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勳的辭職，能夠使得他從黃樂間諜事件中全身而退，是不切實際的想像。（法新社）
黃仁勳在媒體爆出兩度緋聞之後震撼辭去輝達總裁、執行長和董事的職務，輝達股價聞聲下跌13％，不久前還是人類史上第一個市值超過5兆美元的企業，立刻跌到不到4兆美元，在AI基本面沒有重大變化的情況下，輝達市值產生如此劇烈的變化，可見黃仁勳本次事件影響之巨大。
隨之而來的，是各種猜測與謠言四起，我列舉幾個最常見的猜測與疑問，並試圖回答如下：
黃仁勳辭職主要是因為黃樂事件，Powell緋聞只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媒體所爆出的黃仁勳兩次出軌具有完全不同的意義，雖然和黃樂的緋聞因牽涉國安風險引發各界高度關注，但是實際上，黃仁勳和Kimberly Powell的緋聞對黃仁勳的職位影響更大。
黃仁勳和黃樂的緋聞，因為涉嫌中國間諜與違反出口管制禁令的問題，雖然黃仁勳可能因此違法，但是從公司治理的角度而言，反而是和Powell的緋聞較為嚴重。
例如酷玩樂團（Coldplay）演唱會意外捕捉到 Astronomer 的 CEO Andy Byron 與 Kristin Cabot 親密相擁，因為兩人都已婚，Kristin Cabot 又是該公司人資長，這不僅事關個人道德，也是公司治理問題，Andy Byron 只得趕在董事會開除他之前緊急辭職，連人資長 Kristin Cabot 也被公司停職，一陣子之後也黯然離職。
在現代公司治理中，多數大公司 CEO 的聘僱合約中都設有「道德條款」。只要 CEO 的私德行為嚴重損害公司商譽，即使發生在私人時間與非工作場合，董事會就有充分的法律依據直接將其解僱。
雖然不知道輝達和黃仁勳的合約中是否包含道德條款，不過已經明確違反輝達公開的利益衝突規範。從道德的角度而言，三名當事人都已婚，道德上都有瑕疵，不過黃樂只是輝達的客戶，而Powell是輝達醫療保健事業部副總裁，直接向黃仁勳報告。從公司治理的角度而言，黃樂事件是否違法仍未可知，但若黃仁勳真的和Powell有緋聞，牽涉到的濫用職權和利益衝突，會比黃樂的案例更加嚴重，才是導致黃仁勳去職的主因，而非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除緋聞與間諜事件之外，黃仁勳還有哪些可能違背輝達公司治理的問題？
黃仁勳的子女在公司就職並且擔任高管，這不僅在美國高科技上市公司極為罕見，也被認為是不良公司治理的特徵。
輝達共有三名創辦人，除了已經退休的Curtis Priem之外，黃仁勳和另一名創辦人Chris Malachowsky的子女都在輝達任職，並且擔任高管。
黃仁勳的子女原都不在輝達任職，女兒黃敏珊畢業於美國烹飪學院，曾在米其林餐廳任職，兒子在台北開設酒吧，但是最後兩人都進入輝達，而且已經分別升職到實體 AI 與機器人平台產品與技術行銷資深總監和機器人產品管理總監，雖然不是直接向黃仁勳報告，但是兩名創辦人的子女都在輝達擔任要職，在公司治理來說，並非好事。
黃仁勳的離職，已經開始改變輝達的公司治理嗎？
是的。黃仁勳辭去的職位包括總裁、執行長及董事，目前由執行副總裁暨財務長Colette Kress暫代執行長，同時任命曾任新思科技執行長的Harvey C. Jones為公司首任董事長。
Jones是輝達成立33年以來的首位董事長（Chair of the Board），輝達過去只有「首席獨立董事（Lead Independent Director）」來負責監督管理層與協調董事會運作，而沒有董事長。無論名稱為何，實質上，輝達過去就是黃仁勳一人說了算，在公司治理中，比較接近董事長與CEO由同一人兼任的 「CEO 雙重性」（CEO duality）。
這種作法有好有壞，從好的方面來說，管家理論 （Stewardship theory）認為，高階經理人本質上是追求成就與榮譽的「好管家」，其利益與公司高度一致。將兩職合一能賦予領導者清晰的指揮權，提升組織運作效率。
從壞的方面來說，代理理論（Agency theory）認為，董事會的核心職責是監督經營團隊。若 CEO 同時擔任董事長，等同於球員兼裁判，會嚴重削弱董事會的獨立性與制衡能力。
