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维克特·A. 祖巴科夫（Viktor A. Zubkov）同志正在度过他的66岁生日。这位俄罗斯新总理再次带来超越了俄罗斯的时代性问题：世界大国需要什么样的领导人？
8年前的8月，鲍利斯·N. 叶利钦（Boris N. Yeltsin）总统突然指定不见经传的前克格勃（KGB）特工弗拉基米尔·V. 普京（Vladimir V. Putin）出任俄罗斯总理，4个月后，即将任期届满的叶利钦以辞职的非常手段，使普京总理“依法”继任代总统。随之，叶利钦动员俄罗斯的亲政权力量在总统大选中为普京造势，使这个代总统在2000年3月当选为正式总统。叶利钦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由普京延续他开创的威权主义统治方式；用总统职位交换普京不追究叶利钦家属的腐败。从此，俄罗斯政治进入了“侏儒时代”。
“政治侏儒”普京正在模仿他的威权主义教父叶利钦：他3天前突然指定不见经传的祖巴科夫出任总理，紧接着宣称这位新总理将参加明年3月的总统大选，剩下的事情就是动员亲政权力量在总统大选中为祖巴科夫造势。如果说普京的作法同叶利钦的作法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今天的祖巴科夫比8年前的普京更老、更默默无闻、更缺乏政治地位：普京出任总理时47岁，祖巴科夫出任总理时66岁；普京曾是前苏联的职业特工，祖巴科夫则曾是前苏联的集体农庄（collective farm，类似于25年前中国农村的“人民公社”）管理人员；普京出任总理前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Security Council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类似于美国的“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秘书，祖巴科夫出任总理前仅仅是俄罗斯财政部所属的联邦金融监督局（Federal Financial Monitoring Service ）局长，该局的职责是打击洗钱等金融犯罪。看来俄罗斯的“政治侏儒”一代不如一代。
普京挑选祖巴科夫作总统候选人的目的除了延续俄罗斯的威权主义统治，还有超越叶利钦之处：叶利钦选择47岁的普京为“接班人”时已68岁，他的健康状况很差，没有精力和体力操纵“普京时代”的政治了。今天的普京却极其年轻：只有55岁，竟然比“接班人”祖巴科夫小11岁。他的健康状况很好，精力旺盛。对于这个在大学时代就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年轻总统来说，在“普京后时代”继续为威权主义奋斗是有吸引力的人生目标。普京多次公开表示：他卸任总统后将保留某种对俄罗斯的影响。昨天，他再次公开说：我还没有具体决定离任后做什么，但是我离任后还会对俄罗斯的进程有影响（I have not decided concretely what I will do, but I will have an influence on events.）。挑选祖巴科夫做“接班人”就是普京寻求明年3月离任后对俄罗斯继续发生政治作用。
作为财经官员的祖巴科夫毫无权力基础，只有这种没有权力基础的“总统”才易于操纵。1992年至1993年，祖巴科夫担任过圣彼得堡市长办公室对外关系委员会（External Relations Committee of the Saint Petersburg Mayor Office）副主席，当时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正是普京，只有祖巴科夫这种早年的下属和朋友才易于操纵。祖巴科夫的女婿是俄罗斯现任国防部长阿纳托利·E. 瑟图科夫（Anatoliy E. Serdyukov），这位国防部长也来自普京长期工作过的圣彼得堡，也是普京的亲密朋友，普京的主要政治盟友大都出自圣彼得堡地区和克格勃系统，只有祖巴科夫这种“圣彼得堡－克格勃帮派”成员才易于操纵。因此，祖巴科夫“总统”具备由普京“前总统”操纵的一切条件，所以，祖巴科夫是下届俄罗斯总统的“最合适人选”。
可悲的是，不仅俄罗斯这个世界大国将由上一代“威权主义侏儒”操纵下一代“威权主义侏儒”，另一个世界大国－共产主义中国也在延续“侏儒政治”。
1989年“6·4事件”后，邓小平突然选定默默无闻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开启了中国政治的“侏儒时代”。邓小平这样做的目的也有两个：继续控制中国的高层政治；防止出现改革性的领导人追究他擅自调用军队镇压“6·4”和平抗议的责任。
不无巧合的是，上海在中国的地位同圣彼得堡在俄罗斯的地位十分相像：二者都是各自国家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江泽民的“上海帮”与普京的“圣彼得堡帮”也十分相像：二者都以某个共事区域为政治基地，二者都在一个出自该区域的帮派头目的提携庇护下把持许多中央权力。不幸的是，“上海帮”近年开始衰落。
在1992年秋天的中共“十四大”上，邓小平又突然破格提升当年清华大学的“政治辅导员” 、更默默无闻的中共西藏自治区委书记胡锦涛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作出了以胡锦涛为江泽民“接班人”的安排。这种“跨代安排”让叶利钦、普京望尘莫及：在俄罗斯，上一代领导人充其量只安排下一代领导人。邓小平发明“跨代安排”的目的也是两个：力图保持“共产党的江山千秋万代”；力图让跨代的领导人继续维护自己在中共历史上的“光辉地位”。
今天，这种反民主反民意的“跨代安排”仍然被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悄悄运用。他不仅准备安排“团派”做自己的“接班人”，而且着手布置“接班人”之后的“接班人”。当然，“接班人”之后的“接班人”也要来自“团派”。
同样不无巧合的是，胡锦涛为首的“团派”同普京为首的“克格勃派”也十分相似：两者都来自狭窄的脱离社会的特殊系统－特工部门和共青团，两者都不认同民主，两者都不擅长国家治理，两者都不懂经济，两者都没有民望。中国的“团派”比俄罗斯的“克格勃派”更低下：“克格勃派”别无所长，但是至少熟悉国家安全和国际形势；“团派”则一无所长，只会空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成群结伙地攀爬腐烂的官僚阶梯。
胡锦涛“跨代安排”的殷切目光正在被“团派”的拙劣表现困扰：那个47岁的前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现任湖南省长周强，不仅毫无业绩，而且对导致64人死亡的“8·13特大塌桥事故”负有领导责任；那个44岁的胡锦涛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时的“工作人员” 、现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胡春华，依然毫无改革地继承着团系统的保守无能的“革命传统”。可以肯定：如果胡锦涛执意模仿他的共产主义教父邓小平，在二十一世纪继续搞荒唐的“跨代安排”，这类逆时代潮流之举将会受到中国大多数高级官员的抵制，将会受到一切改革力量的反对，将会受到广大民众的唾弃，将会受到国际主流社会的鄙视。
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大国需要这样的领导人：他们必须接受民主制度，他们必须注重良治，他们必须清廉，他们必须对全球事务有正确的认知并具备承担国际责任的才干。无庸讳言，无论是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克格勃侏儒”，还是中国的“团派侏儒”，都不是合格的世界大国领导者的人选。
只有在民主变革中，中国政治的“侏儒时代”才可能结束。没有民主变革，就只会有“政治侏儒”；没有民主变革，就只会有“政治侏儒”的连续、模仿、私相授受。
（2007年9月15日 / 作者是在美国的中国政治活动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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