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31日星期四

《醬缸裏的欺負鏈:東亞大陸帝國意識形態的起源》大中華想像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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醬缸裏的欺負鏈:東亞大陸帝國意識形態的起源【上古到近世】

作者: 徐承恩  
出版社:左岸文化  
出版日期:2025/04/23
ISBN:9786267462508


內容連載

大中華想像的形成
 
為統合清帝國橫跨東亞、內亞和中亞的疆土,朝廷因地制宜在各地採取不同的政策。過往明帝國雖然嘗試在西南山區推動「改土歸流」,可是當地在明清鼎革之時仍是由世襲的土司治理:這些土著領袖雖然名義上是朝廷的官僚,可是實際運作時卻是實行君主制的自治政治實體。不過到了胤禛在位期間,朝廷大規模廢除西南山區的土司,改由派任的地方官治理,又把當地土著編入里甲。清帝國在西南山區落實直接管治後,透過推廣儒教禮儀將當地土著「教化」為漢人。可是有異於嶺南和東南沿海,西南山區的經濟發展比較落後、也欠缺足夠的在地官僚知識階層,令當地的文化融合遠遠比不上制度上的統合。
 
清帝國在面對內亞族群時,既強調愛新覺羅(Aisin Gioro)皇族與孛兒只斤氏的血緣連帶,亦透過藏傳佛教於當地推行認信國家建構:在東亞大陸扮演儒教正統守護者的清帝國,在內亞則會以轉輪王(Chakravarti Raja)的形象扮演保護佛教的皇帝菩薩。清帝國為贏得篤信藏傳佛教的蒙古人之尊敬,介入西藏的政治和教派紛爭,從而獲得對藏傳佛教的詮釋權。第五世達賴喇嘛阿旺羅桑嘉措(Ngawang Lobsang Gyatso)於一六四二至一六八二年在位期間,為推動禮儀改革而在所屬的格魯派(Gelug)引入其他教派的傳統,激起保守派僧侶的不滿。教派衝突在詩人倉央嘉措(Tsangyang Gyatso)於一六九七年坐床繼任為第六世達賴喇嘛之後全面爆發,在倉央嘉措於一七〇六年失蹤後,準噶爾汗國就乘機把勢力擴展到西藏。玄燁於一七二〇年決定出手介入,冊封格桑嘉措(Kelzang Gyatso)為第七世達賴喇嘛,並派兵護送他到拉薩。此後西藏成為清帝國的保護國,而朝廷亦透過金瓶掣籤(Gser bum skrug pa)決定藏傳佛教各教派祖古(Tulku,俗稱活佛)的繼任人選。清帝國君主以皇帝菩薩的姿態,平息藏傳佛教的教派衝突,從而在內亞族群面前確立其管治威信。
 
準噶爾汗國在十八世紀持續與清帝國交戰,並曾在一七三一年於和通泊(Hoton Nor,位於蒙古西北與東突厥斯坦接壤處)重挫傅爾丹(Furdan)率領的清軍。不過其後朝廷調整策略,暫時與準噶爾汗國議和、並容許他們與清帝國通商:不過隨著雙邊貿易的擴展,清帝國開始透過經濟壓力與準噶爾就領土問題討價還價。準噶爾大汗噶爾丹策零(Galdan Tseren)在一七四五年逝世後,其諸子即為爭奪汗位而互相攻伐,而原先效忠準噶爾汗國的部族亦紛紛出逃。清帝國抓住這個機遇,於一七五五年派遣兩支各有二萬五千人的部隊兵分兩路入侵中亞,並於同年初夏開進首都固勒扎(Ghulja,今伊寧),準噶爾的殘餘勢力其後於一七五九年被徹底消滅:清帝國在這場戰爭中不擇手段,不惜以種族滅絕的手段對付準噶爾人,並乘機侵佔天山山脈一帶的中亞地區。其後清帝國把侵佔得來的東突厥斯坦(Sherqiy Türkistan)稱為「新疆」,並駐軍抗衡正在東擴的俄羅斯。
 
元帝國過往實行雙首都制度,君主在夏季前往位於內亞的上都、並於秋冬回到海河流域的大都(今北京)。而玄燁以來的清帝國君主,每逢夏季則會前往北京東北一百七十七公里、位於長城以外的熱河木蘭圍場(Muran i aba)狩獵。其後清帝國於一七〇三年在熱河修建避暑山莊,在這座行宮附近廣設藏傳佛教與漢傳佛教的寺廟,並於當地設立承德府。此後熱河就成為清帝國在內亞的行政樞紐。清帝國按照游牧族群的傳統,邀請滿人和內亞的權貴前往木蘭圍場與皇帝一起狩獵,讓已經在東亞大陸定居的滿人重拾作為游牧族群的歷史記憶,繼而確立他們作為統治族群的特殊身分認同。他們也在狩獵時練習騎馬、精進箭術,為未來可能的軍事動員做好準備。清帝國的君主亦會與未納入蒙古八旗的內亞部族一起狩獵,向他們展現「內外一家」的風範,從而與這些部族建立互信。

清帝國也在行宮外蓋建西藏或印度風格的佛教寺廟,向來自內亞各地的來賓展現君主作為皇帝菩薩的一面,並展露清帝國在內亞、青藏高原和中亞的顯赫戰功。在狩獵和宗教儀式過後,清帝國的君主會在避暑山莊的萬樹園召見內亞權貴討論政務。清帝國在管治十八行省以外的地域時,採取異乎儒學正統的統治手法,按照各地的文化風俗與政治文化確立政權認受:清帝國的皇室在各地不同的縱向權力結構當中,都處於金字塔結構的頂端,使君主能夠透過壟斷權力穩定地統率其多元帝國。
 
作為東亞大陸主流族群的漢人,起初多以事不關己的態度看待清帝國的擴張政策:官僚知識階層的儒學傳統,向來都主張透過品格修練「德化四夷」,認為涉外戰爭是勞民傷財的「好大喜功」。在十九世紀初,漢人官僚知識階層在地方社會組織民兵協助朝廷平定由經濟衰退引發的動亂後,開始被朝廷委以重任。隨著漢人的地位在朝廷獲得提升,其地方民兵被整編為清帝國的主力部隊,官僚知識階層的中華想像亦從十八行省擴展到涵蓋東亞、內亞、中亞和青藏高原的地域。他們抱著「文明開化」的使命,想要把東亞大陸的欺負鏈結構延伸到這些「尚未開化」的邊疆。清帝國在一八七〇年代,讓左宗棠率領在湖南募集的部隊到中亞鎮壓叛亂,大批漢人官僚知識階層亦隨軍到「新疆」推廣儒學禮儀:這種「文明開化」卻為當地帶來殖民主義的壓迫,甚至釀成種族滅絕的慘劇。
 
清帝國在十九世紀,於經濟和軍事上遭受西方帝國擴張的衝擊。雖然市場貨幣經濟能夠在清帝國蓬勃發展,可是這種經濟體系與西方資本主義之間的距離,亦隨著工業革命於十八世紀在西方的開展而越拉越大。官僚知識階層習慣以價低者得的方式剝削從事手工業的貧民,把差價都放進自己的口袋,令手工業無法透過資本累積提升技術:這樣東亞大陸以家庭為單位的小作坊,就無法像西歐和其後的日本那樣轉型為有規模的工廠。清帝國亦缺乏有效的銀行制度和融資體制,商人只能以田產和房產作為投資與儲蓄的手段,而朝廷的財政收入亦過度倚賴地稅,社會整體也因此缺乏金融創新的動機。清帝國固有的市場貨幣經濟,雖然能夠於十九世紀中融合為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一員,卻為上述各種限制而於全球競爭中陷於劣勢。

西方帝國主義的挑戰,亦為清帝國的認信國家建構帶來衝擊:官僚知識階層在新形勢的發展下,逐漸拋棄過去一個半世紀的保守心態,嘗試從海外引入各種近代化思潮。不過縱使東亞大陸於十九世紀因為西方的衝擊而面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其近代化過程卻絕對不是純粹的「西化」,反倒是東亞大陸原有社會動態的延伸。官僚知識階層在近代化思潮引入的過程始終扮演主導角色:雖然近代化改革的提倡者與守舊拒變的官僚知識階層有過激烈的爭辯,可是他們都屬於官僚知識階層內部的少壯派。他們與保守的論敵一樣,都認為自己掌握著超越價值的詮釋權,亦同樣把普羅民眾視為尚待啟蒙的「愚夫愚婦」:他們只不過把過往的四書五經,置換成《天演論》和《資本論》這類近代經典。就像昔日到地方社會設立鄉約的知識人、或是到民間社會講學的陽明學者那樣,近代化的提倡者同樣把自己當成「為民前鋒」的先鋒黨,意圖透過既有的欺負鏈結構為啟導民眾:只是過往知識人傳授的是品格修練的心得,而當今的學人則在宣講改革或革命的真理。
 
而源自西方的各種黨國主義,亦因為官僚知識階層固有的先鋒黨心態,得以迅速地在東亞大陸落地生根。提倡近代化的官僚知識階層少壯派,則像十九世紀中葉的前輩們那樣,把清帝國在十八行省以外疆域都視為「中華」的一部分:在西方帝國主義的軍事威脅下,他們更抱有「寸土不讓」的心態,把清帝國在十七至十八世紀侵佔的地域都視為「中華」國家「自古以來」的「神聖領土」。隨著清帝國的統治於二十世紀初無以為繼,這些近代化領袖就把「中國」一語當成國號,並將東亞大陸諸帝國之間既有傳承、亦有斷裂的歷史,粗暴地都歸納為「中國」歷史的一部分,藉此把文化、語言、歷史、族群構成迥異的廣闊地域,都當成「中華民族」五千年來不可割裂的「生存空間」(Lebensraum)。部分思想前衛的官僚知識階層,則成為服膺於黨國主義的革命派,並動用社會的欺負鏈結構推動「國民革命」或「共產革命」。

而東亞大陸社會的欺負鏈結構,先是發展出中國國民黨的類法西斯體制,最終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演變成黨國領導幹部、幹部帶領單位、單位管理人民的「民主集中制」體系:「新中國」的統治者,把四書五經改換成黨國教條、把君主置換成黨國中央領導人、把官僚知識階層改換成(官僚知識階層出身的)黨國幹部。雖然與昔日的官僚意識階層相比,黨國體系的各級成員都被置於嚴密的組織結構之中,而不是昔日那種單靠共同意識形態接連起來的鬆散架構;過往由宗族和家庭所扮演的角色,則由直屬黨國中央的基層幹部所取代。不過新體系仍維持著舊體制的欺負鏈結構,並以同樣的邏輯達成更堅固的中央集權。而這種黨國集權政治的最終目標,就是要讓人民團結促進國家的富強,從而使「中國」恢復帝國鼎盛時期的風華,統合橫跨東亞、內亞、中亞和青藏高原的「生存空間」,從而達成「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如此東亞大陸帝國的欺負鏈結構,反倒在近代化的過程中變得更為牢固,不單為政治平等的實踐帶來難以克服的障礙、同時亦成為「新中國」推動帝國擴張和威權主義的助力。
 
不過東亞大陸在十九世紀以後的歷史發展,以及其後「中國」如何透過國族主義的偽裝,仿效西方帝國主義的樣式確立自身的霸權主義,則是需要另文討論的大題目。要理解東亞大陸的近代化,我們亦必須同時理解東亞沿海的歷史發展,並比較兩地從上古到中世、從中世到近世、從近世到近代的歷史演變。而這樣的討論若要得以圓滿,筆者不得不作出更深入的探究,以另外兩本書的篇幅娓娓道來。

