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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6月30日星期一

朱长超:徐景贤的遗体和他的遗著

(《新世纪》附录徐景贤女儿徐蕴留言

   [评]我是一个很早反对四人帮,并为此受到迫害的人。我曾经反对四人帮及其追随者的武装镇压、武装屠杀、武斗、专制、迫害、以及有的人人品、谋私等方面 的劣行。四人帮垮台后,浙大领导为多次派人到我单位、看守所、监狱去为我送平反文件,企图进行营救、为我平反。第一次坐牢出狱,南京市公安局的平反决定也 是说因为我反对林彪四人帮而关押。

但是,看了朱先生《徐景贤的遗体和他的遗著》这篇实事求是的文章,对照现在的官场,我忽然惊觉,当时那些被我们看作坏蛋的那些人,与现在的官场官员 们比,却几乎成了圣者。1973、1974年我开始从事民主运动,写文章列举和极力反对的特权官僚专制制度的特权现象,现在反倒根本不成为任何问题了,当 时我批判的特权官僚,与现在的官僚们相比,也同样几乎成为圣者。

中国社会的沉沦和巨变,真让人感慨!

            ——徐水良2008-6-29

新世纪配图:2007年6月徐景贤和原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组长朱永嘉在安徽黄山茶林场11位烈士(上海知青)墓前留念

去年11月初的一天,华东师大的一个老师打电话告诉我,曾经担任 过上海市委写作组支部书记和上海市委书记的徐景贤在十月底的一天 突然去世了。不日有一个遗体告别仪式,老师问我是否去参加?

徐景贤是当时上海的高层领导,我只是一个在他曾经工作过的市委写 作组里逗留过的学习者和打工者。而且,我对他当时紧跟着上头起劲 地在上海搞一打三反运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是有看法的,特别是对 他领导或支持了对复旦大学胡守钧等同学所谓反革命小集团的清查没 有好感。不去参加也无所谓。但是,我觉得应该去参加,一是我毕竟 在写作组里打过几年工;二是我现在在一家与殡葬文化有关的杂志里 兼一点点工作,他那么一个人物,能捐献遗体,其精神是很可宝贵 的,当然应该去了解一点信息,表示一分敬意;三是对于他那样一个 文革的大起大落者,值得关注和思考。他虽然当了不小的官,但是却 清正廉洁,不谋私利。这是值得令人尊敬的。第四,中国人有一种国 民性,如鲁迅所说的,是个比较实用、功利的民族。中国少有失败的 英雄,少有敢于抚哭叛徒的吊客。一个人得势时贺客盈门,失势时门 可罗雀。徐的景况也同样是这样。他那样一个共产党里、上海滩头的 风云的人物,毕竟也总归是一个党的人,但大树一倒下来,他被 判了十八年徒刑,整个家族也深受影响。很少有人表示出半点恻隐之 心,这多少反映了一种党同伐异的党文化,也反映了中国人勇于痛打 失败者的民族文化。从他身上,多少可以看到一些国情民情党情。再 者,他在文革虽然有错,但他本人也是文革的牺牲品。党内路线上的 分歧和斗争,是否一定要用专政的办法来解决,也是需要细细思量 的。总之,我决定参加这个告别仪式。

他是突然发病,突然去世的。那一天,他一直还是好好的,下午突然 发了病,又突然去世了。生前,他早就办好了手续,将他的遗体捐给 医学事业。他是想把自己全部地捐献给社会。这真是一种崇高的境 界。小平同志捐献了角膜,这已经令人肃然起敬了,而徐景贤捐出了 身体的全部,这更加难能可贵。因为捐献了遗体,遗体告别仪式就放 在接收遗体的某医院的一个不起眼的小房间里。房间只有二三十个平 方米。来的人比较多,小房间里挤不下,许多人只能站在室外的一条 小马路上。这个房间只有一扇小窗,光线很暗,只能开着灯;窗小人 多,房间里闷得很。小房间的一头,徐景贤躺在一块木板上,紧紧地 闭着他的眼睛。他看上去十分消瘦,全然没有当年的神采,完全不像 当年才气纵横、谈笑风生的徐景贤了。他的身上,盖着一条很薄很旧 的被子。这条被子也许他用了大半辈子了。头枕在一个十分破旧的枕 头上。枕头上的布已经褪了颜色,还有几个布丁。看上去也觉得不太 干净。这也许是他平时使用着的枕头。那布是浦东的土布,他是奉贤 人,我也是浦东出生,因此看到这种土布感到很亲切、很眼熟。徐景 贤丧葬用的被子和枕头,是我看到过的最简朴的陪葬品。如今一小部 分人先富了起来,葬礼也就讲究起来,不仅要穿着高级的西装进入火 化炉,还要买票面价值达几亿元的冥国银行的股票、基金、钞票给死 者,有的还要烧一个做得微妙微肖的三陪女和小保姆侍候。徐景贤是 大大落伍了,他和他的家人太不与时俱进了。从那条被子和那个 枕头,我觉得他仍然保持着当年一种艰苦朴素的本色。在那个时代过 来的人,已经习惯于过一种素朴的生活。我也猜测,他从牢中出来 后,生活非常清贫。现在,在小平同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伟大号 召指引下,有钱的人一掷千金,就是当年的贫下中农或者现在的协保 人员、下岗工人家里死了人,也不会这样寒酸。他盖那样的破被子, 枕那样的旧枕头,到那个世界的时候,会被那里的人们误读为我们经 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后还是那么贫穷落后,其实,我们现在是阔多 了。如果被早些时候先到那里的小平同志看到了,恐怕也会不高兴, 他老人家也许会认为,徐景贤是有意给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抹 黑。

告别仪式上有一幅对联,虽然并不太工整,但对他了基本客观的评 价。这幅对联是:用权不谋私,有错善反思;人品贵真诚,勤奋 伴一生。

文化革命时期,徐景贤虽然位高权重,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当权的 那几年,居然一点也没有为家人、熟人、亲友捞点好处。家人熟人亲 友该插队的还是插队,他没有批个条子让他们不去农村留在城市;家 里人该种田的还是种田,他没有为家人打过招呼留个招工名额;家里 人该抄家的还是抄家,该批判的还是批判(抄家是不对的,批判也是 不对的,但他做官不护家)他没有批过一个条子,找过一点关系,更 没有分过一处房子,捞过一点好处。这种清正廉洁一方面是他的学 养、他的家庭薰陶使他以不谋私利为荣,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官风 社风民风比较地清廉。他在出狱之后,真诚地向文革中受过伤害(并 不一定是他造成的)同志道歉,这也体现了他的正直和真诚。出来 后,徐景贤很勤奋地读书,并且写出了一部比较真实的历史回忆录 《十年一梦》,为研究上海文革史留下了一份宝贵的资料。今天的中 国,腐败分子多如牛毛,挥霍斗富成为一种时尚。整个社会弥漫着一 种浮躁的心态。徐景贤为官时清正廉洁,出来后勤奋著述,离世后简 单朴素,这些是值得称道的。

徐景贤以才气著称。他出生于一个读书人之家。家里有文化气息,有 道德素养。他从小聪慧过人,他没有读过大学,解放初国家正需要他 这样的青年,动员他先工作。由于家学渊源,高中毕业时已经能写出 一手好文章。青年时代的他单纯得很,对社会主义有很高的积极性。 在工作中,他写过剧本,写过诗,写过散文。他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 人后来当了市委写作组的负责人。顺便说一下,这个写作组并不如有 些人担心的那样可怕。这里收罗过、或走出过不少人才。有的人当时 就有些名气,后来成了文化名人。徐景贤文革中响应毛主席的号召, 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的 一种革命行动,毛泽东专门发过电报,写过批文,称上海夺权为一月 革命风暴。那时候,党号召学生大串联,号召全国各行各业成立造反 组织,夺走资派夺权,号召进行革命的大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号 召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运动,清查五一六运动。总之,党和毛主 席的号召一个接着一个,革命的浪潮一阵接着一阵,一切都由毛主席 为首的党中央部署着、领导着。文革到了中后期,许多人觉悟了,疏 远了,淡出了。徐景贤却还是坐在那个位置上,从他的《十年一梦》 看,他是真心诚意地认为自己是在紧跟着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步骤,积 极地按照着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办,自以为是在紧跟伟大领袖进行着 反修防修的伟大革命呢?

在我们伟大的祖国,革命与反革命是非常容易变化的。陈独秀是党的 五届总书记,后来一下就被说成是反革命托派,抗战时,又被延安方 面说成是拿日本人津贴的汉奸卖国贼。张国焘、刘少奇、高岗、林彪 等人,一度都是党国要人,一度又成了反革命。后来毛泽东死了不几 天,文化革命中被称为旗手的人也成了反革命。由党的代表大会选出 来的中央委员徐景贤也就成了反革命集团的骨干,被判了十八年徒 刑。他后来获得了党的宽大,在期满前一年提前走出了监狱。

出狱后,徐景贤写出了回忆录《十年一梦》。这本书是在香港出版 的。这样的书在大陆是不准出版的。吴法宪的书在大陆也不能出版。 宪法上没有说此类人的书不能出版,但是,事实上是不能出版的。看 来,以后我们的宪法需要进行必要的修改,以适应徐景贤、吴法宪这 样的人的著作的出版问题。《十年一梦》中有许多珍贵的史料,写得 比较客观。不过,徐景贤对于历史沉浮的认识,我的感觉是没有超 越。他有太强的负罪感。我总觉得他的反思并不深刻,对文革那些旧 人旧事的认识还没有跳出老套套,没有达到一个历史的高度。他还是 把毛泽东周恩来当作神一样地尊重着,写到周恩来对他的器重、爱 护,字里行间仍然感激涕零,对于毛泽东,仍然一付诚惶诚恐的心 态。他不停地检讨着自己,贬低着自己。他是从文革结局为座标来写 这本书的,因此不断地认罪检讨;有时是以文革时代的心态写的,因 此,仍然有文革思维。他没有细细思考他为什么从一个中央委员、市 委书记突然成了反革命,他没有细细思考路线斗争和犯罪究竟有什么 联系和区别?他的书没有超越当年对神坛的膜拜。我觉得同样由革命 家而沦为阶下囚的吴法宪的书要比他深刻得多。从书上看,他没有思 考过这样一个问题:他亦步亦趋地紧跟毛主席参加文化革命,究竟是 什么原因党又要让他去登监狱呢?

徐景贤生前将自己的遗体捐给了医学事业。他似乎有一点赎罪的心 态,有一种全心地将自己报效国家的意思。不过,令人失望的是,也 许是有关方面考虑到他的特殊身份,竭力限制告别会的召开,为了缩 小规模,减少人员,特意安排了一个非常狭小的房间。据说有关方面 曾要求有些徐当年的下属不要参加告别仪式。而作为接收他遗体的那 家医院,对死者表现出十分的冷漠。别人将遗体都无偿地捐献给你 了,你总得送束花表示一点敬意,总得供应一点茶水让告别死者的人 们有杯水喝,总得准备几个凳子,让送别者有个地方坐。他们都是垂 垂老人了。这个捐献遗体后的告别场所,竟然没有一滴水,没有一个 凳子,没有一个工作人员表示过一点感谢之情。也许他们以为,徐景 贤是坐过牢的人,可以不以为然。一个人无论他生前如何,他最后以 至诚之心捐献了遗体,接收遗体的单位如此冷若冰霜,使人感到一阵 寒意。他们对死者不尊重,对生者不关爱,简直有点像雷锋同志 阶级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那样一种味道。这家大医院对待遗体 捐献者如此寡情,如此缺少人文关怀,这很有点像文革年代的医院, 那时候,对待四类分子或者运动对象,医院是爱憎分明的,是不愿意为这些人认真治疗的。今天,对徐景贤这样一个遗体捐献者的态度, 一定会使准备捐献遗体的人的内心多了一份疑虑。

《网路文摘》,徐水良主编

新世纪附录《徐景贤纪念馆》网址

徐景贤女儿徐蕴留言

徐蕴[爸,我们去看望过爷爷了]爸,今天我和姐、丕耀三人一起去了奉贤滨海古园,看望过爷 爷、奶奶了。找到老人家的墓碑,回忆去年清明陪您一起去的情景,我就止不住泪如雨下、泣不成声。我告诉爷爷、奶奶:爸爸也走了,而且骨灰都没留下。但他 作为遗体捐献者,得到了上海市红十字会提供的一个网上纪念馆,在那儿每天会有许多人路过并拜访他,朋友们会去与他聊天,给他留言、献花,他那么喜欢交朋 友,他在那应该不会寂寞、冷清的。您的三个子女都很不幸,让您晚年受了很大刺激。但您六个孙辈家庭及曾孙辈们现在都很好,都有自己的事业和学业,而且都很 努力、争气,他们都没给徐家的祖先丢脸。但他们远在外地和国外,没能回来给您扫墓,我们在上海的全权代表了。作为曾在曙光中学、交通大学、南模中学、师范 大学任教一辈子老师的您,九泉之下若能看到自己的后代有今天的生活和成绩,会感到无限欣慰的。爷爷,您对我们的恩情、帮助,对我在1979年参加高考前的 化学辅导,我都会永远铭记在心、感恩不尽的。
爸,我替您给爷爷、奶奶献了花、上了香,我告诉他们,今后每年清明我都会去看望他们、缅怀他们的,您们都将永远活在我们晚辈的心中。
(2008-4-6 18:28:05)

徐蕴[爸,您还年轻啊!]其实我心里很清楚,对于刻有400多人的集体墓碑来说,它只是象 征性的,您最后的归宿可能并不在那儿。因为生前您就选择了不保留骨灰。唯一现在能给我们长久留下的纪念物就是您的一些头发。望着还黑多白少的头发,我心里 好痛啊!爸,真的,您还年轻啊,您还有许多事想做呢,您怎么就突然一走了之了呢,您甘心吗?(2008-3-15 20:43:55)

