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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9月23日星期三

林保華:國民黨的「各懷傀胎」

作者:林保華
自由時報 2026/09/23

「各懷傀胎」是我評論國民黨政治人物的基本術語。漢字從象形文字演變至今,這個「傀」字還沒有被糟蹋成簡體,所以還可以揣測中國古人創造「傀儡」這個貶詞,「傀」字就是一面是人,一面是鬼,表面是人,背後是鬼;至於「儡」表明這種貨色還成堆?

國民黨眼前活躍政治人物的各懷傀胎,就是內部無論怎樣明爭暗鬥,都擺不脫「中國傀儡」的形象。哪一個敢直斥中共對台灣的軍事威脅、政治滲透、經濟脅迫、統戰收買和介選?鄭麗文、傅崐萁、翁曉玲、蔣萬安、盧秀燕等人,哪個不是見到中國就腳軟?即使韓國瑜,面對中國恐怕嘴巴也不會順溜。

因此國民黨要員對二〇二六乃至二〇二八選舉的各懷鬼胎,本質上就是各懷傀胎,就是中共的傀儡。國民黨要拿回政權,為何不能靠自己的百年力量,而是非靠共產黨不可?共產黨已經臭名遠揚,國民黨一直抱怨被抹紅,那麼為何不與共產黨切割?黏附他們身上,要他們幫助自己拿回政權,那只會離重返執政的越來越遠。

所以目前鄭、傅、翁、蔣、盧各懷傀胎,都在親共又做對自己最有利的事情。鄭在擴大自己的影響力;傅在盤算花蓮如何維持獨立王國而自己又高升一步;翁在大張旗鼓毀憲亂政,拉低國民黨形象後,則在轉趨低調避免帶來進一步衝擊;蔣在繼續發揚特權、拒驗DNA,施政千瘡百孔陷於困境卻又吃碗內看碗外;盧則一直觀察如何在二〇二八可以擋住來自鄭、蔣的威脅卻又要維持國民黨的團結;韓則以各打五十大板顯示自己的公正,為二〇二八儲能。

但我也不認為國民黨全部是心懷傀胎,有些人還是比較有人性,也就是傀字中的人鬼相爭。只是他們在檯面上人數太少。例如新北市的蘇巧慧決定參選市長以後,有若干次隨著現任國民黨市長侯友宜考察市政,蘇巧慧沒有否定侯的政績,侯也沒有因為蘇是民進黨而拒之門外,這是正常的人與人關係。

國民黨主席鄭麗文不尊重黨內規則,自行決定魏平政代表國民黨競選彰化縣長,所以現任彰化縣長王惠美多次拒絕與鄭麗文同台,並且帶了國民黨區域立委謝衣鳯等人到行政院討論中央與地方的合作事宜,沒有把注意力放在選舉上,這也是正常人的表現。

國民黨還有幾個人,剛冒出頭就被開除黨籍或警告。以前被我看錯的金溥聰,在國民黨執政時當然到處安排國民黨人馬,但是他堅持不明顯的反共,不贊成前總統馬英九與中共走得太近。他雖然有金小刀的外號,然而面對國民黨的沉疴,需要動大刀才能救治。尚有人性的國民黨員,能團結一道、破釜沉舟地來救黨嗎?十多年前,我出席民主基金會的會議,一位國民黨政治人物突然跑到我面前熱情自我介紹,沒有再講任何話就匆匆離開。我期望我們還能相聚。國民黨如果真能改革,綠營也應該放寬胸懷相助。

(作者林保華是資深時事評論員)

2026年9月9日星期三

林保華:市長只講萬安 市民怎能心安

作者: 林保華
自由時報  2026/09/09 


蔣萬安正身尚未驗明,怎麼稱呼也各有千秋。不過身為台北市長對市民講「萬安」是他的責任,如果講而不做,令市民不安,在民主國家中,市民自然另選賢者。

蔣萬安在二〇二二年出版的自傳《台北•萬安》中提到,他是在二〇一五年三月於上海出差期間,正式決定從政,參選台灣的民意代表,但他未透露詳情。然而上海是在共產黨絕對領導之下,他在那裡決定參選立委,豈會與共產黨無關?因此國民黨主席鄭麗文講她是中國人,蔣萬安則說他是台灣人,這不是兩個不同立場,而是參政的不同手段,鄭麗文比他直率,蔣萬安更善於偽裝。他選台北市長時曾表示「中共不再擾台」是舉辦雙城論壇的前提,當選後背棄這個承諾,被質詢時卻問A答B。他在上海決定參政,豈敢批判中共?更不敢停止和上海的雙城論壇。

請繼續往下閱讀...

問題還不僅在於身為首都市長要守住國門。他作為市長,台北市民過得安心嗎?對於長期未解決的虐兒案,他不關心,還拖延處理,傷了許多家長的心。他是三寶爸,卻漠視他人子女的基本安全,並給自己兒子特權。兒子是美國人,以他的家世,若干年後,兒子必然到美國就讀,甚至可能不回到台灣,但是現在台北市與美國有二十五名交換生的名額,他也要佔一個,這種排擠弱勢的做法難道不過分嗎?

然而在經過多次提醒,還舉了前台大醫院院長林芳郁(也是國民黨員)的女兒為例,但蔣不聽還堅持特權,耍特權的韌性可見;還冒出千篇一律的網軍助陣。這個韌性還表現在總統國務機要費被國民黨立委翁曉玲刪除凍結,人們紛紛接手購買弱勢族群製作的月餅,國民黨議員秦慧珠拋出好球,提議與講萬安各出二十萬元接手,身為富裕家庭,還有選舉補助款的蔣萬安居然不理,要二十四小時後才領悟到這個妙計,但為時已晚,只能加碼到三十萬來遮羞。

身為市長,「安民」是最重要的責任之一,然而蔣萬安只講不做,甚至不講不做,因為他太年輕,經驗少少,卻野心大大,所以市政工作出現許多漏洞,即使有人輔佐,仍顯得力不從心。除了虐兒案,交通問題也是難解,或匆匆決定,配套不足。在行人道上花巨資做遮陽傘,結果整個夏天過去了也沒有見到。而做囚籠式的吸菸特區,更不知是哪來的構思,一做好就拆。這些其他縣市沒有的東西,是要展現首都市長的巧思?

市政工作千瘡百孔,可是他的眼睛卻不斷盯著「正國級」,多次提出「倒閣」來展現他的雄才偉略,自己也不想一想由市長來倒閣,是不是撈過界?這是國會的事情,是黨中央才能做的決定。他是在和鄭麗文別苗頭?雖然鄭麗文有習近平支持,但是只要可以搞亂台灣,習近平不會在乎是什麼人。

蔣萬安如果認為他應該做「正國級」才配得上他的姓氏,那麼參加市長選舉是多餘了。選民還是把他送回國民黨裡由黨內來解決吧。


(作者林保華為資深時事評論員)

2026年9月8日星期二

譚慎格:台灣,七十五歲生日快樂!

@譚慎格(John J. Tkacik)
自由時報-星期論譠 2026-9-6

台灣國家聯盟昨舉辦「國際法之下台灣主權之捍衛座談會」,總統府資政姚嘉文發表演講。(記者叢昌瑾攝)


嗯,算是吧。

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由四十九個民主國家簽署的《舊金山和約》,後天將迎來七十五週年紀念日。 中華民國當年並非簽署國之一。該和約第二條(b)款明定:「日本茲放棄其對於福爾摩沙及澎湖群島之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因此,後天是台灣脫離日本主權所及的「鑽禧年」(Diamond Jubilee)紀念日。正如我的好友、前中華民國考試院院長姚嘉文去年所言(〈決定台灣主權國際條約 姚嘉文:舊金山和約應納入教育〉,《自由時報》,二〇二五年九月六日),全台灣的學校都應該教授這項對日和約,以釐清日本在太平洋戰爭戰敗投降後台灣的法律地位。

九月八日是「台灣前途未定」日

畢竟,台灣曾經是日本的殖民地,而聯合國的去殖民化原則,核心在於所有人民的自決權,以及立即、無條件地終結殖民主義。作為比較法制學者的姚先生主張,主權源自人民的意志。如果國際條約在處理主權問題時未盡完善,預設的主權就必須歸屬於該爭議領土的人民。當然,這也是李登輝總統政治哲學的核心理念:「主權在民」。

因此,九月八日是「台灣前途未定」日。對,這是個快樂的日子!至少台灣並未隸屬中國的主權範圍。莎士比亞可能會說:「為此,你該感到慶幸!」(there art thou happy!)。而且,如今台灣是世界主要經濟強權之一——為此,你該感到慶幸。台灣也是亞洲最具活力的民主國家——為此,你該感到慶幸。

然而,或許也沒那麼值得慶幸。在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將軍的命令下,一支中國國民黨軍隊於一九四五年十月佔領台灣,接受日本投降。可是,國民黨對台灣的貪婪劫掠,不僅使蔣介石的統治失去正當性、玷汙了他的彪炳功勳,更危及整個戰後太平洋地區的民主發展。

