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浩成：痛悼老友许良英

图左起：许良英，李淑娴，方励之，刘宾雁。1986年11月14日，在许良英家吃午饭，讨论发起“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

【新世纪特稿2013年1月29日】

昨晚胡少安来电话，告知老友许良英去世的消息。前些天，许的夫人-历史学者王来棣去世，不久许本人也卧病在床，昏迷不醒。医生说如再不醒来，有成为植物人的危险。现在，他终于离我们而去了。

许良英是我国当代一位著名自然科学家，同时又是我们的民主法治改革的战友。他的去世是为我们的重大损失。我感到十分悲痛！

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与他就结识了。1976年初过春节时，我从沙洋五七干校获准返京回家，在厂甸旧书摊中偶然买到许良英翻译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写信给许，他立即回信，并将其第一二卷寄赠给我。我看后才知道，第一二卷都是讲的天体物理学，我一点也看不懂。第三卷为社会政治评论文集。其中一篇讲到，社会主义必须解决管理公有财产的官员们能否有民主监督，这是一个重大问题。（大意）这段话对于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给了我以重大启示。后来才读到南斯拉夫第四号人物-德热拉斯的《新阶级》，以及奥地利著名哲学家与政治经济学家哈耶夫的《社会主义-通向奴役之路》，（台湾殷海光译）更加深了我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因此《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一书给我印象极深。

1986年许良英，方励之，刘宾雁三人为了纪念反右三十周年，提出召开右派问题研讨会（见图）。许良英还给我写了邀请函，希望我参加。但是，钱伟长将此事向邓小平告密，邓即发怒，下令制止该会的举行。同时开除了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三人的党籍。因为邓错将许良英记成王若望，许方逃过一劫。

1989年2月，我主持的"法制与社会主义发展研究所"在首钢召开一次关于政治改革的研讨会。许良英应邀出席并带来许多自然科学家签署的，向中央要求"释放魏京生，保障人权，实现民主"的请愿书。（后来被认为是中国知识分子向中央发出的三封请愿书中的第二封）与会很多学者，作家纷纷在请愿书上签名，如：李洪林，张显扬，戈扬等。

当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引发学生悼念并示威游行。几天后，许良英给我打电话，介绍北大的一个学生找我，后又取消了。但是当晚北大学生刘刚还是来到我家。他拿出北大自治学生会的章程和宣言草稿，征求我的意见并要求修改。我表示这事我不便参与。刘刚表示不满，说："你们只是号召民主，而不做实事。"他还是让我提意见，我便在宣言草稿上做了些文字修饰。过后许良英打电话给我，问这事是否给我找了麻烦。原来许并不同意刘刚来找我的。六四以后，我被关进武警学校时，专案组老王询问我这件事。我说明后，第二天老王就取来当时我改过几个字的草稿，证明我说的是实话。

90年底解除我的"监视居住"被释放回家。2月份，许良英约我写一篇关于政改与民主的文章，他也同时写了一篇，共同发表出来。其后，1994年春季的一个大风天，丁子霖打电话给我，说有几本英文书赠送给我，现在她手上，是否去她那里取书。我看风太大，就说改日吧。当天下午，丁子霖，蒋良坤夫妇来到我家送书，并拿出一份"要求政治改革，实现民主法制"的信，让我签名，我立即同意并签了名。当晚，我考虑，我正向当局申请赴美讲学（三年来，美国几个大学多次邀请我出去讲学，公安部一直未批）我怕这个签名会影响我的出国申请。次日上午，我找到许良英，告他我现在的处境，许同意为我撤出签名。后来我听说他们又找了邵燕祥等两三个人签名后发表了。丁子霖还说有一人参加签名后又退出了。我深感许良英的宽厚大度，对人的体谅，理解。

2005年，我在美国旅居十一年后回国。我与许良英通了电话。我告诉他，我在美国写的一篇文章中曾引述他的民主论一文中的段落，他很高兴。我们对有些中青年人在发表文章中总是喜欢自我作古，发表任何理论都表示是自己的创建，不遵守世界学术界的惯例，不尊重别人的创意很是反感。后来我听说他和李慎之曾相互通信，讨论一些理论问题。我向他提起此事，他立即将他们的讨论通信发给我。我在回信中谈了自己的意见，他也同我讨论他的观点。

2008年底《零八宪章》草稿曾有人向他征求意见并签名。他对文稿中的一些提法提出商榷，十分认真慎重。因一些提法没有达成一致而没有签名。但是他表达了对这个文稿总体的支持。

朱厚泽逝世时，在向朱厚泽遗体告别会上，我遇到许良英。他已做了轮椅，但是面容清癯，两眼炯炯有光。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许良英翻译出版《爱因斯坦文集》，对我国知识分子启蒙的作用十分巨大。他身为一个自然科学家，为中国的政治民主改革奔走呼唤，成为我国民主思想的启蒙者。他治学认真严谨，对人宽厚宽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敬仰！

2013-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