徐水良:中共拒绝民主,中国只剩下全民起义和军事政变两条道路

2008-6-29

贵州瓮安数万(有的报道说有10万)民众奋起维权抗暴的情况说明,中共政府的黑暗和腐败,已经无可救药。

中共及其政府如此黑暗和腐败,中共领导又拒绝进行根本的政治改革。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留给中国老百姓的走的路,恐怕只剩下官逼民反,老百姓奋起造反的一条道路。

历史走到今天,中共一再顽固拒绝根本的民主改革、坚持极权专制统治。在这种条件下,整个中国社会,恐怕也确实只有全民起义和军队政变两个出路了。

因此,我们在继续呼吁中共进行根本的民主改革,抓住最后机会,争取走和平变革道路的同时,又呼吁良心尚存的中国军人,在中共顽固拒绝根本改革的情况下,尽快采用外科手术式的军事政变,促使中国走一条损失较少的民主转型道路,防止大规模全国骚乱可能产生的损失。

如果和平变革和军事政变这两条道路都没人走、走不通,那么,我们只能呼吁中国老百姓采用全民起义的办法,终结中共统治。

中国的事情已经不能再拖了,不能再让情况继续恶化,不能再让政府进一步腐败和黑暗,不能再让民族的道德进一步沦丧和崩溃,不能再让中华民族自然的和 社会的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不能继续让中共强迫我们的民族走上实际上的生存自杀、精神自杀、文化和文明自杀的自杀的道路。我们也不能用中共的邪恶方式来 “崛起”,使中华民族变成全世界痛恨仇视的反动敌人,在“崛起”的同时却丧失自己的尊严、丧失和平立足的于国际社会及世界民族之林的可能。

我们的民族,也不能再为中共继续支付生命、鲜血、自由、人权、老百姓受欺凌压迫、受摧残和痛苦的巨大代价,来等待几乎不可能的中共民主改革。我们已 经支付了八千多万生命和十四亿人五六十年丧失自由、承受饥饿和摧残的沉痛代价,包括许多次屠杀和地震中本来不该丧生却因为豆腐工程而丧生幼小生命。

中国必须成为一个自由、民主、文明、和平、人人享有平等和人权的幸福和谐的社会,而不是黑暗、专制、腐败、贫富差距巨大,贫富严重对立的不公平社会;中华民族更不可能自寻死路,与全世界为敌,与文明为敌,与民主为敌。

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包括上面提到的办法,结束中共一党专政。

此文于2008年06月29日做了修改

张博树:受害家属的问责诉求难道不是天理所在?

原题:《成都日报》意欲何为?

625日《成都日报》载文“地震是毁房罪魁 幸存者应理性看未来”,该文称“5·12汶川特大地震震动了大半个中国,造成重灾区不少房屋垮塌、损毁。针对这种现象,昨日上午,成都市社科院举行‘地震灾害与房屋建筑安全’研讨会,邀请20余位地震学、建筑学、法学专家,对房屋损毁原因及相应的责任认定等问题进行专题研讨。专家们认为,此次特大地震的巨大破坏力是损毁房屋的罪魁祸首,不能简单地把房屋损毁原因归咎于建筑质量;劫后余生的人们应该理性面对地震及其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此话何意?

明眼人一看即知,这是告诉人们:地震中房屋倒塌纯属“天灾”,与“人祸”无关,谁要从“建筑质量”方面追究房屋损毁原因,就是没有“理性”地分析这场灾难,更不是“理性”地“看待未来”!

众所周知,汶川大地震造成了大量建筑物被毁,特别是学校,毁坏、倒塌极其严重,成千上万如花的孩子瞬间葬身瓦砾,这是此次灾难中尤其令人心痛、乃至无法接受 的一个事实,因为毕竟还有不少建筑物没有被摧毁,灾区政府机关大楼的垮塌远比一般中小学教学楼的垮塌程度低。在这种情况下,遇难学生的家长和社会各界有识 之士要求反思“天灾”背后掩藏的“人祸”成分,追究学校“豆腐渣工程”的责任者,难道不是天理所在?而《成都日报》的这篇报道却通过“专家”之口告诉人 们,“同一区域房屋受损程度不一有多种因素”,“废墟取样”也“很难反映质量问 题”;加之“多因一果无法追究刑事责任”,所以灾区的人们还是应该摆平“心态”,虽然“受灾人口上千万,值得庆幸的是,尽管环境、建筑、经济严重受损,但 相对整个受灾人口而言,因灾死亡、失踪的人毕竟还是极少数”,“可以说绝大多数人都曾与死神擦肩而过,在这种情况下幸存下来,更应该理性面对地震灾害,重建美好家园,而不应该沉湎于悲痛,或者怨天尤人”。


图为《动向》杂志2008年6月号封底

因为死的人“毕竟是极少数”,活下来的人就应该“心怀庆幸”,而不要再去“怨天尤人”,这叫什么话?!

说穿了,《成都日报》干脆就是在宣告:人们不要再去谈“问责”,追查那些豆腐渣工程的责任人;在无法抗拒的“天灾”面前,遇难学生家长和其他社会人士非要纠缠与无法厘定的“人祸”,就有无理取闹之嫌了!

然而,汶川地震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真的与“人祸”无关么?这些夺去我们那么多可爱的孩子的生命的“人祸”因素(哪怕与天灾相比,它只是间接的发挥了作用)真的就无法厘定么?

我们有权利郑重地提出这些问题!

一般来说,在巨大的公共灾难发生后,理性地反思灾难,包括产生灾难的种种原因和政府在灾难中的表现,是一个政府成熟程度和自信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政府是否真的对公众负责的标志。


《成 都日报》作为灾区的地方政府机关报,本应承担起震后反思的理性职能,现在却发表了这样一篇如此糟糕的报道。尽管此类作法从历史角度看并不奇怪,并不新鲜, 但在这样一个历史转型的今天,在这样一个事关万千生命的大问题上仍如此不负责任,甚至如此无耻,实在令人扼腕!痛心疾首!

2008626日夜初稿,630日修改,北京)

崔少明:取藏人必先取达赖,取达赖必先取精神

 昨天各大电视台反复播放 YouTube 的贵州省瓮安县万人骚动录像,令人想起拉萨三.一四。但西藏当局似乎吸收不到教训,为了挽救旅游业,请记者组团往访,却被指严密监控采访。骚乱后,高官爱用文革腔调骂达赖,为北京奥运添烦添乱。

  新世纪配图:达赖喇嘛

党委书记张庆黎在奥运火炬拉萨站的传送仪式上紧绷着脸高呼:「坚决挫败达赖集团……的图谋」,「西藏的天永远变不了」!由于偏离火炬「和谐之旅」的精神,上周被国际奥委会指为「将体育与政治相提并论」。中方没有反驳,新华社网站上也找不到这篇讲词,书记显然衰

书记小题大做看扁国家

  张先生是「鹰派」。骚乱后,他号召与达赖这个「人脸兽心的怪物」进行「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绝不能……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否则就要红旗落地、人头搬家」。这使人想起六.四戒严前,中央说大不了重上井冈山。书记无疑是说,今天的西藏相当于十九前的北京。

  将地区问题提升到亡党亡国的高度,书记看扁了国家;骂达赖「兽心」,更是为后者博同情。相比之下,总理温家宝谈及西藏时,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宗教自由,保护文化,保护生态」,都是建设性的,就字面上看,正好应对内地异见藏族女作家唯色所谓的西藏生产资源、生活方式、文化、自我、家园五大「丧失」。

  中央放软而地方上喊打,不排除是玩白脸与黑脸,但更可能是地方官夸大达赖的威胁,以防他回藏,自己没戏唱。港大学者赵耀华前天在《明报》说,近年有年逾八旬的藏族前高干去信胡锦涛,直指强硬派「吃反分裂的饭,升反分裂的官,发反分裂的财」。拉萨骚乱后,也确有藏人对香港记者说,中央的资助大都被地方官贪了。

达赖态度随国际形势而变

  藏人骚乱后,内地出版重版了多种反达赖的影碟和书籍。我在港买到四种:每套一小时的记录片《达赖喇嘛》和《西藏往事》;舒知生编、北京三联书店中英对照的《西藏今昔》;直云边吉着、海南出版社的《达赖喇嘛分裂者的流亡生涯》。

  内地不存在纯民营的出版,一讲到藏独这类「国策」,宣传味很浓,但细看之下仍有所得。以上的数据以最后一种较有价值。这本十年前的旧书说明,达赖时硬时软,时亢奋时低沉,主要受当时的国际形势推动,这包括美苏结束冷战;中国六四;苏联东欧崩溃;曼德拉战胜南非白人政权。作者直云边吉是北大学者、中央统战部杂志撰稿人,又名张植荣,但书里没有说是藏人还是汉人。

  中国讲西藏来来去去不外三点:自元朝以来就归中国管;中共解放了农奴,改善了藏人的生活;达赖妄想独立,因为想复辟农奴制。

  就第二和第三点,本栏以前提到过,今天或讲得详细些。西藏政教合一的旧制度是很黑暗,但中共是马克思信徒,理应相信社会本身有动力推动时代发展。曼德拉上周庆祝九十岁生日,当年南非以有色人种为次等公民,后来西方带头杯葛,迫使其倒台,记忆犹新。解放军如果一九五一年没有入藏,而达赖死抱着农奴制,也早晚会在农奴抗争、国际压力、游客止步下低头。说得形象些,李察基尔也会迫藏传佛教解放农奴。

  中共建设西藏有功。但过分强调「在我治下今胜昔」,恍惚没有了我,时代就停滞不前,也就与美国自视为「救世主」,犯了同样的毛病。若此,不要说农奴制,即使政教合一,达赖也不敢恢复。他所宣扬的「自治」,可信纯粹是与中央的关系。

  至于上述第一点,在元朝时代,西藏的确在历史上首次由中原管辖,但藏人由于居地(主要是藏语称为「安多」地区的青海和甘肃)、气候、生计以至种族、语言,接近游牧的蒙古人远多过务农的汉人。加上受印度影响,文化高于蒙人,得以引导茹毛饮血的蒙古人信佛,亲上加亲。因此,对藏人来说,元朝是蒙古人的王朝,当时的西藏属于蒙古而非「中国」。

  藏人此言并非完全无理。蒙古人在窝阔台治下的一二三九年率军入藏,八年后,藏人正式归附(《西藏今昔》第六页)。但蒙古王朝汉化,定国号为「大元」是将近三十年后、忽必烈主政(一二六至一二九四)时的事。换言之,西藏归依的是汉化前的蒙古王朝,汉人沾不上边。

  不只此,藏人在元朝是传教师,地位崇高。忽必烈奉藏人喇嘛八思巴为「帝师」,向其学佛时,须屈居下座。相比之下,汉人在元朝只是「下人」。若此,藏人又怎会说,自己当时归属的是中国?

  汉人自视文化优越,每当受少数民族统治,就强调统治者最后汉化,融入大中华。但其实,这句话只适用于满人。元朝亡于汉人的明朝后,蒙古人回到北方草原,重拾游牧生涯,并不留恋中原。

必须尊重藏人信仰价值观

  当初民国设立蒙藏委员会,就是认识到蒙藏两族的「战略伙伴关系」,只可惜未能拉近蒙藏与汉族的距离。孙中山高举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至今将近一百年。但除了满人外,蒙、回、藏基于民族自尊和宗教信仰,都有离心。蒙族在苏联支持下,趁中国战乱而独立。其后虽然沦为苏联附庸,但藏人难免有「为何我不能」之叹。

  取藏人必先取达赖,取达赖必先取精神。藏人看重心灵、与大自然的和谐,灯红酒绿,高楼夜店,反而使他们感到恐惧。中央必须放下汉人史观和唯物宣传,代之以对精神价值的尊重。只有这样,藏人才会愿意与中原共进退。当然,这反过来先要中原强化人权,令藏人中的激进派无机可乘。

  本栏在回归十一周年前夕不讲香港,并非逃避,而只是最近看了些书,心不在此。祝各位假期愉快、游行有成。

香港《信报》2008-06-30

吴祚来:点评张宏良股市雄文

这是北大教授张宏良先生力作,这篇文章使我们看到了中国股市的真面目,原 来,中国股民买的不是市场股票,而是爱国股票,国家决策失误,由这些股民们承担了,改革的所有利益,都有特殊利益集团获取,而所有的错误都有百姓承担,中 国人民因此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民,因为他们吃下去的永远是苦难,而他们奉献出来的,永远是爱国激情,这边有无数股民购买爱国股票,那边厢的,就有专权者们 做卖国卖民的生意勾当。

发财的发财,破产的破产,但永远不变的,是一颗爱国的心!