國民黨對台劫掠 使蔣失去統治正當性

一九四七年台灣爆發二二八事件後,美國國務院向國會表示:「儘管主權移交尚未正式完成,但中國對該島的實質控制已獲得普遍承認……」換句話說,「美國尚未承認中國對福爾摩沙擁有主權。」

蔣總統對此心知肚明。多年前,台灣的國史館發現一份蔣委員長於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二日從南京發給台灣省主席陳誠的電報。蔣告誡陳誠:「台灣法律地位與主權,在對日和會未成以前,不過為我國一托管地之性質。」而且,蔣當時仍在打內戰;北京和南京均尚未淪於共產黨之手,軍心不可動搖,因此陳主席在論斷台灣地位時應當謹慎,「何能明言做為剿共最後之堡壘與民族復興之根據也,豈不令中外稍有常識者之輕笑其為狂囈乎。」

在整個一九四九年,同樣的問題也困擾著華府。四月十五日,國務院聲明:「福爾摩沙的最終地位,必須等待對日和約締結後方有定論。」

五月一日,美國駐台北總領事寇允慈(Kenneth C. Krentz)也對陳主席說:「在對日和約簽署前,台灣的法律地位仍屬未定。」中華民國「代總統」李宗仁告訴美國大使司徒雷登(Leighton Stuart),蔣總統聽聞此事後大驚,「決定不能退隱到一個中國主權可能受到國際質疑的地方。」

在一九四九年,美國所有關於福爾摩沙的政策文件,都會附加但書:「台灣目前的法律地位是日本帝國的一部分,正等待對日和約的最終處置。」

一九五〇年一月五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在他的辦公室與兩位重量級共和黨參議員爭論時,「指出如果要在法律上錙銖必較,可以說在純粹的法律層面上,在對日和約做出相關明文規定之前,福爾摩沙都不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美國務卿艾奇遜找杜勒斯 推動對日和約

然而,問題在於艾奇遜根本尚未著手草擬對日和約,而且由艾奇遜起草的任何條約,都肯定無法在參議院過關。一九五〇年一月,艾奇遜國務卿終於被說服,著手推動正式的對日和約,而為了讓條約在參議院順利通過,他非常高明地找來共和黨大老約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當靠山。

杜勒斯先生個人與福爾摩沙島頗有淵源。他曾經在一次參議院閉門聽證會上披露:「我認為台灣的主權是在一八九五年歸屬於日本。當時就是我的外公去了台北,他是一八九五年將割讓文書交給日本的其中一人。」

這是事實。杜勒斯先生的外祖父約翰‧華生‧福斯特(John Watson Foster),親自起草一八九五年將福爾摩沙主權從滿清帝國移交給日本的割讓文書。隨後,福斯特阿公陪同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的養子李經方,搭乘蒸汽輪船前往淡水附近的福爾摩沙海域,然後轉往基隆外海,登上日本海軍大將樺山資紀的座艦,完成正式移交手續。一八九五年六月二日,福斯特將軍在那裡審視《交接台灣文據》,在文件「簽署並交換,完成禮儀性的告別拜會後,午夜時分,中國蒸汽船起錨,我們駛向上海。」

就這樣,在杜勒斯親外公做為北京滿清朝廷顧問的催生下,台灣的主權透過條約轉移給日本。五十六年後,福斯特的孫子約翰‧福斯特‧杜勒斯,主導日本放棄對同一片土地的主權。但這一次,台灣的主權並沒有轉移回中國。

杜勒斯是長老教會的虔誠信徒,也是美國頂尖的國際法律師,畢生致力於推動國家間的法治;他對台灣人民的福祉與自由抱持深切關懷。一九五〇年十月廿一日,杜勒斯向國務卿艾奇遜建言:

「美國對福爾摩沙問題有著深切且正當的利益,並認為美國負有特殊責任,因為福爾摩沙的最終處置,與正式解除日本對福爾摩沙主權的對日和約締結之間,有著密切關聯。做為日本的主要佔領國,以及最關切對日和約的國家,美國自然肩負重責大任,必須確保對台灣問題的任何解決方案都是健全的,且能促進太平洋地區的和平穩定與人民福祉……然而,目前在大陸的中國政府,並非當年開羅和波茨坦會議時的政府,而且台灣人民是否願意受制於該政府,顯然是個未知數。」

舊金山和約 僅規定日本放棄主權

一年後,在《舊金山和約》簽署當天,英國代表楊格爵士(Sir Kenneth Younger)闡明關於台灣命運的妥協方案:

(一)該條約將剝奪日本對「福爾摩沙及澎湖群島」的主權,但是,

(二)條約本身不會決定這些島嶼的未來;

(三)人民中國(People’s China)做為一個在韓戰中對抗聯合國的國際法外之徒,不適合擔任前日本領土的管理者;

(四)在適當時機必須尋求福爾摩沙問題的解決方案,但這個方案必須符合《聯合國憲章》的宗旨與原則;而且

(五)和會出席方「得出的結論是,對福爾摩沙的適當處置,是讓條約僅規定日本放棄主權。」

關於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之後的台灣主權歸屬問題,始終懸而未決。

幾個月後,日本與「中華民國」簽署和平條約(中日和約),適用範圍僅限於台北政府「現在或未來可能控制的領土」。日本首相吉田茂向美國聯邦參議員史密斯(Alexander Smith)指出,日本沒有立場承認「中華民國」對福爾摩沙的主權,因為根據《舊金山和約》,「日本已放棄對福爾摩沙及澎湖群島的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因此對福爾摩沙的歸屬並無置喙餘地。」台北的外交部長葉公超告訴立法院:「在目前的情況下,日本無權將福爾摩沙與澎湖移轉給我們;日本即使想移轉,我們也不能接受……」

若共產黨接管台灣 自由世界就完了

於是,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的《舊金山和約》確認日本已放棄福爾摩沙,對其地位不再擁有任何發言權。所有和約簽署國也都同意這一點。

在一九五一年,沒有任何一個簽署國能夠預見七十五年後的今天:台灣已經成為亞太地區最具活力的民主國家、全球第廿大經濟體,是世界最先進工業國之一,也是全球第十二大出口國與對美第三大出口國,還是全球第三大美元存款持有者。簡單來說——如果共產黨現在接管台灣,自由世界就完了。

台灣,「未定」日快樂。


(作者譚慎格為美國退休外交官,曾分別在台北與北京的美國使館任職,現任美國國際評估暨戰略中心「未來亞洲計畫」主任,也是「全球台灣研究中心」顧問。國際新聞中心陳泓達譯)

2026年8月30日星期日

林保華 | 參選總統尺牘:問A答B,倒果為因,保持緘默

作者:林保華
Newtalk 新聞 2026-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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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長蔣萬安、台中市長盧秀燕。   圖:張良一/攝(資料照)


目前離開九合一的地方選舉只有90幾天了,政治人物都在為選舉忙碌。但是有遠大目標的政治人物,他們的心早就飛到2028年的總統選舉了。尤其國民黨山頭林立,雌雄並起,出現幾個太陽和月亮,更為熱鬧。

一般來說,身為黨主席者,是最有希望成為總統的參選人,但是自從出現朱立倫自稱「總教練」後,情況就有所變化,他們多了一條出路。鄭麗文成為中國國民黨黨主席後,尤其見了習近平,握了雲朵般的手,顯然還不是死亡之握,自認是神仙之握,身價立即百倍,成為未來總統的熱門人選。

早已籌備多年,串連女力與地方勢力的台中市長盧秀燕,因為害怕擔任主席捲入國民黨內部的是是非非有所折損而避戰主席,就被鄭麗文趁虛而入,希望鄭麗文成為「教練」而自己上場談何容易?韓國瑜擔任立法院長,參選總統失敗後杖著自己還有些人氣被總教練推舉為立法院長而死裡番生,若能在立法院裡調和鼎鼐,也有望參選下一步的總統。最特殊的是蔣萬安,不但自稱姓蔣而企圖做第三人的「蔣總統」,他也要參加今年的地方選舉,繼續擔任台北市長,然後半途放棄參選總統。無論怎樣,國民黨有這樣多人準備參選總統,不但說明人才濟濟,也必然明爭暗鬥,各顯身手。過去寫公文、寫信,有「尺牘」的範本,如今選總統也需要一個範本,省得花不必要的腦筋。

目前雖然招式千變萬化,然而仍然可以總結成三招:

第一招,問A答B。蔣萬安當總統心切,立委才做一屆就去選台北市長,然後就選總統。由於缺乏從政經驗,得依賴當過幾處副市長的李四川才免得鬧笑話,即使如此,這位學徒還沒有滿師李四川自己選市長,蔣萬安即採取問A答B的方式,背好回答方式,例如問市政的許多缺口漏洞,例如食安、虐童等問題,他能躲就躲,躲不了就亂指高雄也是如此,等到高雄市長陳其邁出來駁斥,問題已經過去了。這變成蔣是議員,陳才是市長。但蔣已經暫時解困,陳其邁卻要隨時抵擋蔣萬安射來的毒箭。

第二招是倒果為因。以台中市長盧秀燕為代表。盧秀燕以為今年年底交棒,他就畢業了,現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哪裡知道驚動全國的非洲豬瘟、食油安全等問題都在近期爆發。於是她迴避地方政府的責任,責怪中央政府不檢查。如果樣樣都要中央負責,要她這個地方政府做什麼?中央也會檢查,但是限於人力只能抽查,如果全國都要中央檢查,中央政府要僱請多少人?經常性的檢查當然地方負責。盧秀燕把事情怪到中央與肇事者,自己成為可憐的受害者博取同情。這不是倒果為因嗎?

