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批判民粹主义恐怕会造成更大的裂痕，谴责民粹主义越民粹，还不如宽容和理解更好。道德批判并不是社会治理，相反会撕裂，加剧社会冲突。道德从来是相对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道德谴批判都相信自己的价值是终极的，如此呈现到政治中来，必然是敌我之分，是一种变相的阶级斗争。既然最后都相信自己是终局的，那么解决必然是暴力。对于政治事物，道德批判并不能切中，例如对毛泽东和文革，进行道德批判，就造成今天左右的严重对立，这是内战和流血的预兆。
民粹主义有一定的真理程度，如果是自卫，严格遵守群己分界，那就是民权。尽管使用了话语暴力，甚至身体暴力，都是民权的。民众只能话语暴力，甚至身体暴力，他们没有话语权，四五一代知识精英很少为民众代言，他们只有抽象的人权民权理论言说，从来很少具体推动。空头大话的支票，从来不认真去推动兑现。
这种批判展示出来的，是要求站立场。许多人至今相信思想取决于立场态度的正确。解决思想问题，不是依靠理性认识，而是先要端正态度，先要解决爱什么，恨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的立场问题。这种立场态度决定认识的观点，正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意图伦理（an ethic of intentions）,意图伦理使思想不再成为真理的追求，而变成某种意图的工具。那么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原来专制意识形态的延续，虽然其号称追求自由民主，却无法避免堕落为不自由不民主。因为仅仅是信仰和要求服从，而对本身的内在疾病有警惕，但是没有能力预防。
对民粹主义展开道德批判最力的是，从文/革中受难，在改革中收益的四五一代。我们深究他们的心理基础，这种批判是建立在他们精神创伤。他们把自己的精神创伤当作中国的精神创伤，而且排斥别人的身体和精神创伤，进入政治和公共舆论领域。后者例如民众在改革中受难的怨气。非独占不可，即使民众在改革中受难的怨气，已经成为时代的主要问题，他们还是要用自己的身体来覆盖。已经三十年了，还要永垂不朽。
某种意义上，四五一代虽然意识到要吐尽狼奶，但其思维方式毫无疑问，也属于专制余绪。与左派一样，丝毫不考虑责任伦理，不考虑如何与现实和解而真正推动自己的理想，而仅仅用意图的美好，来论证自己浪漫主义的政治筹划。
道德批判敌我之分之上的四五一代有太多的偏见，很多是巫术的东西，或太多的道德判断，例如用封建主义一词否定当下的现代性，例如把所有的罪孽都推到毛泽/东身上，这是一种替罪羊心理，还有例如不肯承认大众平庸的恶。在进行道德判断的时候，还会把实际问题和处理搁置一边去了，而且把自己抬到了救世主的位置。这样子道德启蒙就成了控诉会，同时是一种互助式精神按摩。
四五一代的思考起点，并不是直立行走，而是匍匐于被当局污染的大地，被吸附着，他们不是同现实和解，而是屈从于现实，并且把这种屈从当作和解。他们替当局考虑，站在所谓的现实之上，来想对策，例如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言建策。如此就被落后的力量裹挟了去，代表了去。例如王绍光所建议的中央汲取能力，带来巨大的问题。还有例如经济学家的教育产业化、国有业改革等等措施。文革反思一代的知识分子自己堵塞了民主化的道路。
四五一代的思考框架，有一个内在的时间感，那就是将来革命之前。革命就等于黑暗虚无。他们的这种时间规定性，是因为恐惧和焦虑。恐惧和焦虑来自他们文革死亡体验，进一步移植到将来的暴力革命中去。而且这种恐惧和焦虑，还有中国近一百年革命历史的挫败感和绝望感来"背书"。也就是说革命历史的挫败感和绝望感强化了恐惧和焦虑。避免革命种下龙种，收获跳蚤，是良好的意图。可是良好的意图也被用来掩盖或者强化。
他们反对将革命美学化，进一步连被迫发生的革命，以及与革命有密切联系的，例如广场政治的正当性也顺手勾销。不管是过去发生的革命，还是将来发生的，只要是革命，或者与革命有密切关联，引起他们联想和警惕，他们就把他扔到地狱中去，壁虎自断尾巴，离得远远的，担心被辐射。有一点点可能，他们就开始围追堵截。基于恐惧，把恐惧伪装成理性。于中国当下十字路口，还没到黄灯，就大喊大叫红灯了。
四五一代与共产党共享一套思维方式。他们展开精英的替代：有一个家国和统治秩序，有同一舞台，他们是新旧精英，就是争夺和表演的人。
四五一代有着政治体改革焦虑。他们倾向于无止境延长改良那革命之前，唯一的拯救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即使没有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条件了，或者已经被拒绝，还死死抱着政治体制改革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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