我不想批评那些发国难财的人,我只想高歌伟大的中国股民。你们才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人。

下面是张先生雄文请欣赏:

所 谓天作孽,犹可存;自作孽,不可活。中国即将发生的巨大金融灾难和目前正在发生的股市灾难,的确与这种流氓文化有关。大家想想看,美国爆发战后最大的金融 危机,股市下跌也不过百分之十几,可现在中国一天绝大多数股票就下跌百分之十。越南股市下跌百分之六十就被认为是震动世界的金融动荡,可中国股市同样下跌 超过百分之五十,却认为十分正常。美国投资者赔钱不过十分之一,政府就全力救市,越南投资者赔钱超过一半就引起整个世界关注,而中国投资者赔钱又何止一 半,去年到现在多数股票下跌超过三分之二,却没有任何人承认更无人呼吁关注中国股灾。为什么?因为美国股市和越南股市下跌是大家都赔钱,唯独中国股市下跌 只有老百姓赔钱,既然只有老百姓赔钱,自然就没有人关注了。之所以只有老百姓赔钱,是因为中国同一张股票具有不同的价格,国家一个价格,企业一个价格,外 国人一个价格,中国老百姓一个价格,期间相差十几倍,比如中国石油,外资购买价格是1块多人民币,中国百分之一运气好的人抽签价格是16.7元人民币,百分之九十九的老百姓平均购买价格是三、四十元,至于那些通过国企私有化改革到手的法人股(大小非),干脆就没花钱。银行类也是这样,兴业银行股票的外资购买价格是2元多人民币,国内百分之一老百姓抽签价格是16元,百分之九十九中国老百姓的购买价格是四、五十元。也就是说,只要中国石油股票不跌到一元钱,兴业银行股票不跌到2元钱,外国人就不会赔钱,可是一旦跌到这个价格,中国老百姓早就死了几个轮回了。本国老百姓购买本国股票的价格是外资购买价格的十几倍几十倍,这是包括非洲在内的任何国家都没有过的现象,也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

老 百姓购买价格之所以高出十几倍几十倍,是当初国家承诺只有老百姓手里的高价股能够上市流通买卖,其它所有低价股不能上市流通买卖,也就是说,中国老百姓高 价购买的实际上是上市流通权。在所谓股权分置改革之前,这种同股不同价的现象虽然不合理,但是至少没有形成一部分富人和外资对广大股民的公开掠夺。所谓股 权分置改革,就是国家违背承诺,允许所有股票统统上市流通,富人和外资的低价股与老百姓的高价股都按照一个价格买卖,这无异于是把老百姓账户上的钱直接划 拨给富人和外资,于是老百姓的灾难就开始了。富人和外资天天欢天喜地抛售股票(即所谓减持),由于他们手里的低价股超过市场总数的三分之二,随着富人和外 资的抛售,股票价格就天天下跌,中国石油已经跌去了近百分之七十,兴业银行已经跌去了近百分之六十,世界历史上的股灾也不过如此。由于这是老百姓单方面的 股灾,富人和外资与此同时仍然在大发其财,价格48元的中国石油只要不跌破1元钱,价格70元的兴业银行只要不跌破2元 钱,外资就仍然在赚钱。中国老百姓购买价格高于外资十几倍几十倍的强制规定,决定了无论股市怎么跌富人和外资都赚钱、只有老百姓赔钱的独特市场现象。这就 是为什么所有外资在中国市场上都能成百上千亿地赚钱,唯独中国老百姓赔钱的根本原因,这也是为什么美国金融机构在中国市场上赚钱而在美国市场上赔钱的根本 原因。正是由于中国股市是老百姓单方面赔钱,富人和外资都在赚,国家和企业都在赚,所以虽然老百姓赔得血本无归、爹哭娘叫,仍然不算股灾不算动荡,甚至仍 然感觉是大牛市。

最近建行老总在反驳贱卖银行股时就声称:虽然外资赚了,但是建行也赚了。建行老总却故意回避了一个问题,就是在他和外资都大赚特赚的同时,中国老百姓却赔了,并且赔得很惨,建行去年上市到现在,不到半年时间股价跌去近一半,目前已跌破6.45元的国内发行价,最低达到6.35元,连最初那百分之二抽签买到的幸运者都已赔钱,可是距离不到一元钱的外资购买价仍然很高,也就是说,在中国投资者已经亏损近一半的情况下,外资仍然拥有超过6倍的溢价盈利。世界上有这样对待本国人民的上市公司吗?建行是中国人民60年 来一滴血一滴汗干出来的银行,为什么要以如此惊人的悬殊高价卖给中国人,以同样惊人的悬殊低价卖给外国人?让中国股市对外国人永远是牛市,对中国人永远是 熊市?面对近万亿资金被建行套牢的那些国内投资者,建行老总不仅没有丝毫的反思和愧疚,反倒振振有词地大谈低价卖给外资的合理性。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建 行这种情况发生在美国会怎么样?发生在韩国又会怎么样?别的方面不敢说,至少有一点肯定无疑,就是有人不是坐在办公室,而是坐在监狱里解释这一切。美国龙 星公司持有韩国外汇银行股票十年赚了46亿,便引起韩国一片哗然,迫使政府立案调查,拘留了包括美国龙星公司在内的十多名参与的高管。可是建行让美国银行赚了1千多亿,高管反倒站出来为美国人辩护,好像美国没有把整个建行拿走中国就已经占了很大便宜一样。

长平:民意是怎样打败“周老虎”的?

陜西“周老虎”终于被官方认定为造假。当事人周正龙被逮捕,13名相关官员受到处理。尽管“挺虎派”前仆後继,但是主流民意早已宣告了这个结果,并一直坚持呼吁官方查清真相。因此,这是一次值得欢呼的民意的胜利。


陕西省警方展示周正龙拍假照用的老虎年画图,把老虎画的其他部分摺起黏在背后,再放在草丛中拍摄。新华社

鉴于这场胜利来之不易,我认为比欢呼更重要的,是总结一下民意到底是怎样获胜的。也就是说,民间舆论是怎样推动事态的良性发展,怎样有效地影响政府决策的?

这个总结的必要性在于,民意既不必然代表正义,也不必然指向胜利。尤其是有了网络舆论空间以来,民意更多显现,也更多困扰。前者如引起广泛关注的“网络暴民”,後者如民间对一些官僚机构或垄断行业的怨声载道。

就“周老虎”事件来说,在具体情节上,至今还是有很多迷局待解。正如有评论者指出,周正龙的造假技术并不高明,对于官方来说,鉴定其照片真伪要比设 立“特别保护地检查站”,派遣一支又一支考察队,并千方百计敷衍搪塞要容易得多。之所以“迎着困难上”,背後显然有一个官僚利益网络,有人刻意阻挠真相调 查。那麽,这些人的活动是怎样进行的,正义的力量又是如何斗争的?这麽长时间,是正常程序所必需的,还是非正常人事的耽误?这样的结果,是体制运作的必然 结果,还是某些领导偶然的“高度重视”?

尽管如此,在宏观的层面,我们还是可以进行一些总结。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值得重视:

第一, 事情发生之後,民间舆论很快就超越了对于周正龙个人的追究,而指向对他背後乍隐乍现的公权力操纵的质疑。对于个人的监督和谴责当然也是很有必要的,但是不 能逾越边界,没有约束地侵犯隐私,成为“多数人的暴力”。从“铜须门事件”、“姜岩事件”等网络事件来看,针对个人的“人肉搜索”和愤怒声讨中,这个边界 是很容易被跨越的。对于公权力的质疑更有价值,而且越是深入价值越大,因为它是对一个系统的解剖。假如周正龙只是拍了一些假照片自娱自乐,或者拿去欺骗官 府,但官府本身清正廉洁,明察秋毫,那麽民意就没有必要如此汹汹。尤其可贵的是,主流民意一边不依不饶地追查真相,一边也对周正龙抱有适当的同情,认为他 成了官僚利益的替罪羊。

第二,民间舆论并没有被一些抽象的概念绑架,在空洞教化的泥沼里打滚,而是实实在在地研究问题,摆事实讲道理。主流民意并不是挥舞着道德的大棒乱打 一气,也不是给周正龙戴上“陜西败类”、“农民叛徒”等帽子高喊口号,无论是网民还是专家学者,一开始就本着实证精神,进行非常细致的图像分析,证据查 寻,情景模拟,等等。事实胜于雄辩这个常识,在这次事件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第三,最重要的是,民间舆论没有被权力操控。以上两点并不是说,在这次事件中,所有的民间舆论都理性澄明。跟任何事件一样,民间舆论总是泥沙俱下, 很多人撇开事实一味地羞辱谩骂,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事,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权力利用舆论,操控舆论,限制舆论的充分讨论。此一事件中,地方官僚也试图干预 舆论,比如本地媒体上就没有充分的报导和讨论,“两会”上也没有委员和代表吭一声,都隐约可见权力之手的压制。但是整个舆论空间基本健康,并没有受到较大 的限制。我相信,在没有权力幽灵的开放舆论空间中,理性的声音必然被人听见而且最终引导方向。(完)

作者长平,资深媒体工作者、

时评人。(路透中文网)


陕西镇坪县农民周正龙去年十月公布的「华南虎照片」证实造假,是用老虎画拍摄的假虎照。新华社

凌锋:代马总管安抚台湾股民

自从马英九五二○就任台湾中华民国总统后﹐台湾股市并不如竞选期间马英九与萧万长所吹嘘的那样因为"马上准备好"而 "上万点"﹐到六月二十七日﹐跌幅已达一成七﹐而与他们当选时的指数比较﹐跌幅更大。指数还一度跌穿七千五百点﹐有些股民因为相信他们"吹马"而上了大当 ﹐怨气沖天﹐有的要马英九交还他们投给他的选票。马英九在被追问这些问题时﹐假痴假呆﹐居然丢掉主权民生大事不管﹐大谈并不急迫的"节能减炭". "壹周刊"讽马英九是马总管﹐也许是帮助他在与中国打交道时﹐"总管"的称号至少比"先生"多些官威﹐然而总管还是"管"﹐总比马英九管小不管大好得多。 倒是阁揆刘兆玄比较老实﹐说"马上好"仅是选举语言﹐应该是"渐渐好".刘兆玄虽然揭穿了马英九的骗局﹐但是并没有解决股民的问题。笔者"不财"﹐不妨代 马总管"管一管"台湾股民﹐做些心理辅导工作。

第一﹐台湾股市的暴跌﹐已经脱离基本面﹐本益比相当低了。股市不会永远升﹐也不会永远跌﹐因此迟早会回升。人们最绝望的时候﹐反而可能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因此如果不是急着用钱而必须套现﹐就不必恐慌性抛售。

第二﹐如果资金不足﹐不宜"捞底"﹐要股市有比较明显的构建底部后才入市。由於基金已经洗仓﹐因此他们必须慢慢入市补货﹐所以不应期望股市可以立刻大升。因此小投资者守得云开望月明须费些时日﹐如果有多余的资金也应分批入市﹐不做一次性的豪赌。

第三﹐小投资者切忌借钱入市﹐因为股市暴跌时难以久守﹐甚至要付利息。如果已经借钱﹐在市况不太妙的时候就要适当减持﹐小亏当赢。这是对自己的心理治疗。

第四﹐利用跌市或减持股票﹐调整自己的投资组合﹐留好股﹐汰劣股。

不要以为跌得多的股票反弹一定强﹐因为跌得少的自然有其道理﹐大股东对自己股票的价值知道的最清楚﹐价钱偏低会自己买回。

第五﹐国安基金或保险基金会入市﹐但怎样入市﹐例如何时入市﹐多少资金入市等﹐是国家的经济机密﹐否则会被国际投资基金吞噬﹐这点希望民众谅解。

第六﹐台湾股市暴跌﹐与国际大环境分不开﹐这是"国际观"﹔但是台湾股市的跌幅大大多於国际股市﹐例如美国﹑日本﹑ 韩国﹑星加坡﹐因此也必须有"本土观".那就是台湾有自己的经济﹑政治情况﹐被国际投资者与其他大机构作为大举抛售的借口。这就是马总管将台湾经济的希望 完全放在中国那边﹐而中国股市是国际大金融市场中跌幅最大的股市﹐台湾如果作为中国经济的附庸﹐难道会有自己的前途﹖而对台湾目前的通货膨胀﹐政府也束手 无策﹐却又用金钱大肆绑桩刺激通胀。这些﹐是政策上出现大问题﹐马总管在此下"罪己诏"﹐向台湾股民谢罪。

但是﹐如果马总管这个时候又心血来潮﹐说会让中国资金来台湾解救台湾股市﹐那这种与虎谋皮的行动就将前面的安抚言行完全抵销了。

2008-6-30

林保华部落格http://blog.pixnet.net/LingFengComment

【特稿】 方觉:反击中国在外国的政治特工

【新世纪特稿 2008年6月29日中共"十七大"和中国"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之后,中国在外国的政治特工活动升级:由以往的秘密操纵海外华人升级为公开示威,由以往的秘密监控海外异议人士升级为暴力攻击。

不久前,中国有关机构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民主国家组织了拥护中
国政府的大规模华人示威。一个国家在另一个国家组织拥护自己的示威,是严重违反外交规则的,是严重干扰所在国的正常秩序的。特别是这个国家的专制性质,这种示威实际上是向自由世界的政治挑衅。

图为当地时间四月十三日下午,加拿大国会山广场成了红色中国国旗的海洋,中共海外组织动员了来自加拿大各地的华人聚集在首都渥太华,举行宣传西藏真相,维护祖 国统一大型集会活动。据组织者统计,参加集会的华人总人数超过一万人。

中国有关机构在韩国组织的示威,对批评中国政府的人士实施暴力攻 击。中国有关机构指使的华人,也在美国对批评中国政府的人士进行暴力攻击。这些暴力行为触犯了所在国法律,危害了民主国家的国家安全。

必须反击中国在外国的政治特工。

要在民主国家的媒体上公开揭露中国在外国的政治特工活动。

要向民主国家的安全机关、警察机关、法院提交中国政治特工活动的
证据和诉状。

要通过民主国家的议会,让民主国家的政府知悉中国在外国的政治特
工活动的放肆程度,使更多的民主国家的政治家认识中国在外国的政治特工活动的猖狂表现。

中共政权的"专长"是进行"人民战争"和开展"群众运动"
。中国在外国的政治特工活动也体现了这种"专长":采用"人海战术"-即"谍海战术"。中国在民主国家的政治特工活动,特别是在美国的政治特工活动,人员众多,八方渗透,无孔不入,花样翻新。迄今为止,民主国家还没有公开依法处置过中国政治特工活动的案例。这与中国在民主国家的政治特工的"人海-谍海"是极不相称的。

政治特工是专制国家的特殊产品,它的使命是不择手段地捍卫专制政
权,是不择手段地打压异议人士,是不择手段地反对民主国家。所以,自由世界不应该成为专制国家政治特工的天堂,法治社会不应该成为专制国家政治特工无法无天的庄园。