《醬缸裏的欺負鏈:東亞大陸帝國意識形態的起源【上古到近世】》自序、簡介、目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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醬缸裏的欺負鏈:東亞大陸帝國意識形態的起源【上古到近世】

作者: 徐承恩  
出版社:左岸文化  
出版日期:2025/04/23
ISBN:9786267462508



序
自序
 
  筆者過往十數年的著作,內容大多圍繞著香港本土史。自負點說,筆者也算是香港本土史觀的奠基人之一。不過本人並非孤立主義的信徒:事實上國族主義(Nationalism)的主張,涵含著對國際關係的平等願景。國族自決(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的觀念,主張但凡擁有歷史文化連帶的社群(Community,又譯為共同體),都應該根據主權在民(Popular Sovereignty)的原則自行管治。這樣的主張,在邏輯定義上就已經是對帝國主義擴張的否定,並指定(Prescribed)理想的國際政治秩序,理當由民主國家以平等協商的方式維繫。
 
  主權在民的內政原則、以及平等協商的外交原則,把國族主義與好戰沙文主義(Jingoism)區別起來:國族自決不只是國民政治意識的覺醒,也是社群倫理價值的開端。新生的國民欲要取得全民共享的主權,就得肩負隨之而來的社群責任,以求成為國族以及人類全體的祝福。在猶太人的起源傳說中,上帝在以色列人走進迦南美地前,讓摩西告誡他們不要以為「上主領我得這地是我的義」,反倒提醒他們要記得上帝「為孤兒寡婦申冤、愛護寄居的,賜給他衣食」。當猶大王國面臨埃及、亞述、巴比倫這些帝國的夾擊時,先知卻通過神諭譴責該國已淪為所多瑪的姊妹,「都驕傲,糧源充足、大享安逸,卻不扶持困苦和貧窮人的手」。社群的建立,就是要為同伴和世界負起責任。國族自決的十字架,也是同樣的沉重:國族主義若要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就必須本於超越的社群價值,把本土鑲嵌(Embed)到國際社會當中,使世界能本於主權在民和平等協商的價值止於至善。
 
  是以筆者一直希望能夠從世界史的角度,重新檢視本土史的各種認知,使其能夠於世界的大舞台上站穩陣腳。而東亞史的研究,則是達成這個目標的關鍵。筆者在《思索家邦》中曾經寫過幾篇文章,試圖以東亞沿海世界的經驗豐富本土史的主張,可是如今卻對當中的主張不甚滿意。如今筆者因流亡海外而被迫退休,卻反倒獲得上帝豐富的供應,故特此重新梳理東亞自上古到近代的歷史,從根本上思考本土在東亞史和世界史上的定位。
 
  筆者才疏學淺,學歷只有哲學碩士的程度、也未曾於博士班受過訓練,是以只能吃力地以土法煉鋼的方式潛心苦讀。幸得業師陳健民撥冗指點,這本著作才能夠以目前的方式呈現:健民師曾用心檢視拙著,從而能夠在十數分鐘內逐一指出初稿內的要害。業師昔日在香港時,曾經為爭取自由民主而身陷囹圄,如今又為推動臺灣的香港研究以勞心焦思,但願上主的平安一如以往地常與他同在。練乙錚老師的建言,也令筆者獲益良多,感謝他願意為拙著賜序。此外陳弱水老師、吳介民老師、吳豪人老師、孔誥烽老師和黃春生牧師都讀過初稿,並提供寶貴的意見。不過筆者剛愎自負,是位固執己見的壞學生,若拙著有任何不足或錯誤的地方,全都是筆者自己一人的責任。
 
  本人的作家生涯,有賴左岸文化同工多年來的包容,使我們在過往的出版計劃中都能合作愉快。在臺灣的一眾義弟義妹,以及少數不離不棄的家人,都曾給予無法數算的支持,在此且不逐一道出姓名。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日
近畿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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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何以平等政治的實踐,在東亞總是窒礙難行?極權主義的惡靈,一直在東亞大陸的上空迴旋,而東亞沿海國家爭取自由民主的進程,亦是崎嶇難行。本書作者認為這個現象,並不能單純歸咎於個別政權,而必須在長時段(longue durée)的歷史中尋找答案。
 
  作者透過宗教社會學的視野,指出東亞大陸文明對超越價值(transcendental values)的理解,從一開始就出現偏差:東亞大陸的知識人在古典時代,執迷於尊卑分明的「忠」與論資排輩的「孝」,而無法真正理解超越價值的概念。根據此等邏輯形成的擬家族組織,最終形成層層壓迫的超穩定社會結構,令東亞大陸無法確立公義觀念、也未能出現真正意義上的公民社會。
 
  而這樣的帝國政治意識形態,既令皇權能夠不受宰制地膨脹,亦在官僚知識階層滋生「為民作主」的先鋒黨主義。後者在近代片面挪用源自西方的革命思想,依據東亞大陸的社會紋理推動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黨國主義,披著國族國家的外衣建構階級分明的極權帝國。作者認為包括臺灣和香港在內的東亞沿海國家,都必須基於自由民主的普遍超越價值立志「反中脫華」,擋住東亞大陸帝國意識形態對自由世界的侵害。
 
專文推薦
 
  練乙錚,香港經濟學學者
 
名人推薦
 
  孔誥烽,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偉森費特政治經濟學教授
  吳介民,中央研究院社會學所特聘研究員
  陳健民,中央研究院社會學所客座研究員
  黃春生,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濟南教會主任牧師
 
好評推薦
 
  要控制人民,先要控制歷史。中共深明此道,所以對歷史詮釋的壟斷,尤其執著。習近平不斷強調他的中國夢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繼承了中國「五千多年連綿不斷文明歷史」,而所有黃皮膚黑眼珠的「海內外全體中華兒女」,都在這個文明之內。即是說,全世界的華人,都應該受到北京政權的指揮與統治。棄醫從文的民間學者徐承恩醫師,集合了亞洲史、中國史研究百年來的浩瀚成果,戳破了此一大中華種族主義與帝國主義史觀,為渴望自由自主的東亞人,提供了能醫治中華奴才病十分有力的心靈藥方。──孔誥烽/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偉森費特政治經濟學教授
 
  柏楊說中國文化像醬缸,禁錮個人思想、假道學、搞小圈子。徐承恩是不受拘束的民間學者,把醬缸論往前推了一步,發明了「欺負鏈」這個名詞,果然有見識上的勇武精神。──吳介民/中央研究院社會學所特聘研究員
 
  徐𠄘恩棄醫從文,最早曾和我合著一些平實的論政文章,其後以本土觀點重整香港歷史,找到了生命的著力點。香港的命運受制於中國,而中國政治呈現的各種病態均有其歷史文化脈胳。他在此書中批判中國傳統意識形態如何箝制自由的心靈,亦是源於對香港命運的關懷。──陳健民/中央研究院社會學所客座研究員
 
  從文明深層結構出發,徐承恩以冷靜犀利的筆觸,剖析東亞政治文化的根源病灶,揭示極權如何成為毀滅民主社會的鬼魅。對台灣與香港而言,本書不僅是一部思辨力極強的歷史診斷,更是一份民主陣營的清醒提醒——唯有認清東亞大陸意識形態的內在邏輯,方能真正走出殖民與帝國的雙重幽靈,堅定走向自由普世的未來。──黃春生,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濟南教會主任牧師

    徐承恩十年磨一劍,成果斐然;我本來就是他的擁躉,如今更刮目相看。──練乙錚/香港經濟學者

  (依姓氏筆畫排列)
 

作者簡介
 
徐承恩
 
  出生於香港,曾為兼職舞文弄墨的專業人士,討厭工作。後因庚子政變流亡海外,惟因禍得福,自此以讀書寫作為業。現為臺灣國民,寓居近畿江邊。
 
  身為本土派,卻厭惡自己族群的劣根性,奉公義憐憫等普遍價值為立國之本。年逾四十,仍然相信社會主義,卻無法忍受先鋒黨主義的傲慢,嫌棄唯物主義藐視人性的精神面向。篤信基督、尊敬佛祖、仰慕民間信仰的樸素情懷,惟獨抗拒尼采的狂粉。對靈性有所追求,卻不願恪守教條清規,堅信忠誠與放蕩能夠並存。自相矛盾的存有,就如人類社會的本質那般。
 
  著有《城邦舊事: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思索家邦:中國殖民主義狂潮下的香港》與《未竟的快樂時代:香港民主回歸世代精神史》。研究興趣包括東亞沿海國家的本土史、東亞沿海世界與東亞大陸帝國之角力,以及東亞模式近代化與自由民主的互動。
 
目錄

推薦序  層級壓迫社會與中國民主化的困境/練乙錚
自  序  

緣  起  平等政治的東亞困境
第一章  忠孝一體的帝國神學
第二章  新興思想的挑戰與屈從
第三章  中世帝國體系的創建與衰落
第四章  近世轉型的陣痛與挫折
第五章  以地方包圍中央的新正統
第六章  認信國家建構與聖王專政
第七章  近世世界帝國的大棋局
第八章  欺負鏈結構的形成
第九章  形塑中華的外來者
後 記  互為主體的東亞沿海世界

注釋

丹麥議會通過與美國國防合作協議之戰略意涵

2025 年 7 月 30 日

丹麥新通過的雙邊國防合作協議(DCA)實質上是 2023 年協議的進階版;
圖為2023年丹麥總理佛瑞德里克森(右)宣布和美國達成雙邊國防合作協議(DCA)。圖片來源:丹麥國防部

一、前言

川普(Donald Trump)總統雖然曾表達想要買下格陵蘭(Greenland)的想法,但遭丹麥拒絕,民調顯示格陵蘭人民也高達八成不願成為美國的一部分。然而,根據《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報導,丹麥總理佛瑞德里克森(Mette Frederiksen)以防範俄羅斯擴張為由,向議會提出有關美國的「國防合作協議」(Defense Cooperation Agreement, DCA)草案。最終,6月11日議會以 94票支持、11票反對的壓倒性投票結果通過協議。

此外,在丹麥議會通過該協議之後,美國國防部即將格陵蘭的責任區由原歐洲司令部(European Command),調整為北方司令部(Northern Command),從丹麥及美國兩件事的連動,可以看出丹麥正加強與美國國防合作,對於格陵蘭、丹麥及北歐地區,將獲得美國更大的軍事保護,殊值關注後續發展。本文分從俄羅斯對於歐洲的威脅、丹麥與美國國防合作協議、戰略意涵及政策建議等面向,析論如後。

二、俄羅斯對於歐洲的威脅

俄烏戰爭已經持續三年多,川普總統雖然強力介入斡旋,但普丁似另有盤算,以致川普無功而返。嗣後,川普總統決定經由北約加大對烏克蘭的援助,希望經由強化烏克蘭的打擊能力,逼普丁上談判桌。此外,俄羅斯國土廣袤,與波羅地海國家立陶宛、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及波蘭國界接壤。另外,與北歐國家芬蘭、挪威國土緊鄰,其餘北歐國家如瑞典、丹麥亦有地緣關係。由於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讓與其有地緣關係的國家時刻保持警覺。對於丹麥而言,格陵蘭地廣人稀,在俄羅斯對格陵蘭虎視眈眈的情況下,以丹麥一己之力,很難顧其周全。

