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6月11日星期三

王观泉:一个老兵的心声-- 记忆中的洪水将军

第一届政协开幕式上,毛主席就提出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从小米加步枪到飞机加大炮,不只是装备的更替,更 是我军向正规化、现代化方向的前进。1951年,中央军委提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的口号,第二年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又提出“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 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军队”,1953年提出建设“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这些提法虽然有些不同,但基本意思都一样,即要求人民解放军这支革 命军队正规化、现代化。

——萧克


最近一时期来,在报纸上刊物上常见到写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洪水生平事迹的文墨,就我读过(传抄摘编不计)的“原创”,就有《解放军惟一外籍少将拥有两国军 衔》,《世界罕见的两国将军》,《陈剑戈与越籍将军洪水的燃情岁月》、《洪水:越籍将军的婚恋传奇》,还有几种收在解放军将帅录中洪水的生平介绍。我不想 对上面所提到的那些文章说三道四,只是感到写这些文章的人,有的曾经见过或采访过洪水的中国籍妻子陈剑戈,可能访问过当时条令局的秘书韩守文上尉,但没有 去找半个世纪前曾经与洪水最后在中国工作的知情人有过对话,于是出现在上述文章的内容,几乎全被限制在陈剑戈和韩守文的回忆(口头的文字的),至多加上已 经公开的有限的一些洪水将军的生平事迹,不免有所疏漏或误传讹言。举个重要细节,比如一篇文章中写洪水最后告别中国回越南一事时说:“洪水离开北京的那天 上午,北京前门车站挂上了彩旗”。这是显然误记。真相是,洪水回越南是保密的隐形行动。因为当时,我在场协助韩秘书做庶务。还有一点,那就是洪水此行是与 中国党与中国军队的生离死别,不止是保密需要,说得直白一些,张挂彩旗送“死”,有此常理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涉及两度在中国工作长达27年 (1924—1945;1950—1956)年的洪水永别中国的历史真实性。

另外,我还感到有些奇怪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1955年起实行义务兵役制和军官军衔制以来截止1960年代初,具少将军衔者约计有一千多位,且不说上千少 将有没有可歌可泣足可传世的业绩值得一写,而纷纷写洪水,难道只是因为他是外籍中国将军?还有没有“时尚争夺眼球”一炒他阴错阳差地有中国和越南两位夫人 的身世猎奇?

我有幸从洪水1954年来条令局直到1956年身患绝症离别中国的一个下级军官,写一写献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献身中国革命二十多年的洪水将军最后三年的流 逝岁月。况且,在他领导下我这个二十刚出头的青年,如今已经成了奔八旬的老人,写出点心声,虽然不会有能以使得读者或沉思或激动的伟业大事,但还不至于亵 渎纸墨的罢。



图为洪水

大变:从美工到绘图员

我是1953年由驻山东某野战军调到北京在陆军训练司令部条令局工作的。当时军训部部长是萧克上将、条令局副局长是蔡铁根大校。从部队的一个美工成为军事 绘图员,虽说都是画“画”,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专业,从军队系统,美工是政治,绘图员是军事。用蔡铁根第一次接见我交待工作时的一席话:以前你是美术 工作者,画好画不好,是宣传效果问题。从今天起,你是军事绘图员,画枪画炮,决不允许画错,错画一颗螺丝钉都不行,上战场要死人的。我听了直害怕。时年我 21岁,满脑袋的艺术浪漫主义,经他这么点拨,艺术细胞统统被闷杀,只得拼小命学机械制图。条令局有三个绘图员,由我负责,我终于融入了国防现代化的行 列。

1955年,我军为了加速现代化建设,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总监部。部长是刘伯承元帅,他在南京主持军事学院,由叶剑英元帅任代理部长,一个单位 由两个元帅领衔,是解放军诸多总部中绝无仅有的,其重要性自不必我多言。总监部下设三个二级部,部长一式上将,另有一个局(体育局,下管一个八一体工队) 一个处(军乐处,下管一个全军军乐团),原陆军训练司令部不变,仍由萧克任部长,条令局则从军训部中纳出,提升为条令部,部长为独臂将军彭绍辉上将。总监 部还集中了李达、张宗逊。周士第、郭天民等上将为二级部部长还有孙毅等中将。地处新北京29号,有三幢四层的灰楼,两个礼堂两个食堂以及几幢军官宿舍及理 发洗衣房等设施的院子里,将帅林立群星灿烂,是复兴门外最令全国乃至全球关注的一个军事部门。

洪水是1954年秋调来任军训部条令局时期的副局长,蔡铁根则奉调南京在刘帅的军事学院任训练部部长,是有丰富实战经验的军事家。(后来他的命运却非常惨)。

我们第一次见洪水是在萧克的介绍会上,洪水那神韵,看上去很严肃,不久就发现在刚毅的外表下,他性格柔顺,言谈风趣而且喜欢与同事唠嗑,对我们下级军官非 常随和。举个有趣的例子,当时,每天上下午各有20分钟工间操。喜欢蹦蹦跳跳的则下楼打球或舒舒筋骨,年纪大些又不愿活动的则在办公室摆棋局,不知何时风 行起了扑克牌打“杜拉克”,开始无输赢,后来不知怎的风行起了输者让赢者刮一下鼻子,最后风行的是赢者向输者脸上贴一长纸条。开始输者不好意思被贴,后来 是虱子多了不怕痒,有的“常输将军”脸上贴满了纸条,结果是下台“垂廉听政”,上班铃声一响,输者把脸一抹,走人。一次,人见洪水的脸上还留下一条纸, “飘飘然”地走向局长办公室。

