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陋”作为自我鉴定的基本术语，起源于一本叫做《丑陋的美国人》的书，它由美国作家(美) W•莱德勒, E•伯迪克所着，书里充满了对美国外交人员的自大傲慢的抨击。据说，美国国务院曾对此加以深入研究，确认它是“确实刺激思想”的好书，并要求本国外交人员 人手一册，仔细阅读和深刻反省，以期修正民族性的各种弊端。
日本文化人类学家高桥敷受到美国人鼓舞，于1970年推出《丑陋的日本人》，以其在南美洲生活八年的见闻和感受，“揭露了祖国日本人的种种弊端”，“那种 犀利深刻的剖析，连续不断地撞击与刺痛着读者的心灵”（会田雄次语）。作者并误以为此举能够引发本国国民的深刻反省，却出乎意外地遭到了激烈围攻。“你还 算个日本人吗？”“滚出日本去！”各种非难和威胁铺天盖地。作者甚至为此数度隐名埋姓，以免遭杀身之祸。
日本民族对自我反思的拒斥，显示了其“丑陋”背后的“丑陋”。在对待战争罪行和各种历史方面，日本民族都跟德国民族形成了尖锐对比。当德国人为二战罪行向 犹太人正式道歉并打造犹太人纪念碑时，一些日本人却在试图抹除南京大屠杀的血迹和记忆。东亚民族的深层自卑和怯懦，在此类事件上已经暴露无遗。
无独有偶，当柏杨在台湾发表《丑陋的中国人》后，同样遭遇了来自台湾民众的狂热攻击，而在当下的中国大陆，基于民族主义的兴盛，部分民众对柏杨的态度发生 戏剧性的转变，从1980年代的尊重转向轻蔑和谩骂。甚至部分学者都在展开对反思的“反思”，指斥其知识欠缺，无非是沽名钓誉的手法而已。虽然尚未达到燃 灯鞭尸的程度，但用词之峻切，足以令人心惊。幸亏柏杨先生及时仙逝，否则，他是否也要面对“隐名埋姓”的可悲命运？
这是远东文化共同体的“镜像综合症”，它的感染范围几乎囊括了中国（台湾）、日本、韩国等所有东亚国家。它的共同症状，就是恐惧自己在批判性照镜中的形 象，并且竭力指责镜子的低劣，进而打碎镜子，消灭所有那些真切的文化影像。这是19世纪以来后发国家的集体性精神病症，它要以“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 的名义，终结一切自我治疗的程序。
中国古代曾经有过一种广泛流行的职业，叫做造镜师，那些铜匠不仅技艺高超，而且被认为拥有某种巫术力量，因为他们所制造的神秘器具，能够奇妙地映射出人的 美丽或丑陋，在上古和中古时代，这种魔法是不可思议的，它超越了人的日常生活能力。奇怪的是，尽管它可能引发强烈的不快反应，但人还是接纳了这个来自神的 礼物。照镜，最终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维系这种照镜事务，另一种与此密切相关的行业盛行起来，那就是磨镜匠，他们专门负责打磨镜子，以维护镜 子的基本反射功能。
就更宏观的社会实体而言，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是完美的乌托邦。它们的自我完善，同样依赖于“人文镜子”的打造和修磨，籍此展开对缺陷性基因的认知和改 造。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像高桥敷和柏杨那样，无畏于盲眼民众的攻击，承负起民族国家自我批判的艰难使命，把这种造镜－磨镜－照镜的事业，推向精密完美的 状态。
是的，民族国家的自我反思，仅仅用“丑陋”来定义是远远不够的。这个语词过于情感化，还只是一种浅表的借喻。它可以成为通俗读物，却不能成为支撑文化人类 学的内在核心。民族性解剖需要更深的切入，从肌肤、肌肉、骨骼直逼内脏，不仅如此，它还应当注入更多的分析理性和学术智慧。但超越“丑陋”的唯一道路，绝 不是打碎镜子以逃避镜像里的自我，而是要在反省和批判中获取自我完善的能力。
我们已经看到，继台湾学者柏杨之后，香港学者孙隆基推出了《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并显示出比《丑陋的中国人》更加完备的学术理性。耐人寻味的是，这两位 中国学者共同制造了某种“边缘镜像效应”——从大陆的边缘地带，展开了针对“国民劣根性“的必要反思。而在大陆的中心地带，反思者竟然杳无踪迹。
毫无疑问，无论高桥敷、柏杨还是W•莱德勒和E•伯迪克，那些建立在“丑陋性”上的反思，只是一种粗陋的开端。他们所启动的镜像工程，需要大批优秀接棒人 的加入，由此提升造镜和磨镜工艺的水准。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应当向这些先驱者致敬，因为正是他们发明的民族国家镜子，第一次向我们说出了简单、残酷而有益 的真相。
（古吴轩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
本文题图：米娅《时尚姐妹》
（转自朱大可博客）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