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6月10日星期二

朱大可:没有哪个民族国家是完美的乌托邦

-- 序《丑陋的日本人》中文版

丑陋是一种令人不快的镜像,也就是人在镜中自照时所获得的负面性感知。对于一个民族国家而言,这意味着一种自我反省、批判和改造的能力。它最初仅仅是一种 勇气,而后就会生长为一种智慧,并且最终成就为伟大的品格。反思力的存在,或者说,拥有足够的自我批判的力量,是探查民族国家是否真正强大的重要标尺。就 精神层面而言,这无疑是最便捷有效的探查。


“丑陋”作为自我鉴定的基本术语,起源于一本叫做《丑陋的美国人》的书,它由美国作家(美) W•莱德勒, E•伯迪克所着,书里充满了对美国外交人员的自大傲慢的抨击。据说,美国国务院曾对此加以深入研究,确认它是“确实刺激思想”的好书,并要求本国外交人员 人手一册,仔细阅读和深刻反省,以期修正民族性的各种弊端。

日本文化人类学家高桥敷受到美国人鼓舞,于1970年推出《丑陋的日本人》,以其在南美洲生活八年的见闻和感受,“揭露了祖国日本人的种种弊端”,“那种 犀利深刻的剖析,连续不断地撞击与刺痛着读者的心灵”(会田雄次语)。作者并误以为此举能够引发本国国民的深刻反省,却出乎意外地遭到了激烈围攻。“你还 算个日本人吗?”“滚出日本去!”各种非难和威胁铺天盖地。作者甚至为此数度隐名埋姓,以免遭杀身之祸。

日本民族对自我反思的拒斥,显示了其“丑陋”背后的“丑陋”。在对待战争罪行和各种历史方面,日本民族都跟德国民族形成了尖锐对比。当德国人为二战罪行向 犹太人正式道歉并打造犹太人纪念碑时,一些日本人却在试图抹除南京大屠杀的血迹和记忆。东亚民族的深层自卑和怯懦,在此类事件上已经暴露无遗。

无独有偶,当柏杨在台湾发表《丑陋的中国人》后,同样遭遇了来自台湾民众的狂热攻击,而在当下的中国大陆,基于民族主义的兴盛,部分民众对柏杨的态度发生 戏剧性的转变,从1980年代的尊重转向轻蔑和谩骂。甚至部分学者都在展开对反思的“反思”,指斥其知识欠缺,无非是沽名钓誉的手法而已。虽然尚未达到燃 灯鞭尸的程度,但用词之峻切,足以令人心惊。幸亏柏杨先生及时仙逝,否则,他是否也要面对“隐名埋姓”的可悲命运?

这是远东文化共同体的“镜像综合症”,它的感染范围几乎囊括了中国(台湾)、日本、韩国等所有东亚国家。它的共同症状,就是恐惧自己在批判性照镜中的形 象,并且竭力指责镜子的低劣,进而打碎镜子,消灭所有那些真切的文化影像。这是19世纪以来后发国家的集体性精神病症,它要以“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 的名义,终结一切自我治疗的程序。

中国古代曾经有过一种广泛流行的职业,叫做造镜师,那些铜匠不仅技艺高超,而且被认为拥有某种巫术力量,因为他们所制造的神秘器具,能够奇妙地映射出人的 美丽或丑陋,在上古和中古时代,这种魔法是不可思议的,它超越了人的日常生活能力。奇怪的是,尽管它可能引发强烈的不快反应,但人还是接纳了这个来自神的 礼物。照镜,最终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维系这种照镜事务,另一种与此密切相关的行业盛行起来,那就是磨镜匠,他们专门负责打磨镜子,以维护镜 子的基本反射功能。

就更宏观的社会实体而言,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是完美的乌托邦。它们的自我完善,同样依赖于“人文镜子”的打造和修磨,籍此展开对缺陷性基因的认知和改 造。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像高桥敷和柏杨那样,无畏于盲眼民众的攻击,承负起民族国家自我批判的艰难使命,把这种造镜-磨镜-照镜的事业,推向精密完美的 状态。

是的,民族国家的自我反思,仅仅用“丑陋”来定义是远远不够的。这个语词过于情感化,还只是一种浅表的借喻。它可以成为通俗读物,却不能成为支撑文化人类 学的内在核心。民族性解剖需要更深的切入,从肌肤、肌肉、骨骼直逼内脏,不仅如此,它还应当注入更多的分析理性和学术智慧。但超越“丑陋”的唯一道路,绝 不是打碎镜子以逃避镜像里的自我,而是要在反省和批判中获取自我完善的能力。

我们已经看到,继台湾学者柏杨之后,香港学者孙隆基推出了《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并显示出比《丑陋的中国人》更加完备的学术理性。耐人寻味的是,这两位 中国学者共同制造了某种“边缘镜像效应”——从大陆的边缘地带,展开了针对“国民劣根性“的必要反思。而在大陆的中心地带,反思者竟然杳无踪迹。

毫无疑问,无论高桥敷、柏杨还是W•莱德勒和E•伯迪克,那些建立在“丑陋性”上的反思,只是一种粗陋的开端。他们所启动的镜像工程,需要大批优秀接棒人 的加入,由此提升造镜和磨镜工艺的水准。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应当向这些先驱者致敬,因为正是他们发明的民族国家镜子,第一次向我们说出了简单、残酷而有益 的真相。

(古吴轩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

本文题图:米娅《时尚姐妹》
(转自朱大可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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