工作不轻松气氛很和谐

毛泽东有一句经典名言:枪杆子里出政权。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三年后,根据共产国际指令:国共合作北伐消灭军阀统治,使南北统一,自此到1927年4月12日国共分裂,同年8月7日,中 共在新一茬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新的中共代表瞿秋白(后出任中共中央(临)总书记)召开“八七紧急会议”,宣告昨天的朋友成为今天正面战场上的敌人, 打响了第二次国内(土地革命)战争第一枪,打了10年,抗日战争开始,国共再次合作,“枪口对外,齐步前进,不打自己人,不伤老百姓。”打了8年,打到了 1945年日本投降,再一次重复昨天的朋友成为今天正面战场上的敌人的历史,开始第三次国内(解放)战争,终于打出了个新中国,但战争非但没有结束,反而 更复杂了。战争继续进行,解放西南,另则向东北开辟国外战场,受朝鲜民主共和国应急之请,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一直打到 1953年朝中美三国两方板门店和谈,史称“抗美援朝”。战争从1927年打到1952年。“枪杆子里出政权”领衔了中国革命全过程,工、农、商、学加在 一起全都期待着“兵”的英勇善战和前赴后继的牺牲,才使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从打天下转为守天下,也即是说要建立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确保国家 安全不受异国侵犯的国防军。

入境问俗,我在大院里头一次溜达走进尚未完全建成但已经开始使用的大礼堂,实在感到太简陋了,但礼堂墙上的那条长达十多米的横幅标语“把我军建设成第二支 最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而奋斗”令我耳目一新。今天的读者也许会问:那第一支是谁?当然是苏联老大哥,还用置疑吗?这与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 出政治上“一边倒”,是同步的。这也是把我军定位在第二支革命军队军内原因,也是二战后国际上分裂为两大阵营的政治格局使然。承担建设正规化现代化重任在 身的条令部是我军从未设置过的一个编制,首先移植苏军的四大条令,即《内务条令》,《队列条令》,《纪律条令》和《警备勤务条令》,编译成为全军通典。 1953年我调入时,《内务条令》已经由刘伯承元帅亲自主持下译编成书。听老同志介绍说,将《内务条令》送军委毛主席审批,他在封面上大笔一挥“试用毛泽 东”。原件就存放在部保密室。

与四大条令同时是译编常规武器的教范,真是五花八门:手枪、步骑抡、轻重机关枪,化学武器及其防卫等等,后来还创办了《战斗训练》月刊和不定期的增刊, 《军事译文》(双月刊)等杂志,都是从未有过的首创,并开始筹划军史和外军研究处。以上工作,全都是萧克和彭绍辉先后领导下,由洪水负责布署进行的。但 是,已经与广大读者见面的洪水的报道,对于可以说是他一生献给中国军队的最重要的条令部三年所作所为,连本流水帐都未记全,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的。我认为 建国后,解放军在向正规化现代化的历史的第一页上,洪水将军是应当列入英名,永志不忘的。难怪作为军委主席的毛泽东,要破少将为正师级的规定,提他为正军 级,应是中将衔。之所以不授,原因涉及中越两国军队之间的军阶协调。容不得我们置喙。

“你怎么知道我懂法文”

洪水在条令局是最高领导,我是小兵,是个绘图员,上下之间差好几个层次,只是在他审批而又要我列入汇报成员时,才有机会见上一面,陌生得很。有一天,政治 处告示某日全部军人去大礼堂听洪水报告。济济一堂,洪水戴上老花镜开始讲越南人民在越共领导下,反对法国殖民侵略和封建王朝统治争取独立民主建国的历史。 开始没几句,他把话岔开,说,我看讲稿时戴老花镜,戴上这玩意——他抖了抖眼镜——抬起头就看不清台下听讲的你们,这一戴一卸太麻烦,干脆我随便讲吧。后 来证明,脱了讲稿,随口而言,脱口而出,讲得很生动,讲急眼了,他还站起来,激动一番,讲演从印度支那、越南国土,民族形成,封建制时代与大清帝国的关 系,讲到落入法国殖民主义手中,一直讲到新近的奠边府大捷。

讲话在热烈的鼓掌声中结束,我却陷入沉思。我发现他在讲到越南军队与法国殖民军队战斗时,流露出只有军人才能领会的生死两重天瞬间的些微的焦虑,而在讲到 越南山山水水和人民勤劳善良时,他的讲话声调,不像军人,而像诗人。我猜想他可能是参加抗法战争的过来人,又想到他的长相有点像南方沿海的“广佬”,我决 定试试。