三、丹麥與美國國防合作協議

丹麥總理佛瑞德里克森對於川普想買下格陵蘭的豪語,伊對川普言論曾斥為荒謬,並謂格陵蘭屬於格陵蘭人,格陵蘭是非賣品,該島的未來應由其居民決定。如今基於北歐地區、丹麥及格陵蘭安全,伊向議會提出DCA草案,並獲得議會高票支持通過該協議,從其贊成票與反對票比例懸殊,可知該協議並無多大爭議。就丹麥及格陵蘭安全而言,丹麥議會所做的決定實屬明智之舉,該協議給美國的特權主要聚焦軍事部署、駐軍管轄及軍事物資進出,相關內容摘整如表一。

表一 丹麥與美國國防合作協議內容摘要
項次內容
一美軍可以在格陵蘭島建立軍事設施,無須事先獲得丹麥政府同意。
二美軍在格陵蘭島犯罪,丹麥法院無權審理。
三美軍軍民物資進出、相關公司的經營活動,不受丹麥稅法約束。
資料來源:Newtalk新聞與鉅亨網等媒體

四、戰略意涵

川普總統欲掌握、買下,或者佔有格陵蘭的意圖非常明確,渠於1月20日就任總統迄今六個月時間,已達成掌控格陵蘭目標。丹麥與美國之DCA,除了增進丹麥及格陵蘭的安全之外,對於地緣政治亦將產生連動,其凸顯之戰略意涵,歸納如後。

首先,丹麥新通過的DCA實質上是 2023 年協議的進階版,其特別處在於明確美軍可在基地外進行軍事活動,包括駐軍、預置裝備和實兵演練。此外,DCA賦予美軍丹麥司法豁免權,對於犯罪美軍將交由美國軍事法庭審理,美軍憲兵也可對丹麥平民實施管控。這種讓渡丹麥部分主權給美國的協議,代表丹麥將更加依附美國所提供的安全保障。

其次,格陵蘭地處進入北極的重要門戶,為美國、中國與俄羅斯兵家必爭之地。隨著全球氣候變遷北極新航道逐步開放,格陵蘭可能成為連接歐洲、北美與亞洲的貿易轉運樞紐。此外,格陵蘭蘊藏豐富的稀土、鐵、銅、鋅、鉛、鎢、鎳、鑽石、黃金、銀、天然氣及潛在石油資源,也成為各國競相布局的目標。丹麥與美國的DCA除了延伸美國軍事與經濟影響力之外,美國垂涎的稀土似已是囊中之物。

再次,丹麥做為北約成員國,必須履行北約義務,丹麥需要向波羅的海國家派駐軍隊,而其為俄羅斯鄰國。然而北約(NATO)成員國會員眾多,若僅依靠NATO共同安全保障第五條(集體防禦條款),在無DCA的情況下,丹麥是否能列入美軍優先支援的國家,難以獲得保證。有了與美國之DCA,丹麥國土、格陵蘭,以及派駐在波羅地海的丹麥部隊,便能優先獲得美軍支援,同時強化對俄羅斯的威懾。

五、政策建議(代結語)

丹麥與美國之DCA,進一步引進美軍大規模部署格陵蘭的可能性,對於北歐及波羅地海的安全也會起到積極作用,我宜持續注蒐後續發展,研提政策建議如後。

(一)密切關注丹麥與美國DCA後續執行

丹麥議會通過與美國的DCA後,開放美軍在格陵蘭的駐軍,讓美國在該區的部署更加靈活,而丹麥獲得美軍在緊急情況下的優先支援。此外,美國高科技極仰賴稀土,隨著丹麥與美國的DCA,則該島占世界第八的150萬噸稀土儲量,也盡在美國掌握之中,讓中國想要以稀土做為籌碼的意圖破功,我宜持續關注DCA後續執行。

(二)考量參與美對格陵蘭稀土開發合作

我國高科技產業對稀土需求量大,據悉2024年我國從中國進口的稀土金屬混合化合物(無機+有機)就高達6,070噸,占總進口量的86.1%,顯示我國稀土需求極易遭中國卡脖子。未來我國除持續加強稀土回收利用,也應尋求從其他國家獲得管道。我國可尋求與美國就格陵蘭礦產開發進行合作,尤其是稀土方面,確保稀土獲得來源無虞。

(三)支持我國有關極地考察與研究合作

近年來,我國生技醫療在政府有計畫支持與推動下,生技產業可謂蓬勃發展。據悉我國參與南北極考察目的有二,增加對生物多樣性的瞭解及採集做為研發新型藥物之用。職是之故,政府有關部門,應積極支持我國極地考察,並尋求與美國及其他民主夥伴國家合作,進一步強化我國新藥研發實力。

參考資料
中文
一、李建緯,Newtalk新聞,〈俄羅斯遭雙面夾殺!格陵蘭軍權大開美國後門 高加索「百年走廊」也俄退美進〉。
二、陳韋廷,鉅亨網,〈主權讓步換安全 丹麥議會壓倒性通過爭議法案 允許美軍存在+儲存核武器〉。
三、國防安全小組,思想坦克,〈川普直指買下格陵蘭之戰略意涵〉。
四、國防安全小組,思想坦克,〈美國將格陵蘭責任區劃歸北方司令部之戰略意涵〉。
五、穆罕默德.薩納吉拉,半島電視台,〈世界十大稀土生產國〉。
英文
Teri Schultz, DW, Demark finalizes US defense deal despite Greenland gripes.



「台灣智庫」秉關心國防事務,編組「國防安全小組」,深入研究國防相關議題,並提出政策建議(詳見思想坦克 Voicettank「國防安全」專欄),盼有助國防事務的改革與精進。未來「台灣智庫國防小組」將在既有基礎之上,持續擴大研究能量與提出建言,為國防事務改革做出實質貢獻。


傅国涌:“中国的高尔基”还是“中国的伏尔泰”——盖棺论定说鲁迅

傅国涌
知乎 / 楚风人文


上个月在东京神保町的山本书店淘到一本旧书《鲁迅先生纪念集》,是根据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1937年初版影印的。2023年10月19日,离鲁迅去世已八十七年,在时间的缝隙里,再也没有肉身的周树人,而精神的鲁迅依然在呼吸,在上海,也在东京。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生命并不等同于周树人的生命。

1936年10月19日早晨五点二十五分,他的心脏停止跳动。当天,上海的《大沪晚报》《大晚报》《华美晚报》《大美晚报》就刊登了“中国文坛巨星陨落”“中国文坛失巨星”“文坛巨星陨落”的消息。从第二天起,香港、上海、北平、山西、九江、无锡、青岛、厦门等地的大小报纸纷纷发出新闻和评论,多数的报纸都给鲁迅盖棺论定——

香港《珠江日报》称其为“中国新文化运动领导者”,上海《铁报》称其为“文化巨人”“伟大的作家”,香港《港报》称其为“世界前进文学家”,上海《华美晚报》称其为“中国左翼文坛领袖”,上海老牌的《申报》称其为“我国文坛巨子”,北平《世界日报》称其为“划时代的作家”,香港《港报》称其为“民族解放的文化战士”……铺天盖地都是“巨星”“巨子”“巨人”“文豪”“导师”“战士”之类的论定。

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致函蔡元培,称鲁迅“为世界一大文豪,尤系苏联国之至友”;又致电中苏文化协会,称鲁迅为中国杰出作家。苏联作家协会也致电中苏文化协会,称鲁迅为“中国之进步作家”。

引起我注意的还有几家小报的评价,上海《广东报》称他是“中国文坛之唯一领袖”“我国文坛最英勇的战士”,《上海报》称其为“文坛唯一权威者”,《上海日日新闻》(晨刊)称其为“中国文坛底最高峰”。用的都是“最”“唯一”这种顶格的词汇。上海厦门话拉丁化研究会送来的挽辞称:“向我们最伟大的文学家、语文运动的先导者鲁迅先生致最后的敬礼。”韩国一个青年敬献的挽辞甚至说:“弱小民族的救星死了”。

唁电、挽联、悼文……几乎让人眼花缭乱,郁达夫称他是“伟大的人物”,张西曼的唁电称其为“民族解放思想导师”,丁玲唁电称其为“几十万青年……最受崇敬的导师”,北平作家协会给许广平的唁电中称鲁迅为“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伟大战士”,胡愈之称他是“民族革命伟大斗士”,天津《益世报》社评说他“不愧是中国新文艺运动中一位导师”,《山西党讯》发表“行者”的文章称他是“我们民族的巨人”,北方文艺协会给许广平来信称他为“中国最伟大的文化斗争的战士”,上海市学生救国会称他是“伟大的导师”,北平东北大学第一分校学生自治会来信称他是“民族革命伟大的导师”,上海工人救国会称他为“民族之光”……这一切都和覆盖在他遗体上的“民族魂”三个字相呼应。

影响巨大的《大公报》于10月20日在大篇幅报道鲁迅去世的消息同时,刊登了一则王芸生执笔的不署名短评《悼鲁迅先生》,全文不足三百字:

文艺界巨子鲁迅(周树人)先生昨晨病故于上海,这是中国文艺界的一个重大损失。

他已是世界文坛上的有数人物,对于中国文艺界影响尤大。自《呐喊》出版,他的作风曾风靡一时。他那不妥协的倔强性和那嫉恶如仇的革命精神,确足代表一代大匠的风度。他那尖酸刻薄的笔调,给中国文坛划了一个时代,同时也给青年不少不良影响。

无疑的,他是中国文坛最有希望的领袖之一,可惜在他晚年,把许多力量浪费了,而没有用到中国文艺的建设上。与他接近的人们,不知应该怎样爱护这样一个人,给他许多不必要的刺激和兴奋,怂恿一个需要休息的人,用很大的精神,打无谓的笔墨官司,把一个稀有的作家的生命消耗了。这是我们所万分悼惜的。

“他那刻薄尖酸的笔调,给中国文坛划了一个时代,同时也给青年不少的不良影响。”这句话立马引起了一些人的愤怒,正在守灵的青年作家巴金“气得几乎跳了起来”。《大公报》的年轻编辑萧乾当即去找老板胡政之辞职抗议。

这在当天算是一个小小的风波,《大公报》马上在《文艺》版刊登一篇同样不署名的悼念文章,作为弥补。

10月19日,鲁迅去世当天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就致函蔡元培,“周先生为世界一大著作家,亦系中国之‘高尔基’。”

高尔基四个多月前已离世。

同一天,《上海每日新闻》(夕刊)的新闻标题就是《中国的高尔基 鲁迅氏终于逝世……》。第二天的上海《社会晚报》报道:

文星陨落:各界凭吊 殡仪馆内瞻仰鲁迅 “中国高尔基”盖棺前夜。

大同大学时事研究会送来的挽辞写着:“悼我们的高尔基——鲁迅”。

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社会活动家张西曼送来挽联:

继国父孙中山以后一人,为民族解放斗争而死;

作文豪高尔基同时战友,奠黑暗时代光明之基。

景光文艺社同人的挽辞写着:

倡民族复兴像土国凯末尔

在文坛驰誉如苏联高尔基

这么多人不约而同地称鲁迅为“中国的高尔基”,稀罕的是将鲁迅与他的同龄人、土耳其共和国缔造者凯末尔相提并论,其实也不大恰当。

同样稀罕的是将鲁迅称为“中国的伏尔泰”,《大公报》当时曾译载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悼文《中国的伏尔泰 一个异邦人的赞词》,开篇这样说:

鲁迅是现代中国文坛一个最重要的人物,他是可以比拟于:苏俄的高尔基;法国革命时的伏尔泰;罗曼罗兰;巴比塞;今日的A·纪德等几个仅有的,在民族史上占有光荣的一页的伟大作家。

后面接着说:

鲁迅之于中国,其历史上的重要性更甚于文学上的。可惜关于他一生伟大的事迹,在中国、苏联、日本诸国以外很少人能够知道。

……

他以一支尖刻、残酷的笔,冷嘲热骂的撕毁了“道学家”的假面具,针砭了一切阻滞中国民族前进、发展的封建余毒。像伏尔泰写他的《憨弟达》(Candide)的动机,是为打破“定命论者”的谬说——永久的“宽容”呵;鲁迅也是藉着阿Q的人生观来讽刺中国人的“定命论”对于“穷苦”“虐政”……一切环境的不良,伏尔泰是高喊“反抗”而切恨“宽容”的,是他燃起了法国革命。同样的,鲁迅是更努力的在激发中国大众的情绪来反抗一切精神上物质上,不可忍受的痛苦,拿鲁迅与伏尔泰相比拟,真是最恰当不过。对于“封建制度”的抗战中他们在不同的国度里,却同是一员猛将。在另一点讲,伏尔泰对于当时法国文化上的贡献是“集其大成”;同样的,鲁迅也在文学著作、文学批评,古代和近代艺术上……多方面的努力。并且藉翻译及其他方法,灌输世界新知识给事事落后的中国。鲁迅是不甘心于仅仅作一个“文人”的,他在实际的行径中表现自己——不像其他的知识分子。同时,他又是一个自然和社会科学的研究者。(蕊译)

埃德加·斯诺那时还没写出《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译文所谓“封建余毒”“封建制度”这些表述今天看来也不准确,早在秦始皇建立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之后中国就已告别了“封建”,鲁迅的批判对象主义是专制文化。伏尔泰(1694—1778)是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巨子,文中提及的《憨弟达》(Candide)是1759年出版的小说《老实人》,也是他的重要代表作之一。他在漫长的一生中写出了《哲学通信》《路易十四时代》《风俗论》等传世之作,用他的鹅毛笔呼唤了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旗帜的法国大革命。

称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是从他的文学创作着眼,他在晚年曾介入左翼文学运动,临终前没多久还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事实上,他的主要作品《呐喊》《彷徨》《野草》乃至《朝花夕拾》等都是在定居上海“且介亭”之前完成的,与高尔基的文学道路也不大一样。

称鲁迅是“中国的伏尔泰”则是就他对启蒙的贡献而言,这是贯穿他一生的努力,特别是他在北京《新青年》《晨报》副刊等报刊发表的作品。“五四”新文化运动当时就被来华访问的几个西方哲学家称为“启蒙运动”,法国的德日进、美国的杜威和英国的罗素等人在论及中国的文章中都认为:“中国人追求新文化的狂热,似乎就是一个半世纪前欧洲启蒙运动的翻版。”(【美】舒衡哲《中国的启蒙运动》)遗憾的是“五四”启蒙时代持续三四年就夭折了,但鲁迅作为这一启蒙时代的主要代表,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几乎都是知识界的共识。

可以肯定的是,自鲁迅离世,“中国的高尔基”这一面几乎掩盖了“中国的伏尔泰”这一面。自1936年10月19日以来,八十七年间,鲜有人留意《大公报》转译的斯诺这篇《中国的伏尔泰 一个异邦人的赞词》,也未见有人将《阿Q正传》与《老实人》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分析。“中国的伏尔泰”其名一直不彰, 这篇文章从一开始就淹没在了海量的鲁迅悼文之中。

“中国的伏尔泰”一说为何在1936年秋天惊鸿一瞥之后,再也没有激起回响?这是不是也值得追问一下。

呜呼,八十七年也不过一瞬。

2023年10月19日东京郊外天蓝云白,鲁迅殁后八十七年

(这篇小文初稿完成前后与景凯旋先生有过两次讨论,他的想法给了我有益的启发,他还特意帮我查了舒衡哲的书。)

发布于 2023-10-20 06:35・福建

高华:同盟会的“暗杀时代”

作者:高华 

一

先来解释一下标题中的两个名词。

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亦称为中国革命同盟会,是中国清朝末年,由孙中山领导和组织的一个全国性的革命政党。同盟会在1912年造成大清帝国的覆亡,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政权——中华民国的建立。

1905年7月在日本黑龙会领袖内田良平的牵线下,孙中山在东京倡导筹备成立中国同盟会。8月20日中国革命同盟会成立,后为避免日本政府反对,改名为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长,辅助总理计划一切;除制定了《军政府宣言》、《中国同盟会总章》和《革命方略》等文件外,还决定在国内外建立支部和分会,联络华侨、会党和新军,成为全国性的革命组织。

同盟会的前身是1894年成立的广东兴中会(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等)和1905年成立的湖南华兴会(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并联络1904年成立的江浙光复会(陶成章、章炳麟、蔡元培、秋瑾等)共同组成。同盟会确定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6字纲领。同盟会与孙中山设想的共和政府组织一致:在总理下设行政、立法和司法3个部,这实际上是三权分立的原则。同盟会发行《民报》作为机关刊物,与保皇派、改良派展开激烈论战,成为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

同盟会在国内外各地建立支部,国内有东、西、南、北、中5个支部,分布于华南、华中、华北及东北各地,国外有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4个支部;并在各省区设立分会,国内包括香港共21个,国外24个。同盟会成立不到一年,会员就发展至万余人,主要成员来自农、工、商3个阶层,以中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为多。

同盟会曾在中国多处组织起义,试图推翻清政府,但都没有成功。自1906年起,同盟会联合地方会党,先后发动了萍浏醴起义(1906年12月)、黄冈起义(1907年5月)、七女湖起义(1907年6月)、钦廉防城起义(1907年9月)、镇南关起义(1907年12月)、钦廉上思起义(1908年3月)、云南河口起义(1908年4月)、广州新军起义(1910年2月)和黄花岗起义(1911年4月27日)。其中1906年萍浏醴起义是同盟会成立后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是太平天国以后中国南方爆发的一次范围最大的反清革命斗争,牺牲义军将士及其亲属逾万人;黄花岗起义参与及牺牲者多为同盟会骨干成员,被称为"拿大将当小兵用",可见意志之决绝,行动之壮烈。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掀起全国规模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统治。有学者认为武昌首义虽然有同盟会的成员参加,同盟会并未起领导作用,但从整个辛亥革命的进程、性质和影响来看,同盟会的领导作用和中坚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所谓"拼将廿年烈士血,浇得辛亥共和花"。

辛亥革命期间,同盟会本部由日本东京迁至上海;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再迁南京,旋又转回上海。1912年8月7日在宋教仁的组织下,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联合,在北京成立国民党,孙中山为理事长,宋教仁为代理事长。

再来解释暗杀。

暗杀是一种政治斗争手段。当斗争一方拥有极大优势,又实行恐怖政治,不受法制制约时,可使用清洗和屠杀手段,不必进行暗杀。暗杀通常发生在斗争激烈,但力量对比、法律习俗和其他势力尚有所制约时。暗杀是一个中性名词,既有反动势力对进步力量的暗杀,也有进步力量对反动势力的暗杀。就性质、手段和目的而言,历史上常见的暗杀有以下几类:

一、直接为国内政变服务的暗杀。在政变的准备阶段或政变发生初期,对存在威胁的力量实施暗杀是有效的手段。这里又分为两种,一是掌权者对名义领袖的暗杀。这种暗杀,因为实力已经握在暗杀者手里,所以很容易成功。二是在野派对掌权者的暗杀。这种暗杀,可以制造声势,消灭对方的关键人物,打乱掌权方的步调和人事安排,为政变提供机会。但鉴于势力对比,这种暗杀风险很大,暗杀成功也不意味着暗杀者就能掌权;相反,往往带来掌权方对实施暗杀一方的更严酷的镇压。

二、为影响国内政治动向服务的暗杀。这时局势尚未激烈到政变的程度,但暗杀能有效影响政治动向。这里可分为3种情况:一是掌权者在变动时期对政敌首领的暗杀,如袁世凯对宋教仁的暗杀;二是掌权者对能够直接影响舆论的异己的社会知名人士的暗杀,如蒋介石对杨杏佛、史量才的暗杀;三是不同派别间的暗杀,如陈其美对陶成章的暗杀。

三、为两国或割据势力间斗争服务的暗杀。一是议定条约时暗杀对方外交官员,如1895年议定《马关条约》时日本议员对李鸿章的暗杀。这通常为本国激进派对妥协派实施的"将军"。二是民族人士对敌国官员和投敌官员的暗杀。如1909年朝鲜义士安重根对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的暗杀;1914年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塞尔维亚爱国青年对奥匈皇储的暗杀。抗战期间国民党军统对日本和伪政府官员的暗杀;主要是制造反抗声势,打击对方气焰。三是一方官方暗杀对方的首脑或反对派,推动亲己的势力上台。如1931年日本对张作霖的暗杀等。

四、个人或江湖仇杀,如旧中国上海等地黑社会帮派组织之间的暗杀,起因大多是个人恩仇、利益分配或精神信仰问题。中国近现代史上许多著名暗杀事件,就是这类分子完成的。因为这类行动零星偶然,防不胜防。

五、恐怖主义暗杀。这类暗杀的特点是祸及平民或者就是针对无辜百姓,以此达到恐吓、要挟对方的效果。这种拿平民百姓当政治筹码和报复泄恨工具的行为,是所有暗杀事件中最令人鄙视、令人发指的无耻行径。一般说为"恐怖主义行为",而不提"暗杀"一词。

很显然,同盟会的"暗杀时代",是进步力量对反动势力采取的一种斗争手段,属于直接为国内政变服务的在野派对掌权者的暗杀。

二

暗杀作为对敌斗争的有效措施,成本小,收益大,杀一人,动全局,故古今中外屡见不鲜。但这毕竟是暗地里进行的极端手段,事先保密,事后遮掩,虽然也有类似今天经常出现的某某组织"宣布对这一事件负责"的告示或声明,但一般来讲不像宣言或檄文那样义正词严、大张旗鼓,属于战略中不显、战术中常用的东西。

但同盟会不然,其组织领袖、纲领宣传等,无不将暗杀这面大旗高擎于光天化日之下,将暗杀这句口号呐喊于五洲三洋之间。可谓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宗旨明确,组织遍布。这在世界暗杀史上都是罕见的,是一道独特的、令人血热的风景。

早在1902年冬,华兴会创建人之一、辛亥革命准备时期最具鼓动力的著作之一《新湖南》的作者杨毓麟就写道:"非隆隆炸弹,不足以惊其入梦之游魂;非霍霍刀光,不足以刮其沁心之铜臭。"1903年,黄兴等在日本组建军国民教育会,会则规定"方法三种:一曰鼓吹,二曰起义,三曰暗杀。"1905年,"北方暗杀团"支部长吴樾在《民报》增刊上发表的《暗杀时代》一文,被认为是同盟会"暗杀时代"的代表作,"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

当时的革命党人,醉心暗杀者为主流。即使以温和著称的宋教仁,也将革命方法概括成"暴动"与"暗杀",而文质彬彬的蔡元培,同样认为"革命止有两途:一是暴动,二是暗杀"。此外,章太炎、秋瑾、陈天华、陶成章等活动家都在不同程度上赞同或主张过暗杀。1905年8月成立的同盟会,其几位最重要人物也将暗杀视为革命的一种捷径。暗杀,可以说是是同盟会的既定方针。