就民主国家的法制而言,对违法犯罪的中国政治特工和他们指使的违
法犯罪的其他人,该拘捕的就要拘捕,该开庭审理的就要开庭审理,该判刑的就要判刑,该递解出境的就要递解出境,该禁止再次入境的就要禁止再次入境,该取消"政治庇护"的就要取消"政治庇护",该废除"绿卡"的就要废除"绿卡"。对那些通过取得民主国家国籍作为"掩护色"的中国政治特工,不能因为他们是华人血统就对其违法犯罪网开一面,宽大无边。既然他们已经是民主国家的"公民"了,就应该像民主国家其他肤色的公民一样承担责任。

不必担心中国方面就民主国家依法处置中国政治特工案件提出"抗议
"。如果中国方面真的提出此类"抗议",恰恰证明中国方面是此类政治特工活动的幕后主使,这正好是加大打击中国政治特工活动力度的最好证据。中国在外国的政治特工在共产党内没有政治地位,不处于中国的政治运行和外交运作之中。必要时中国方面会无情地抛弃这些低层工具和低级打手,而不会堂而皇之地为他们向民主国家政府提什么"抗议"。

就民主国家的法律而言,人民对暴力攻击有自卫的权利
。对中国政治特工或他们指使的人的暴力攻击正当自卫,有助于使事件引起民主国家舆论的关注,有助于使事件得到民主国家执法机构的干预,有助于使事件进入民主国家的司法程序。中共暴力活动的导师毛泽东讲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毛泽东的这一论断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仅适用于中共的暴力活动,而且适用于反击中共的暴力活动。

对中共在海外的暴力攻击单纯忍让,将会助长中国政治特工的嚣张气
焰,将会造成民主国家的公众对暴力攻击一无所知,将会导致民主国家的执法机构和司法机构对暴力攻击无所作为。

是让中国拙劣阴暗的"人海-谍海"品尝人民自卫和接受法治阳光的
时候了。

(作者是在美国的中国政治活动人士)

 4月13日,加拿大渥太华、蒙特利尔、多伦多等城市上万名华人华侨和留学生在渥太华国会山举行集会,支持北京奥运,支持中国统一,反对“藏独”分子企图分裂中国的行为。 新华社发(捷克佳摄)

4月13日,加拿大渥太华、蒙特利尔、多伦多等城市上万名华人华侨和留学生在渥太华国会山举行集会,支持北京奥运,支持中国统一,反对“藏独”分子企图分裂中国的行为。 新华社发(捷克佳摄)

4月13日,数千华人华侨自发地在悉尼街头举行大型爱国和平游行,维护祖 国团结统一。 新华社记者江亚平摄

2008年6月29日星期日

陈奎德:北韩的核游戏

阿弥托佛,626日,北韩终于向六方会谈国提交了核申报清单,同时,宁边核基地的冷却塔也随之被炸毁了。多次承诺,又多次毁约,反反复复的这一无赖政权,在国际社会的强大外在压力下,在国内经济恐慌政权不稳的内在压力下,被迫无奈地迈出了重要一步

然而事情远远未到画句点的时候。

美国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对此表示欢迎,声明将终止对北韩动用《敌国贸易法》的程序,同时强调,美国“要求申报能得到完整的、准确的核实。” 核实之后,美国会在45日以内把朝鲜从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名单中除名。六方会谈美国代表团团长克里斯托弗·希尔说,朝鲜此次提交的核清单将涵盖所有核设施与核计划,但不包括核武器。美国发言人帕里诺称,"朝鲜必须要销毁该国全部的核设施。"

目前,国际社会是一片鼓励声。但人们应当清醒的是,绝不能忘记历史——北韩政权那多次出尔反尔不讲信用的历史。让我们略作回望。

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发现,北朝鲜在开发核武,违反了全球《防核扩散条约》,美方要求检查,北韩抗拒,遂成僵局。

在国际社会胡萝卜加大棒交相作用下,19925月至19932月,北韩金日成接受了国际原子能机构6次不定期核检查。199410月,朝美在日内瓦签订《朝美核框架协议》,朝鲜冻结其核设施,美国牵头成立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负责为朝鲜建造轻水反应堆并提供重油。

然而,实际上,在国际社会提供援助的同时,北韩罔顾信用,并未冻结核设施,仍然秘密开发核武器。

200210月,美国指出北韩正在开发核武,全球舆论大哗。北韩恼羞成怒,蛮横宣称自己有权开发核武器和比核武器更厉害的武器”。同年12月,美国以北朝鲜违反《朝美核框架协议》为由停止向朝提供重油。随后,北朝鲜宣布解除核冻结,拆除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的监控设备,并于2003110日发表声明,宣布退出《防核扩散条约》,但同时仍表示无意开发核武

这次核危机,经过紧急磋商,经过四輪六方會談,20059月终于在北京通过了共同声明。北韩承諾放棄一切核武器及現有核計畫,早日重返《防核扩散条约》,並回到國際原子能署保障監督。美國確認在朝鮮半島沒有核武器,無意以核武器或常規武器攻擊或入侵北朝鮮。聲明旨在以和平方式可核查地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

然而,北韩言犹在耳,2006109日,一声地下闷响,它居然再次背信弃义,悍然核试,视自己在20059月共同声明中有“放弃一切核武器及现有核项目”的承诺为草芥,玩弄国际社会于股掌之间。

世界再次愤怒,这次甚至北韩盟友中国也坚决反对”其悍然核爆”。然而大家仍只有故技重施,连哄带吓,2007年10月3日,通过了10·3共同文件”。根据文件,朝鲜将在2007年年底前完成宁边核设施的去功能化并全面申报核计划,美国将根据朝方行动履行其对朝承诺。

年底,北韩再次不守承诺,没有如约申报。于是又引来多番紧急磋商……

如今,终于迈出了第一步。但据悉所提交的核计划清单距离完整申报甚远。下阶段行动涉及朝鲜交出核武及核原料,结果如何,尚在未定之天。

这种毫无信用的政权,其宣言已一文不值。行为才是关键,国际的核实才是关键!

回顾人类自发明核弹以来的历史,凡获得核武器的政权,无一逆转,从未有自行销毁核武器的纪录,更遑论金正日这种以核武为政权命根子的狂徒了。我们很难相信,北韩能超越这一规律。

日本中国南韩俄国,就国家的地缘政治利益而言,不容许身边的一个不可预测恣意妄为的政权拥有核武。作为世界警察的美国,更不能容忍全球《防核扩散条约》体系毁在金正日手中,况且北韩核命运还对伊朗、叙利亚等“玩核者”有示范效应!

金正日对国际社会反复玩核弹换合法性、核弹换物资的游戏,乐此不彼。在这一过程中,北韩老百姓成了金氏的人质,南韩、日本成了他的人质,在某种意义上,甚至中国乃至东亚、俄国都成了他的人质。这样的流氓政权,对所有国家的根本利益,都是负资产。

这中间,北京政府所扮演的脚色是微妙的。笔者曾指出,在北韩问题上,北京历来有两个重点:一是把北韩作为抗美的屏障与筹码,一是防止难于预测的邻居北韩拥有核武器。二者都是北京的外交目标,并企图二者通吃。问题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北京的考量是,一直与自己面和心不和的金氏流氓政权倘若有了核弹,对自己的安全是极大威胁。但倘若平壤垮台,自己的邻国成为亲西方的统一的朝鲜,在地缘政治上对自己必然不利,同时也失去了与美国要价的最后几块筹码之一。

因此,北京想极力维持目前这一局面。然而,事情越来越清楚,金正日与无核化二者是绝不可能共存的。在这一态势下,北京如何取舍?这是考验它是否真有诚意融入国际社会,或是对抗国际社会的关键,这也是考验它是真正关心中国长远的国家利益还是自己一党私利的关键。

昝爱宗:贵州瓮安事件不是第一起也不是最后一起

6月29日,新华社没有署名的"官方"消息称,贵州瓮安28日发生一起围攻政府部门的打砸烧事件,我虽然还没有看到更为详细的报道(非常遗憾的是官方尽管有新闻发言人并形成制度,但关键时候全都装聋作哑),但就新华社记者的"围攻"两字的定性提出质疑:


1、人民政府本是为人民的、主权在民的政府,人民有不满
,可以抗议,可以问责,但不能被指控为"围攻"。

2、瓮安人民若有不满,政府必须给予安抚、解决,如果政府没有安
抚,没有解决,反而给予打压、打击,人民有抗暴的权利。古话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陈胜吴广揭竿起义也是逼上梁山。

3、2007年1月四川大竹杨代莉被强暴死亡案引发的骚乱和瓮安
事件何其相似,还有浙江台州女童突然死亡案,温州瑞安女教师戴海静不明死亡案,都是人民"不明真相",人民为什么不相信政府的"真相"?政府何时不再掩盖真相?大竹事件,四川并没有处理好,省委书记杜青林日后还被提拔为国家领导人,这是谁的悲哀?平民的生命不是草芥,如政府不能主持正义,不能除暴安良,老百姓自己除暴安良必然要发生,所以大竹事件不是第一起,瓮安事件也不是最后一起,共产党执政中央及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周永康们该警醒了。

4、建议中央、国务院直接派专案调查组独立调查,防范地方保护主
义,尽快公布真相,撤销新华社关于"民众围攻政府"的新闻,并将瓮安县党、政、警一把手"双规"押送北京隔离审查。建议中央直接从派大员兼任瓮安县委书记,由瓮安县人民直选或推荐本地人当选本县县长。建议免去贵州瓮安县组织部、人事局、信访局负责人职务,并追究其上级主管黔南自治州组织部长、信访部门及贵州省委组织部长、信访局长法律责任,建议立即撤销贵州省政法委书记、贵州省公安厅厅长崔亚东的党政职务,并彻底调查其工作期间的失误。

5、新华社瓮安事件报道指一些人指使一些"不明真相的人
"围攻政府,请问官方通讯社负责人何为"一些人"指使另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真相又在那里?从网络上四处传播的大量照片上看到大批民众抗议政府,这难道不是真相?强烈要求新华社记者公布真相,并建议政府允许媒体记者及独立人士自由前往事发地采访,并客观真实地报道事件来龙去脉。

6、请中央政府紧急停止各类无关紧要的这理论那观点的学习培训会
,停止此类会议经费开支,按照为期3个月的时间接待各地访民冤情行动,依法保障公平正义,如实查处制造冤案的有关政府部门、权力部门,追究责任人法律责任,并将查办结果随时公布到媒体及网络上,还政治一个清明,还社会一个稳定。

7、实行法治,保障人权,开放党禁和新闻自由,实行司法独立
,实现民主选举。
2008年6月29日

附新华社"不明真相"的新闻:

据当地警方介绍,28日下午,一些人因对瓮安县公安局对该县一名
女学生死因鉴定结果不满,聚集到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在县政府有关负责人接待过程中,一些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大楼。随后,少数不法分子趁机打砸办公室,并点火焚烧多间办公室和一些车辆。事件发生后,贵州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立即指示要求尽快妥善处置。贵州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长崔亚东迅速赶至事发现场,指导当地党委、政府处置和平息事件。至29日凌晨2时,围观人员缓慢散去,事态没有进一步扩大,瓮安县城秩序目前已基本恢复正常。

【旧文重刊】 韩三洲:为什么群众总是不明真相

编者注:这是三年前的一篇旧文,今天看到新华网对贵州瓮安县628日 发生的一起围攻政府部门打砸烧事件的报道,用词依旧是"一些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大楼",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政府才能让我们 这些百姓草民明了真相?像"周老虎"这样一桩普普通通的造假案,闹得全国上下沸沸扬扬、是非难辨的,全世界都难辨其真伪了。到了十个月后的今天(6.29),中国人才知道事情的真相,更何况重大社会事件中的那些内幕玄机呢?三年了,还是同样地措辞,还是同样地手法,由此也能看出中国的信息透明度与民主化进程是何其艰难,何其迟缓!

近 年来,国内屡屡发生一些较大规模的突发性群体事件,如万州事件、汉源事件、定州事件乃至前两天媒体披露的发生在安徽池州的群体事件,引发全社会的广泛关 注。有专家指出,这些事件反映出社会的分化程度和政府官员与人民之间的矛盾,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棘手问题。其实,这种"不稳定因素增多"现象也早已 进入决策者的视线。今年3月 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就强调要"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理群体事件",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及时合理地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坚决依法纠正各种损害群众 利益的行为"。有来自基层的人大代表认为,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对老百姓的问题处理不当,群众和政府之间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不信任,"小闹"就会酿成"大闹", 结果酿成人们不愿意看到的"群体事件"。但绝大多数老百姓都是通情达理的,不应把这类事件当作"闹事"而简单对待。

由 此可见,"群体事件"这四个字本身就是一个较为客观公正的中性词语,它排除了往日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随意上纲上线打击一大片、挫伤群众迫切要求解决 问题的主观臆断。不过,话虽这样说,但每逢"群体事件"发生后,我们的政府官员和新闻媒体依然是摆脱不了老一套的思维定势,还是习惯于沿用几十年不变的话 语来为"群体事件"定性,连几次报道的前后口径都如出一辙,都是"少数不法分子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引发的。"有人把这种报道方式归结起来就是:群众总是 "不明真相"的; 游行总是"非法聚集"的; 闹事总是"别有用心"的;上级总是"光荣正确"的。

说 来也怪,当年毛泽东总是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所以他认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民间的俗语也说"老百姓心里有杆秤", 怎么到了近年来咱人民政府的文告中,就总是说"群体事件"是由少数不法分子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引发的呢?按理说,与一小撮不法分子相比,事实真相在你政府 手里,信息传播权在你政府手里,强势话语权在你政府手里,你怎么会让你治下的老百姓"不明真相"呢?再严格说了,你掌握着这样的领导大权与话语优势,反让 群众"不明真相",受坏人蛊惑去干蠢事干坏事,本身就是一种失误和无能,是宣传工作不到位、解释工作不到位,甚至还有隐瞒真相、欺骗舆论和陷人于罪的嫌 疑。

古 人说,"大路不平众人踩","群体事件"说白了也就是一种"群情激昂"的表达方式。无论是政府官员损害老百姓利益的腐败行为,还是不能秉公执法的偏袒压制 行为,都是致乱之源和积怨之本,都有可能激化人民内部矛盾而上升为"群体事件"。可惜的是,我们的有些官员,他们不仅"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还总要给人 民群众扣上一个"不明真相"的帽子,让老百姓来扮演受骗上当的芸芸众生的角色,以掩盖他们自己工作上的失误与过错。

如此看来,按照责任追究制的原则,凡有"不明真相的群众"而引发"群体事件"的地方,首先应该追究的是当地领导人的责任,因为正是他们的工作失职和舆情失察,才让我们广大革命群众糊里糊涂地"不明真相"的!