一个星期日,我跑到王府井大街外文书店,买了一册法文原版简装的巴尔扎克小说《高老头》。上班时,我乘工作进入他办公室,公事办完,我送上巴尔扎克。也许 我这一招太过突然,他接过去,看看书,看看我,盯了我好一阵,才说,你怎么知道我懂法文?我回话说,是猜的。赶忙退出他办公室,回到绘图室,心还在别别地 跳着,我想,我的小聪明中的了。历史,有个积淀期,直到半个世纪后的当今,洪水的生平才透明,原来他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在法国巴黎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并与 胡志明、周恩来等结成生死与共的友谊。“想当年”我这个小兵能揣摩出他能读巴尔扎克,已经很不简单了。洪水,越南京族,1906年生于河内,是当地的望 族,本名武元博,洪水是他于1929年在江西正式成为工农红军干部时的“号”,他曾是刘伯承的部属,并与叶剑英很熟,调入总监部应当是有历史渊源的。



此事不久,某天,韩秘书要我到局长办公室去。一进门,洪水交给我一个布包,我打开一看,是一幅有两大张报纸幅度的一张地图,再仔细一看是印在丝绸上的越南 地形图,怎么搓巴怎么卷,只要手一松,平整如板,一点皱折都没有,太高级了。洪水告诉我,这是战利品。要我一个月内复制一份,因为原图限期交还原主。难度 之大也就不必细说,我夜以继日,并在另一绘图员协助下,按原大复制成功。不多久,他送给我一册《罗马尼亚美术年鉴》。

“把我的义齿取来”

使我惊讶并直到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仍然仿佛历历在目的是下面所述的一件事。

1956年开新,那时,洪水身体已经很差,连走道都有点气喘嘘嘘,有时在楼下见到他,真想扶他上楼。一天下午上班,他走到绘图室门口,说,王观泉,你到我 家去一趟,把我的义齿取来。当时,我一楞,没听清楚,反问了一句。他有些无奈,摇了摇头,说,义齿,假牙,我的假牙,忘了戴了,我已向家里去了电话,你帮 我取来。他大概有点生气,也有点不好意思,我则更不好意思了。立马跑下楼跑到当时称之为将军楼的洪水家门口,敲敲门,门一开,这会儿真把我吓楞住了。开门 的是个小女孩,不说话,往边上一闪,我看到的是三个小孩围着一位女同志,她从孩子群中起身,走到桌边取了个茶缸给我,里边有个纱布小包,包中就是“义齿” 了。也没有说一句话,只是向我笑一笑。我赶忙跑回办公室楼,把那只茶缸交给了洪水。他神秘兮兮地笑了笑,笑得很天真——真的很天真:你都看见了吧。我忽然 想到,我应该当一次演员,立正,敬礼:报告将军同志,我什么也没看见,他挥挥手算是感谢吧。

我从来没看见一个母亲和四个小孩围成一团的景象,那个开了门的女孩最大,猜想至多也只是六、七岁,很瘦小,一个挨一个,最小的大概才出世不久。洪水夫人很 美丽,身子有点发福,似乎身体也不大健康。当时我不足24岁,一个大兵,这种家庭亲和的场面,实在从未见过。正在回想之中,韩秘书跑了进来,想跟我说话, 我莫名其妙地讨厌他进来打断了我在脑海中浮现温柔祥和的幻影。未等他开口,我马上发话:“我已经跟洪水局长说了,我什么也没看见。”韩秘书讨了个没趣,走 了。其实,真正知道内情并经组织同意的秘书韩守文上尉,是洪水中越两个家庭的联络员,老韩视力很差,眼镜片厚得像啤酒瓶底,忠厚老实,讲话木讷,又是洪水 将军中国夫人陈剑戈的山西老乡,正是执行当时来说是“绝密”的好手。

洪水解我的华盖运

1954年末,解放军准备士兵实行义务兵役制,军官实行军衔制,各单位开始按级别定军衔。由于我军队伍庞大,层次叠垒复杂,因此军阶也复杂。尉级分五档: 准尉、少尉、中尉、上尉和大尉;校级分四档:少校、中校、上校、大校;将级分四档:少将、中将、上将、大将,终极是元帅。义务兵役制后兵也分等级。在志愿 兵向义务兵过渡时期,还出现过把留下来带班义务兵的老兵,分上士中士下士的义务兵类的“士官”。这些老战士,他们大都是献身于解放战争又长期留下来的的 “老一代”军人,退役后享受不到“干部待遇”,又几乎都是农民,没文化,最后仍隐没在穷乡僻壤,不少连个家也成不了,半辈子枪林弹雨,半辈子背向兰天面朝 黄土。在这里留下一笔,我倒是很欣赏并同情他们中流行的一句:“三等兵副战士”的可爱的牢骚话。我把笔再收回正题。

一天,洪水找我谈话,大意是说,他看我的军人登记表,知道我是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夏季第一次“定级”,就是排级干部,但是——他说,这次授衔是少尉, 希望我不要闹情绪。听他这么一说,我真想哭一场,1950年的排级干部,“排”了五年仍然是排级待遇的少尉。洪水宣布我定为少尉后,支部书记找我谈话,原 来实行军衔制后军中有些业务或技术工作将改为随军工薪制人员,绘图员就列入不授衔的“八大员”之中。是洪水在支部会上提议授我军衔,保留了我的军籍。因为 《战斗训练》杂志,有个美术编辑的编制,军衔下限为上尉,31岁。洪水对我的器重,我至今难以忘怀。

少尉,在将校林立的总监部,是个最小的军官,但毕竟是军官。还可以自我安慰一下的是当时翻译处有个日文翻译,台湾人,1948年入伍,中共党员,授衔却只是个准尉,仅够跨入军官的门。我和他成了好朋友,因为条令部只有我一个去过台湾,可以和他聊聊宝岛,解解他的乡愁。

