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快速的全球化已经把中国整合到整个世界体系。中国不仅已经加入了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组织，并且在这些组织内部扮演着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用学术的话语说，今天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依存关系。
相互依存关系对中国的国际环境和外交关系具有非常深刻的影响。笔者多次论证，正是互相依存关系的出现才使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很难对中国实行类似冷战时期西方对苏联那样的围堵和遏制政策。
正因为中国是国际社会的有机部分，那么要围堵中国就会有非常巨大的代价。
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国际环境都是正面积极的，中国可以高枕无忧了。正相反。当西方很难围堵中国的同时，西方也同样可以充分利用相互依存关系来改变中国，就是说，西方也得到了史无前例的一个机会来影响中国的内部发展。
鼓励中国加入世界体系
相互依存状态尽管要求同处世界体系的各个国家用理性的态度来处理他们之间所发生的摩擦和冲突，然而意识形态仍然扮演着很大的作用。因为社会政治制度的不同，中国（至少在西方的政治人物看来）还处于西方的对立面。
特别应当指出和强调的是，改变中国仍然是西方对华外交的重要议程之一。尽管西方各国就具体对华政策来说不见得能够达成共识，但他们的大趋向具有相当的一致性。
当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时，西方各国都抱相当乐观的态度。因为他们害怕一个拥有核力量的中国孤立在国际体系之外。
改革开放既能促动中国的内部变革，也可以使得中国的内部发展变得更加透明化。在这个认知基础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逐渐形成了鼓励中国加入世界体系的对华政策。
这一政策尤其反映在美国克林顿总统时期形成的“接触中国”政策上。欧盟的对华政策基本上也顺从这个路线。西方政治人物以及社会曾理想地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必然使中国成为"和我们类似"的国家，即一个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国家。
然而中国并没有顺着西方所希望的路线走。中国一方面成功地和世界接轨，成为全体经济体的重要一员，另一方面并没有全盘走西方的政治路线。
在政治上，中国似乎成功地抵御住西方“和平”演变的努力，开始探索适合中国自身的政治制度。不仅如此，随着中国持续的经济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增加迅速，开始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中国政府因势利导，确定了“走出去”的大战略。经济上的成功也使得中国的政治开始对很多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很多国家开始关注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经验。
“中国制造”变成政治问题
中国发展的这种局面是西方未曾预料到的。当他们意识到中国在软、硬力量上对西方构成全方位的竞争关系时，就开始反思既往的中国政策，制定新的策略来促动中国的内部变革。
近年来，中国崛起的“不确定性”几乎已经成为西方政治人物对中国的一个基本共识，同时它也成为西方制定对中国政策时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
中国“不确定性”概念一方面承认中国崛起的不可避免性，另一方面也论证要促使中国内部变革的重要性。正是因为中国的崛起具有“不确定性”，那么西方世界就要努力来影响中国的内部发展，使得中国往西方认为是正确的方向发展。
在美国方面，九十年代就开始出现“围堵”中国的概念，但当时美国人要“围堵”的是中国的崛起，认为只要美国方法得当，中国的崛起是可以被遏制的。
到今天，美国“围堵”的内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是要“消化”中国崛起的“不确定性”。包括美国、日本和澳洲正在营造的亚洲版“小北约”都是这个目标。
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开始发现他们必须充分利用中国和西方世界的相互依存状态来促成中国的内部变革。既然中国是因为开放而崛起，依靠和西方世界的接轨而崛起，并且中国经济事实上也高度依赖于和西方世界的贸易关联，那为什么就不能用这种关联来对中国施加变革的压力呢？
这也就是最近在美国和欧洲搞得纷纷扰扰的“中国制造”问题。尽管中国的一些产品的确有问题，但政治人物和媒体则要全力抓住这个机会。这样，贸易和民主、人权、环保、奥运会等等方面结合了起来。
在西方政治人物的眼中，中国的每一种经济产品都可以看出其政治含义。极端者甚至天真地相信，因为中国政府主要是依靠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向人民提供经济福利而获取合法性，如果利用贸易等经济手段促成中国的经济危机，那么中国的内部变革就会产生巨大的动力。
中国对高度政治化的贸易问题理当采取理性的态度，并且必须利用这种压力来改善生产的政策环境，促成中国的产业和产品质量走上一个新的台阶。
在过去的20年间，世界制造业的劳动分工基本形成。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基地，中国的地位很难轻易动摇。只要中国能够改进质量，西方国家很难重新拾起已经转移出去的制造业。而转移到其他国家也会产生类似的问题。
但是，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必须正视这种因为相互依存状态而产生的国际压力。改变中国之梦不仅存在于西方政界和社会，而且也存在于西方商界，甚至和中国有大量经济交往的商界。
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资本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盈利，另一方面是以自己的方式改变政治社会环境（以获取更大的利益）。当西方政界、商界和社会在改变中国的问题达成一定的共识的时候，中国就会面临巨大的压力。
当然，最好的应付方式是中国采取主动，加紧探索政治改革，通过制度创新来建设新制度。只有制度牢靠了，西方的压力才不会造成巨大的内部影响。
2007-09-18《联合早报网》·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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