王光泽:中国还是一个唯物主义国家吗?

一切都是因缘,也都是启示。
四川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天府之国简称即是"天国"
,这个人间"天国"在汶川大地震中顿时成了人间地狱,8万多生灵顷刻消散,举国哀恸,亿民素缟。国民在哀伤中,视角发生了奇特的转换,各路媒体上高频率涌现"天堂"这个大词,将国民引领到一个彼岸的世界。
截止到北京时间2008年6月9日,如果用全球最大的搜索平台谷
歌"google"作为搜索引擎,输入关键词"汶川地震"和"天堂",搜索引擎提示4,060,000项相关信息,而同月29日,这一数字刷新为9,040,000项;如果用中国大陆最大的中文搜索平台百度"baidu",输入同样的两个关键词,搜索引擎提示3,050,000项相关信息,到了29日,这一数字也攀升至4,250,000项。
汶川大地震之后的一个月,近千名学生遭到活埋的北川县中学迁到一
个公司仓库所在地。在新校舍的墙上,赫然悬挂着一条醒目的横幅:"天将降大任于中国"。然而什么是"天","天"欲何为?人与"天"当何以相处?

中国人生命观的局限

"天堂"对于中国大陆这个唯物主义国家久违而陌生
,难道这群世界上人数最庞大的唯物主义者群体终于承认上天的存在
中国传统儒家强调孔子所言"未知生,焉知死",宋代诗人陆游曾在
《示儿》中写道:"死去元知万事空",表明中国不是一个向死而生的民族,习惯于专注当下物质世界,回避彼岸世界。
历史的传承往往有着惊人的藕合,传统儒家和唯物主义存在某种程度
的契合。唯物主义彻底否定彼岸世界,现实世界被描述为各种物质有规律的运动。现行中国宪法将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贯彻其中,在宪法总纲中明文规定,中国各族人民必须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唯物主义在中国大陆获得了钦定"国教"的地位。
对死亡的态度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集中体现。基于唯物主义和儒家
的世界观,中国人的生命观倾向于"人死如灯灭"。赵本山在小品《心病》中戏虐的"那个小盒才是你永久的家",被很多网友推崇为经典名言。共产主义极权统治之下,生命更是倒退到"物"的位置,"我是党的一块砖,东南西北任党搬",生命的尊严、神圣和高贵荡然无存。
一度兴盛的佛教是个例外。佛教的基本教义认为生命可以轮回
,世俗化的佛教更是宣称"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阿Q语),佛教视角下的生命不过是一个"酒肉穿肠过"的时空穿梭机。无论是唯物主义、儒家还是佛教,都难以看到生命的神圣和高贵。
由于中国人对生命的轻贱,视生命如儿戏、如草木,自然会导演出无
数次毁灭生命的大戏,张献忠成都屠城、李自成北京屠城、六四大屠杀等等不绝如缕。1958年,中国大陆高烧不止,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天国,置亿万人民的生命于不顾,对农民横征暴敛、导致数千万农民活活饿死。这些天文数字的死亡事件,至今被一风吹,好像几千万生灵在这个地球上从来没有存在过。对于历次大规模的死亡事件,现在已经没有人知道死者是谁,是怎么死的,至今没有大饥荒时期死亡名录,没有南京大屠杀的死亡名录,留下的只是一个个枯燥的数字。
中国大陆推行强制火化制度也折射出这种冰冷的生命价值观
。大陆的殡葬管理条例规定,城市市民对自己死亡之后遗体的处理方式没有选择的自由,必须被强制火葬;农民尚且有自己的选择权,可以土葬也可以火葬。现在无法评估这种殡葬制度的恶劣后果,但是火葬将肉体直接变成一盒骨灰,是非常直观的唯物主义教育,更容易使生者觉得生命轻如鸿毛。
唯物主义生命观强化了中国人在现世生活中的游戏心态
,中国大陆处处可见人们对生命的大肆挥霍、纵欲无度。有网友评论说,中国是世界上最为性解放的国家。2001年版的《中国卫生年鉴》称,中国每年的人工流产接近1000万例,其中20%-30%发生于未婚年轻女性身上。性与生命相连,如果人们对生命有足够的敬畏和尊重,知道每次性行为都有可能制造出生命,就不会那么随意地发生性关系,至少采取适当的避孕措施,以避免"搞出人命"来。
漠视生命,再多的苦难只会麻木民族的神经,绝对不会"多难兴邦"
,带来的只是悲剧的不断重复。

死亡的尽头是信仰

人类是万物之灵长,灵就是灵魂,英文是SOUL,这是人类和动物
最大的区别。这个灵从哪里来,是上帝造人还是猿猴进化而来,有神论和唯物主义者各执一端。在西方国家被禁止在课堂上讲授的达尔文进化论,在中国的官方教科书中却得到钦定地位。进化论的教育背景之下,将人置于和猿猴等动物同样的地位,自然消解了其神圣性和高贵性,和《红楼梦》中贾宝玉大彻大悟后的"臭皮囊"不差上下。
死亡预示着生命的有限性、人自身的局限性,死亡是一条绝对律
,没有任何人可以逃脱得掉死亡的魔掌。面对死亡,任何人都会低头。中国大陆革命题材的影视剧经常上演视死如归的革命豪情。不过,在面对死亡的时候,这些唯物主义者还是露出了马脚。例如,当革命者祭奠牺牲者,总会告慰其"在天之灵","英灵"这个词也在影视剧中频繁出现。这些文化符号的浮现,隐含了唯物主义者面对死亡时的捉襟见肘,不时露出了有神论的尾巴。生命的尽头是死亡,死亡的尽头则是信仰。
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人类科学发展到今天,根本没有解决人是什么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些基本问题,更无从解释宇宙的由来,有多大有多长有多久。人是上帝所造,还是一个纯粹的偶然事件,谁都没法说得清楚。基督教的上帝造人说是一种隐喻,猿猴进化成人的达尔文进化论也不过是人类的妄自猜度。超出人类理性之外的东西,那就应当把这一块留给信仰的空间,让个体自己进行选择。
信仰的自由是建立多元化生命观的前提,通过多元化的生命观的比较
,不难看出基督教的生命观,即上帝造人的生命观在西方发达国家拥有更大的市场。《圣经》中上帝按照自己的样子造人的隐喻,彰显了人类生命的神圣性和高贵性,这种观念易于引导人类尊重和珍惜生命,并且把人的生命和与生命相关的基本权利也置于神圣的地位,不可商量和打折扣,天赋人权的内涵即在于此。
唯物主义者在强调生命的珍贵时,只是强调生命只有一次
,着眼于生命的稀缺性,是多一个少一个的问题,可以打折、屈就和商议,所以唯物主义立国的国家经常以各种借口剥夺基本人权、甚至直接剥夺人的生命。为了经济发展,可以计划生育,强制堕胎和绝育;为了社会稳定,可以随意限制人身自由,随意刑讯逼供、随意适用死刑;为了国家团结,随意限制人民的言论自由,随意阻止人民结社,只能让一种声音出现,只能让一种力量处于绝对性的地位。这样做的结果就是造成谎言盛行、权力不受约束、利益冲突得不到公正解决,反过来使得孜孜以求的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家团结成为泡影。

唯物主义国度的终结

2007年底,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写了一首诗,名为《仰望星空
》,诗中写道:"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寥廓而深邃/那无穷的真理/让我苦苦地求索、追随/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庄严而圣洁/那凛然的正义/让我充满热爱、感到敬畏/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自由而宁静/那博大的胸怀/让我的心灵栖息、依偎/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壮丽而光辉/那永恒的炽热/让我心中燃起希望的烈焰、响起春雷。"
中共元老级诗人郭沫若曾在诗中写道"我是天狗/要把月来吞了
/要把太阳吞了",毛泽东更是夸口"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与这些疯子相比,温家宝展现出谦卑、理性、冷静的色彩,不难看出这位唯物主义国家的最高行政元首对上天存有一丝敬畏。
近年来,不断有江泽民、李鹏等曾有过吃斋拜佛的消息在坊间流传
,也曾有不少中共高层官员练气功的小道消息。汶川大地震之后,很多中共官员也在不同场合祈祷地震死难者在天堂安息。
民间的各种宗教信仰在1980年代前后逐步复苏。据美国
"对华援助协会"2006年的一份报道称,中国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在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两次内部会议上披露,中国基督徒人数约有1.3亿,其中包括2千万天主教徒;2004年美国对华人权报告称,中国大约有1亿名佛教徒;新兴气功团体一度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迅速崛起,以法轮功为主体的练功人数预计也达到上亿人。这一数字在法轮功等气功团体丧失合法地位之后有多大程度减少,尚难以看到权威统计数字。如果加上其他各种宗教和民间自然神教,中国有神论者的人数可能达到4亿人以上,是现有7000多万中共党员人数的6倍。
中国国家宗教局最近透露,汶川大地震后,国内外宗教界的捐款突破
1亿元人民币。据不完全估计,有近10万民宗教自愿者在四川参与救灾工作。四川"秋雨之福"基督教家庭教会表示有很多基督徒打算长期委身于震区,重点放在灾后幸存者的心灵重建这一漫长的工作。
6月9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一篇名为《宗教信仰或在震灾之后复
苏》的分析文章,该文引述上海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李向平的话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灾害,中国人基于对天地间最宝贵的生命的敬畏,开放了他们的家国结构,同时也开放了他们的信仰和宗教。"
中国官方在灾后不久便派遣国家宗教局副局长齐晓飞到灾区,
"指导四川省宗教工作部门和宗教界的赈灾工作"。大陆的中国民族宗教网6月3日刊登署名文章《大地震之后的哀伤治疗》,作者指出:"宗教在地震灾后安抚人心,哀伤治疗上确实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大地震似乎震开了中国大陆信仰自由的窗口。从中国大陆民间宗教信
仰人数的攀升,以及这次汶川大地震民间自发对天堂的呼唤,表明中国大陆民众对彼岸世界建立关联的内在渴望,表明中国大陆内在信仰结构的剧烈变化。除了中国宪法和执政党党章的规定之外,让人很难再相信中国仍然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国度。

建构中的天人关系

胡锦涛执政之后,提出"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人本只有建立在神
本的基础上,人才能显示出其绝对的高贵和神圣,否则"以人为本"只是具有功能价值和投机色彩,不具有本体论上的含义,只是执政党为了社会安定和适度满足个人需求的一种权宜之计,"以人为本"难以获得不可动摇的根基。
抬头看到天堂尚且不够,还需要和天堂之间建立恰当的关系
,这是一个在信仰自由的前提下不断建构的过程。古今中外各种宗教均有不同的说法,民众可以在不断诠释、体悟的过程中形成多元的信仰模式。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伊斯兰教、佛教,乃至中国传统的儒教在董仲舒之后都承认上天的存在,但是各种宗教对于人和上天关系的建构却大相径庭。人和上天到底应当如何相处,应当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儒家在董仲舒时代和"天道"结合之后,皇权法统强调"奉天承运"
,执政者成了天道的掌控者。政治反对派也援引这套话语系统,将自己的暴力反抗描述为"替天行道"。中共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框架内,强调自己是历史规律的遵循者,暴力革命是将中国从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制度导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的必然选择,其含义也是"替天行道",以此为自己的暴力活动获得合法性诠释和终极价值的肯定。
无论是当政者还是反抗者,在这种天人之间的关系中扮演着正义之神
的角色,最终把自己神化成圣洁的"天使"。中国共产党就是把自己扮演成道德高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掌握历史规律的先行者,类似于传统儒家所称的大圣大贤之人,并可领袖群伦,万世一系,不可更张。
这种意识形态如果用常识的视角,其实不堪一击。"人非完人
,孰能无过?"人类的有限性、人类自我的道德缺陷是绝对的,谁敢狂言自己能够掌控天道、洞悉历史规律?五千年华夏文明史一直陷入治乱循环,人性也演绎着天使和魔鬼的反复"变脸"。开国之初,总有一批自诩道德上无懈可击的"准天使"装神弄鬼、横空出世,扫荡一切污秽。江山初定之后,这些大圣大贤之人掌控一切权力,任何人不得挑战和质疑,言论上、权力上一统天下,没有人敢真正对这些掌权者进行监督。第一代掌权者尚可矜持,成就诸多道德风范,教化天下,其后一代不如一代,最后异化成无恶不作的权力魔鬼。中国的历史就这样周而复始,不知其终。
基督教关于天人之间关系的描述和共产主义、传统儒家明显不同
。基督教把人的罪性绝对化,"行在地上的没有一个义人",也包括基督徒。基督徒和普通世人的唯一区别是认识到自己的罪性,并且决意认罪悔改、顺应上帝的旨意。对罪性的承认,意味着作为人知道自己的有限性,知道不可垄断真理,不可自诩比别人高尚,不可随意剥夺他人的权利,不可假扮天使欺哄他人。
仰望天堂,大地震把滚滚红尘中的中国人推到了彼岸世界的门口
,中国人的生命观无意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历了这番洗礼的中国人不再把自己当作物欲熏心的猴子,他们渴望和上天建立连接,他们希望为自己漂泊的灵魂找到永恒的居所。人扎根于大地,也在上天的光照之下,当人和上天恢复了自始存在的血缘关系之后,一个完整和立体的信仰图景才得以建立。
在大地震之后,有海外媒体认为,中国人终于安静下来
,开始变得谦卑。在不知不觉中,这个唯物主义者鲜血染红的帝国悄悄地改变了颜色。大陆著名网路论坛天涯社区中一名网友发表感言说:"大地震,你冲天一怒,给我当头一棒,让我珍惜生命,让我学会谦卑,让我懂得祈祷,让我常常感恩,让我自强不息。"或许是不少中国人懂得谦卑、放下骄傲的印证。