在此期间我还去过洪水家二三次。有一次他的那个老为我开门的女儿竟然拦在门口不让完事的我回办公室,这孩子就是在一篇访问记中提到的八十年代越南人民军中 校军官阮清霞(照片左第一人)。五十年代初,军队还存在比较严格的保密制度,洪水一家更是过着内封闭式生活,活泼可爱好闹好动的孩子,住在将军楼里,连出 来晒晒太阳玩玩的机会都不多,于是要拦住我这个大兵了。当然,除此之外与别家孩子语言不通也是个大问题,真够寂寞的了。

“你们要想把我冻死,就告诉我一声”

洪水特别怕冷。当时,冬令放暖气规定日是11月5日,但进入10月,口外的大风刮向京城迎来第一波寒流时,洪水就会向韩秘书或电话挂到总务处,调皮地说: 你们如若不想把我冻死的话,行行好,早点放气吧。老韩则私下里说真正要“冻死”的,不是他而是他的老伴和四个孩子。洪水通法文、俄文,当时翻译任务很重。 在杂志社追加了《军事译文》双月刊后,翻译处更是忙得团团转。于是不承担翻译任务的洪水,在工作之余也承担部分翻译。他承担的主要是无时限的长效书,如苏 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多次重大战役的军史,他译过好几本,我则为他的译书复制过地形,战略或战役图。他也译过用在《军事译文》杂志上研究性质的军事论 文。洪水额外翻译,也与挣点稿费以贴补家用不无关系。人是铁饭是钢,一天不吃饿得慌。1955年之前是供给制,凡有孩子的家庭都是师团级,可以吃小灶,每 生一个孩子,部队规定补贴20万(今20元),生两个若夫妇双职,公家就提供一个褓姆,津贴费或从牙缝里还能省出多少,总得要给孩子弄点奶粉之类营养,过 年过节总得买件新衣花衣给孩子穿穿吧。

所谓“全身心投入革命”,今天想来,从另一个角度,不得不承认供给制虽然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但人总不能饱了暖了就完事了,“穷”字一个就难倒了多少英雄豪 杰。当时,王府井东华门大街北京音乐厅有星期六音乐会,东单有人艺,天桥还有把式,但仍然为津贴费要协调各种各样生活必需品,算来算去,最终只得放弃娱 乐。所谓军人之魂忠于事业,但是每每到了月末碰上假日,袋中空空,也只能逼在宿舍里看书。更由于受制“二八五团”(28岁、5年党或军龄,团级干部)的特 殊时空条件下的禁欲主义,那无处释放的青春之火,全部扑向了工作,开夜车是常事(不开也自学到半夜)。有一次上级下达10天内突击翻译并编成一册《防原子 防化学武器教范》的指令,几位翻译加上我这个绘图员描摹书中插图,引起了洪水的关注,要大食堂在晚21点钟给我们送打卤面,已经是额外“享受”了。

洪水是将军,但是他却把家庭作为一个重负一种责任,什么“激情岁月”什么“婚恋传奇”,根本无从谈起。

洪水的中国妻子陈玉英,是山西五台县人氏,师范毕业为人师不久碰上抗日战争,其时的洪水,已经是厉经国共合作时期广州鲍罗廷顾问营译员,黄埔军校(四期) 毕业,“四,一二”国共分裂,“一二,一一”广州暴动,又经历江西反国民党围剿和长征,长达十年的战争考验的高级指挥员了。他随聂荣臻115师东渡黄河进 入晋东北地区,开辟名闻遐尔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出任晋东北特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后又主政特区党报《抗敌报》。洪水是越南人,他在山西却以民运工作的文职 干部,出现在父老乡亲兄弟姐妹间,足见他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和群众的亲和力,非同寻常。陈玉英的爱国活动成了洪水的好帮手,一朝生两朝熟,时间短了解深, 战争是速度运动,忘我投入抗战的陈玉英成为洪水发展的中共党员,改名剑戈——利剑出鞘,枕戈待旦,是1937年抗日青年的名片。1938年1月30日,星 期日(丁丑除夕),山西姑娘与越南男丁喜结连理,1942年双双调入延安,比较平安地生活了二三年。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在望,应验了“战争引起革命”的历史规律,胡志明号召在海外的革命者归国投入抗法革命兴国运动,洪水踏上新的征程——这里要说 明的是:洪水是中共党员、八路军干部,他去越南是中共同意而派遣的。洪水到了越南改名阮山,成为与武元甲齐名的阮山将军。然而,从家庭的角度,1945年 8月,洪水在延安拥别陈剑戈,却是个大不幸。1947年春末,正在浴血战斗的洪水,从中国方面传来了一个五雷轰顶的噩耗:3月,延安失守,胡宗南轰炸延安 时,陈剑戈被炸身亡!