孙中山在此阶段是认同暗杀的。冯自由《革命逸史》记,1900年孙发动惠州起义,曾亲派史坚如等赶赴广州,组织暗杀机关以资策应。柏文蔚《五十年经历》则记载,1905年孙中山亲自组建同盟会暗杀团,并命孙毓筠回国至南京,谋炸端方。冯自由又记,直到1911年,孙中山还叮嘱一个江湖会党"汇款万元与黄克强,为筹设暗杀机关经费"。

黄兴字克强,是同盟会中仅次于孙中山的二号人物。他对暗杀就更加热心了,几乎可说是身体力行。早年在日本留学,黄兴就是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成员。他说过:"革命与暗杀二者相辅而行,其收效至丰且速。"1911年广州起义前,在新加坡筹款不利,他一冒火,就打算"步汪精卫的后尘",一个人去实施暗杀。广州起义失败,他给冯自由写信,又高呼"自念惟有躬自狙击此次最为害之虏贼,以酬死事诸人"。要不是孙中山等拦住,他真可能揣上炸弹去暗杀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了。

同盟会中另一重要人物汪精卫起初是不赞成搞暗杀的,他认为:"革命是何等事业,乃欲刺杀一二宵小而唾手得之?直小儿之见而已。"然而在1907年到1908年间,革命党人的多次武装起义纷纷失败。《民报》被查封,许多革命党人壮烈牺牲,同盟会内部严重分裂,不少人情绪沮丧,革命形势低落。这一切刺激了年轻的汪精卫,使他走上了暗杀之路,决心"藉炸弹之力,以为激动之方",希图以此挽救革命。

孙中山、黄兴、汪精卫是同盟会中位列前三的大佬,他们都倡导、支持暗杀,有的还身体力行、身先士卒,此风如何不盛?

同盟会的暗杀行为,有其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

思想根源大致为两方面。一是西方尤其是俄国传来的虚无主义以及民粹主义,即人们意识到"上帝死了"之后应通过重新赋予生活意义来克服它,将存在缩减至纯粹价值;以及人民不满现状、对政府的怨怼的意识形态。二是中国古代由来已久的尚侠、尚勇之刺客传统。居同盟会多数的青年知识分子读了洋书,则崇拜"虚无党"、"民粹党",读了古书,则崇拜刺客、游侠。两者之结合,则是充满血性的个人英雄主义,所谓"虽万千人吾往矣","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以最极端的方式来表达对最残酷政权的愤怒,进而促成对后者的完全颠覆。

而社会原因,则要复杂得多,具象得多。

同盟会认为,人民必须以暴力革命推翻反动派统治,人民只有不怕死,才能不死。而只要人民怕死,只要对反动派抱有任何幻想,反动派就能苟延残喘,人民就活不成,或生不如死。

许多同盟会重量级人物认为,当时的人民尚未觉醒,革命党对清政府心欲去之而力不足,只能用暗杀加暴动,双管齐下。而对清朝达官巨吏的暗杀,第一,容易成功;第二,在黑暗专制统治下,青年学生频频自杀,献身革命比无谓自杀要有意义得多,只要能够很好抚恤烈士家人,招收死士比较容易,暗杀者本人可享"光荣名誉";第三,能促成下层民众觉醒,促进社会"进化";第四,清朝腐朽统治不得人心,八旗兵毫无斗志,暗杀时成功概率很高;第五,军营等级森严,军官腐败不堪,底层汉兵皆是百姓子弟,常受欺压,早已对清朝政权心怀刻骨仇恨,伺机倒戈,若组织得当,可以里应外合。更进一步,暗杀过后,清政府必然大行压制杀害手段,如此大的反动力,会愈加激起人民更强烈的反抗。

于是这些革命先行者总结出一条规律——暗杀为革命之先,可以广播火种。秋瑾两句诗,更激励过无数仁人志士慷慨赴死:抟沙有愿兴亡楚,博浪无锥击暴秦!

三

从1900年史坚如谋炸两广总督德寿开始,到1912年彭家珍炸死良弼为止,由同盟会各个前身和同盟会组织成员付诸行动的暗杀,共50多起。这些暗杀行动,大多是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当时,著名的暗杀组织有七八个。

1905年,同盟会在日本东京组织一个专司暗杀的部门——实行部,即同盟会东京总部暗杀团,众人以方君瑛"智深勇沉可属大事",推为部长,主要成员有吴玉章、黄复生、喻培伦等人。方君瑛是黄花岗起义烈士方声洞的胞姐。与此组织有联系的最著名暗杀行动是汪精卫暗杀摄政王。

汪精卫,广东番禺人,1883年生,1905年加入同盟会,曾主编过《民报》,后随孙中山在南洋一带进行革命活动。1908年后,国内数次武装起义均遭失败,《民报》也被查封,

革命党人意志消沉,革命暂时处于低潮时期。汪精卫打算杀掉清政府的一个重要人物,来激励民志。他写信给同盟会东京总部的吴玉章,索要炸药。1910年汪精卫等到北京,几经改变,最后决定谋炸摄政王载沣,皇帝溥仪年纪还小,其父载沣是实际的掌权人,杀之可以震惊中外。汪精卫等选择在载沣每天进宫路经的一座小石桥下埋设炸药,决定由黄复生、喻培伦去安放炸弹,到时由汪精卫负责引爆。3月31日,黄、喻二人去桥下挖坑,因惊动四周犬吠,被迫撤走。第二天,两人去将装有50磅炸药的铁罐埋好,又因导线太短而停。第三天再去接线时,被一居民发现,报告了警察厅,铁罐也被挖走。当夜,汪等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派喻培伦去东京重新购买炸药,陈璧君和黎仲实到南洋筹款,汪和黄复生留京,观察动静。4月3日,黄复生再去小石桥侦察,被醇亲王马队卫士发现,一直跟踪到住所琉璃厂守真照相馆。4月16日,黄复生在守真照相馆被捕,汪精卫在前门外住所东北园被捕,喻培伦则逃离北京。此事迅即传开,朝野轰动。汪精卫一进监狱,便抱定了必死的决心。写了许多诗,其中有一首,脍炙人口,为后人传诵。题名叫《被逮口占》:"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清廷审判此案出现了两种论调。御史胡思敬等主张极刑,凌迟处死;肃亲王善耆、厅丞章宗祥、警卫军统领良弼等人认为现在正推行宪政,革命党人也不止汪黄二人,不如从宽处理,收买人心。摄政王最后批谕"宜从宽典",4月29日,判汪精卫和黄复生永远监禁。当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胜利,各省纷纷响应,宣告独立。30日,清政府不得已,发布了开放党禁的谕旨。11月6日,汪精卫等被释放出狱。从此,汪精卫蜚声海内外,成了革命英雄。喻培伦逃离北京后,参加了4月27日的广州起义,成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

刘思复于1905年留学东京时加入同盟会,并从一个俄国无政府主义者那里学会制造炸弹。1906年春,他在广州旧仓巷凤翔书院制造炸弹,图炸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时,不慎因爆炸事泄,被捕监禁将近3年,他因此而名噪一时。1909年,刘思复在香港组织"支那暗杀团",继续策划暗杀清廷广东高级官吏。广州黄花岗之役失败后,革命党人对清政府的仇恨,集中在暗杀清政府的高级官员身上。在刘思复的布置下,林冠慈、陈敬岳由香港到达广州,准备暗杀李准。1911年8月13日午后,李准乘轿由水师公所入城至双门底时,林冠慈跑上前去对着李准的轿子猛扔两颗炸弹,李准被炸成重伤,而林冠慈则被清兵乱枪击中,当场牺牲。陈敬岳则被捕遇害。从此,刘思复及"支那暗杀团"声威大震。

1911年在广州成立的成记洋货店暗杀团,可以看做一个独立组织,也可以看做支那暗杀团的分支或衍生。广东水师提督李准被炸伤后,支那暗杀团还要炸他,真可谓锲而不舍;后因获知清廷调派凤山来粤任广州将军,遂改而谋炸凤山。刘思复派暗杀团成员梁倚神等前来广州策划进行。后得知黄兴正在布置暗杀凤山,彼此目标相同,经团议商定后改变计划,派梁倚神协助黄兴行事。于是梁倚神盘一间山货铺改为成记洋货店,作为放置炸弹、伺机行动的地方。执行暗杀任务的李沛基是黄兴夫人徐宗汉的胞姊徐慕兰的次子,即黄兴的姨甥。10月25日拂晓,凤山所乘的八人大轿刚经该店门前,李及时行动,将掩置于店门前檐际的3枚各重10磅的炸弹放下,把凤山炸得血肉横飞,清兵死伤七十余人,房屋倒塌七八间。而李沛基则从容逸去。胡汉民在其自传中写道:"论革命党行暗杀之成绩,无有过于此举者:受党令而行一也;歼敌而我无伤二也;敌胆寒至不敢穷究其事三也。克强实主其谋,并得省中同志协助,而沛基是时年方十六七,临事镇定,从容如此,亦难能矣。"

1904年春,由蔡元培发起在东京留日学生中成立了秘密暗杀团光复会,图谋从暗杀入手,推进反清革命。光复会最初选择会友极其严格,会内制度亦极严。会员彼此都不相识,只有在共同参加多次会议和秘密工作之后,才互相知道是会友。新会员入会时,必须选一极秘密的地方举行仪式,并要刺血和对天发誓,表示革命的决心。光复会的暗杀行动中,最著名的是徐锡麟刺杀恩铭。

徐锡麟(1873—1907)1904年在上海加入光复会。1907年7月6日,光复会领导的安庆起义爆发。徐锡麟以安庆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的身份,暗中联络会党,约定在7月8日乘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时进行突然袭击,杀掉省文武大官,占领安庆,然后与秋瑾的浙东起义军共同攻打南京。因叶仰高叛变,安徽巡抚恩铭已掌握党人名单,毕业典礼突然提前于6日举行,会中徐锡麟用短枪连发7枪,击毙安徽巡抚恩铭,会场哗然,其余文武官员慌忙逃走。徐锡麟与马宗汉、陈伯平及巡警学生百余人很快占领了军械所,后被前来镇压的清军包围,激战4小时失败。陈战死,徐、马被捕。审讯中,臬司毓朗说:"尔知罪否?明日当剖尔心肝矣!"徐锡麟大笑说:"恩铭死,我志偿!我志既偿,即碎我身为千万片,亦所不惜。区区心肝,何屑顾及!"执笔自书供词:"为排满事,蓄志十几年。多方筹划,为我汉人复仇,故杀死满人恩铭后,欲杀端方、铁良、良弼等满贼,别无他故,灭尽满人为宗。"落款"光汉子徐锡麟"。当晚,安庆城暴雨如注。在刑场,几个刽子手先用铁锤把徐锡麟睾丸砸烂,然后剖腹取出心脏,先祭祀恩铭。然后,恩铭的卫兵们将徐的肝脏炒熟下酒。徐锡麟临刑前,先拍小影,他神色自若地说:"功名富贵,非所快意,今日得此,死且不悔矣!"终年34岁。