2008年6月29日 于北京
(作者为北京独立时事评论员)

石勇:贵州,我不知道我该愤怒还是流泪

(2003-9-7 读者推荐/旧文重刊)
  1   
  
    前段时间和远在杭州的萧武兄QQ聊天时,他告诉我他看了电视,里面讲贵州省织金县有些人因氟中毒身体严重畸变,腰都直不起。萧武显得很不平静,颇为激动,流露出深深的同情和忧虑,还有对当地政府不能治理"污染"的愤慨。
  
     老实说,尽管我是贵州土著,但萧武从电视里看到的这一消息说给我听时我还是感到"震惊"。当然我不是安南,没有资格使用这个作秀味道很浓的词语,不 过我确实很吃惊,它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我其实早就危机四伏的生活。我为自己的"身在佛中不知佛"而羞愧。我平时很少看电视,也很少听人说某地如何如何,更没 有实地考查过,这个消息,的确非常意外。
  
    但氟中毒导致的氟斑牙我其实已司空见惯。所以在萧武对我讲时,我甚至联想到了这一方 面,并显得很麻木。我侥幸出生在湘西黔东交界地,与沈从文先生的故乡凤凰接壤,虽然贫穷落后,也算是没有污染。故而当我与许多出生在贵阳以西的贵州人接触 时,常常为自己的一口白牙齿自鸣得意。我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的牙齿都程度不同地变黄发黑,并似乎遭到腐蚀。当时我以为是水土方面的问题,是喝多了遭到煤污 染的水的原因。众所周知,贵州是"江南煤海",所蕴藏的煤比南方九省的总和还要多。而以位于贵州中部的贵阳分界,煤绝大部分都分布在贵州西部。这似乎是贵 阳以东的人有一口白牙齿,而贵阳以西的大多数人的牙齿都变黄发黑的原因。
  
    然而当我前几天看了中央电视台关于织金氟中毒的《新 闻调查》(估计就是萧武讲的看的那个电视的内容)后,发现自己的判断基本上错了。的确氟中毒的罪魁祸首是含有氟的煤,但污染的途径却不是水土,而是敞开炉 灶烧煤造成的。加上农民将一些吃的粮食直接放在炉灶上烘烤,氟便直接渗进了粮食里。贵州西部农村的燃料基本上是煤,由于贫穷,且只能烧一些含氟量较高的 煤。加上买不起几百元一个的铁炉子(这在贵州中西部城里相当普遍,可以说已普及),也无力为自己的简易炉灶加上排煤烟的烟囱,煤烟里面的氟便直接"吸收" 进了人体。当然,他们也不知道这样烧煤是否对人体有害,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氟中毒的症状��氟骨病、氟斑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因为没有谁告诉过他们。
  
     这也就是说,假如政府能够"有所作为",假如他们的贫穷不仅仅是他们的事情,假如政府能够(或愿意)拿出足够的钱来真正实现对他们的炉灶的改造,让 他们能和城里人一样用上正规的铁炉子,或至少能够加上烟囱,那么可以说,氟中毒即使不能根除,也将大大的减轻。如果真是这样,人们将有理由说,导致全身严 重畸形,腰直不起、腿严重弯曲,毁掉健康,丧失劳动能力的氟骨病,发黄变黑的氟斑牙将只是昨天和现在的恶梦,在未来的岁月中,在下一代人的眼里,它将成为 历史的遗迹。
  
    也许指责政府没有重视不太公平。中央台的《新闻调查》里显示:政府曾经在织金县城关镇的某个村(原谅我已记不清 楚)投入资金对农民的炉灶进行改造,重要的一顶措施就是加上了烟囱。不过当《新闻调查》的记者去采访时,它早就已成为历史的遗迹。我的确不能谴责这只是一 种走过场的形式主义,不过我有足够的理由怀疑它是否表现得很真诚,毕竟,"工程"一旦完成,此后便似乎再也无人过问。然而不管怎么样,氟中毒的巨大危害 性,以及它的危害区域如此广阔,无论如何必须被提上议事日程。资料显示:贵州省氟中毒人数高达1900多万,而千万别忘了,贵州省只有3500万人口 (2000年人口统计),也就是说,贵州省有一半多人口的健康受到威胁,有些人为此终身残疾,甚至丧失生命!调查还披露,贵州省西部地区还有10万人砷中 毒,这种怪病更可怕,它能让人的肌肉慢慢地腐烂,和氟中毒一样,它也"无法根治",无法从医学上加以解决!当摄影机"捕捉"到了几个砷中毒的村民那腐烂的 身体时,那一刻我真不明白还有什么比这更能叫"触目惊心"!
  
    据贵州省卫生厅某官员(也许是其他人,不知我是否记错)披露,目 前要实现氟中毒农村地区的炉灶改造至少需要3亿元人民币,这还仅仅是基本的改造预算,不包括维修,以及更进一步的根除污染的费用。而贵州省每年用于这方面 的资金仅仅有区区50万,也就是说,即使改造完了就可以不管,要用这每年的区区50万(如果没有人贪污或挪作他用的话)改造完氟中毒地区的炉灶工程,至少 需要600年!600年,那将是何等漫长的岁月!在这600年中,多少改造好了的炉灶会一次次地毁坏而需要重新改造!又将有多少人会在氟的肆虐中残疾,甚 至在贫穷与凄凉中耻辱地死去!
  
                2
  
    似乎所有的坐视不管的问题,所有的弱者的痛苦,所有严峻的形势,所有生的哀鸣,死的悲惨,都可以用一句话来轻轻推开��"没有钱"。
  
    是的,没有钱就办不成事,何况这是一个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时代。是的,贵州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省份,穷��它以贫穷落后而天下闻名。这似乎是无奈,而不是��无能!
  
     然而,另一方面,贵州的资源让人兴奋,整火车皮整火车皮地运往华东华北的煤,全国最大的铝工业基地,亚洲最大的磷矿山,还有丰富的水能资源,以及 汞、猛、钾等稀有金属,这些,都够让人觉得在开发了那么多年后,声称"没有钱用来搞医疗卫生建设"背后的动机。而我所看到的贵州的穷分明只是穷人,特别是 农民的贫穷。如果有哪位官儿款儿要在我面前诉苦,我会撕掉斯文的面具向他叫嚣:少来这一套!我分明看到这些人出入于高级酒店,看到他们用钱狠狠地羞辱那些 为了吃上一口饭的人们,看到他们不断地将国有资产转移到自己的手里,看到他们疯狂地对工人农民敲骨吸髓!
  
    也许这些只是感性的 东西,是一个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观察。当然它也算不上刻意去观察,而是像空气一样弥漫,你随时有可能碰到它。也许更因为极为"平常"而看出问题,尽管我无 法透过这表象去洞悉背后的内幕。当然,它也许无法证明我的推断成立,也许这些吃喝的钱和掠夺的钱是不够干事情的。那么,让我们来看看那些有权力动用资金的 人是把钱用来干他因职责必须干的事呢,还是把钱挪作他处浪费,或不知去向,甚至是直接揣进自己腰包里。
  
    来看一篇新闻报道。
  
    "他,是一个'勤政'的高官,曾经誓言让贵州人民尽快脱贫�他又是一个'工作并吞噬'着的贪官,一次就可吞入500万。"(2003年07月10日08:51:06 新华网 )
  
    这位"曾经誓言让贵州人民尽快脱贫"的"高官"就是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你看,贵州省每年用于"氟中毒救治"中的炉灶改造的资金只有区区50万元,而他一次捞的人民的血汗钱就达这个资金的10倍,可以用来作为预算支付炉灶改造10年!
  
    因此,"没有钱"怎么看怎么让人怀疑是一个谎言!真正的问题在于:某些可以用来改善人民医疗卫生条件的钱,却大多都流进了这些"高官"的口袋!
  
     注意,这500万不是刘方仁所捞的钱的总数,它仅仅是一个零头。现在民谣说县干部贪污受贿几十万不奇怪,厅级干部弄它个百把万不稀奇,而省级干部搞 个上亿元也不再让人很吃惊。群众的眼睛可是雪亮的,不过仍然是先有事实才有民谣。但背后的黑幕我们还是无法知晓。我们只能猜测刘所捞的钱,够让贵州的许多 人脱贫,让他们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让许多仍然有可能氟中毒的可怜的人们从此摆脱病魔的威胁了!
  
    而在刘方仁被揪出以前不久因经 济罪案被捕的原贵州省副省长刘长贵所涉嫌的钱就"高达数亿"(见《凤凰周刊》,记者刘擎)。我不知道这"数亿"是多少,但是,我有把握认为:如果将刘方 仁、刘长贵,以及在此之前的阎建宏、卢万里、郭政民等一大批原贵州身要职的贪官所榨吸,或弄得不知去向的钱加起来,绝对大大的超过三亿,它不仅能全面实施 贵州高达1900万人的氟中毒的治理工程,而且有足够的财力对炉灶进行维修,或改善氟中毒地区的经济状况,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3
  
    贵州,一个让人伤心落泪的省份,一个在外省人眼中贫穷落后的象征。它是中国的"第三世界",是世界的"非洲",是"穷人"的"啸聚之地"。
  
     在官方的宣传中这样描述贵州:贵州简称黔,位于中国的西南部,介于东经103°36′―109°35′、北纬24°37′―29°13′之间,靠近 东南沿海和长江中游地区,属于浅内陆位置。北与四川、重庆相连,东连湖南,南接广西,西邻云南,是西南的交通枢纽和通向东南沿海最近的通道。是一个山川秀 丽、气候宜人、资源富集的省份。
  
    非常正确。这样的宣传介绍无懈可击。贵州确实也有骄傲的资本,我也希望能这样向别人介绍贵 州,毕竟它是我的家乡,事实上这样的事情我也干过许多次。不仅仅如此,贵州所拥有的丰富的矿产资源,以及水能资源也算是上苍对它的另一种恩赐。它自称"公 园省",大抵上是正确的,尽管略嫌夸张,不过任何宣传都少不了夸张的成分。
  
    贵州还是地质考察、地球物理考察、探险旅游、民族 学、民俗学研究的好地方,是人们搜集蝴蝶标本、观赏奇花异石、探古寻幽的好去处。贵州的喀斯特地形地貌,让人叹为观止。贵州的"生态漂流",让"都市人" 大呼过瘾。贵州的众多民族的奇风异俗,让游人或研究者像看稀奇看古怪一样忘情。贵州的传统工艺品如蜡染、刺绣等等,巧夺天工,那种神秘的美感,几乎成为一 门艺术。贵州,让人怦然心动,让人不忍离去,让人现出浓浓的乡愁,让人将它藏在心中,梦里。
  
    但是,我更多的是宁愿看不到这 些。我看到的是,在"公园省"里却居住着大量的"乞丐"��数量高达几百万还在温饱线上徘徊的农民��我的父老乡亲。在有钱人兴奋地旅游的旅游区周围,许 多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农民在那些矮小的、又脏又黑的砖房、石头房、木房里出没,与那些衣服光鲜、油头粉面的旅游者构成鲜明的对比。我看到在城市高速发展 时,农村却仍然贫穷落后,极个别地方的人仍然住在草房里。在许多人观赏、研究少数民族的民风民俗时,这些必须受到帮助,而不是可耻的歧视的苦难深重的民族 仍然挣扎在黑暗和苦难之中,许多地方温饱都成问题,只能维持最简单的农业再生产,更不用说发展。是的,贵州的确是许多学科研究的天然活标本,不过它也是 "人类学"研究的"标本"。我真的不知道,当贵州许多边远地区的农民��特别是灾难深重的少数民族��因其与贫穷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原始特征"而具有"人 类学"研究的价值时,我不知道我是该哭还是该笑。
  
    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富裕程度"全国倒数第一,文盲数量极为庞大、教育水 平极为落后、人民的体质在全国处于末位、贫困人口全国第一、80多个县中国家级贫困县高达一半、氟中毒人口占总人口一半多的省份,却成为贪官污吏贪污受 贿、敲诈勒索、巧夺豪取、对老百姓敲骨吸髓的方便之地。贵州的贫穷不是他们的无能,他们作为统治者的耻辱,他们的责任,他们的必须面对,并加以解决的问 题,而是他们捞钱的机器运转的润滑剂。他们曾经、正在,并且可以预期在不远的将来在大踏步地让贵州的发展蒙上浓重的阴影。他们毫无人性地夺走农民口中的粮 食,残忍地让下岗工人面对家徒四壁,走向高原凄凉的寒风。他们让一个本应成为优秀的人才的孩子从此失去教育的权利。他们,让数以千万计的氟中毒者从此失去 健康,甚至丧失生命!
  