我不带感伤色彩,三句并两句转述这个悲剧,既不是洪水冷血,也不是叙述者我的血冷,实在是战争不准一个指挥员落入个人悲剧之中延误战争大局,这才是军人的悲壮——军人不是冷血,是铁血。

洪水稳住伤痛投入战争,但越南最高当局却必需关心一个高级指挥员的生活秩序,让洪水除了营盘和沙场,还有个稳定情绪的家。这时在越盟纸厂任会计的黎恒薰进入了洪水的感情世界。1950年洪水应召回中国。

洪水回国到北京,先在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越南和印度支那共运工作。这才明确:陈剑戈在延安被炸是误传,而且,陈剑戈以及她与洪水所生的两个孩子全都在北 京!这怨不得洪水,“重婚”的孽债应当由战争这个恶魔偿还。但重婚确实使洪水面临尴尬。这时,陈剑戈毅然作出决定:牺牲自己,顾全大局。从此,直到 1956年9月洪水回越南,足足六年,陈剑戈铁了心不见洪水,实践了“为了爱你,才离开你”的忏语。

八一电影制片厂和洪水

一些文墨和官方出版的将帅录中曾列出了洪水在条令部的工作简历,但是没有一篇文墨提到过他还担任指导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工作,这可是个“秘闻”,但也没有什么可作为噱头“揭密”的。

八一电影制片厂是按照苏军军制设立的一个军事训练军教片厂。我1953年调入陆军训练司令部时,八一厂就有一个摄影组受条令局领导,请中南海警卫团仪仗队 来拍摄《队列条令》军教片。“帅兵”们在操场上作队列变化真是非常壮观。因此,八一厂与条令局是老关系了。洪水来条令局工作后,有两个单位来过,一个是正 在筹建中的《解放军日报》筹备组前来取经,另一则是由八一厂厂长陈亚丁(?)率领的几位编创人员来“请示”工作。洪水找了各处负责人外,也找了我们几个喜 欢文艺的青年到会。原来,这次八一厂前来请示的是想拍故事片,想与北影东影一样找几部文艺片拍拍。大概由于怕越出军教片的业务而不被批准,因此讲话吞吞吐 吐,并再三强调总政文化部长陈沂已经同意云云。其实八一厂多虑了。洪水在苏维埃运动最火红的1930年代的江西时期就组织过艺术剧团还编过剧本,深通文艺 在革命军队中的作用。因此,几乎没有几个回合就同意八一厂试拍文艺片,陈亚丁笑逐颜开。

当时,军训部有个后门经过一个叫“莲花池”的村庄,走不了几里地就可到八一厂。为什么要提莲花池呢,因为当时总政文化部新创办的文艺创作室就在莲花池。据说杜鹏程、徐光耀、王元坚、白桦、林予等作家在此“逼”作品,八一厂要借重这支队伍。

我现在记不准《柳堡的故事》,那时是不是已经“地火在地下运行”了,但是有一件事是记得的。八一制片厂有个故事片叫《水》,拍成后,请我们去看试片,看完 了,大家都比较满意,因为当时表现解放军战斗生活的电影实在太少了。《水》情节很简单,进军大西北中有一支队伍在沙漠行军中遭遇“马匪”袭击,马匪围而不 攻,准备把解放军干渴饿毙在沙漠中。这支队伍经过令人难以忍受的饥渴,终于战胜了饮水、粮秣充足,甚至酒坛垒垒的马匪。十分遗憾的是《水》经过七批八审, 拖到准许公开放映时,恰巧碰上东北电影制片厂翻译的苏联电影《沙漠苦战记》上演,此片讲的是十月革命时期一支红军在西伯利亚沙漠中遭遇白匪马队的袭击。不 用讳言,八一厂的《水》从故事性艺术性,蒙太奇等等方面都无法与苏联的《沙漠苦战记》相比。两国两部全都以水、军人、战争为故事的影片,在市场遭遇战中, 八一厂遭遇滑铁卢。真正翻身的是五十年代末曾经惊动总政文化部、国务院文化部、中共中央宣部车轱辘转地审查的《柳堡的故事》。筹拍时,我还在条令部,但当 八一厂片头上八一红星军徽闪闪之后,显现“柳堡的故事”五个大字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已经是在北大荒向地球开战的“前”军人了。

最近读到一篇题作《大院,不相信眼泪》的报道,全文开头写道:“从公主坟一直到北京西山脚下,空军、海军、通信兵、总后、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等 司令部依次排开。”惟独夹在海军司令部和通信兵部两造之间的这个曾经配备了两位元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竟然被遗忘得精光,真令人丧气。

军训部第一次授衔没有我

1955年晚秋,军训部召开第一次授衔隆重大会,但没有我的份——那年的肃反运动,我一度成为有重大历史嫌疑者之一。经审查,虽然问题弄清,解除了看管, 还让我参加大会,却当的观众,真不如放我半天假还好受些。第二天上班,双肩扛着金牌(指挥军官),银牌(技术军官),整个大院星光灿烂,我虽然身穿“五五 式”军装,双肩空空,心情懊丧。不几天,洪水要我去见他,我们隔着办公桌面对面,他没急着同我说话,我则眼盯着他聆听指示。他是在中南海授的将军衔,但配 肩章的将军服,却与总监部第一次授衔同时穿的。真奇怪,平日里看惯了的他的脸,在闪亮的大金星将级肩章中间显得特别威武,我竟然自惭形秽,低下了头。这时 他开口了,听说你恢复工作后,干得不错,没有因审查、停职、软禁而消极,不过,老韩说你情绪不好,下班后就回宿舍,星期天也不去琉璃厂了,工资比津贴高了 好几倍反而不买书了,怎么了,想攒钱啊,借点给我用用可以吗?我那有心思开玩笑,想辩几句,他打断我的话,从抽屉里取出一张照片,递给我,一看是他穿将军 服的的胸像照。这一招,我还真没想到,也就不必多言了,也说不出什么了,但他还是补了一句,让我吃了个定心丸:放心,王观泉,少尉同志,不几天,你就与我 一样了,他两只手左右拍拍肩膀。

