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博物馆中的洪门摆设
【新世纪特稿2009年11月23日】从1840年起，中国走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即从五千年的帝王专制走进现代民主政治的转型期，历史学家唐德刚把它称为“历史三峡”。 他说：“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也要历时两百年。自1840年开始，我们能在2040年通过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运的了。……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
中国社会的航船，在历史三峡已有169年了，至今我们仍在可怕的峡谷中，现代民主政治离我们依然很远。在这一个世纪的日子里，我们企盼着通过三峡的一天；但在亚洲第一共和国的土地上，仍然看不到共和的气象，感觉不到民主的氛围。于是人们就呼吁，就抗争，要求政治改革，要求民主宪政。虽然这个要求符合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为什么却屡屡遭到严厉的控制，无情的打压呢？改革的三十年，经济得到了相当的发展，但社会的不公、两极分化、贪污腐败、违法乱纪的问题始终难以解决。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不同的意见，但始终得不到应有的结果。从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到张博树的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从李慎之的《风雨苍黄五十年》到9月底一位老同志的意见；乃至刘晓波等人的《零八宪章》等等。总之，该讲的讲了，该说的说了，结果是不以为德，反以为仇……。那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竟如此长久地困惑着我们。
中国现实的政治问题何其多，但归结起来不外是“党天下”三个字。既然是如此之天下，民主也好，自由也罢；不外是话一句尔。讲了几十年的现代化，这三十年来也搞了那么多现代化，但人们始终对这样的现状不满意，如何才能使人们满意呢？政治改革？民主法制？没有错，就是它。于是就有了“民主是个好东西”，渐进式、碎步式之类的种种说法。有人把这些称之为政治现代化，也有人把这些说成是软实力的提高，但终究给人以空泛的感觉。政治和软实力这类概念确实太大了，给作秀留下了巨大的空间。既然症结就在“党天下”，我们何不将政党的改革，政党的现代化提到日程上来？所谓政党的现代化，就是要找到这个政党历史上哪些是非现代性的要素，哪些是历史的糟粕，并自觉地剥离或扬弃之，唯有这样，这个政党才能与时俱进，成为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政治组织。
我们在讨论之前先明确一个概念，那就是会党。会党是鸦片战争后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民间秘密团体的总称。它与中国近现代史有着密切联系，也是近现代中国革命的一股重要力量。在此以前，天地会、哥老会等通称会，自兴中会与天地会首领联络后，始称“会党”。会党除有反清复明的口号外，尚有组织上实行家长式领导，首领由大首领加封，一切唯首领之命是从；组织成员以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和游民无产者为主体；有很强的地方性；采取秘密方式进行活动等特征。兴中会成立后，很注意联络会党，以扩大势力和影响。孙中山曾说：“余持革命主义，能相喻者，不过亲友数人而已。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禄，唯所称下流社会，反有三合会之组织，寓反清复明之思想于其中，虽时代湮远，几于数典忘祖，然苟与之言，犹较缙绅为易入，故余先从联络会党入手。”兴中会发动广州起义和惠州起义，主要依靠力量就是会党。会党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甚至更远。近代史上戊戌维新志士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就与帮会有密切联系；而孙中山、黄兴等利用帮会的力量从事革命活动更无须讳言，不但如此，孙中山还担任过美国洪门致公堂的“洪棍”（元帅），黄兴与哥老会首领马福益结盟，陈其美是青帮大老，蒋介石拜黄金荣而入青帮，更是众所周知。