第三招是保持緘默。這是當事人的「無招勝有招」,也反映執政的傲慢:我不理你,看你奈何?對國民黨裡的種種問題,例如翁曉玲已經令人神憎鬼厭,國民黨內部也反彈,但是主席鄭麗文,立法院長韓國瑜都當沒看見。盧秀燕對契丹(棄單)與匈奴(兇奴)的合作(沿用台灣駐歐盟大使謝志偉的說法)也拒絕回答揚長而去。蔣萬安揮霍納稅人血汗錢,製造許多廢物,對基層意見沒有回答。例如耗費巨資製造為行人遮陽的大陽傘會變成什麼樣的冬傘?囚籠式的鋼鐵「吸煙特區」就默默拆掉;不過這讓我想起99年前蔣介石在上海清黨,把投誠的共黨要員關在竹子做的囚籠裡,放在十字路口,看到四面八方湧來的人群中有共產黨人,就告訴旁邊的特務立即去抓人。蔣萬安現在不肯驗DNA證明是蔣氏嫡傳,不過這個囚籠無師自通,可以反證他確實姓蔣嗎?

然而緘默權是指刑事訴訟中的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在面對警察、檢察官或法官訊問時,享有拒絕回答問題或保持沉默的法定權利。難道這些準備做總統參選人的國民黨要員把自己當成罪嫌?這是急中生智還是傲慢待人?

除了這三招,縱橫捭闔是常用的招式。現在蔣萬安與盧秀燕相互支援,或為2028打基礎;鄭麗文、韓國瑜能無動於衷嗎?鄭麗文要恢復與提升黃復興黨部的地位,韓國瑜與黃復興前主委季麟連已經化解開除黨籍問題的嫌隙,雙方互拍肩膀,誰會料到這可能出現韓鄭配或鄭韓配?

https://lingfengcomment.pixnet.net/blog/posts/933746741407817357

2026年8月21日星期五

蘇暁康:半個世紀的「藍色」敘事

 作者臉書 2026-8-19


半個世紀的「藍色」敘事
【按:“华夷秩序”的颠倒、中心与边陲的易位、郑成功就是查理曼大帝等,是我在九十年代的敘事,即「蔚藍色」;後又延伸出南島語族的「海洋文明」、陸權乃中俄兩個惡霸等等;八十年代中共批《河殤》,指「藍色文明」就是「崇洋媚外」,而《河殤》抨擊「內陸取向」(西北和黃土高原),遭到「攻擊延安」的指責,王震甚至要殺我,今天還恐懼海洋的人是誰?恐懼海洋在中國歷史上是有一種「内陆性」政治做支撐的,最早論說它的,是余英时教授,对这个问题讲得极有纵深感。下引這篇「新台灣敘事」,在我的視野裡,還是「狹窄」、羞澀了一點,因為從政治學或地緣政治角度,台灣已然引領著「中國敘事」的先鋒與方向,一種制度設計的新舊博弈,而從文明角度,太平洋上的台灣,便是四十年前《河殇》已經呼喊的「蔚藍色文明」的代表,即藍色對抗黃色,海洋對抗陸地,這也是史家余英時早在三十五年前就撰文詮釋過的;再延伸到「太平洋話語」的廣闊範疇,台灣與中國的對抗,更是西方與東方、歐美與中共、圍堵與擴張的較量,也是冷戰後一場新的制度對決,今天規避或減弱這種對決的任何敘事,皆屬揚惡抑善。】

一、余英時:海洋中國的尖端――台灣
我現在想把台灣崛起的歷史背景推得更廣更遠一些。我曾經說過,從中國史的長程上看,三百多年來台灣一直扮演著海洋中國的尖端的角色。今天不少中外史學家都承認自十六世紀以來,中國已不僅僅是一個內陸農業的文明秩序,另一個海洋中國也開始出現了。海洋中國的出現有政治史的背景,更有經濟史的背景,我們不可能也不必在這裡細說。非常概略地講,政治史的背景是內陸亞細亞的少數民族(中國史上所謂「胡人」)從漢末以來此起彼伏地向中原漢族政權施壓力,把北方的中國人不斷推向東南沿海地區。東晉和南宋的兩次所謂「南渡」便對中國人口從北向南遷徙起了最重要的作用。例如今天台灣新竹的饒平林氏宗族,其祖先最初是在東晉初年從北方南渡到福建,成為閩林的一世始祖,後來在南宋之末又由福建汀州遷至潮州饒平。林氏後代最後在乾隆年間渡海來台。(見莊英章、周靈芝「唐山到台灣:一個客家宗族移民的研究」,收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中央研究院 三民主義研究所,一九八四年)舉此一例,即可見台灣的發展史並不真的是從十七世紀初年才開始的,其中有些因素甚至必須上溯到一千五、六百年以前。
此文含五個小標題:
1、海洋中國的出現
2、經濟史的背景
3、公開鼓吹海外貿易
4、海上政權
5、轉向海洋
二、湮没的中国近代海洋文明
“华夷秩序”这个概念,本身就内含着中国人极为短浅的我族中心主义和文化优越感。不必追寻到太远古,至少,从所谓世界文明的“轴心时代”开始,基督教、儒家、佛教、伊斯兰教等几大文明,是并驾齐驱的几个不同体系,此间没有“我优你劣”的所谓秩序。我以为,正是中国传统当中蕴涵着将文明划为优劣的某种世界秩序,才从中国文明内部引出对于自己跌为弱势文明的强烈反映,即“发现台湾”特刊中所说的那种枢轴文化,对于接受外来事物有否定自己似的刻骨铭心的痛楚。不过,也有学者指出,象中国人在"五四"以后这样全盘否定自己传统的现象,也是世界罕见的。这当然也是因为对文明有优劣之分的观念所造成的,不为王侯,便为盗寇,当盗寇也是为了造反再当王侯。排外与崇洋、守旧与猎奇、优越感与自卑感、民族耻辱与民族虚无,这些两极化的思维,在成为衰势的中国文化中统一得极和谐。
本文含三個小標題:
1、郑成功差一点就是查理曼大帝
2、关于“华夷秩序”的颠倒和文明中心与边陲的易位
3、多元的历史来源:台湾之幸运与困境
三、台灣的痛與美:大洋與大陸之間
「中國是怎麼變成中國的」,從頭到尾都在困惑和質疑這個龐然大物,彷彿是我們星球上一個不自然的孤例,以致於說「連問一句『中國是怎麼變成中國的?』都覺得有點荒謬。因為中國有史以來,就是中國」。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如此問道。
他的這些質疑,乃是今天中國人徹底失去的一種想像、思考的維度,我將其歸納為六點:
1、“百代皆行秦政制”,從公元前221年到今天,一直是中央集權制;
2、自從文字在中國地區出現以後,數千年來一直維持單一的書寫系統,而歐洲的拼音書寫系統雖然同出一源,今天卻出現成打的現代系統,互不相同;
3、中國從來不是一個「民族大熔爐」,因為十二億中國人裡,有八億說「普通話」,這是世界上用語人數最多的一種語言;另外三億人說七種方言,不過都是跟「普通話」極相近的方言;然而一個「正常」國家,如美國和俄國,都是近代才完成統一,國民中應包括許多說不同語言的族裔;
4、中國維持如此長久的統一,亦即其維持語言和文化的一致與一貫,有悖於人種遺傳學。華北人與華南人,顯然因所處環境、氣候差異極大,而遺傳差異也很大。華北人與西藏人、尼泊爾人極相近,而華南人更接近於越南人、菲律賓人。
5、戴蒙所謂的“語言代換”過程,就是“華化”(漢化),始之六千年前“新石器時代”,“南島語族”的形成脈絡如下:
華北漢語族群→華南土著
華南土著→熱帶東南亞土著→台灣
台灣→整個南太平洋
1、假說台灣乃南島語族的原鄉
2、史前史:蒸汽壓路機式的「漢化」
3、中國對亞洲三國的漢化
4、近代化與亞洲的脫漢
5、大洋與大陸之間的台灣
四、陸權與海權的對峙
共產黨也終於讀懂了西典,這回不是嚴復翻譯的《天演論》,而是麥金德的《陸權論》和馬漢的《海權論》,陸權與海權的對峙,令這個從黃土高原走出來的「小米加步槍」政權要造航空母艦了……大量水面舰艇如同“下饺子”一般駛入太平洋。
中共八十年代的「雪恥思想史」,經過三十年終於道成肉身:習近平從買航母招搖太平洋,到海軍擴張,東亞的日本、韓國、台灣,以及南洋的菲利賓、印尼,都慌了神,「亞洲四小龍」安在?從海葬到海慟,梳理這個「大國崛起」從思想洗腦到制度建制、軍艦鑄鍛的脈絡,為時已晚嗎?
海之慟,也是海哭,哭那個悲慘亞洲大陸,可不光是中國,往後一直延伸到俄羅斯。
中國在經濟、國際上的耀眼,與其國內、民生、精神上的悲慘相稱嗎?