文革运动后,官方出版了第一次授衔将帅录,我翻到洪水所配发的照片,就是1955年送我的那张标准像。

这一年冬,总监部第二次授衔,我戴上少尉肩章,而且还是指挥军官“金牌”。

探望绝症中的洪水

这件事,说起来太沉重了。

大约在1956年初春,他突然住院,将近一个月,他出过一次院,那是总监部借总后礼堂的侧厅,请总政魏传统将军向我部全体军官作报告讲国际形势。1956 年是社会主义阵营相当紧张的一年,但魏传统讲了些什么(后来外交部张闻天来我部礼堂也讲过一次国际形势)都忘了。但是,印象深刻的是萧克、张宗逊、李达、 彭绍辉等上将都来了,开会前,洪水突然出现在大家面前。他是从医院由医护人员陪同直接来总后礼堂的,这真是一场不小的轰动,将军们一涌而上,拍拍肩膀抱抱 他拉拉手,我们都凑不上去。那次会未完,洪水就直接回医院去了。

不久,传出洪水患的是癌症,已到晚期,听韩秘书讲,也听别的负责人讲,讲什么的都有,有的说送去苏联,但在京的苏联医学专家说送去也没法治,又听说某老中 医在打包治保票,但西医专家会诊认为老中医的方法无科学根据等等。最后当然是尽一切力量作最后的挽救。我征得领导的同意,准我去探望洪水。

我蹬自行车去东单,在崇文门想买一束花,那时的社会风气哪来的观赏花店,花市大街只是一条老街的街名。后来,我想起东交民巷使馆区肯定有,果不然看见了一 家颇有规模的花店,而且就在同仁医院附近。我买了一大丛花,走出花店走进同仁医院,登记毕,一位护士陪我上楼到了洪水病房。房间不小,只他一人。

我双手把花捧给他,他很高兴,护士接过去找花瓶,室内的护士听洪水的话,把前半床摇摇高,半躺,我找来椅子坐在床边,他摸摸我的肩章,问我,二十几了?我 回话。24岁。他说,我48岁当将军,少将,你岁数只我一半,到了我这年龄,还当不了少将?一个身患绝症的将军,把我这个与他整整差八个档次的小青年开起 了严肃认真的玩笑——说玩笑,恐怕不对,也许真是这么想的。找花瓶的护士捧了一个简直可以称之为“缸”的大玻璃瓶,可见当时国人还不兴送花,连个花瓶都难 找到。护士给洪水看了看,置放在窗台上,给病房增加了生气和光泽。我则被他对我的“晋升”的鼓励话,好激动了一阵。但是,接下去,就沉重了。

洪水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现在你的历史问题已经清楚了,军衔也授了,没包袱了,你的问题当时估计很严重,因为你去过台湾,不审查你审查谁啊。洪水还提起他在运动中对我耍态度、发脾气,甚至还摔了东西的往事

事过整整五十多年的今天,抛开洪水在肃反运动中对我的拯救的那种迫切心情所表现出来的因焦急而情绪越轨动了真气,我仍然感到内疚。绝症在身的将军还向一个小兵作不必作的“检讨”,我能受得了吗?我想借此机会把此事回放到1955年的反胡风接着肃反运动的那一年。

到运动最关键的时刻向众重之重的几个人展开最后的“攻心”。我可说是条令部的重点,洪水可说是用尽了人世间最至爱的“红心”攻我的“黑心”。有一次,我实 在被他讲得简直想利用吃饭时弄几只苍蝇吃下去病倒而躲过运动,因为我实在没有可交待的隐情了。当然要下决心吃几只苍蝇也不是易事,我毕竟受过几年党的教 育,最后三年总监部的生活又非常令我满意,而且在肃反之前已经决定授我军衔正在做将军梦,还一个“而且”,当时我已经有了女朋友。实在熬不住了,在洪水找 我明确说是最后的谈话时,我说:好,我坦白。他听了“我坦白”,马上停止谈话,与童副社长、支部书记和韩秘书商议,决定第二天下午召开我的坦白大会。我则 回宿舍打稿准备我如何在台湾接受特殊任务回上海老家,冒充进步,长期潜伏并打入部队。……这个“提纲”可以说是这场运动中经受不了考验的怀疑对象的“共同 纲领”。但是要按这个提纲圆成一个故事,就得遵循新闻报道五个“W”的原则。首先我得咬上好多人——为我潜回大陆,在上海生存,“混入”部队。这怎么行 呢。这么一来,我未必过关,反倒又得揪出一帮倒霉者。左思右想,决定:一,无可交待;二,不吃苍蝇。这么一想,心地坦然,呼呼大睡。半夜,看管我的那位 “男”丁格尔还不时把我弄醒,怕我吃苍蝇或毒药了(那时,条令部已经有一人走了绝世之路)。