同盟会"暗杀时代"中最为悲壮的事例,当推吴樾勇炸五大臣和彭家珍功成弹丸。

四

吴樾(1878——1905),字梦霞,一作孟侠,今安徽桐城人,家境清贫。自幼好古文,诸子百家之说均有涉猎;但极恶八股之术,不愿入仕。20岁东游浙江沪一带,目睹江南"开化之风"。后又由堂叔吴汝纶推荐,于1902年入保定高等学堂就读,广阅革命书籍,如《革命军》、《警钟报》、《自由血》等等,思想为之一变,由立宪转向光复,并自此广结志士。最好的几个朋友有湘人陈天华、杨笃生,苏人赵声,鲁人张榕,浙人蔡元培、章炳麟、秋瑾,皖人陈独秀等,每每与之相遇则必"深谈五更而不寐"。吴樾在赵声、杨笃生的介绍下,加入革命组织"北方暗杀团"任支部长,并由蔡元培介绍加入光复会。

吴樾自加入暗杀团后,以民族解放、光复汉室为己任,精练各种刀术枪法,师从杨笃生学习炸弹爆破技术。当时炸弹技术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银药法,以水银置弹内,抛掷时产生巨大威力,不过水银易与硝酸发生反应,使用时不安全,杨笃生的左眼也曾在试制时受伤,故不用。另一种是用普通黄炸药置弹内,用导火线激发,后采取撞针式法,抛掷后以撞针接触激发。吴樾跟杨笃生在北京西山八大处山上多次练习,手法渐熟。还曾因此被巡山清兵盘查,从容而脱。

1905年时,随着国内外革命党人实力的逐步增强,清廷内的政局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一派是以庆亲王奕劻、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派,一派是张之洞、岑春煊地方派系,中枢的瞿鸿机的清流,还有就是铁良等满洲少壮派。虽说派系不同,但以改良来对抗革命势力是他们的共识。只不过满洲亲贵是想借改良来防汉,汉人重臣是想借改良来扩充自己的实力。与此同时,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一党也打出保清立宪的招牌,想以此重回权力核心。各种势力的合流,造成当年立宪呼声甚嚣尘上,革命党人处境相当困难。吴樾对此深表忧愤。他说宁愿吾国民为懵懵不醒之国民,也不愿吾国民为半梦半醒之奴隶。因为懵懵不醒之人一旦猛醒皆会复九世之仇,光复汉室。而半梦半醒之奴隶,名义上为立宪保国,实际上不过是满清鹰犬,保的是满清不是汉族。吴樾主张暗杀,他说:"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他提出杀一儆百、以儆效尤的计划,认为在革命党暗杀名单上排名最靠前的应该是慈禧太后与军机大臣铁良。慈禧是"奴汉族者",铁良是"亡汉族者",杀慈禧"其利在今日",杀铁良"其利在将来"。

吴樾在保定创上下两江公学,办《直隶白话报》宣传革命。交友广阔,与各方义士日夜密议,决定入京刺杀铁良。他说:"逆贼铁良一杀,而载振、良弼辈必起而大行压制之手段,将不尽灭我汉族而不甘心焉!噫!此其幸事乎?抑其不幸事乎?吾敢断言曰:幸事,幸事!"因为满汉冲突愈烈,革命倒满愈有厚望。

吴樾临行前曾与赵声、陈独秀密计于芜湖科学图书社小楼上。赵与吴互争北上任务。吴问:"舍一生拼与艰难缔造,孰为易?"赵曰:"自然是前者易,而后者难。"吴曰:"然则,我为易,留其难以待君。"议遂定,临歧置酒,相与慷慨悲歌,以壮其行。

吴樾游历辽东与张榕结伴到京师,密图行动。经堂姐吴芝瑛结识秋瑾。洽逢清廷为了敷衍求变的潮流,乃同意"君主立宪",先派五大臣出国考察,搜集资料。吴越为撕破满清政府假立宪的骗局,而"宁牺牲一己之肉体"。并说:"予愿死后,化一我为千万我,前者仆而后者继,不杀不休,不尽不止,则予之死为有济也。"遂决定改变计划行刺五大臣,决定在火车站动手。

吴先与秋瑾至前门火车站踩点,后秋瑾先回南方筹备,吴樾写好了一纸遗嘱交给她,说:"不成功,便成仁。不达目的,誓不生还。"吴在京城安徽会馆等待时机,在此期间写下了《暗杀时代》等13篇文章,篇篇有血,字字有泪。特别是其中写给未婚妻的书信里,抛开个人私情,从容论述生死大义。函中要求未婚妻学习法国罗兰夫人,并有"吾之意欲子他年与吾并立铜像耳"之语。未婚妻亦赋诗三绝以壮其行。

1905年9月24日,辅国公载泽、兵部侍郎徐世昌、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五大臣正式出洋考察。此前一天,吴樾从随同五大臣一同出国考察卧底的杨笃生那里得知了详细的出行计划,与张榕在安徽会馆设宴招待各方友人,席间慷慨悲歌,举止豪放。庶日怀揣杨笃生事先制好的炸弹离开会馆,留置一信于枕下,详书其此次行动的缘由,并说与会馆众人无关。以便万一事泄,不托累旁人。五大臣原定10点出发,铁路局预备的专车一共5节,前面两节供随员乘坐,第三节是五大臣的花车,第四节仆役所乘,最后一节装行李。吴樾一大早就来到前门车站,8点刚过,五大臣及送行的人陆续到达。吴樾装作绍英的仆役,混入车站上了第四列车,张榕在他的身后,因送站的人多,被隔在了远处。吴樾在试图由第四节车厢进入中间花车五大臣包厢时,被卫士拦住;因他口音不是北方话,引起了卫士的怀疑。正纠缠间,又上来几个兵卒。吴樾见此就冲进花车,借火车开动之际引爆身上的炸药与五大臣同归于尽。电光闪过,五节车一齐大震,砰然巨响,车厢顶上开了花,硝烟之中飞起来碎木片、鲜血、断手、断足,哗啦哗啦地落下,好一会儿才停。共毙伤数十人,内有端方亲属、徐世昌,戴鸿慈因有仆人王是春在前,只颈受轻伤,顶戴花翎皆被削去;绍英受伤较重;载泽用一只受伤的血手摸着自己的脖子问:"我的脑袋呢?"烈士吴樾当场殉节。张榕因离得较远,加之杨笃生掩护,趁着混乱脱险。

事后,京师全城戒严,慈禧一面下令追查,一面传旨为防止有人携炸弹等物潜入颐和园,故将围墙在原有高度上又增加3尺有余。园内设电话,增派驻军昼夜巡逻。现在人们在颐和园北门两侧围墙上看到的痕迹,就是那次增高留下来的。查办方面由肃亲王善耆和赵秉钧负责,他们从吴樾烈士尸骸上找不出线索,遂摄成照片,印了数百份,分发给便衣侦探,到客栈、会馆、庙宇以及任何可以作为旅客逗留之处去查问。查来问去,终于有了结果。在桐城会馆有个小女孩,认出照片上的人就是在会馆住过的桐城世家子吴樾。又说,吴樾的同志、同乡汪炘于10月间在京城桐城会馆被捕,清廷审鞫,才知道了吴樾的姓名。吴铁城在《回忆录》中说,"吴樾先把自己弄哑了,伺机行事,真有豫让吞炭之风。"吴樾之所以事先把自己弄哑,无非为了万一事后被捕,不致在严刑拷打之下供出了同谋者的姓名住址。

烈士成仁后,被当局抛尸荒野,幸有志士金某保全尸骸,民国后,吴樾之弟询其遗体以公葬,蔡元培主祭。安徽有义士修吴樾路于安庆中心,以兹纪念。另按清制,犯人的名字中要加一偏旁部首,以示污辱。如清末四大奇案之一"张汶祥刺马"中本名张文祥。又如孙文(孙中山)亦被写成"孙汶"。吴樾名字中的"樾"之木字旁即为此故而加,然今日,"樾"字反而体现其精神之光荣,故而文中皆用"樾"字。

吴樾牺牲后情景,另有一说。军警当局赶到现场,通过拍照和验尸,死者一足为六趾。又将衣物逐一搜查,发现死者怀中名片上有"吴越"的姓名,还有"皖北人"三字。清政府行文饬令各省警察局严加侦查,迅予破案。此项行文传到保定警察局,局员王缙的胞弟王景福系直隶高等学堂学生,见照片即认定是吴越。王缙回禀局长,局长当即报告直隶总督署,直隶总督袁世凯幕府张一麐献计,认为此事宜严守秘密,声张出去对袁不利。一面告诉赵秉钧派人到北京桐城会馆消灭吴越遗迹,并在越字旁边加个"木"字,称吴樾,以便含糊报案了事。事件发生后,当局对直隶高等学堂加强了控制,对每个学生的活动都加以监视。对吴入学时的保人清苑候补知县金祖祺,以"心地糊涂,办事颟顸"8个字批语而革职。

关于吴樾的未婚妻,在吴樾牺牲后并未能为其守节,嫁给了白楚香。白氏本亦党人。此事出,为同辈所鄙,蔡元培、陈独秀等皆与之绝交,延至抗战,该逆夫妇果然投敌,为军统毙于津门。时主事之军统站长恰为吴樾的侄子。

吴樾未曾加入同盟会。同盟会在周年纪念的特刊《天讨》之中,将他的"遗书"全部发表,追认他为盟友。

五

彭家珍(1888—1912),四川成都金堂人。其父彭世勋为清末秀才,曾赴日,思想激进,主张实业救国,是四川保路运动的骨干之一。少年时代的彭家珍深受父亲影响。1903年,彭家珍考入成都武备学堂,当时口试在楼上举行,考官问楼梯有多少级,一般考生皆不能答,只彭家珍回答无误,可见其心细如发,事事留意。1906年,他因成绩优等被公派日本考察军事,其间加入同盟会。同年彭返川,任清军的排长。翌年,同盟会在川骨干密谋成都起义,事泄,彭设法通知党人,最终只有3名会员被杀,7名会员入狱,使损失减至最小。

1910年7月,彭家珍得同盟会员刘介藩介绍,任奉天讲武堂附属学兵营前队队官,其间四方联络豪客奇士,为日后举事储备人脉。1911年,他谋得天津兵站司令部副官长职位,到任之时恰值武昌起义。清廷从欧洲购得大批军火,经京奉路南运长江前线,他同二十镇驻滦州军官、党人施从云等联络,说服该镇统制张绍曾下令在军火过滦州时截留。彭家珍谋划用此批军火起事,直捣京师,可惜张绍曾旋被罢免,事终未成。此间汪精卫在天津成立同盟会京津支部,汪任支部长,彭任军事部长。他拿出大量军用车票供京津党人使用,并挪用清廷的枪支、军马、钱粮支持革命。事泄,他化名出走,为清陆军通缉,仍来往于京、津、奉、沪,积极联络党人。在上海,他得到孙中山接见,意气更加峥嵘。此时蜀军正在筹建,他可为蜀军副总司令,却婉拒,仍回北方,谋划暗杀袁世凯、良弼及载泽。

1911年彭父催其回籍成婚,彭回信说自己"仍居下僚",且"季子无金",没法构建和谐家庭,必须再"遨游数载,夺得将军印","否则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耶"?因此拒绝回家完婚,他未过门的妻子也再没机会过门,不过她在彭牺牲后仍为未婚夫守节终身。彭家珍既不魁梧,也不英俊。同盟会员王子骞回忆,彭"个子不高,一米五几,不超过一米六"。另据史料,彭家珍刺良弼身亡后,清军总兵前去查验尸首,只看到"短身、圆面、浓眉,年三十许"的寻常面目。就是这样一位貌不出众的充满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激进青年,炸翻了皇权龙椅,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草"。