附:


擺脫悲情與邊緣,重建世界領航地位,是保衛台灣的必經之路。台灣除了保衛自身的領土主權(物理主權)之外,還需建構台灣的認知主權(心智主權)。其中,建立「新台灣敘事/解構中國假性敘事」、建構「台灣不可替代性」以及共建「全球共生利益鏈」,是台灣必要的選擇與出路。

一,新台灣敘事

對於所有台灣人而言,不論是老一輩的悲情史觀,還是年輕一代自我嘲諷的「鬼島」或「棋子」論述,都是一種自憐自艾的孤島思維,也是台灣多年來的精神包袱。這種思維我稱之為「夾縫意識」,一種處於美中兩個大國之間仰人鼻息的被動性生存。實際上,今日的台灣已非昔日,但必須重構具備脫胎換骨的新台灣論述,從寄生走向自主,從邊緣走向中心。

1,扭轉歷史軸線:從「中原邊陲」走向「四海交會」

傳統敘事往往把台灣當成中國近代史的受害者或冷戰對抗的殘餘,這種「後殖民/線性史觀」會不斷強化台灣是弱者、被動與寄生的「弱性認知」。

「新台灣敘事」必須將台灣的歷史坐標,重新定位為「大航海時代」以來,全球海洋文明的樞紐與地緣柵門。台灣從來不是誰的邊陲,從400年前荷蘭、西班牙的國際貿易節點,到南島語族的基因發源地,再到收容漢文化、日本近代化遺產與西方普世價值的多元民主政體,台灣的本質是「文明場域的集大成者」。

「新台灣敘事」強調擺脫悲情受害者的訴苦,轉向海洋文明的包容性引領。正因為台灣承載了如此複雜的歷史板塊擠壓,才淬煉出全球最富彈性、最能適應多元文化的堅韌體質。

2, 地緣價值的革命:從「地緣政治的棋子」走向「全球秩序的棋盤」

中國的假性敘事長年灌輸「棋子論」與「疑美論」,試圖讓台灣人產生被孤立、被拋棄的集體焦慮。「新台灣敘事」主張「從夾縫到引領」的概念,將台灣定義為「全球現代秩序的物理底座」。台灣不是強權博弈中可有可無的籌碼,而是擺放棋盤的「桌子」。

如果沒有台灣的晶片與硬體生態系統,全球的AI算力、數位金融與矽谷巨頭都將瞬間瓦解。台灣扼守西太平洋咽喉。一旦台灣失守,第一島鏈斷裂,日本、韓國的生命線立即斷線,公海自由航行權迅速崩潰,整個西太平洋將淪為極權政體的內海。

我們不再卑微地乞求國際社會的同情與施捨,而是自信地宣告:台灣的安全與繁榮,就是全球自由秩序與科技文明不可割離的主體結構。

3,戰略防禦的革命:從「被動防禦的病人」走向「戰略免疫的實驗室」

面對中共擴大戰鬥區域至台灣東部海域(西太平洋),進行所謂「專項執法」等等慢性窒息戰,傳統敘事往往陷入一種「不挑釁、擦藥治療」的和平癡呆症。

「台灣新敘事」主張,將台灣塑造成全球對抗極權超限戰的「中央實驗室與疫苗研發中心」。台灣天天在與極權病毒「共存並戰」,擁有認知防禦大數據、資安矩陣協同經驗,是全球民主陣營最迫切需要的戰略資產。台灣不只防衛自己,也可以引領全球建立「戰略免疫學」(Strategic Immunology)。我們向世界輸出對抗認知污染的演算法、去中心化的零信任網格技術,引領第一、第二島鏈的盟友進行「病毒防禦」的社會韌性演練。

4,規則標準的革命:從「經貿規則的遵守者」走向「Taiwan Standard的秩序定義者」

一個大國的領航地位,取決於它是否擁有規則的「最高定義權」。「新台灣敘事」主張,積極建立全球最高信賴標準─台灣標準(Taiwan Standard),建立現代「數位文明」的認證標章。

凡是打上《台灣標準》(Taiwan Standard)標章的,就代表100%無威權後門、無紅色資本滲透、無虛假數據污染,形成「信賴供應鏈」的權威授權,讓世界各國意識到,要「接入」現代最高階的數位文明與AI算力,就必須認同並遵守台灣所定義的安全與價值標準。台灣用這套標準,在法理與經濟結構上完成對極權中國的免疫隔離。

「新台灣敘事」是一場徹底告別悲情、從夾縫走向引領的哥白尼革命。通過「從夾縫到引領」、「戰略免疫學」以及「Taiwan Standard」的組合建構,我們不再定義自己為強權擠壓下的邊緣碎片,而是重建全球地緣、數位科技與文明版圖的支柱槓桿。

二,解構中國的「假性敘事」

對抗中共由黨政軍、附屬企業及AI技術交織出的「假性敘事」(如疑美論、疑軍論、親情論、棋子論),台灣不能只停留在被動的事實查核與事後反駁。對抗極權病毒不能只靠擦藥,必須以「解構敘事」為話語戰場。這是一場奪回歷史解釋權與價值定義權的認知反擊戰。

1,歷史敘事:從「中國延伸」轉向「世界樞紐」

中共的假性敘事核心是「大一統與歷史命定論」,試圖將台灣矮化為中國近代屈辱史與內戰的延伸。台灣必須打破「台灣自古屬於中國」的線性史觀,重建台灣的「海洋國家格局」。確立西太平洋與第一島鏈是台灣的戰略腹地,而非中國攻打美國的跳板。

2,定位敘事:以「全球秩序基石論」取代「大國博弈棋子論」

中共極力在台灣內部形塑「疑美論」與「棋子論」,散播「美國隨時會拋棄台灣」、「兩岸衝突是幫美國打代理人戰爭」的恐懼謬論。台灣必須自我免除「被動受害者」或「大國籌碼」的自卑心理,強力主張台灣不是因為「被美國利用」才安全,而是因為「台灣的安全符合全球民主陣營的根本利益」。

3,價值敘事:將「民族血緣認同」升級為「文明公民認同」

中共擅長用「兩岸一家親」、「血濃於水」的民族主義進行情感勒索,掩蓋其極權體制對人權與自由的踐踏。台灣必須解構「同文同種就必須同屬一個國家」的法西斯邏輯(如同英國與美國、奧地利與德國),強調「文明與制度的生物性隔離」。台灣的主體認同不是建立在血緣(Blood),而是建立在公民價值之上。台灣是「華人民主生命共同體」與「現代文明」的典範。我們與中共的對抗,不是政黨之爭,而是「文明 vs. 野蠻」、「健康宿主vs. 專制病毒」的生存對抗。

4,防禦敘事:將「和平癡呆」轉化為「全民心靈國防」

中共的灰色地帶作戰,終極目標不是要台灣人親中,而是要讓台灣人政治冷感、資訊疲乏、對體制失去信任。可以效法「黑熊學院」與「台灣民主實驗室」等民間組織,主動「解密」中共將認知戰外包給民間公關公司、利用軟性議題(生活、娛樂)「養帳號」,再倒灌政治資訊的手法。台灣必須克服面對威脅時無知、無感、無痛的「和平癡呆症」,積極建立「主動防衛與認知防疫」的集體共識。

三,從夾縫到引領:建構台灣的「(三大)不可替代性」

1,科技與全球產業的引領:從「隱形代工」到「全球AI心臟」

台灣不再只是「幫歐美代工晶片」的工廠,而是全球AI算力革命的「實體發動機」。沒有台灣的硬體生態系與先進製程,全球的微軟、OpenAI、蘋果和輝達都只是「無米之炊」的空中樓閣。

在地緣經濟的裂縫中,台灣用「科技主權」反客為主,將自己形塑為「全球威權病毒的中央實驗室與疫苗研發中心」。西方的綏靖主義或商人思維(如川普的交易論)在面對台灣時會發現,台灣「無法被定價」。台灣不是籌碼,而是全球AI生態系統的底座。

2,制度與文明的引領:從「華人邊陲」到「普世價值的亞洲燈塔」

中共慣常把將台灣限縮在「尚未統一的內戰延伸」,實際上,台灣的生命力在於成功地在缺乏民主土壤的文化基因中,培育出全球最活躍、最具包容性的公民社會(從同婚合法、性別平等、原住民權利到公民科技等等)。當中國陷入「晚期極權」的意識形態殭屍化、財政空洞與庶民絕望時,台灣的存在就是對中共威權合法性的反證。台灣的存在就是對極權政體的「驗名正身」。