第二天下午3点,到了我交待的时间,我一进条令部办公区,只见大会议室,连过道也坐满了人,大多是别的部里别的单位的人,大概有的是肃反小组来取经的,有 的则是受审查者来受教育的,真把我吓糊涂了。会议由原军事出版局刚调来不久的上校童副社长主持,说,王观泉决心向党交待全部问题,洗心革面,戴罪立功。坐 在旁边的洪水也说了几句让我宽心的话。宣布我开始交待。我走到主席对面一头的会议桌,开头第一句话,就是:我参军向皖南军区写出的第一份自传,就把我的全 部历史统统写清楚,再交待就只得撒谎或胡乱咬人了。说到这里,洪水立刻站起来,脸铁青:什么,什么?全部交代清楚?我们开这个会是要你撒谎乱咬人的?大概 他连鼻子都气歪了,就手操起一只烟灰缸向我砸了过来,我一闪,烟缸打在墙上。这时,全场大哗。现在回忆起1955年肃反,没有呼口号以压倒被整对象的“负 隅顽抗”,更没有喷气式造反派上台打人或撕肩章摘帽徽等暴行。不然,我这条小命也难保今天喝着茶从容回忆了。沉着的童副社长冷对热哄哄的会场,俯身向气得 瘫在椅子上的洪水说了些什么,不待童副社长开口,洪水像弹簧一样突然站起来:散会!我则被带到社长室“端正态度”。

躺在医院里向我检讨态度不好的洪水的真诚谈话,我能受得了吗?我哭了,哭得很伤心,护士还把当班的医生请来,催我快走吧,这样子,对病人不利。

但是,洪水还是示意医生,请他们允许我留下来再谈一下,话还未说尽。

他歇了好一会,说,王观泉,我已经回不去了,在交代工作时,已经向童副社长、支部书记和韩秘书交代过,要他们陪同我去302医院,向对方肃反小组及我的女朋友说明,我的历史已查清楚,作了结论,授了军衔。

我含着眼泪听着他的善心之言,但是这件事我当然不能向他实说,因为当时我已与女朋友“吹”了。

洪水住院不久,局支部书记就与302医院联系好之后,陪同我去过了。那天302医院政委陪同我女友小黄前来见我。双方领导退场。会客室里只剩下我们两个 人,我不知如何开口,因为已经10个月不见了,如今只见她面容憔悴,有气无力,似乎连站都站不直溜,甚至有些发颤。当然,我先开口,可说出来的话,根本不 像期望恋爱继续,倒是像在继续申辩我没有欺骗组织。因为话说不下去,像断了保险丝,瞎了。就在这漆黑的瞬间,我想起了肃反运动开始通过双方单位她转给我一 封信,大意是:现在放在你们这种人的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向党老实交代罪行,求得宽恕,重新做人;另一条是负隅顽抗,自绝人民,死路一条。看在我们曾 经有过一段交往,我奉劝你不要走自绝于人民的死路。这么一想,“保险丝”接上,原先打好的腹稿全都乱了套,甚至有些愠怒,当初的热恋,竟如此脆弱。我沉浸 在回忆之中,她仍一句话也没说,自始至终不是抬头看天花板,就是低头看地板,我想再僵下去已经毫无`意思了,不记得如何和她告别的,只记得我伸出了手,她 迟疑了一下,也伸出了手,她的手是冰凉的,而我的手则湿漉漉的:一身冷汗。

我第一恋的祖上是广东人,她是第三代北京人,有过体面的家史。至今我也没想明白,这位美丽的护士小姐会选中我这个满脸雀斑胡子拉茬的光头,就算她经历了一 次情感上的雷击,稍纵即逝吧。我们在我看病时认识,到来信劝我不要“负隅顽抗”之间,也只一年光景,肃反就肃了我十个月,说不上“热恋”。对历史,我是 “清楚”,她是“清白”,两造之间有一道“隔”:政治。而政治,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首选,是遥控人间亲情、社会生态的一只无形的手。

医院中最后的最沉重的话题

洪水最后同我讲的话,使我刻骨铭心,至今难忘。引起这场沉重话题,仍是肃反运动和我。

他说,在肃反中,看过我的档案,知道我父亲生于1909年,他说他比我父亲还大。这样比,不是讨我便宜,至少——他说,就算你的兄长吧。他说我的家庭很 苦,知道我祖父是裁缝,当时已年过七旬还在做衣服。你们一家应当是这个社会的基本群众,但是不论怎么说,你所选择的路,是个错误。今后你要努力工作,靠近 党,争取入党。

由于这是处在生死临界线上一个将军对一个士兵的庄严的临“终”话别,听了之后,我的心情特别沉重,一时之间简直想不出如何回答。看着他那有所期待的眼光, 感到不能顺着他的话道声“我一定牢记”。面对将军谈士兵的政治生命,说违心的话,这太卑鄙了。作为一个下级军官,我决心与将军倾诉内心,我非常冷静。

我说:
洪局长,我该怎么说明白我现在的心中对党的想法呢?不是我不想入党,而是党不要我。刚参军在文工团,拼命工作,差一点“光荣”了,但是我犯了“绝对民主 化”的无组织无纪律,把我的候补团籍停止了,可是我的工作热情和学习政治的恒心未受影响,仍然全身扑向工作,到了文工团解散,要重新分配工作时,给我作政 治定性是:“单纯技术观点”,被分配到某地野战军。但是在建国初期,政治相对宽松,也许正是这“单纯技术观点”,竟然被前来华东军区调美工的干部看中了, 被调到了军训部。不过,我对入党已经心灰意冷,再说,我现在是历史清楚,条令局多少历史清白的共青团员,这几年有哪个入党了?翻译处,刘祖昌、刘善继、涂 庸等,他们是大学生,都懂二三门外语,全是业务骨干,授的是中尉,历史清清白白,有谁入了党了?还不是侯过27岁退团的命运。