    写到这里,笔者尽力克制自己不要"出离愤怒"。由于资料有限,我无法一一为这些疯狂地榨吸贵州人民的血 肉的贪官"立此存照"。我的眼睛死死地盯着电脑,而灵魂却遨游于这个苦难深重的贵州高原。我看到我的父老乡亲们那难民般的脸,我看到了我原来曾经接触过, 并和她们细谈过的"渣渣婆"、"渣渣妹"(某些城里人对捡垃圾的农民的侮称)。我的思维似乎停滞了。那么,让我来抄几段新闻(已算是旧闻),顺便为贵州巨 贪刘方仁先生增加一点知名度吧。
  
    "他,是一个'勤政'的高官,曾经誓言让贵州人民尽快脱贫�他又是一个'工作并吞噬'着的贪官,一次就可吞入500万。但是'愚弄人民的必被人民唾弃',且看一个'封疆大吏'怎样倒入财色交织的陷阱……"
  
     "刘方仁身为高级领导干部,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收受贿赂和贵重物品,道德败坏,其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纪。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有 关规定,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常委会决定,给予刘方仁开除党籍处分;鉴于其收受贿赂行为已涉嫌犯罪,将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如果我们从1993年的贵州省公安厅厅长郭政民以及贵州省'第一夫人'阎健宏的"落马"算起,我们会发现,众多高官的堕落已经形成一种'群贪'现象――原副省长刘长贵、原交通厅长卢万里、原地税局长罗发玉、原新闻出版局长姚康乐…… "
  
   "人们因此而将刘方仁称做'贪司令'。" (摘自检察日报7月10日《正义网》;作者:胡展奋 纪兵 新闻来源:新民周刊 )
  
    你看,在贵州这么一个贫穷落后的地方,竟然存在着一个"贪官司令部",从这个"司令部"里,我们可以找出一大批大大小小"军衔"不同的"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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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贫穷,因为历史沿袭的贫穷与无能、掠夺造成的贫穷,它给贵州人带来深深的耻辱。它让许多在省外的贵州人,凭空多一层心理负担。
  
    曾经听别人讲过"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外省人问一位贵州女孩:"你是什么地方的?"女孩回答:"贵阳"。外省人继续问道:"贵阳在贵州省吗?"女孩不好意思地小声说:"是的。"
  
     传闻这是一个"幽默故事"。然而我笑不出来,即使我在天堂里生活我也笑不出来。作为贵州土著,我非常清楚这位"贵阳女孩"的心理:"贵阳"是一个城 市,再怎么落后也是"现代都市",它使这位女孩虽然档次并不很高,但并不一定就低档;而"贵州"则是一个与"穷"、"落后"息息相关,或者说对应的概念, 是"贵州人"也就意味着受到了"贵州"的连累,这让人瞧不起,也使"贵州女孩"自卑。
  
    人的存在拥有无数的属性,对其属性的确 认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对其存在的确认,因此,否定其存在的属性也相当于否定其存在本身。也许我可以据此作出判断:这位"贵阳女孩" 一定有过后悔生在贵州的心理冲动,尽管可能支配这种冲动的心理内容是无意识的。我相信许多贵州人在外地多多少少都有过这样的遭遇,因此我无法"谴责"这位 "贵阳女孩"给贵州人丢了脸。毕竟,"贵州"的贫穷落后使"贵州人"在人们的心理评价系统中的价值大大降低,去掉"贵州人"的属性便似乎是一个人在歧视和 耻辱中的一种"本能"。
  
    一个外省的朋友对我说,他只知道一个贵州人,那就是龙永图。当时,我无言以对。我也不需要言语,言语永远是苍白的。
  
     也许,是独特的地理环境历史性地决定了贵州的"地位"。当古夜郎国王向汉使作井底之蛙状问汉与夜郎谁大时,"夜郎自大"便成了贵州两千多年来的一个 笑柄。而直到解放前,由于交通的极为不便,贵州的生产力多少年来一直在进行冬眠。这是一块被遗忘的角落,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三线建设"时期。
  
     关于贵州的人所共知的"典故"不仅有"夜郎自大",还有"黔驴技穷"。柳宗元老先生绘声绘色地讲了这一个这样的故事:一只庞然大物似的驴子开始时让 贵州的小老虎感到害怕,但经过仔细的观察试探最终小老虎还是把它吃掉了。这显然是一个"贵州的小老虎战胜了外强中干的外来的驴子"的故事。可是,在某些人 的解释中,这只驴子却是贵州的了,是谓"黔之驴",而贵州人则已被戏称为"黔驴",而"黔驴"常常"技穷"。我就曾经和某个人争论,他一迭连声地说贵州人 是"黔驴",我说柳宗元老先生不是已经讲了"黔无驴",是"好事者""船载以入"的吗?幸福通过对比,自身价值的确认通过对他人价值的贬低。有时候,事实 反而不再重要,重要的只是产生偏见的土壤。思维惯性加上人性的弱点,让我苦笑不得。但是,造成这一切的归根结底还是"贵州"的历史与现实所折射出的"地域 景观"给人造成的近乎灾难性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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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不知道我再能说什么,面对贵州的历史与现实,当贵州的贫穷、苦难与官僚机器的作恶构成绝妙的对比时,当贵州的媒体、当贵州人集体地沉默而触目惊心的氟中毒竟然要由经常遭人诟病的中央电视台来报道时,我不知道我是该愤怒,还是流泪。
  
    或许我更应该感到悲哀。
  
    但是,悲哀是最没有用的。我的心极为苍凉,现实的残酷让我一天天变得多愁善感,变得越来越悲愤、茫然。但是,它们只具有审美的功效。
  
    古人说,要受人尊重,人先要懂得自尊。同理,我们说,人要受人尊重,就必须自责、自审,进而发愤图强。
  
    因此,我们必须默默地奋斗。同时,我们必须发出我们的呐喊。
  
     我们必须挑开那些粉饰太平的谎言而直面我们的现实。让我们看到:贵州还处于"前现代"之中,所谓的"现代化"只是省城贵阳中的一些人,以及一些地区 城市中的一些人的"现代化",或者准确地说只是少数官僚、富人,也许加上些自鸣得意的"小资"、"白领"的"现代化"。广大的农民仍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他们的生活仍然无法保证他们作为一个人的尊严。而他们本应,并且有理由获得这种尊严。如果有的人认识不到这点,完全可以不必去农村,只要他留心注意,贵阳 城里多的是从农村出来捡垃圾、拉煤、当"背篼"(又一个城里人对进城务工的农民的习惯性侮称!)的农民。当你看到这些面黄肌瘦、体格矮小、衣服又脏又旧的 可怜的人们时,你将会明白:贵州,有多少人还挣扎在为了一碗吃而不饿死的路上!
  
    教育一直是制约贵州发展的严重障碍。简单地提 供贵州教育的一些数据没有任何意义,哪怕它们不是加了水的。我们只需要拿现在越来越贵的学费与贵州西部许多农村连用来烧煤的几百元一个的铁炉子都买不起来 加以比较,就可以判断将有许多儿童面临失学的可能,即使他能读得上书,他还能坚持多久。由此我们不难理解,贵州与外省相比,有多少能力(金钱)可以培养出 一个大学生?当一个贫寒之家的孩子考上大学时,家庭首先就面临着破产的可能,尽管无论如何,农村无法避免普遍性的贫穷带来的悲剧。而那些在深山旮旮旯旯摇 摇欲坠的校舍,那些从小就衣衫褴褛的孩子,那些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上学,自己从小就远离教室开始那注定将在贫穷和耻辱中度过的人生的孩子,则在疯狂的喧 嚣中无人注视,无人论及。
  
    我们实在不敢对作为"喉舌"的媒体抱着希望。我们对商业性的"时尚炒作"更不敢恭维。当贵州人热衷 于追逐"时尚"时,我更愿意理解为一场无聊而又粗俗的闹剧。在苦难中舞蹈是可耻的,正如"喉舌"一个劲地�输"形势大好"一样卑劣。当美女、手机、时装、 美食,以及莫名其妙的"休闲"之类的玩意在媒体上搔首弄姿时,我感到难以忍受的恶心。这是对苦难,对罪恶的可耻的遮蔽。
  
    难道 我们真的能对苦难视而不见,对榨吸我们的血肉的人不闻不问,对最起码的现代人的责任意识感到麻木,对同胞的痛苦无动于衷吗?无法再"夜郎自大"的贵州人难 道永远只能栽在"坝子意识"的手里?商品意识的落后可以培养,文明的素质可以不断提高,贫穷可以通过努力改变,但没有现代公民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 贵州高原仍然将是穷人的地狱、富人、官僚的乐园。至少,一种让官僚疯狂地榨吸人民的血肉的制度或环境将不会被有多大程度的改变。至少,痛苦者的痛苦将不会 被体验,苦难者的苦难将不会被看见。1900万氟中毒者、10万砷中毒者将被历史拖进未来,历史,只能默默地播出他们想让别人听见,却最终只能在高原贫瘠 的土地里徘徊、痛苦而悲凉的呜咽。


傅国涌:历史只剩下了等待吗?

一位朋友经常感叹,他们单位的一把手独裁、自私,凡事都从一己私利出发,只要对他个人有利的,能捞到好处的,必优先抢占,每天上班就躲在自己的办公室,什 么正事也不做,把份内之事也都安排给其他人去做,稍有不顺从,必遭他的嫉恨,立竿见影要进行打击报复,作风之专横,态度之野蛮,而且那么肆无忌惮,都令这 位正直的朋友有点忍受不了,认为在这样的领导下,自己是没有好日子过的,并常常将原因归结于这位领导的血型、性格。其实,天下乌鸦一般黑,每个单位,大大 小小,都是大同小异,都是中国版专制的缩影,与个人的性格关系不是很大,根子还是在于我们的体制,完全是从上到下建立起来的,是一个控制型的结构,上下级 之间的关系是统治与被统治、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上级任命的单位头头是容不得不同意见、容不得反抗的,他代表的是一级权力,哪怕芝麻再小,也是自成一体, 他只对上负责,对下就可以颐指气使了,他掌握的权力范围内,他有资源分配权,他之所以尽最大可能地优先占有资源,这是他手中的权力所决定的。在这种权力机 制下,即使他本性善良,也会被权力异化,逐渐变成一个冷血、自私、贪婪的人。

有时候,我会劝这位朋友几句,说一切都会过去的,这种体制也总有改变的一天。他的回答让我一时无语,人的一生就那么些年,这样的权力体制一拖给你拖个几十 年、一百年,这一辈子还有什么指望?是啊,从这种落伍的权力体制过度到现代政治,起码现在还看到一点痕迹,没有权力的人活在这个社会是看不到什么出路的。

谢韬先生上个世纪50年代就担任过中国人民大学的副校长,晚年反思自己走过的道路,在他 85岁时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充满了悲凉和沉痛之感:

"我们曾是真正忠心的毛派、左派、歌德派,挨整挨冤枉都仍然忠心不二的赶不走派。后来觉悟了,仍然是护党派、改革救党派,想方设法要救这个党,改善党,想 党变好,但悲哀在于逐渐发现,这个党是很难救了,积重难返了,救不了了。怎么办!?一个是转变,改弦更张,大气量,大手笔,大政策,开历史新局面,这可能 性极小,一个是自我瓦解,自我毁灭,被人民抛弃。这是历史的悲剧,人民(包括我们这一代)付出了那么多的历史代价,却换来一个历史悲剧,这更是悲剧中的悲 剧。"

谢老先生的悲哀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哀,在他那一代知识分子中,在年轻时代满腔热血参与革命的老人中,那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等到他们晚年觉醒时,一切都已晚了,大错已经铸成,悲剧已经发生。悲凉之雾,正笼罩着华夏大地,即便西门庆式的享乐也遮掩不住这种时代的气氛。

改革到目前已成为一个虚词,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改革的意义是虚无缥缈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对于强势集团而言,改革意味着更大的利益,如何最大限度地 占有财富、占有社会资源,如何继续世代保持荣华富贵,这是强势集团全部的出发点,对他们有利的,就要不惜代价去做,对他们不利的,也同样不惜代价阻止。于 是,我们眼看着这个社会一天天地腐烂,整体上的、制度性的腐败侵蚀着社会的每个毛细血管,每个具备正常思维能力和良知尚存的人却都无能为力。民众,从来没 有一个时候想现在那样感到无力,一种深入骨髓的无力感挫伤了整个民族,使人艰于呼吸。许多时候,我们都陷入这样一种无力、无奈的状态中,思前想后,感到黑 暗的力量真是太强大了,强大得甚至还可以延续一百年。由于生命的短暂,我们很可能没有机会过上一天真正舒心的日子了。

改革和反腐一样都成为舞台上的道具,需要时伸手取来,不需要时放在一边。官场上,谁也不想启动一场风险莫测的改革,拿自己的乌纱帽开玩笑,权位比什么都重 要已成为多数官员的共识。民间社会,马铃薯式的芸芸众生早已习惯了认命,即使打着各种漂亮旗号的人,有几个不是在为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奔忙。改革,改革, 多少罪恶借汝之名而行。正是在改革、发展的堂皇名义下,一个个房地产大鳄、IT神话、行业垄断的王国登场了,他们掌握了这个国家最大多数的经济资源,他们 占据了借改革之名带来的全部好处,他们的利益是与权力不受制约的前现代政治捆绑在一起的,他们没有理由支持真的改革,保持现状乃是他们的首选。他们分享着 美丽的大饼,生活在比天堂还要天堂的人间,他们当然不愿意进入没有人可以稳操胜券的市场竞争中,他们当然不愿意花更多成本去创立一个公正、公平的社会机 制,因为他们在世俗社会的成功本来就建立在不公正、不公平的基础之上,公平、公正是他们的克星。

而今,利益的分配格局已基本完成,改革的动力已经丧失。对于强势集团尤其是居于统治地位的人,主动实行制度改革的可能性确乎不存在了,至少在表面上看不出 来。因此,我们再也看不到力图有一番作为的光绪帝,光绪帝瀛台修钟的命运,胡、赵80年代的前车之鉴让沉浮在权力舞台上的人们胆战心寒,还有谁敢于冒失去 权力的风险,去主张真正的改革?还有谁敢于拿自己的官场生命当儿戏,去思考国家民族的命运?成也败也的考量、个人得失的计算超过了一切理想的冲动,已掌握 一定权力资源的人不是按理想行事,而是按现实可能性行事的。这是个理想成为嘲弄的时代,社会的变迁完全是利益的杠杆在起作用,鲁迅说,搬动一张桌子、改装 一个炉子也要流血,铁屋子如果没有人呼喊要把屋顶掀掉,是连窗户也开不出的。