辛亥革命后3个月内,全国革命风起云涌,共和势力控制的省份比清廷控制的多出三分之一,但相比袁世凯训练有素的北洋军,南方民军较为松散无组织,若当真强攻北方,很难说鹿死谁手。从1911年11月开始的南北和谈,直至翌年1月,始终陷于僵局。而孙中山、袁世凯之外的第三股势力宗社党,即1912年1月12日正式亮相的皇族良弼、毓朗、溥伟、载涛、载泽、铁良等组成的"君主立宪维持会",在奄奄一息中筹划最后一搏。宗社党企图赶走内阁总理袁世凯,由毓朗、载泽出面组阁,而铁良、良弼等率军与南方决一死战。良弼甚至许下三月内击败民军,否者斩首的"豪言壮语"。

在这种情势下,刺杀袁世凯、良弼等人成为京津同盟会的首要目标。1月16日,同盟会员杨禹昌、张先培、黄芝明等组成暗杀小组,以炸弹行刺袁世凯,第一弹毙其顶马,第二弹未中,第三弹毙其驾车之马,又一弹毙其从骑,却未中袁之座位。袁世凯遇刺后遁入府内,深居不出。

行刺袁氏既未得手,良弼遂成为北方党人的第一眼中钉。良弼乃清初睿亲王多尔衮之后,曾留日学习军政,有才气,有大志,自负韬略,被看成旗人中"崭新的军事人才",并参与清末振武图强的系列活动,如改军制、练新军、立军学等。他或许算是清朝最后一个有肝胆的干将。除掉良弼,可以破宗社党,进而逼清帝退位,完成共和大业。

历史的重任落在彭家珍的肩上。行刺前他致书同志,用极血性的文字自比荆轲、聂政及博浪投椎之张良,可见其对古之侠者、刺客的向往。而在《绝命书》中,他说:"共和成,虽死亦荣;共和不成,虽生亦辱。与其生得辱,不如死得荣。"其刚烈性格和英雄主义,透纸而出。

刺良前,彭家珍曾打算趁资政院各王公开会时,用炸弹把他们一锅端了!可找到资政院的入场券时,资政院已散会,王公们都走了,结果没炸成。确定要刺杀良弼后,彭家珍首先辗转与良弼的朋友搭上关系,并一起赌博。局间,见壁上悬挂清朝诸权贵之相片,他不经意地问出良弼的相片,随后找机会偷偷取走,回家看个饱,牢牢记在心里。再者,要设法接近良弼。彭家珍发现良弼的亲信弟子、奉天讲武堂监督崇恭与自己外表相似,可以假扮这人去见良弼。于是在津沽印了一匣崇恭的名片,又购清军上等官服装全套,归来后穿戴上,料理仔细,顾影自豪。

第三步就是采取何种方法实施暗杀了。彭家珍决定堵上门或直接将敌人暗杀在室内。他没有寻找助手,只身前往。同志们与他握手,相视良久而无言,一幅当代易水萧萧、白衣胜雪的画面。

1月26日是阴历腊月初八,近晚,彭家珍穿好清军官服,取出炸弹藏于外套,手枪插在腰间,离开住地,先驱车去金台旅馆,操北方口音,以崇恭身份要伙计安排房间。随后坐旅馆马车出门,至红罗厂良弼宅第,看门人告之:"大人尚在陆军部。"彭询:"是否铁狮子胡同?"看门人称是。彭转而准备去陆军部,车刚到胡同口,对面来一马车,车中人面目颇似良弼,彭就遂停车等候。良弼车至,彭家珍投刺进谒。良弼接过片子,看来人似乎不是崇恭,正讶异间,彭掏出怀中炸弹猛掷,巨声如惊雷破柱,良弼左腿肉飞骨断,血流遍体,彭头部被弹片击中,当场殉国。

数日后,良弼伤重不治。临死前,他对妻子和女儿说:"炸我者,独不杀老萨与荫昌?聆其音确是川人,真是奇男子!我本军人,死不足惜,其如宗社从兹灭亡何?"良弼的哀叹很快成为现实。他死后宗社党尽皆胆寒,无人再敢出头担当。半个多月后,2月12日,隆裕太后携还是稚子的宣统皇帝退位。中国2000余年的王朝时代就此结束,理论上不再隶属于任何天子,而是全体民众。从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到这一天,只用了83天。这样迅速的胜利,在世界历史上任何伟大的胜利中,也罕有其匹。而最后刺客彭家珍的炸弹,对此贡献不言而喻。用孙中山的话说则是:"我老彭收功弹丸"。

1912年2月22日,民国政府以"临时大总统令"追赠彭家珍为"陆军大将军",和他同获此荣誉的还有邹容、喻培伦。上位后,无数的挽联诗文拥向这位"彭大将军",其中大学者吴修龄所撰尤为引人注目:"个人肯为同胞死,一弹可当百万师。"

同盟会的"暗杀时代",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一个令后世仰止的传奇时代,年轻的革命党人用青春的生命和沸腾的热血,向历史、向时代、向后人诠释了什么是爱国,什么是忘我,什么是生得其义、死得其所。

来源:《文史精华》2010年4期

高华,曾做过八年工人。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兼职教授。曾于1995-1996年赴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做访问学者。2004年2-7月,在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担任客座教授。2006年1-6月,在香港中大历史系任客座教授。2011年12月26日,因病在江苏省人民医院去世。

发布于 2025-07-28 17:28・四川
——转自 如是/知乎网

蒋新祺:华国锋晚年透露的诸多秘密

 蒋新祺 荷花路 2025年01月22日


1998年1月8日,作者蒋新祺在华国锋家中

皇城根是老北京内城之外城墙下的部分地方,清朝时,一般为亲王大臣和商贾富户的居住地。

新中国成立后,不少国家部委在此办公,也有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居住于此。

西黄城根南街9号院(20世纪60年代整顿地名时,将“西皇城根”改为“西黄城根”),是一个显赫之处,它曾是清代礼王府。

到1980年,这里的新主人成了原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1921—2008,从1949年到1971年,在湖南工作20余年,致力于新湖南建设)。

01

1997年1月13日下午,我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一位副局长的陪同下,踏着残雪,沐浴着冬日暖阳,来到了西黄城根南街9号院。

在一栋老式的平房外,东南角有一个硕大的葡萄架。虽已隆冬,葡萄树只剩下光棍枝条,但从肥大的枝条可以看出,主人将这架葡萄管理得很好。

同来的副局长告诉我,这就是华国锋主席的住所。

我们在出来迎候的曹秘书的引导下,从东边的走廊走进了华国锋同志的客厅。

这是一个30平方米左右的小厅,最为显眼的是,北边的门框之上挂着一幅毛泽东主席伏案工作的照片,6张米黄色布沙发成半圆形摆在客厅的南边,客人和主人坐下后,都是面朝毛泽东主席像。

华老早已坐在客厅,见我们进来,立刻起身迎接。我仔细一看,华老仍像电视里见到的一样:高大、慈祥,有长者风度,只是头上添了不少白发。

我紧紧握住华老的手,连声说道:“华主席您好!”并做了自我介绍。

华老连忙谦虚但又认真地说:“不要叫我华主席了,那是过去的事了。”

我说:“在我们这一辈人中,您永远是华主席,叫习惯了,不知怎么改口。”

华老说:“就叫我华老好了。”

说话间,华老招呼我在他的右边沙发坐。我向华老说明来意,主要是看望他,祝他身体健康。

可能因为我是其长期工作的地方来的客人,华老显得很高兴。一谈到身体,华老用手指指胸口说:

“身体还可以,只是这里出了点小毛病。前不久做了一个心脏搭桥手术,用的是德国产品,花了4万多元。”

他把双手一摊:“你看,我又没做什么事,花国家这么多钱,我感到不安。”

我连忙说:“您为党和国家作出了很大贡献,用这点钱是应该的。”

华老接着说:“唉,我们的国家现在还不富,要用钱的地方多啦。这也是党中央看得起我,关心我。”话语间流露出一种欣慰。

一边说话,华老一边招呼我们喝茶。他自己从茶几上拿起一个大缸就喝。这是一个老式搪瓷把缸,茶缸上用磁漆补了许多点,至少有十几处。上面还用红漆写着:“1964年湘潭地区民兵比武纪念”。算来这个茶缸已有33年历史了,这是我所看到用得最久的茶缸。

我指着茶缸对华老说:“华老,你这个茶缸太旧了,又烂了那么多地方,应该换一个了。”

华老用手轻敲着茶缸说:“这是一个好东西,用惯了,不想换。烂了不要紧,用毛笔蘸点漆补一下就好了。”

然后,他用手指着曹秘书,“他和你一样,多次要我换。我就是舍不得丢。”

曹秘书走过来为华老添茶水,并为其整理衣领。

这时我才注意到,曹秘书虽不到50岁,但已满头白发,一脸沧桑。他自1970年在湖南跟随华老,至今已达27年,实在令人钦佩。

转眼间,已过5时,我们已待了近1个小时。我只得起身告辞,结束了第一次拜访。

02
1998年1月8日下午,我又一次来到了西黄城根南街9号。当我走进华老的客厅,华老热情地欢迎我。他握住我的手,用少有的诙谐对我说:“去年见了,算是老朋友了。欢迎。”
一回生,二回熟。我胆子也大了些,除了与华老聊身体、天气外,我还向华老提了一个敏感问题。
“华老,您为党和国家作了很大贡献,威望又高,现在仍是中央委员,中央的会议是否通知您参加呢?”
但华老并无不悦。他微笑着回答我:“通知。每次开会前,中办都会把会议通知送给我。”
1987年,华国锋与邓小平在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期间交谈

华老停了片刻又说,“但每次都会补上一句话,您身体不好,可以请假。”
接着他又说,“我年纪大了,身体一般,平时在家就是看看书,练练字。天气好在院内走走,弄一弄葡萄架。因此中央的会议我就参加得少了。”
说到这里,他略有所思。“党中央和总书记很关心我,要我到全国去走一走,看一看。我去了湖南,到了张家界,风景真是好。它那个山与我们山西的不同,特别奇特。在路边休息时,我与一些农民聊天,谈得很高兴。他们还认得我。”
华老继续说:“我还到了北方几个省,到了城市,看了工厂。感到城市建设都很好,很气派。”
1980年5月11日,华国锋在新疆阜康县看望哈萨克族社员