3,戰略敘事的引領:從「悲情受害者」到「秩序定義者」

建構台灣認知主權的第一步,就是搶先定義遊戲規則。台灣要從「被國際媒體報導的焦點」,變成「國際戰略敘事的發起人」。當中國試圖利用「實質治理」抹去第一島鏈邊界時,台灣不能只在海面上跟它玩捉迷藏,而是主動引領國際法理與地緣論述,聯合日本、菲律賓、美歐盟友,發起「西太平洋自由航行與海底安全共同體」的倡議。

四,建構全球「共生主義」

所謂「共生」是指「共同戰略利益的深度綁定」,具體言之,就是與鄰國建立「分布式韌性網格」(Distributed Resilience Grid)與「技術生態的綁定」。

1,數位後方(網路免疫戰略)

台灣應聯合日本、菲律賓與歐美電信巨頭,在台灣東部海域(如帛琉、關島、日本沖繩一線),建構多路徑、具備AI矩陣協同能力的深海光纜與低軌/中軌衛星中繼站(如波蘭與波羅的海三國的網路互助模式)。

2,能源與物流微網格

台灣應引領推動第一島鏈的戰略儲備共生,與民主鄰國商討戰時非軍事物資(糧食、醫療、綠能組件)的「前沿分散式預置」(Forward Positioning),建立戰時海上互助的法律與物流架構。

3,「相互人質」(Mutual Hostage)」的生態系綁定

台灣在海外設立先進封測或晶圓廠的同時,必須要求該國將其「最關鍵的稀缺上游設備與材料」(例如荷蘭ASML的光阻劑研發、日本的特殊化學材料、美國的EDA晶片軟體設計),同步加碼投資在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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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8月14日星期五

林保華:傅崐萁是否重操舊業惹火韓國瑜?

作者:林保華
Newtalk 新聞 2026-8-13

韓國瑜昨因傅崐萁缺席協商動怒。   圖:翻攝自傅崐萁臉書(資料照)

立法院長韓國瑜對國民黨黨團總召傅崐萁忍了很久終於爆發!為何說他忍了很久?那是因為他發飆罵出來的話相當精準,直中傅崐萁要害,沒有經過長期觀察,而是隨性,是罵不出來的。

韓國瑜的金句有幾個內容:一,傅崐萁缺席會議又不委託他人;二,慈禧太后式的垂簾聽政;三,立院被黑暗的力量控制;四,辭職不是比較輕鬆嗎?

這四點都是實事求是的。傅崐萁缺席會議,不論是有其他公務或家裡有紅白喜事,都可委託其他人代行職權。他沒有這樣做,就是存心癱瘓工作,或怕大權旁落。韓國瑜熟悉中國歷史文化,不論對黃國昌或傅崐萁都一樣的中國人來類比,黃國昌是呂布,傅崐萁則是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在這裡有兩層意思,一個是不肯將工作委託他人,堅持其獨裁權力,再就是傅身為總召,卻要隱身幕後控制院長韓國瑜,就如慈禧控制光緒皇帝一樣,這點特別使韓國瑜惱火。傅崐萁敢於這樣做是因為背後有黑暗勢力,不止是個人的表現,才這樣膽大。這個黑暗勢力是什麼人,當然是現在反對黨的當權派,具體就不用指名道姓了,大家也記得有人要開除韓國瑜的黨籍。

最後韓國瑜給傅崐萁指出一條出路,那就是辭職,這樣就輕鬆很多,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到廣西處理業務,或者重操舊業炒股票悉聽尊便。但是任務在身的傅崐萁絕對不會這樣做,他可以樣樣顧到。

所以傅崐萁回應韓國瑜表示,他這是對執政黨的軟對抗。其實他在立法院拒絕審理預算、毀憲亂政等等已經兩三年,都是公開的,毫不留情的,哪裡是什麼「軟」對抗?如果缺席是軟對抗,他何不叫其他立委全都缺席,在家裡躺平,聲勢更大,也不用他一個人擔當責任。心懷叵測做壞事還要掩蓋是「軟對抗」,騙得了在江湖混了幾十年的韓國瑜?也騙不了火眼金睛、能夠獨立思考的台灣人。

傅崐萁再呼籲國民黨要團結。把國民黨搞得烏煙瘴氣的是他這一夥人,居然喊團結,是團結做壞事,團結投向共產黨?你有本事,就帶頭對抗美國,公開反對美國的印太戰略,將台灣撤出第一島鏈。敢這樣做就有種,想將崑崙山的小草壓倒中央山脈,做夢。

國民黨把更生人放在立法院當總召,本身就是絕大的錯誤。國民黨歷史上有這樣的記錄嗎?重用股票騙子,重用刑滿釋放分子,連形象都不要了?

立法院到休會時國民黨都要延期,假裝很賣力的樣子,可是人又不到,等於把人民供養他們的血汗錢揮霍享用。傅崐萁在立法院不務正業,去幹什麼?我懷疑他是重操舊業去炒股票。正常的炒股票是投資,有時搞些小投機,但是傅崐萁是把股市當詐騙場所。炒股票有某種的賭博性質,習慣從事詐騙的傅崐萁在目前股市興旺的情況下,許多沒有經驗的股市小白上陣,作為股市老騙子的傅崐萁很可能技癢難耐,賭性毒性復發,利用人頭戶等手段駕輕就熟趁機大撈特撈,否則常常缺席院會,人到哪裡去了?韓國瑜應該心裡有數,也可以查一查。

2026年7月22日星期三

《台灣的李登輝時代:意外國度的形塑》簡介、推薦、目録、導讀

 金石堂


台灣的李登輝時代:意外國度的重塑 

The Lee Teng-hui Era and the Reinvention of Taiwan

作者: 林孝庭

  • 出版社: 蓋亞文化
  • 出版日:2026/07/22
  • ISBN  4711099775286

  • 内容簡介
  • 他如何改變了一個時代?
    台灣如何成為今日的台灣?

    你可能不知道的秘辛:
    ◎1988年1月李登輝繼任總統後,1990年年底兩岸開始互派密使,展開高層對話,直到1990年代中期。
    ◎1989年六四前後國民黨大陸工作會曾透過一名旅日中國人,在中國各地吸收百餘人從事特務工作,而此一情報網的運作不到一年便遭中共偵破。
    ◎俄國與賴比瑞亞的軍購秘辛:非洲邦交國曾經是李登輝亟欲突破美中聯手對台設定框架的突破口。
    ◎1995-96年台海危機的爆發,是台灣認同的分水嶺。
    ◎1998年柯林頓訪中,美方曾懷疑李登輝在台海地區故意製造共軍戰機挑釁的印象,因而引發台方強烈的反擊。
    ◎1999年,台灣軍方高層曾經提議降低金馬防禦兵力,並主動棄守無法防禦的部分外島。
    ◎2000年3月台灣總統大選前夕,美政府因擔憂兩岸擦槍走火,一度有意推行對台準軍事同盟之操作。

    你可能想知道的李登輝:
    ◎他究竟是不是「台獨教父」?他對「中華民國」真正的想法是什麼?
    ◎他與蔣經國之間到底是真信任還是權力利用?
    ◎他如何一步步讓外省權力核心邊緣化?
    ◎他與今日的民進黨路線到底是延續還是誤讀?
    ◎他「創造了今日的台灣」?還是「打開了今日台灣的問題」?
    ◎他晚年的歷史定位是否被神化?