實證上也是有好有壞，但是要注意的是，這種選擇可能是基於結構內生性（endogeneity）而來，也就是企業選擇合一或分立，通常是根據自身環境所找到最佳方案的結果。對輝達來說，黃仁勳大權在握，才是讓其發揮才能的最好安排。
不過這也意味著，目前輝達首度設立董事長，代表輝達將改變CEO 雙重性，變為董事長和CEO由不同人擔任，因此無論未來輝達找到的CEO是Tim Cook、蘇姿丰或是扶正Colette Kress，下任CEO都不會在輝達享有和黃仁勳同樣的權力。目前外界幾乎沒有人注意到這點，是一個不小的疏忽。
黃仁勳辭職是斷尾求生以避免間諜事件的法律責任嗎？
前面提到的Andy Byron 之所以主動辭職，是為了避免被董事會開除的惡名，影響其未來職業生涯，還能和公司談判離職條件與股權，為自己爭取最大利益。不過要注意的是，辭職也許能處理公司治理的問題，但是無法躲過法律的制裁，斷尾求生是不正確的說法。
例如麥當勞前任CEO Steve Easterbrook因為和下屬有婚外情，而被董事會開除。而且在離職後，他不僅被麥當勞提告求償，也遭到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起訴並處以罰款，因為當時他向麥當勞董事會的調查人員保證自己沒有其他不當關係，並刪除了手機內的相關訊息。董事會基於當時掌握的資訊，同意以「無正當理由解僱」的方式，讓他得以帶走價值超過 1.05 億美元的現金與股票資遣費。因此如果向董事會隱瞞資訊已獲得自身利益，也會有法律責任。
至於認為黃仁勳的辭職，能夠使得他從黃樂間諜事件中全身而退，更是不切實際的想像。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 Brian Mast）、美中戰略競爭特別委員會（主席 John Moolenaar）及情報委員會（主席 Rick Crawford）三人聯合邀請黃仁勳於18日到眾議院簡報黃樂事件。
黃仁勳本來沒有答覆，三人曾經考慮發出具有法律強制力的傳票（subpoena），最後黃仁勳同意出席才作罷。會議不會因為黃仁勳離職而失去效力，因為黃樂是否如美國國安情報顯示是「中國國家安全部（MSS）直接招募並建立線路的情報資產」？黃仁勳知道多少？是否因此施壓美國政府以及促成解除對中國出口管制？以及為何黃樂所屬的 Megaspeed 能夠向輝達買這麼多晶片？是否違反美國出口管制的禁令？
Megaspeed 是中國上市遊戲與雲端運算業者「第七大道（7Road）」，將其海外雲端運算業務移轉至新加坡分拆後的產物，是個年營業額 1970 萬美元的小公司，但是從 2024 年至 2026 年初，Megaspeed 的馬來西亞子公司向輝達採購價值高達 48 億美元的高階 AI 伺服器與硬體設備。
而且根據報導，輝達最初回覆美方稱其所有晶片銷售記錄皆準確合規。然而美方調查發現，Megaspeed 實際進口的電腦晶片數量，比輝達官方連結到其數據中心的數量整整多了 50,000 顆。據說黃仁勳在過程中各種協助，甚至美國情治單位人員發現輝達晶片裝在出售給Megaspeed的箱子中，而不是放在AI伺服器等設備中出售等疑點，都需要黃仁勳釐清，黃仁勳的離職，並無法消除相關涉及晶片走私的法律責任。
黃樂高調炫耀和黃仁勳的關係，代表她應該不是中國國安部的間諜。
目前不支持黃樂是中國國安部間諜的理由是她過於高調，根本和間諜的低調行事背道而馳，所以應該不是中國間諜。
黃樂高調展示黃仁勳的親密關係到非比尋常的地步。例如她在微信朋友圈大量發布和黃仁勳的親密合照，包括兩人在私人聚會中並肩燦笑或勾肩搭背的親暱畫面。她並且多次向身邊朋友公開炫耀黃仁勳每年都會替她慶祝生日，不僅帶她到高檔餐廳共進晚餐，還會親自挑選奢華禮物。
最著名的還是2024 年 6 月台北國際電腦展（COMPUTEX）期間，黃樂在一場聚會上向多位高階主管打賭自己能把黃仁勳叫來。隨後黃仁勳果真抵達現場並與眾人小酌，讓她在業界高管面前展現出能直接聯繫執行長的影響力。而且在媒體廣泛流傳的2025 年 5 月時，黃樂受邀出席黃仁勳在台北「三六食府」的晚宴，席間她不僅與黃仁勳互動熱絡，甚至由黃敏珊拿手機為兩人拍攝合照。種種跡象均顯示黃樂完全沒有受過任何間諜訓練，甚至不像是有國安部任務在身。