民国执政时期上海滩上青帮徽章
中共和国民党几乎诞生于同一时代，其间的差别也不过几年、十几年。从历史学的眼光看来，这其实就是同一时间段——因为历史学是以世纪为单位来计算的。这个时间段当然是个乱世，清末民初，群雄纷争。在中国历史上，社会变乱之际，豪杰之士，有所作为者；往往借宗教、宗祠、社团为工具，以流行之说为资料，其理实于依附之说大不相同，其支离灭裂，往往使稍有智识者闻之失笑。然非此不足以煽动下层社会中人。我们现在的社会，实截然分为两撅。一为上中层知识阶级，一为下层无知识阶级。我们所见、所闻、所想，实全与广大的为社会基础的下层阶级相隔绝。（吕思勉）这个被隔绝的下层社会，其实就是游民社会，多由“脱序”的农民组成。而这恰好是帮会立足生根之地，帮会文化传播流行的空间。无论清末还是民初，革命党人结交下层，利用下层的秘密社团自然是顺理成章，这就使中国近代政党往往带有会党色彩。何以如此？游民文化使然，截然分为两撅的社会结构使然！文化的侵润和潜移默化之功，少有人能跳出生于斯或长于斯的文化模式。这在文化人类学上是基本常识，国共两党的创建者概莫能外。
李慎之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序中说到：“大约十年以前，“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时候，有一股海外来的思潮，说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为代表的激进主义（我们称做‘极左思潮’）即导源于1919年‘打倒孔家店’的‘五四运动’。但是我总觉得不会是如此。中国的老话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几个主流社会出身的知识分子能出头造反，领导革命已经很不容易了，难道还有能量把这种激进主义思潮推进到远远佚出一般社会常态之外，推进到三十年、六十年之后吗？我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更不是一个做学问的人，仅仅根据常识推论，中国革命的主体本来是农民战争，但是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最后成功都要靠一批游民勇敢分子和游民知识分子为其领袖。辛亥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会党’的力量，这是人所共知的，而会党不过是有组织的游民而已。当代的中国农民革命在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斗争过程中，是不是也受到了根深柢固的游民意识的侵蚀与影响呢？
尤其刺激我的是：1971年林彪在温都尔罕坠机殒命以后，毛主席亲自出来批判。毛主席过去一再讲自己超过秦始皇百倍，这已经是人尽皆知的了。这一次他老人家却讲到：‘林彪说像我这样的人，世界几百年才出一个，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怎么能这样说呢？不是有陈胜、吴广吗？不是有洪秀全、杨秀清吗？……’毛主席在中国历史上，只肯定陈、吴、洪、杨，许为同志，给我的印象极深，而且因此认为极左思潮的来源只能到中国社会的深处去找根子，单把眼光盯住几个知识分子，或者法国革命、俄国革命的思想影响上都是远远不够的。”李慎之话到嘴边留半句，他没有再追问下去，而是把皮球踢出来了。
李慎之讲的是流民文化与极左的渊源，虽有中国这场农民起义与会党不无联系的逻辑，但并无有其联系的论据。事实上，这种联系是有的。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部分带有民粹派倾向的知识分子精英，主张直接与社会下层群众结合发动暴力革命。在早期的工人运动中，无论是后来解释为教育、改造，还是为我所用，但与帮会势力合作则是不争的事实。安源路矿大罢工时，红帮老头子就点头答应帮忙，才有罢工期间的秩序井然，没出任何问题。也有一些会党人物加入了革命队伍，如成为烈士的工人领袖汪寿华和成为叛徒的顾顺章，是两个相反的著名例子；刺杀汪精卫案的重要当事人华克之，原是被称为“暗杀大王”的会党首领王亚樵的部下，后来成为上海特科的骨干。青帮大亨杜月笙与中共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20年，章士钊借给毛泽东的一笔钱，用于进步青年留学欧洲，这笔钱其实是杜月笙给的。之后，杜月笙与陈独秀、汪寿华都有过频繁的联系，直到1927年4·12事变，汪寿华被其诱捕、杀害为止。至于抗战时期与帮会的关系，利用青帮、洪门的通道从事秘密活动和输送军火物资，则是举不胜举，无容置疑。
