
中央党校离休人员杜 光
2012年8月23日
紧急建议
李景田常务副校长并请转
习近平校长：
从北京日报网和新华网获悉，北京市在10月30 日召开安保动员誓师大会，表示要“努力营造人人参与、人人共保安全的氛围”，已有140万志愿者参加，吉林向各个安保志愿者队伍授旗。此前北京市已于15日召开全市动员大会，公安局和武警总队分别于10月16日、29日召开十八大安保誓师大会。在一系列大会动员之下，北京气氛有些紧张，商店、街头，多了一些带红袖章的志愿者，出租车司机也受到一些异常的约束，有些异见人士被押送到外地。我认为，十八大的安保工作应该外松内紧，孟建柱在北京市公安局的誓师大会上提出“不要影响民众的正常生活秩序”，是十分正确的，但实际上却在人为地制造紧张气氛。甚至北京以外，也有许多省市地区召开誓师大会、动员大会，提出“保卫十八大”、“打赢十八大安保攻坚战”。这些情况引起了普通民众的不满，有人说：“有八千万党员的共产党，开大会还要我们老百姓去保卫，这不太丢人了吗？”
这种紧张气氛进一步疏离了党和群众的关系，进一步败坏了党的威望。我怀疑党内高层是否有人故意制造紧张状态，为十八大产生的新领导留下难题；我甚至想，他们会不会真的在会议期间挑动事端，制造混乱，给十八大出难题，同时证明制造紧张气氛的必要性。
基于这一考虑，我建议本着外松内紧的原则，迅速调整安保工作。一方面加强内卫，特别要防止“祸起萧墙之内”，以至下毒、放火、停电、断水，甚至爆炸、暗杀，都不能排斥在防范之外。另一方面，放松对社会的控制和惊吓，取消那些不必要的扰民、限民的“十八大安保”措施。人们对十八大期望很高，这本应是个喜庆的欢快的时刻，不应给民众带来不便和不满，更不应使党进一步脱离群众。
我的思考也许有些片面，但自觉不无根据，怀着忧虑和急切的心情，向你提出上述建议，供参考。
顺祝十八大安全顺利！
中央党校老共产党员杜 光
2012年11月2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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