這種說法可能是出自對於國安部的做法不夠理解。中國國安部於1983年仿蘇聯KGB成立，和美國CIA主外、FBI主內不同，國安部和KGB都是國內外的情治工作一把抓，但是為了避免國安部和KGB一樣大權在握，所以中共限制國安部的軍事力量，不像KGB有自己龐大的武裝部隊，國安部主要是以情報和間諜為主。
中國政府利用美人計十分常見。例如日本駐聯合國前經濟社會理事顧問大野寬文到中國訪問時，返回飯店房間時，已經有一個女生在房間內的床上等他；中共甚至因爲安倍晉三拒絕太多次，而誤認其不好女色，改派出帥哥誘惑。
據大野寬文表示，當時在飯店床上等他的中國女子，長相非常神似他很喜歡的中國女演員，日語也說的非常流利，以至於他不確定是否是該演員本人。中共對此顯然認真做過調查，所以能夠根據他的喜好安排女人。
即使不在中國內地，在香港或甚至是泰國，都可能發生類似的美人計。例如由江澤民的兒子江綿恆和王永慶之子王文洋於 2000 年創立的上海宏力半導體，曾經聘請美國總統小布希的弟弟擔任顧問，給予200 萬美元股票等報酬。當他在香港和泰國出差時，多次有陌生女性直接敲他酒店房門，進入後發生性關係。他表示不知道這些女性背景，不知是否為妓女，因為她們沒有要求金錢，他也沒有付錢，只當成是天降美女、春風一度。這些事情沒人知道，直到2003 年，他與結婚 23 年的妻子Sharon Bush 打離婚官司，法庭上才揭露這個事件。
雖然美人計很常見，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國安部的間諜都受過訓練。例如法國記者Roger Faligot曾經在《中共間諜：從毛澤東到習近平時代》（Chinese Spies: From Chairman Mao to Xi Jinping）一書中，分析過中共的「非傳統」情報網絡。西方情報機構（如 CIA 或 MI6）傾向於使用受過嚴格訓練的職業特工；而國安部則擅長動員龐大的「業餘人員」，包括海外留學生、學者、商人和僑民，這種手法在情報界被稱為「千粒沙」戰術（Grains of sand）。
比如說國安部往往不需要這些人去偷竊絕密文件，而是讓成百上千人各自帶回一點點公開或半公開的技術資訊（比如參加學術研討會、複印論文、帶回公司內部手冊）。當這些「沙子」被國安部的大數據系統匯集起來時，就能拼湊出完整的西方尖端科技藍圖。
因此因為黃樂的做法「不夠專業」就認為其不是中國國安部的間諜，並不是一個充分的判斷。國安部的做法甚至可以在知道黃樂能夠接近黃仁勳之後，再招募為間諜即可，只要黃樂有辦法能夠拿到足夠多的輝達晶片，以及透過黃仁勳影響美國對中國的出口管制，無論她如何高調，都不是國安部的首要重點。
整件事情除了美國政府之外，其他國家政府的角色為何？
《華爾街日報》曾經報導，新加坡官員對黃樂與輝達（Nvidia）執行長黃仁勳的密切關係感到擔憂、懷疑她是中國情報來源，而且新加坡當局曾單獨調查過她與中國的關係。
有意思的是，新加坡內政部立刻發佈嚴正聲明，表示新加坡政府及任何官方官員「從未發表過此類言論」，而且新加坡當局「從未對黃樂的背景或其與中國的關係進行過任何類似調查。」
台灣政府則表示，黃樂雖原籍中國大陸，但已取得香港永久居民資格，她是持香港護照並以商務名義申請來台，曾在 2024 年及 2025 年共來台8次。台灣主管機關已經依法撤銷黃樂的入出境許可證並加以管制，確保她未來無法再入境台灣。
雖然新加坡和台灣政府聲明的動機與目的均不同，但也同時揭露兩國政府在這次事件上警覺心不足。儘管黃仁勳與黃樂事件是2024年在台北爆出，並且傳出涉及技嘉高層，但卻是美國政府發現兩人關係異常，黃樂可能是中國國安部間諜，懷疑她試圖透過與核心供應鏈高層的接觸，刺探高階 AI 硬體與敏感的晶片物料情資，對其進行超過一年的電子監控。台灣政府對此一無所知，直到美方通知台灣，才協助調查。
不久前美超微（Supermicro）高管經台灣與東南亞將輝達晶片走私到中國後，以及中國企業在東南亞大量租用輝達伺服器，用以遠端計算之後，台灣與新加坡當局對此仍不夠警覺，顯示出兩國的情治系統嚴重不足，都有需要加強之處。
※作者為作家，INSEAD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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