      自從二○○○年李登輝前總統卸任以來,已過了二十六個年頭,台灣也經歷三次政黨輪替。林孝庭繼《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近代台灣的形塑》與《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台灣》兩本著作之後,以大量中、英、日、法、德文官方檔案史料為研究基礎,並參酌諸多當事人的回憶錄與口述訪談,完成這本戰後台灣研究的第三部曲《台灣的李登輝時代:意外國度的重塑》。本書的目的並非書寫神話或政治清算,而是重新理解一位政治人物如何改變一個時代。
      《台灣的李登輝時代》不只是李登輝個人命運的傳奇故事,更試圖深人追問:李登輝究竟是如何讓某些看似遙不可及的台灣歷史進程成為可能,並重新定義了他主政的那個時代?與其羅列李究竟「做了些什麼」,本書更關心的是:為什麼正是那樣的時刻,讓這些轉變得以發生?從蔣經國到李登輝,兩個時代究竟如何交接、延續與轉向?在種種表面決策與歷史轉折的背後,究竟是否存在著某種更深層的運作邏輯,甚至是不易被察覺的權力結構與時代條件?
      一九二三年出生於日治時期台灣淡水郡的李登輝,戰後與大多數的台籍青年一樣,曾迷失在馬克斯主義的迷霧中,甚至一度加入中國共產黨,當一名「進步份子」。二二八事件一爆發,他和不少同時代的台籍菁英一樣畏懼並痛恨國民黨政權。一九四九年後的白色恐怖,讓李登輝成了國安黑名單上的常客,曾經短暫的共產黨員背景,也讓他在出國深造和升遷路上不斷碰壁,這些經歷塑造出他務實又帶點自我保護色彩的政治性格:懂體制,但不對抗體制。隨著時間推移,他選擇了更「安全」的路,走進了體制,在曾經讓他厭惡的威權黨國體系內發揮農經專長。
      李登輝一生中最重要的貴人是蔣經國。小蔣在一九七○年代政治本土化熱潮中提拔李登輝,對李登輝來說,這是他人生的轉捩點,從行政院政務委員、台北市市長、台灣省主席到副總統,在台灣政治風雲變幻的關鍵時刻,當許多反抗威權的志士都被關進牢裡時,處在不同路徑軌道上的李登輝卻一路攀升,扶搖直上。
      身為中華民國備位元首的第一年,李登輝就在國家面臨內憂外患的煎熬與挑戰中度過,當「江南案」與十信風暴逐漸遠離,當世界各國對國民黨主政下的台灣前景普遍悲觀之時,沒有人預見改變台灣未來政治格局的關鍵時刻已悄然降臨。在蔣經國生命最後一段時光裡,他這種「要民主,又不要太民主」的思維,讓缺乏實權的法定繼承人李登輝與掌握大權的外省權貴,都各自解讀政治強人所傳遞的訊息並詮釋「改革」的意義,也各自從小蔣對他們的指示與談話內容中,擷取自己想聽或願意相信的部分,從而強化各自作為「蔣經國路線」繼承人的堅定信念。儘管強人尚未離世,但導致日後國民黨內部發生嚴重政爭乃至決裂的種子,已悄悄埋下,等待發芽的一刻到來。
      李登輝深信,他的民主化與本土化改革,是在繼承蔣經國遺志,但他卻刻意淡化威權強人生前同樣堅持的大陸法統與傳承,忽略了國民黨內還有另一股力量與他一樣,堅信所作所為都是在承襲蔣經國遺願,包括堅持一中原則、主張兩岸統一、對台獨深惡痛絕,誓不兩立。蔣經國生前用盡最後一口氣,打開台灣的民主之窗,然而其所留下來的一道難題,便是在他走了之後,如何讓一群毫無大陸經驗的本土菁英,繼續相信兩岸之間終究必須統一。要讓這些過往人生經驗長時間在大陸度過的黨國大老們,打從心裡信任從來不知「丟掉大陸」是何等慘痛教訓的李登輝,難如登天;然平心而論,台灣的本土認同有如洪水般不可阻擋,這未必是李登輝憑一己之力所能操控。
      直到今日,仍有許多人想知道:李登輝心裡到底怎麼看待兩岸關係?他到底是不是「台獨」?本書分析認為,李登輝的立場,經歷了一個演變過程,呈現出隨著內外環境調整的軌跡,這其中包括美國的對華政策、台灣的民主進程、以及對岸國力的起伏,用單一標籤來貼他,往往忽略了這些情境背後的複雜因素。一九九○年代初,李登輝憑著學者的固執和他對兩岸的天真理念,深信只要廢除動員戡亂體制、放棄那些虛幻的大陸法統、務實承認中共政權的現實,那麼台海就能迎來和平,國際空間也能拓展。他一方面努力讓台灣走出去,爭取國際認可,另一方面又透過密使與北京高層對話,想化解彼此的爭議,就算兩蔣時代對大陸的濃烈情懷已逐漸褪去,李登輝依然相信,兩岸在歷史、文化與法理上的血緣連結,仍可被用來推動彼此的交流。
      這種思維在天安門事件後、中共政權飽受國際孤立之時,或許有其合理之處,但是要讓這套邏輯成真,其難度絕對不下於相信兩蔣時代光復大陸必將成功的政治神話。台海局勢一直在變,北京對「台獨」的定義也是個動態過程,隨著中共實力不斷上揚,逐漸走出「六四」後的外交孤立,兩岸的現狀無法永遠維持不變,彼此的關係終究會隨著內外形勢的翻轉而被重新定義。一九九○年代初,北京或許還能容忍模糊空間存在,但是到了一九九○年代中期以後便已行不通。李登輝不斷施壓,要求中南海承認兩岸分治的事實,而中共的反擊之道則是:先承認一中,再來談其他。對於一輩子只踏上中國土地寥寥數日的李登輝來說,當他面臨沉重外部壓力而被迫在「兩岸關係」與「國際空間」之間做出選擇,他會怎麼選?答案似乎不言自明。
      一九九六年李登輝當選首屆民選總統,不僅是他政治生涯的巔峰,更是台灣民主化的歷史性時刻。當台灣人民終於可以真正當家作主時,國民黨是「外來政權」的概念也隨之被提升至一個道德與價值的高點,李登輝從而得能開啟對國民黨過往政治話語體系的基因改造。這時的台灣,無疑正在經歷一場「重塑」,在此過程中李登輝既是推手,也是被推動的那個人,他不斷改變體制,也在不知不覺中被體制所改造。從另一角度看,要不是他順應潮流,帶領國民黨完成本土化變身,或許這個原本只應存活在冷戰時代的反共威權政黨,早就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遭到淘汰,被歷史洪流沖走。
      回頭再看,李登輝在任內發動的那場「政治上的寧靜革命」,以溫和漸進的方式成功抑制了因權力更迭而產生的陣痛,讓台灣社會能在沒有血腥暴力的情況下,平穩地從威權體制轉向民主憲政。然而,此一成果卻未必能轉化為國際社會對民主台灣外部正當性的支持。當上首屆民選總統後,他馬上就遭遇美、中聯手,試圖將「一中」框架套在台灣之上,李登輝的最後四年總統任期,幾乎是一場不斷拆解「一中」神話、化解國際與兩岸危機的苦行史。因為無法擺脫「一中」的枷鎖,也因為反中與反共情緒日益高漲,李登輝決定用「兩國論」來宣示兩岸間「互不隸屬」,並向世人喊話: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已經不想再代表全中國,只願意代表台澎金馬。
      就像世界上的每一位政治領袖,李登輝終究得面對「接班人」的難題,他挑選連戰,壓抑宋楚瑜,堅持未來的國家領導人一定得是本省人,而這個堅持最後卻讓國民黨走向分裂,甚至丟掉了政權。二○○○年總統大選,陳水扁獲勝,台灣有驚無險度過首次的政黨輪替,李登輝從而贏得「民主改革之父」的美譽,但這項殊榮卻建立在他領導的國民黨裂成碎片、嚴重挫敗的殘酷事實之上。
      綜觀李登輝的一生,先是在國民黨體制外遭遇不公平對待,後來在體制內被提拔,靠著強烈的企圖心、手腕與權謀,一步步攀登政治頂峰,最後又用一己之力,終結了國民黨在台灣逾半世紀的執政。他自詡出身「蔣經國學校」,上台後卻逐漸告別兩蔣時代的政治遺緒,努力走出屬於自己的路;卸任後他退而不休,透過台聯黨與民進黨的合縱連橫,繼續發揮影響力,然而他始終卻也無法與國民黨徹底切割。這段認同的轉折與變化,正是李登輝在矛盾中不斷調整、在自我掙扎中尋求出路的縮影。隨著全球各地檔案史料的公開、發掘與運用,李登輝的真實原貌,也終將被更客觀、公正地還原。
    本書所勾勒的,從來不只是李登輝個人的生命軌跡,而是一段台灣在歷史夾縫中試探、調整,乃至重塑自身的過程。回望這段歷程,我們或許不必再執著於尋找某個終極答案,真正清晰浮現的,反而是另一件更關鍵的事:那些讓「改變」得以發生的條件,如何被積累、被觸發,並在特定時空環境下轉化為現實。而台灣這塊土地的轉型,正是在這樣的條件與邏輯之中,不可逆地開展起來。

  • 名人推薦
  • 推薦人
    川島真(東京大學教授)
    王金平(立法院前院長)
    朱敬一(中央研究院院士、經濟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李大維(前駐美代表、外交部長、國安會秘書長、總統府秘書長)
    李安妮(李登輝基金會董事長)
    林佳龍(外交部長)
    松田康博(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
    施振榮(智榮基金會董事長)
    許雪姬(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陳建仁(中央研究院院長)
    陳翠蓮(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特聘教授)
    陳儀深(國史館館長)
    黃昆輝(財團法人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楊憲宏(中央廣播電台主持人)
    賴怡忠(台灣智庫諮詢委員)
    錢復(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董事長)
    蕭新煌(總統府資政)
    顏擇雅(作家)
    (依姓氏筆畫排列)

    推薦語
    「本書旨在透過嶄新的史實,全面描繪被視為台灣民主化與本土化象徵的李登輝時代(1988-2000)對外政策與國際政策,並試圖將該時期以來的社會論『歷史化』。在中國天安門事件、先進國家對中政策的轉變,以及冷戰結束後東亞國際政治格局的變遷之中,李登輝政權究竟發現了何種外交『契機』?本書透過豐富的史料,生動描繪出這份契機所蘊含的多元性與積極性,這些特質絕非『務實外交』一詞所能盡述。」──川島真(東京大學教授)