真不知我是从肝胆哪个角落里蹦出来的豹子胆说出了这一顿牢骚。洪水将军从政从军几十年,怕也没有见过一个小子竟然如此狂妄“向党发火”。半晌说不出话来。

我想,完了,砸锅了,何必惹他生气呢。歇了一阵,他说,你好大的脾气,太过分了!你懂什么?!你不懂。咳,怎么跟你说呢,任何一个政党都可能犯错误,其中 一个错误是关门主义。这个错误对于处在被统治阶级排斥、打击、甚至镇压的共产党来说,更易犯。就我了解并看到过,法共和中共都犯过关门主义错误。那么这两 个党的同一个错误都犯在哪呢?法国共产党的关门主义,是把工人拒之门外而吸收知识分子;中共呢,正相反,把知识分之拒之门外而吸收农民和工人,由于工业不 发达,工人成分不多。法共因缺少工人党员,在工人群众中造不成势,失去了工业国的支柱力量的支持,多列士靠知识分子在广场舆论造势或取得民众的同情,在议 会中争得席位。结果资产阶级控制国家机器略施小技,法共把在二战中已经取得的政治成果也被吞了。中共的关门主义的后果呢?洪水没有说。我当然无这个资格, 也无这个水平问个究竟。就那席惊人之言,根据我当时的政治水平,够我消化一辈子的了。至于中国共产党应当由什么样的人或群体组成,很遗憾,1956年我这 个少尉,既没看过多少毛泽东着作,也没见过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只是知道一句话“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铸成的”,这是斯大林的经典之言。而毛主席则 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

临别赠我珍贵的全家福

1956年9月,洪水的病宣告不治,决定回国。这就传出毛主席周总理以及解放军各总部将领纷纷告别的消息,曾是直接领导的叶帅和彭绍辉上将向洪水告别,萧克则自始至终负责洪水治病和后事,他代表总部给了洪水超过正军级退役待遇的一大笔钱款,以维持归国后全家六口的生活。

9月下旬某天,韩秘书通知我,第二天(大约是27日)送洪水全家回国,条令部委派他负责,并由医生、护士组成护送小组陪同送到越南。派我参加送站,作帮衬庶务。

本文开头时提出,有一篇报道中说:“洪水离开北京的那天上午,北京前门站挂上了彩旗,外交部领导以及叶剑英等军委各总部领导都到车站为他送行。”这个报道 是不确的,恰恰相反,洪水离开北京是秘密行动,他的专列挂在开往广西方向的列车上。洪水全家及随行人员在列车没有进入站台还车库时已经进入车厢安顿停当, 首长们送行也不是在车站大张旗鼓进行的,早已握别了,报道中的叶帅是不是来车站送别,我不知道,倒是越南共产党有一位高级干部赶到车站。因为当时适逢中共 八大于9月15日召开27日结束,外国党中越南党的代表(忘记了名字)前来与洪水拥抱告别。除他外,称得上贵宾的,我只见到萧克一人。50年代的车站不像 今天这般挤得都无法走动,那时很冷清,卧铺车厢区的旅客更少,所有的警卫人员除了路警乘警,全是便衣,一切在隐形进行。洪水穿的是没带肩章领章的军便服, 一直在车上,身体虚弱,他爱人黎恒熏与4个孩子则坐在包厢内默不作声,一切都悄无声地进行着,实际上只有韩秘书和两位医务人员在洪水包厢内忙着布置病房医 疗设备。

这时,突然发生一件事,即北京站公安和本次列车长、乘警前来作最后的安检,发现一只小型氧气瓶,这是危险品,但对洪水则是万一时的救命之物。医生怎么解释 也不行。最后,由军委总部的官员、韩秘书和医生一同去与站方领导协商,洪水态度明确:能带,好;不能带也别为难。结果当然同意这小小的氧气瓶同车出国,但 绝对不准摆在洪水包厢。由列车员负责,安放在——我估计专列上总归会有某个既保密又安全的“保险柜”吧,急用时才能拎进洪水包厢。

终于开车了,萧克早已和洪水握别,韩秘书与列车长列车员作了最后的检查,我也向洪水作了永别的敬礼。正当时,洪水示意我到他的包厢去,从皮包里抽出一个信 封,交给了我。他实在累坏了,有气无力地挥挥手,算是回礼,我则什么话也说不出来,眼睛濡湿,鼻子发酸,喉咙噎住。归途中,我抽出信封,原来是一张全家 福。洪水和黎太紧拥四个孩子。背后注明:“1/855Peking洪水”

这一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

这一年,洪水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

不数日,韩守文从越南回来,送给我了一小口袋咖啡豆。是他送的,还是洪水送的,我没问。

又过了不数日《参考消息》——那时,这可是真正的秘密报纸,上面出现了一条不足一百字的消息,上书:

越南阮山将军于10月21日逝世。


写毕于2008年1月20日夜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

页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