1963年7月，毛泽东和章士钊（左一）交谈。
中共一度是农民成分占９０％以上的政党，其中有一部分是来自社会最底层的游民无产者，其参加革命初衷，还是“均贫富”的朴素农民革命思想，这种人最易成为会党政治的拥护者。在中共自身发展的历史上，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过民间秘密社团、帮会参与其事。如抗战期间其中有会党人物组织了活跃于苏、沪的抗日队伍“忠义救国军”，也有不少中共党员加入。（章立凡）在红军时期的中共闽北特委曾先与大刀会冲突、作战，后调整策略与之结盟，最后收编其武装，任命政和大刀会首领林熙民为大队长。大量的史料可以证明，中共与帮会的关系广泛而复杂。这对着眼于底层，从底层开始行动的组织来说，依托或利用民间帮会力量，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说明中共从创建到发展的历史中，和会党或帮会都有这样和那样的联系，但这并不能肯定中共就一定有会党的底色。而认为中共具有会党色彩的依据，则应该从中国帮会文化和国共两党在历史上的渊源上去寻找。其中最重要的是国民党从会党那里引入的党规、党纪这类看似现代政党的原则，实则是秘密会党的规则对中共的影响。
政治结社可分为知识分子结社和民间结社两种。前者基本上是公开活动而相互间信守一定的秘密，后者则以地下活动为主，带有很大的神秘性和迷信色彩。知识分子结社形式，无论在朝在野，多属清流议政。其后历经唐代“清流”、宋代 “元祐党人”等朝廷党争，到明末被称为“社党”，如东林党和复社。民间结社始于东汉 “太平道”，其后有历时元、明、清三代的白莲教。明末清初，这两种结社开始相互融合；自黄宗羲、顾炎武等与民间势力结合起，以“反清复明”为宗旨，逐渐形成洪门的天地会、哥老会、三合会，以及以漕运为背景的安庆帮（清帮）等秘密帮会。（章立凡）就中国文化自身而言，骨子里不太注重民族而注重家族，不在乎国家而在乎君上，既关注后世更崇拜祖宗，虽礼敬于先民而实用于宗派。于是就利用民族的文化心理，下层社会的固有弱点，大讲江湖豪杰的义气，造出为宗派、祖宗、君上、家族的复仇说，民族国家的大义，自然寄托在里边了。
会党是从帮会演化而来。从“反清复明”到“驱逐鞑虏，光复中华”，看到民族革命（其实核心是种族革命）沿革的一面，而秘密政治结社的另一面，也在有意无意之间成为了革命党的“卧底”，并成为革命党挥之不去的噩梦，置之于死命的毒瘤。尤其是当这个会党要转型为现代政党之时，这个宗法社会的痼疾，就成为这个政党最大的难题！它首先危害这个政党，继而祸害社会。最终形成官民之间的严重对立，导致社会的分裂，直至暴力冲突。
无论是帮会自身生存的需要，还是政治斗争的需要，他们在历史上都从事过暗杀、绑架等恐怖活动。这对于会党到政党的转型，都可视为历史的痕迹且不论它。但会党的组织和运行模式，却不能作为历史痕迹来理解，因为它不止是至今还有一定影响的问题，而是至今还被严格的奉行着的铁律。从它内部最高层龙头老大，到各分舵名下的各种山头，其实就是宗法社会家族模式的翻版。有族长、家长、各 房，等级森严，层层论资排辈，产生各房各辈的掌门人；处于等级金字塔尖上的会党首领则如同族长，拥有极大权力，平衡各山头的利益与矛盾；其内部有严格的帮 规家法，大老们议事决策具有神秘性，且实行恐怖统治，发现成员有违犯家规或不忠实言行者，会给予极严厉的制裁；对外则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和报复性，不容外人 过问批评其内部事务或团体行为，其成员在社会上的不法行为往往受到包庇。（章立凡）这些秘密会党的秘密制度，通过清末民初进入政党，进而以党纪党规的名义登堂入室，并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时隐时现的一个幽灵，这在国民党内尤为突出。就此而论，民国那些政治家们，在政治智慧上远不及明朝的朱元璋。朱元璋是靠白莲教起家的，这和清末的革命党借助于帮会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是，朱元璋在羽翼丰满后所做的一件事，就是割断了他与白莲教的联系，以韩林儿沉江而亡为标志，他撇清了与教门的关系。皇权专制时期的朱元璋，尚能知道秘密结社的帮会之流不可登堂入室，何况现代乎？