    「自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總統病逝,李登輝先生繼任總統至2000年5月20日止,李登輝先生共擔任中華民國總統12年4個月零7天,蔣經國總統在逝世前表示不再家天下,且於1987年7月15日解除戒嚴,這對台灣政治開啟了新的旅程。李總統繼起,秉持經國先生,邁向民主的遺志,展開了『寧靜革命』,時間長達十二年,沒有發生流血衝突或者革命顛覆,而是透過修改憲法以及國會改革來進行,台灣的李登輝時代,讓『寧靜革命』美善完成,讓李登輝贏得台灣民主先生的美譽。林孝庭先生善擬意外國度的重塑,見解獨到,值得關心台灣的人來研讀,特此推薦。」──王金平(立法院前院長)

    「本書文筆流暢,可讀性很高。作者用功甚勤,旁徵博引台灣、美國、日本、英國等官方檔案,及諸多當事人的回憶錄,交叉比對,有系統且清楚地爬梳李總統時代的重大國安外交大事,並以史家手筆公允呈現,值得大力推薦。」──李大維(前駐美代表、外交部長、國安會秘書長、總統府秘書長)

    「讀完《台灣的李登輝時代》,我最大的感受並不是更加認識了李登輝,而是更加理解了台灣。理解這個島嶼如何在冷戰、威權、民主化與國際政治的夾縫中尋找自己的位置;理解為何世界各國都曾經對李登輝抱持不同期待;也理解為何直到今天,台灣仍然必須不斷回答『我是誰』這個問題。或許這也正是孝庭三部曲最珍貴的地方:他表面上寫的是三位領導人,實際上追問的卻始終是同一個問題:台灣如何成為今天的台灣。」──李安妮(李登輝基金會董事長)

    「從學生時代向李前總統提出民主改革訴求,到赴美研究台灣民主化歷程,再到返國後成為其國安幕僚,我與李前總統的緣分歷經反抗者、研究者到追隨者三個階段,也讓我更深刻理解他所處的時代,正是台灣民主化、主體意識形成與國際定位重塑的關鍵年代。
    適逢台灣首次總統直選30週年,林孝庭博士繼《意外的國度》與《蔣經國的台灣時代》後推出《台灣的李登輝時代》,以豐富史料重建李前總統的歷史圖像,並重新梳理台灣如何在內外挑戰中走出自己的道路,成就今日『民主台灣』的歷程。」──林佳龍(外交部長)

    「昆輝追隨登輝先生從政多年,有幸參與「寧靜革命」與憲政改革,改革之路,荊棘滿佈,終於完成了台灣的民主化與本土化,讓台灣邁向正常化國家。
    林孝庭博士研究領域橫跨台灣政治與外交,對台灣民主化之路有深入的研究與獨特的見解,令人折服。他的新作細說李登輝主政時代,台灣從威權時代走向民主化、本土化,從內向走向國際,從『中華民國在台灣』逐步轉向『台灣主體性』的關鍵十二年,及其前後任領導者的政權轉移過程,立論精闢,充分掌握當時的政治脈動,為台灣政治發展史上留下寶貴的一頁,值得推薦給年輕人閱讀。」──黃昆輝(財團法人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台灣如何成為今天的台灣?李安妮在序中大哉問了,這本書所想洞察總統李登輝一生,心性、實踐、永恆憧憬的哲學猜想。這其實也是李總統『民之所欲,長在我心』,身為台灣人的悲喜的不止息追找。林孝庭博士的書是一扇門,是一幅藏寶圖,引領了接棒者在歷史、現實、未來的場所看見脈絡。『李登輝時空』所形塑的不只是他在世時的民主成功方程式,也奇妙的投射到未來,一個台灣成為世界『山上之城』的治國寶典。林孝庭博士的『回到過去』,其實也『前瞻了未來』。」──楊憲宏(中央廣播電台主持人)

    「是台灣造就了李登輝時代?還是李登輝造就了台灣時代?這是本書留給讀者思考的大哉問。」──蕭新煌(總統府資政)

作者林孝庭
1971年出生於台北市,臺灣大學政治系畢業,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英國牛津大學東方學部博士,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東亞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美國舊金山大學環太平洋研究中心Kiriyama傑出訪問學者,英國皇家亞洲學會院士,自2007年起獲聘為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2010年起兼任胡佛檔案館東亞館藏部主任。近年來研究領域聚焦於戰後台灣政治與外交史、台美與兩岸關係史、東亞地區冷戰史等。
主要學術論著包括四本英文專書:Tibet and Nationalist China s Frontier: Intrigues and Ethnopolitics, 1928-49(入圍2007年國際亞洲學者研究大會人文類最佳圖書獎)、Modern China s Ethnic Frontiers: A Journey to the West、Accidental State: Chiang Kai-shek,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aking of Taiwan、Taiw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in Asia: Divided Allies,四本中文專書:《台海.冷戰.蔣介石:解密檔案中消失的台灣史1949-1988》(香港繁體版入圍2015年香港年度書獎,簡體版榮獲2017年北京新京報/騰訊人文類年度百大好書)、《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近代台灣的形塑》(榮獲2017年金石堂年度十大最具影響力書獎)、《西藏問題:民國政府的邊疆與民族政治》、《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台灣》(榮獲2022年第46屆金鼎獎最佳非文學圖書類獎項),以及中、英、日文學術期刊文章、專書章節、史料彙編、百科全書條詞與書評等百餘篇。

目録

推薦序 意外之後?──寫在民主半甲子/李安妮
導論
第一章 政治學徒:權力的入門課
第二章 強人副手:接班人,還是權力工具?
第三章 一九八六:歷史開始偏轉的一年
第四章 總統、黨主席與傀儡
第五章 舊體制如何被拆解?
第六章 「中華民國」是什麼?
第七章 台海危機的虛與實
第八章 誰的「李登輝情結」?民主化之下的內外挑戰
第九章 從「框架」中掙脫:掙扎與限制
第十章 政權輪替與「民主改革之父」
後記
註釋
參考書目


序/導讀

重塑之後?──寫在民主半甲子
李安妮(李登輝基金會董事長)