历史已进入这样一个阶段,那就是等待,也只剩下了等待,什么时候天才会亮?没有人知道,不会有人知道,也许很长,也许很短。

杜光:推进公民社会的发育与成长

今年是改革开放启动30周 年,社会各界涌动着回顾反思改革的热潮,在报刊和网络上发表了大量探讨改革的成败得失与经验教训的文章。许多文章都接触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三十年改革的 最大失误,是经济体制改革一马当先,却没有随之以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的体制改革。正是这个缺陷,导致了当前社会的不和谐不稳定。特别是由于政治体制改 革的滞后,造成了腐败丛生、道德败坏、贫富两极分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成果落在权贵资产阶级的手里,文化领域和社会领域的体制改革也难以开展。

我们今天这个会议的主题是"公民社会成长与治理改进",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体制改革问题,是社会领域的体制改革。我们要探讨的问题,是怎样把阻碍公民社会发育成长的社会体制,改革成为能够促进公民社会发育成长的社会体制,建设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

什 么是公民社会?我认为,公民社会的主要构件有三:第一,是符合于公民社会要求的合格公民。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但法律上具有公民的资格,不一定就是公民社会的合格公民。公民社会的合格公民,首先应该了解自己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并且意识 到实现个人的权利义务对于整个社会发展的意义;其次,能够在实际行动中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三,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能够挺身而 出,捍卫自己的权利。当然,要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也许不太困难,因为我国的宪法已经对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只要查看宪法就知道了。但是, 要具有充分的公民意识,并在实际行动中行使自己的权利,而且在权利遭到侵害时,能够理直气壮地捍卫自己的权利,这样的公民却不是很多。自从1954年颁布第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来,54年 过去了,宪法里的公民自由权利,有多少得到实现呢?只能说是很少很少。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从思想改造到文化大革命,不但是对公民自由权利的剥夺和侵 害,而且摧毁了人们行使和捍卫自己的自由权利的勇气。改革开放三十年,虽然高唱"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但践踏公民自由权利的暴行,仍然层出不 穷,从取缔"西单墙"到1989年血洗长街,直到近几年对维权人士的镇压,都表现了执政党对公民权利的蔑视和对公民意识的摧残。连续五十多年专制政治的高压统制,造成了公民意识的淡漠、公民权利的疏离。合格公民不多,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但 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高压统治、万马齐喑的政治环境,阻挡不了公民社会的孕育。近几年维权运动的兴起,使人们看到了公民社会的希望。每年数以万计的 群发性事件,基本上都是公民因自己权利遭到侵夺而起来抗争的反映。风起云涌的维权抗争,标志着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随着许多公共知识分子的介入,运动的发 展超出了每个事件的个别性和孤立状态,而呈现出它的社会性和政治意义。特别是一些熟悉法律的律师,勇敢地站到维权运动的第一线,不但以自己的奉献牺牲精 神,为维权公民作出了榜样,而且把运动引导到合法、合理、合情的轨道上来。维权运动的实践,正在培养着大量公民的公民意识,增强着维护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责 任感。

公 民社会的第二个主要构件,是社会团体。社会团体是培育合格公民的大学校,同时,也是和谐社会的稳压器。它的出现既反映了社会文明的发展要求,也是公民意识 觉醒的表现。形形色色的社会团体,不但可以成为公民权利的捍卫者,而且还可以充当在公民和国家机器之间沟通意志的桥梁,承担许多政府机构力所不及的社会任 务,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全面发展。最近四川地震,许多社会团体踊跃投入救灾活动,就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一个明智的执政者懂得,要使社会团体充分发 挥它的功能,就必须欢迎、鼓励并且支持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相信它们的智慧和能量,让它们放开手脚,独立自主地开展活动。遗憾的是,我国的当政者却见不及 此。他们从专政思维和阶级斗争观念出发,总是把社会团体视为异己的力量,或者是把它们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使之成为称心如意的驯服工具;或者是采取排 斥态度,千方百计地防止它们出现;对于已经成立的社会团体,则运用各种手段来限制它们的活动。据2004年的一篇文章介绍,我国当时有13万 多个社会团体,其中大量是半官方机构。例如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工会、妇联、青联、文联、工商联、作家协会等等,号称群众组织,本应成为维护他们所代表的那 些公民的各种权利的民间力量,与国家权力相抗衡。但是,由于它们的经费由政府供应,干部由执政党的组织部门选派,活动也由党组织控制,因而不能不堕落成为 国家权力的工具,完全丧失了作为公民社会的主要构件的作用。社会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把这些准官方的政治工具,改革成为纯民间的社会团体。为此, 有必要认真贯彻宪法关于"结社自由"的规定,实行"四自"原则,那就是:1、章程自定;2、经费自筹;3、干部自选;4、活动自主。只有实现了这"四自",摆脱对国家权力的依赖和控制,这些社会团体才能独立地发挥作用,真正成为公民社会的主要构件。

还 有一些社会团体,由于成立时主要是由有关业务部门主导的,因而不能不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但在多年的运作过程中,为了实现自己的社会功能,逐步争取官方的 同意或默认,向独立自主的方向发展。这里特别需要提出的是企业界的行业协会和律师界的律师协会。这是两个基础雄厚、影响广泛的社会团体,由于它们代表着企 业家和律师这两个重要的精英群体,对于社会的和谐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所以一开始就得到了官方的重视,并且在各级党政机关的支持下成立起来,但毫无例外都 受到官方的直接间接的控制。这是精英们在现实的政治体制下所作出的无可奈何的选择,他们无时不在为实现社团的独立自主而努力。他们的努力并没有落空,这几 年许多地方的行业协会和律师协会在这方面都有所前进。例如,深圳市政府在20041228日颁布《深圳市行业协会民间化工作实施方案》,将在行业协会任职的110名公职人员撤出行业协会,协会建立独立的财务账号,实现协会人、财、物的独立。接着,20056月又发布《深圳市行业协会暂行办法》,规范了行业协会的机构、职能和活动原则,保证行业协会能够在法律范围内开展活动。律师协会的情况也可以深圳为例。深圳市律师协会在20037月采取律师直选、差额选举的办法,选出了律师协会第四届理事会,当选的理事和正副会长、正副秘书长全部都是执业律师,这就为律师协会的独立自主提供了最基本的保证。当然,前进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各地律师协会的发展也很不平衡。据网上报道,宁夏律师协会在20071222日举行换届选举,由39名当选理事在13名候选人中选出11名常务理事。但因选举结果不符合领导意图,主席团竟强令各代表团"做好工作",重新投票,选出合于领导意图的人选。像这样在专制高压下产生领导结构的律师协会,很难独立自主地进行工作。还有一个例子也颇能说明问题:最近北京、广东等地的18位律师表示要依法为因"314"事 件而被捕的藏民辩护,在最高政法领导人的批示下,有关地方的司法当局闻风而动,对这些律师和他们所在的律师事务所进行打压。在北京,操刀的竟是律师协会。 北京市律师协会的会长李大进气势汹汹地指责这些律师"跳了出来",并且表示要砸掉他们的饭碗。果然,著名维权律师滕彪就因此被吊销了律师执照,被剥夺了从 事律师工作的资格。这是社会团体充当专制体制杀手的一个典型例子。这些情况表明,社会团体要走出官方的阴影,独立自主地发挥积极作用,还要走一大段非常艰 难的道路。

目 前在社会上比较活跃的社会团体,多数是没有登记,或者虽有名义上的挂靠单位,但实际上未受约束,自行其是。包括大量的民间研究机构、绿色环保组织、义工小 组、兴趣小组、慈善团体、宗教团体、支农组织、基金会等等。这些散布在社会各个角落的民间社团,是公民社会最活跃、最有希望的细胞。它们很多并没有按照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进行登记,因为进行登记很难被批准,还是先活动起来再说。这样当然是有风险的,一旦被人抓住,就成为"非法组织"了。然而,它们 是按照宪法赋予的结社自由的权利组织起来的,并无违法之处;真正违法的是那个限制公民权利的部门法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它违反了宪法关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结社自由的规定。所以,那些社会团体即使被认为是"非法组织",只要自己的活动有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有利于国家的政治民主化,都是可 以问心无愧的,因为它只是行使了宪法给予的公民权利。对于当局的查禁,也不必太在意,"东方不亮西方亮",禁止了一个社团,还可以再建立一个。我们目前应 当做的,一方面是要呼吁修改《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删除不利于社会团体发展的条文;同时,还要利用一切机会来争取和实现结社自由,构建公民可以发挥自 己的智慧和能量的平台。到了大多数公民都能成为一个或几个社会团体的成员,并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时候,公民社会也就逐渐成熟了。

说 到这里,不能不指出,占我国公民绝大多数的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已经成为社会体制的严重缺陷。目前遍布全国的群发性事件,大多数的受害者是农民。农民如果 能够组织起来,建立自己的农会,在遇到土地被侵占、苛捐杂费、敲诈勒索、侵吞支农款项等等损害农民利益的情况时,就可以利用有组织的力量,来对抗地方官吏 的不法行为,使事情得到比较合理的解决,避免出现暴力行为。有了农会,农民之间的许多纠纷,也可以由农会出面调解,把不稳定的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所以, 农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支柱,联结党政机关和农民大众的最佳渠道,是消弭官农矛盾和农民内部矛盾的有效工具。许多有识之士多年来一直在呼吁建立农会,我 们的当权者却置若罔闻。他们受制于专政思维和阶级斗争观念,总是认为把农民组织起来会尾大不掉,无法控制,以致这个具有巨大能量、占人口多数的社会群体, 至今仍然像一盘散沙,不能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建立农会,应该成为当前社会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不把这个群体组织起来,就不可能建 成完整的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的第三个主要构件是公共知识分子。200498日,广州《南方人物》周刊发表"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 同时提出了公共知识分子的三条标准:第一,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第二,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第三,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 者。在这三条标准里,第一条说的是基本条件,第二三两条是指应有的言行和品格。概括起来说,就是敢于以言行干预社会公共事务,并勇于承担责任的知识分子。 具有这个条件的知识分子,有的是改革开放的策士,有的是维权运动的先锋,有的是与暴政抗争的战士,有的是抨击时政、揭露官场黑幕的猛将,有的是理性地探讨 社会发展前途、构建独特的理论思想体系的智者。这个群体是社会的大脑和良心,承担着维系和重建民族精神的历史使命,是中华民族的当之无愧的精英。由于他们 的思想言论和行为往往背离传统观念和当政者的既得利益,所以多数为当局所不容,有的还遭到监视、跟踪、绑架、殴打、拘捕,甚至被判刑入狱,流亡海外。在这 种严酷的形势下,公共知识分子的队伍被压缩到了一个很小的范围。许多知识分子迫于高压的政治统治而噤声不语,洁身自好,或以钻研业务自娱,或以颐养天年自 慰;有的热中于争名夺利,为谋取个人利益而造假、作秀;也有不少知识分子追随权势,唯权唯上,甘愿为虎作伥,成为权力的工具和打手。知识分子队伍的这种分 野和相当多数知识分子的堕落,是几十年的政治运动和虚伪的政治思想教育的直接后果。人们通常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但当许多知识分子的良心被名利和权势 吞没时,他们怎么能够充当社会的良心呢?过去有人说:"重要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后来又有人说:"重要的问题在于教育干部。"我看现在还应该加上:"重 要的问题在于教育知识分子。"要大声疾呼地唤醒这些知识分子的良心,使他们担当起应有的社会责任。社会培养了他们,使他们成为有知识、有文化、有学术素养 的公民,他们就有义务把这些知识、文化和学术才能反馈给社会,奉献给社会,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公共知识分子。公民社会的发展与成长需要大量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的扩大,是公民社会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我热烈地期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用良心和良知来思考问题,选择自己的人生坐标,积极投 入到干预社会公共事务的队伍中来,共同推进公民社会的培育和成长。历史呼唤着我们,人民期待着我们,我们没有理由辜负他们。

当 然,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不是孤立的,它需要更加有利的环境,特别是政治的民主化和新闻出版自由。但是,我们不能坐待实现了政治民主化和新闻出版自由以后 再去推进公民社会的成长,恰恰相反,正因为政治缺乏民主和新闻出版缺乏自由,我们才应该更加努力地去改革社会体制,推进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以此促进政 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改革。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政治、文化、社会是紧密结合着的,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我们绝不放弃争取政治民主化和新闻出版 自由的努力,同时也要积极促进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帮助广大公民增进公民意识,加强维护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责任感;发展民间的社会团体,促使半官方的社 会团体民间化;呼吁、发动知识分子关心并干预社会公共事务,扩大公共知识分子的队伍。公民社会的这三个构件也是相互制约、相互推进的。我们在任何一个构件 上作出努力,都可以促进另两个构件的发展,促进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互联网的发展,为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推动力。 互联网是唤醒公民意识的强有力的工具,是社会团体开展活动、发挥作用的重要舞台,公共知识分子施展才智、自由驰骋的广阔天地。这个条件是十年二十年前所没 有的。我们有幸生活在这个有了互联网的新时代,有条件也有责任投入建设公民社会的伟大工程。虽然,我们个人的力量是极其有限的,但只要我们大家齐心协力, 就一定能够为改革社会体制、建设公民社会作出贡献,并且对完善市场经济、实现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样化,产生积极的影响。

精耕细作,必能丰收!我们应当自信自强,不要妄自菲薄!我愿与大家共勉。

2008628日在"公民社会成长与中国治理改进"研讨会上的发言,但大部分内容因故没有能在会上发表,这里是会前准备的发言稿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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