华老喝了口茶,接着对我说:
“不过,工厂问题比较多,特别是下岗职工,他们很困难。
有的一家几代在一个厂工作,工厂不行了,他们拿不到工资,生活没着落,很困难呢。
这些工厂、职工,从前是为国家做了贡献的,我们不能忘记他们,要想办法解决下岗职工的困难。”
“长沙有下岗职工吗?”华老侧过头来问我。
“有啊。”
“有上访的吗?”
“有到市委、市政府上访的。我们正在采取措施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
“那好。”华老显得很高兴。
“你读过郑板桥一首咏竹的诗吗?”
我猜华老是指郑板桥的《墨竹图题诗》。赶紧回答:“读过,还背得下来。”
随即我就轻轻背诵起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华老点点头,显得很满意。他既像叮嘱又像自语:
“是啊,我们要关心老百姓疾苦。下岗工人过去吃过苦,我们一定要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
时间过得快,已近5时,告辞后,我走出门外,虽然天气仍很冷,但内心却为华老关心下岗职工的情怀所感染,浑身暖洋洋的。
03
2000年1月9日下午,我第三次来到西黄城根南街9号院。
华老身体一如以前,背不驼、腰不弯,讲起话显得有中气。大概是熟悉的原因,华老比前两次更为健谈,主动找话和我讲。
“长沙是个好地方,物产丰富。就是夏天热得不行。”华老一边笑一边用手比画,“那时没有空调,家里也没有电扇,只好摇蒲扇,有点作用,但不大。有时热急了,我就打一桶凉水,把一双脚放在桶里。嘿,这个办法还管用,能够降点温。”
“你是长沙哪里人?”
“我是长沙县人,老家靠近浏阳。”
一听浏阳,华老来了精神。“浏阳是个好地方,产豆豉、鞭炮,过去属湘潭地区管。‘四清’时我曾在浏阳办过点,对那里很熟悉。”
“你知道那里还产一样好东西吗?”
我一时搞不清具体指什么,只好摇摇头。
“夏布,做蚊帐的夏布。”
说到夏布,我还是知道的,小时候不仅做过,还穿过夏布衣。
“我在浏阳办点时,经常看到一些妇女在河边、塘边的草地上晒一种东西。”华老说着,把右手摊开,手心向上,小手臂平着挥出去又收回来。“她们总是隔一段时间就这样给这些东西泼水。我感到很奇怪,又要把东西晒干,又要用水泼湿。后来我一打听,才知道这是浏阳的一种特产——夏布。晒太阳与泼水是做夏布的两道工序,主要是要把原料苎麻纱漂白,然后再用它来做衣服,做蚊帐。”
“当地人讲,夏布做蚊帐又防蚊子又凉快。于是我也花6块钱买了一床夏布帐子,回家一用,真是好。蚊子进不来,风可以吹进来,真舒服。”
华老越讲越起劲。“这宝贝我们舍不得丢,一直留着。”
年轻时的华国锋、韩芝俊夫妇

“老韩,”华老指着他的夫人韩芝俊说,“打开那口木箱,把那床夏布帐子拿出来给客人看看。”
我一听,连忙摆手:“不用了,不用了。”我怕韩大姐年纪大了,开箱寻物太费劲。但华老仍然坚持。
不一会儿,韩大姐从里屋抱出一床蚊帐。
我一看,正是我小时候用过的那种夏布蚊帐。这床蚊帐虽然已有30多年,但保存很好,没有破损。只是颜色有些发黄。
对此我感叹不已,华老夫妇位高权重至此仍不忘初心,不忘本色,惜物如金,廉洁节俭如此,不禁使我肃然起敬。
看完蚊帐,华老兴致不减。“苎麻是个好东西,是浏阳也是湖南的特产,可以大力发展。听说益阳办了一个苎麻加工企业,解决了苎麻加工中一些技术难题,比如做内衣穿了痒的问题。这可以大发展,也是农民致富的一条好路子。”
不知不觉又到了5时,天已渐暗,我只好打断华老兴致,起身告辞。
1995年8月3日,华国锋在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美术作品展上为观众签名(毛建军 摄)

04
2001年1月11日上午,我第四次来到西黄城根南街9号院。来的一路上,我就琢磨,与华老聊了这么多次,还没涉及我最感兴趣的事——粉碎“四人帮”。这次一定要提出来。
一开始我试着说:“华老,1976年10月,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党和国家,也挽救了我们这一代人。”
“你当时在做什么?”华老关切地问。
“在读大学。当时我们听到粉碎‘四人帮’,高兴得跳起来。敲锣打鼓放鞭炮,举着您的像游行。”
“现在不兴了,那样不好。”华老可能是指举着像游行的事。
我继续说:“当年10月,省委宣传部组织人员写作您在湖南工作的事迹,我被派往湘阴待了三个月,《华政委看望小乡长》的文章就是我写的。”
“啊,还去过湘阴搞调查。”华老来劲了。“那是我南下第一个工作的地方。湘阴水多、鱼多,渔霸也不少。我记得1950年端午节前,有几个渔霸策划在划龙舟时闹事。当时情况很紧急,1000多人聚在湖面上准备打架,如不及时制止,会要死人的。我带着警卫员赶到湖边,跳上一只大船,对天放了几枪,把他们镇住了。”华老用手做了个向天放枪的动作,“后来,把几个渔霸抓起来了。”
我连忙说:“您真是处变不惊,临危不乱。所以在25年前那么危难之时,能够一举粉碎‘四人帮’。”我再一次引入这个话题。
“粉碎‘四人帮’,比镇压渔霸难多了。毛主席逝世后,情况很复杂,局势也不稳。不流一滴血把那几个人抓起真不容易。”
“不过,现在的文件写的与社会上传的,有的真实有的不真实。”
我一听有点吃惊,文件还有不真实的。
“比如,有的文件中说:‘根据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意见,党中央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这个提法与事实不符。”
华老没有看出我的惊愕,继续说,“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根据我的提议。”华老用手指了指自己,“得到了叶帅、先念等同志的支持,才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华国锋和叶剑英

华老把身子微微转向我:
“只有我的提议,才是符合宪法、符合党章的。因为我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其他任何人的提议都是不适合的。那有政变之嫌。
作为当时党中央的最高领导,我提议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合理合法的。
现在文件中的提法不符合事实,于党不利,应该还原历史的真实。”
我还从未见过华老的态度如此坚决,对于“是我提议”这一问题上华老十分看重,也十分坚决,他重复了三四次。
05
2005年1月12日上午,我第五次走进西黄城根南街9号院拜见华老。
因工作调动,我已3年整没有去看望华老了。此前不久,曹秘书托长沙市委办公厅的同志捎话:华老几次叨念,长沙市委秘书长几年没有来了。因此我趁来北京开会的机会,专程拜望华老。
一进客厅,我像以往一样,坐在华老右边的沙发上。寒暄几句后,我单刀直入地向华老提问。
2005年1月12日,作者蒋新祺在华国锋家中

“华老,您上次讲了粉碎‘四人帮’的一些事,我想再深入了解一些详情。”我停下来,望着华老,见他略微点了下头。
“华老,您是什么时候下决心抓‘四人帮’的。”
我话一出口,感到冒失了点。华老没作声,好像思考什么,足有两分钟没开口。我暗想,坏了,不该提这么敏感的问题。
突然,华老的右手在我左大腿上一拍,大声说道:“9月10号!早上8点。”
我又一次吃惊了,10号早上8点,离毛逝世才32个小时。
然后,华老详细地讲述了下决心的过程。
“9日零时,毛主席逝世,我们都忙了一通晚,白天也没有休息。
9日晚上8时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毛主席的后事安排。
我作为会议主持人刚讲完会议研究的主题后,江青就抢着发言。她无理地要求改变会议的议题,要政治局讨论三个问题:
一是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二是毛主席的所有遗物交由她江青保管,三是毛远新继续留在北京。
这三条既不合理,也与当前急需要处理的事不一致,大家都知道江青难缠,谁也不作声。
江青一看无人讲话,就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讲起来。讲她奔赴延安,与毛主席结婚,随毛主席转战陕北,一直讲到‘文化大革命’。表面是怀念毛主席,实际是吹嘘自己。
大约到了晚上12点,张春桥插了一下话,大意是这次会议是研究毛主席的后事,其他的事以后再讨论。
江青看了一下张春桥,没有理会,继续发言,其他政治局委员都不作声。我也懒得听,闭上双眼静静养神。
大约天快亮了,江青也讲累了,不说话了。
我睁开眼睛问了一句,江青同志,你说完了吗?
江青回答,讲完了。我马上宣布:散会。”
画面上方左起:江青、姚文元、华国锋、王洪文、汪东兴;对面坐着其他政治局委员

“散会后,大约是10日早上8点,我已下决心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对汪东兴同志说,我身体不好,要去医院看病。
随后,我就带着警卫员开车到北京医院。我们从前门进,马上又从后门出来了,我要司机把车开到这里。”
华老用手画了一个半圆:“就是我现在住的这里,当时,先念同志住。”
“我推门进去,先念同志还没有休息。他很吃惊,刚散会怎么又赶过来了。
我怕耽误时间,特别怕王洪文派人跟踪我,就对先念同志说,请告诉叶帅,‘四人帮’的问题一定要解决,越快越好。不到5分钟我就离开了这里,又赶回北京医院。”
“几天后,先念同志告诉我,他已向叶帅转告了我的意见,但叶帅没有表态。我知道,叶帅一生谨慎,定要我当面和他讲。”
讲到这时,华老喝了一口水,停顿下来。我怕时间不够,略微回过神来,继续问:
“华老,外面有传言说:抓‘四人帮’时,王洪文本人和张春桥的警卫进行了反抗,是否真实?”
华老一听,微微笑了起来,“瞎说,根本没有这回事。你们根本不懂我们的警卫制度。”
华老兴致很好,望着毛主席的像慢慢地说:
“我们的警卫制度是毛主席在延安时期建立起来的,他不同于西方和非洲的什么总统卫队,副总统卫队,互不统属。
我们的警卫制度是统一领导,警卫员只负责首长安全,其余都要听警卫局的。当首长的指示与警卫局指示相矛盾时,必须无条件执行警卫局的命令。
首长外出,警卫员要每天向警卫局报告首长的安全及行踪。开会时,警卫员把首长护送到会议地点,第一件事就是向驻会警卫交枪,存放起来,首长开完会再来领枪。”
说到这里,华老用手拍拍自己的右腰,“只有我的警卫可以带枪进入会场。”
华老转身对我说:
“你看张春桥的警卫员还可反抗吗?他根本进不了会场,一到怀仁堂门口就交枪,哪有什么拔枪反抗,这是瞎编。
王洪文一样,我和叶帅坐在那里,我一宣布中央的决定,他就老老实实地铐上手铐带走了。
抓江青也一样,张耀祠同志带人到江青的住所,就叫江青的警卫员交枪,一个个都服从地交了枪。
没有毛主席建立起来的这个制度,粉碎‘四人帮’会有一些难度。”
听着华老的讲述,我心中暗暗敬佩毛主席的英明伟大。趁着华老兴致高我又问了一个问题:
“华老,您前面讲为了粉碎‘四人帮’,你还联络了吴德同志,为什么呢?”
华老对我说:
“这个你不知道呢。当时吴德不仅是政治局委员,也是北京市委书记,还是北京军区第一政委。毛主席生前有明确指示,北京军区的部队调动必须经过吴德。
你想,没有他的支持行吗?至少不稳妥。”
说到这里,华老把双手握成拳形,上下晃了晃,“只有这样,才能稳妥,局势才不会乱。”
华老继续说:
“可联络上吴德同志不容易啊。我又不能打电话要他到我办公室来,这样会引起‘四人帮’的怀疑。
好在有次碰头会研究毛主席追悼大会准备工作分工时,我主动提出,北京市的准备工作由我联系。这样,我就顺理成章地把吴德同志请到了我的办公室。
我向他交了底,他表示支持我,我心里才踏实了。
后来事实证明,北京市没有乱,北京军区也没有乱。”
谈兴浓、听兴高,不知不觉到了中午12点,三个问题谈了3个小时,我担心影响华老的午餐和午休,只得告辞,结束了我一生中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次拜见和谈话。
2003年12月26日上午,82岁的原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和夫人到毛主席纪念堂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任晨鸣 摄)

后 记
2008年8月20日,我从电视新闻中得知华国锋同志逝世的消息。
在随后新华社发布的华国锋生平简历中,我看到了党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的重要作用时有了新的提法:
华国锋同志“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和支持”。
这还原了华老一再强调的历史真实。
我想,华老在天之灵一定会感到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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