  去年十一月二十日我首次見到孝庭,兩天後他出席李登輝基金會與國史館合辦的「二○二五李登輝紀念學術討論會」,並受邀擔任主題演講,講題為「海內外史料中的李登輝與美、中、台三角習題」。初次見到他,我原本以為長年浸淫於各國外交檔案與冷戰史料,研究蔣介石、蔣經國、李登輝與台灣歷史的人,必定是一位嚴肅拘謹,甚至帶著幾分距離感的學者。然而見到面時,我最先感受到的並不是那種令人敬而遠之的「學者氣」,反而是一種近乎鄰家男孩般的謙卑與真誠。
  由於他比我年輕許多,我甚至忍不住用「孩子」來稱呼他。不是因為稚氣,而是因為在他身上仍保有一種對歷史與世界強烈的好奇心。與他交談,感受不到知識的傲慢,反而像一位不停追尋線索的歷史偵探,我會用「檔案系歷史偵探」來形容他,因為我感覺他內在有很強烈的問題意識,同時他也一直在觀察台灣的變化,尤其是台灣在世界位置的挪移。
  研討會當天他給完主題演講後,我立即向他表達基金會非常願意為他這位歷史偵探出版此書,無奈人家早有其他規劃,只能一邊替他高興,一邊暗自扼腕。沒想到今年五月初他的編輯捎來簡訊表示,希望我能為他的新書寫序,這下我反而猶豫了,不是不願意而是惶恐。我自忖既非歷史學者也非政治工作者,而孝庭的著作一向重量十足,絕非我能承擔得起。但我同時又很想先睹為快,只好用「讓我先讀完全書,再做最後決定」來回覆。
  其實孝庭書寫李登輝並不是從這本書才開始。過去無論是研究台海危機、美中台關係,或是蔣介石、蔣經國時代的台灣歷史,李登輝始終若隱若現地存在於他的研究視野之中。更有趣的是,即便在那些看似以冷戰、蔣家政權或國際外交為主題的著作裡,李登輝也從未真正缺席。而這正是我閱讀《台灣的李登輝時代》時最意外的發現。
  這也是我在結束孝庭這本新書的第一輪閱讀後,決定把案頭上的三本著作:《意外的國度》、《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以及《台灣的李登輝時代》放在一起,進行第二輪的閱讀,於是慢慢意識到:孝庭真正書寫的主角,其實始終都是台灣。
  這三本書表面上分別以蔣介石、蔣經國與李登輝為核心人物,但他真正關心的,似乎並不是領導人的英雄史,而是在追問:台灣這個國家,究竟是如何一步一步被形塑出來的?仔細分析這三本書的書名,就可以體會出他的苦心孤詣。
  《意外的國度》談的不是命運,而是歷史的偶然。台灣並不是依照某種歷史劇本被「設計」出來的國家,而是在戰爭、冷戰與國際政治交錯之下,被歷史留下來的一個存在。
  到了《蔣經國的台灣時代》,我開始感受到另一種變化:台灣不再只是冷戰架構中的基地,而是逐漸成為具有自身社會與認同感的歷史主體。
  而最新出版的這本《台灣的李登輝時代:意外國度的重塑》,則像是回過頭來重新回答那個問題:這個因歷史偶然而存在的國度,如何重新定義自己。
  我終於完全明白,孝庭真正想寫的,也許從來都不是三位領導人的傳記,而是一部「台灣如何成為今日的台灣」的歷史三部曲。也正因如此,我開始提筆為這本好書寫序。
  在過去一段日子裡,特別是父親過世後的這六年間,我閱讀了來自四面八方許多書寫先父的著作,常常對書中的父親產生了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覺。而孝庭這本書讓我駐足最久的段落,既不是舊體制如何被拆解,也不是台海危機的虛與實,當然也不是台灣民主化的歷程,而是他在導論開頭所選擇的那個故事的起點。時間是在一九六九年──不是一九九六年的總統直選,不是一九八八年的繼任總統,也不是2000年的政黨輪替;地點則是位於南美洲東北角,剛脫離英國殖民統治不久的蓋亞那。
  孝庭寫道:「這天傍晚……,一個身形挺拔、來自『自由中國』的台灣人身影,出現在首都喬治城充滿歐洲殖民風格的街道上。這位正值壯年的訪客,身高一米八三、戴著一副黑框眼鏡、兩頰略顯削瘦,一年前剛取得美國常春藤名校康乃爾大學農業經濟學博士學位,他的名字叫李登輝。」
  坦白說,在閱讀這本書之前,我對這段歷史不但沒有記憶,甚至沒有殘影。許多人大概也都從未獲悉,一九六九年的李登輝曾出現在蓋亞那;更無法想像一位後來改變台灣命運的人,當時只是以農業經濟專家的身分,在地球另一端的對蹠點觀察土地、農村與發展的課題。
  更耐人尋味的是,孝庭為何選擇從「蓋亞那」開始。
  那不是冷戰世界中的核心強權,而是一個剛脫離殖民統治、仍在摸索自身發展道路的新興國家。李登輝前往當地,不只是進行農業考察,更提出包括稻米生產與農業制度改革,以及兩國相互派遣農業人員交換協助與學習的機制等多項建議。某種程度上,那其實已經算是一種極早期的「農業外交」了。
  而我也逐漸意識到,孝庭真正想鋪陳的,也許不只是家父個人的生命故事,而是他與土地之間極深的連結。他對土地的理解,不只是農業生產本身,而是一種對人民、社會與國家如何扎根生長的思考。也因此,父親後來所推動的許多政策與民主化工程,始終帶著某種「從土地長出來」的特質。更重要的是,在那個多數台灣人仍難以被世界看見的年代,李登輝其實早已透過專業、技術與農業發展,讓「來自台灣的人」開始出現在國際現場。
  因此,孝庭選擇從一九六九年的蓋亞那開始書寫李登輝,我認為並不是偶然。因為那不只是李登輝人生的一段插曲,而更像是一個象徵性的起點:一位來自台灣、深知土地意義的人,如何一步一步走向世界,也一步一步重塑台灣這個意外的國度。
  即便我在這本書的導論一開頭就駐足良久,但我還是很快的就把全書閱讀完畢,而且不只閱讀兩遍。因為閱讀孝庭的作品,有一個讓我十分著迷的地方:它不但好讀,而且有趣。這句話聽起來似乎有些輕蔑。畢竟這是一部建立在大量跨國檔案基礎上的歷史著作,照理說應該充滿註腳、文件與考證。然而在閱讀過程中,我卻常常有一種錯覺,彷彿自己不是在讀一本歷史書,而是在看一部諜報片,或者閱讀一部偵探小說。
  或許是因為孝庭掌握了一種很特別的敘事能力。他並不是把檔案當作證據陳列在讀者面前,而是讓散落在不同國家、不同年代、不同人物之間的檔案彼此對話,像拼圖一般逐漸浮現出歷史原貌。每當讀到某個外交電報、某份解密文件,或某位外國官員留下的觀察紀錄時,我總會忍不住想繼續往下翻頁:接下來呢?這條線索最後會通往哪裡?
  我是一個極其喜歡推理小說的人,但我從未在閱讀歷史著作時產生這樣的感覺。孝庭的書確實讓我感受到,歷史研究有時就像偵探辦案。只是他追查的不是凶手,而是被時間掩埋的真相。我之所以反覆閱讀這本書並不是因為害怕遺漏什麼重要史實,而是因為每讀一次,都會發現新的線索。孝庭筆下的歷史並非靜止的結論,而更像是一樁仍在持續追查中的案件。當散落各國檔案中的片段逐漸拼合起來時,讀者所看到的,不只是李登輝的時代,而是台灣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全書除了蓋亞那那個故事的開端讓我駐足許久之外,讀到第八章「誰的李登輝情結」時,我突然發現,「李登輝情結」不是台灣內部獨有的現象,不是只有台灣人對李登輝有情結。美國有,中國有,或許日本與歐洲也有。只是這些情結的內容各不相同。有人期待他成為民主化的推手,有人相信他會維持既有秩序,有人則將他視為冷戰結束後亞洲政治轉型的象徵。然而最耐人尋味的是,這些國家最初之所以對李登輝產生期待,恰恰是因為他看起來不像一位強勢領導人。他沒有軍隊,也沒有家族背景,更沒有蔣家所累積的政治資產。正因如此,各方都試圖從自己的角度理解他、期待他,甚至投射自己的想像。只是後來大家才發現,李登輝既不是美國人期待的李登輝,也不是中國人期待的李登輝,而是他自己選擇成為台灣人的李登輝。
  「成為台灣人的李登輝」並不是一句選舉語言,當我再次閱讀第九章〈從框架中掙脫〉時,我對於父親一輩子所擁抱的「實踐哲學」特別有感。如果說第五章所呈現的是李登輝如何拆解威權體制,接著第六章所描述的,則是李登輝開始透過處理中華民國是什麼,來為這個意外的國度定位。到了第九章所處理的又是另一個更困難的課題:當台灣逐漸完成民主化、本土化以及國家制度的重建之後,如何在國際政治的現實中,成為自己。
  換言之,當這個國家逐漸成形之後,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卻浮現出來。那就是:世界究竟如何理解台灣?
  孝庭透過大量解密檔案呈現出一個反覆出現的現象:美國在談台灣時,是從美中關係出發;北京在談台灣時,是從一中原則出發;甚至連許多國際政治人物在思考台灣時,也往往預設台灣只是中國問題的一部分。可見台灣經常是被放置於「中國問題」的框架之中被理解、被討論、被安排、被定義,卻很少真正成為敘事的主體。因此,第九章所描述的種種努力,無論是「強化中華民國主權國家地位」專案的推動,或是試圖尋找新的國際論述空間,其核心關懷其實都指向同一件事:如何讓台灣擁有定義自己的權利。這或許就是李登輝所擁抱的「具理念支撐的實踐哲學」吧。
  當然這也是我認為先父留給今天台灣最重要、卻仍未完成的課題。
  從某個角度來看,台灣早已是一個正常的國家。我們有民主制度、公民社會、自由選舉以及和平的政黨輪替。三十年前許多人努力追求的目標,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實現,但今天的挑戰已經不同。我們的課題或許不再只是如何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而是如何讓世界理解,台灣是一個擁有自身歷史經驗、民主實踐與集體記憶的獨特存在。換句話說,李登輝未竟之業所追問的,也許不只是國家正常化,而是如何在既有的國際框架之外,建立屬於台灣自己的敘事框架。李登輝真正想掙脫的,並不只是中國的框架,而是這種由他人定義台灣的框架。
  最後,從一個長期從事性平與婦女權益研究的讀者角度而言,我認為值得一提的是,當我在閱讀書中的許多外交檔案時,竟不時產生一種熟悉感,一種似曾相識的權力關係(blame the victim)浮現。當國際社會面對兩岸之間高度不對稱的權力關係時,許多討論聚焦於台灣應該如何克制、如何避免刺激對方,卻較少追問強勢一方為何能夠將威脅視為理所當然。這讓我想起性別暴力研究的一個重要提醒:除了關心衝突如何被解決之外,我們是否也願意聽見當事人如何理解並述說自己的處境?這未必是孝庭想直接傳達的結論,卻是我在閱讀這些檔案時反覆浮現的思考。
  此外我想說的是,讀完《台灣的李登輝時代》,我最大的感受並不是更加認識了李登輝,而是更加理解了台灣。理解這個島嶼如何在冷戰、威權、民主化與國際政治的夾縫中尋找自己的位置;理解為何世界各國都曾經對李登輝抱持不同期待;也理解為何直到今天,台灣仍然必須不斷回答「我是誰」這個問題。或許這也正是孝庭三部曲最珍貴的地方:他表面上寫的是三位領導人,實際上追問的卻始終是同一個問題:台灣如何成為今天的台灣。而當我們闔上這本書時,也許下一個問題已經悄悄浮現:在理解了台灣是如何走到今天之後,我們又將如何一起走向未來?這個問題,不只屬於歷史,也屬於今天的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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