中国近世政党这层浓烈的会党色彩，与现代的宪政民主格格不入。这也是当代中国转型如此之艰难的症结所在。孙中山在东京创立中华革命党时，就要求党员宣誓效忠于他本人，但遭到黄兴的抵制。蒋介石有一段青帮的经历，而这一经历使他在执掌政权后，自觉与不自觉地将帮会的帮规家法带进了社会，使国民党内的政治生活始终带有会党的色彩。而在社会的政治生活中，这种会党的文化因素，始终挥之不去。他大讲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推行个人独裁和特务政治，以军政、训政为由，抵制民主宪政。最终还是没有逃脱失败的结局。不过，在蒋介石去世后的十几年，蒋经国解除戒严令，开报禁、党禁，终于使台湾进入了民主宪政的行列。对国民党来说，从开报禁、党禁起，它就开始了由一个带有宗法社会烙印、江湖帮会痕迹的会党，向一个现代政党转型的艰难历程。风风雨雨的20多年，几经起落的20多年，一个百年历史的会党，终于蜕变成为新生的政党。也只有在百年共和梦想成真，国民党人才有资格说，孙中山先生的军政、训政、宪政绝非戏言；共和为真，绝非欺人之谈。而此话在蒋家父子、尤其是蒋老先生那里，其实是难以启齿的。
会党问题对于国民党来说，似乎顺理成章，但对中共来说是不是牵强附会？不然。除了前面所说中共在建党和发展的过程中，不但有会门中人参与其事，即便是军队中也有帮会武装被整编加入。至于与帮会有着这样和那样的联系，那就无需多谈了。不过，对于中共的会党色彩，我们更多着眼于政治背景和文化模式，这些隐性的要素中去理解。中共的会党色彩，追根溯源，其实还要追到国民党那里，追到共产国际那里。国民党一大是1924年1月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召开的，大会主旨是改组国民党成为有力量的政党。如何使国民党成为有力量的政党？那就是在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和方法的同时，强调“国民党之组织原则，当为民主主义的集中制度”，这只是会党帮规中的一条——家长制。而会党原来那些老规矩呢？细看参加共产国际的21条规矩，会党的那些帮规家法，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什么叫无法无天？你看共产国际的21条便知。不信且看以下几条：
（三）共产党就不要以适合于资产阶级的法律为能事了，他应该到处创造与合法机关平行的违法机关，以便在决定的时候，完成他对于革命的职务。在施行戒严令或非常法律的国家，共产党一切行动不能合法发展时，合法行动与违法行动同时并进为绝对必要。
（四）在军队中传播共产主义的理想，必须引起一种坚忍的系统的宣传与运动，若因非常法律，公开的宣传困难时，就应当在里面做违法的工作：假使不肯这样进行，便是违背革命的责任而不能加入第三国际。
（十二）凡属于国际共产党的党，必须建筑于德莫克乃西的中央集权的原则之上。在现在内乱激烈的时候，共产党惟靠极集中的组织，铁的纪律（即采用军队的纪律）和全体战士一致给中级〔央〕机关以广大的权力，过余的信任，使得执行一种不可抗辩的威权，才能成就他的职务。
你看这些条款，比会党那些帮规家法如何？会门中人大概只能自愧不如。如此“以俄为师”，会党中的大佬们不由一阵窃喜。帮会对违法之事都是做得说不得，而这个老师不但敢做，而且敢说，真是明目张胆、明火执仗。至于那个集权原则，更是说到了大佬的心坎上。我们不就是实行的这种家长制么？当初孙先生要求加入革命党要宣誓、要效忠他本人，黄兴等人坚决反对，其实讲明“执行一种不可抗辩的威权，才能成就他的职务。”就此一句，即令反对之声冰消瓦解。共产国际的介入，不但没有化解会党已有痼疾，反倒提供了更有利于毒瘤成长的空间；这两个东方专制主义的巨头，终于珠联璧合地走向了极端。会党还是那个会党，帮规还是那个帮规，但说法就不再是那些切口，而是叫什么理论和主义了。
中共在1922年就成为共产国际的分支机构，对这21条规定自然心知肚明。加上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不少中共成员都具有跨党的特殊身份，并介入了许多国民党的政治活动。因此，对国民党内部的组织结构、运作模式大多了然于心。而国民党那些深层次的会党文化和心理，无论是适应还是侵润，都不可能不会对中共产生影响。再加之国共合作之前和之后，中共有相当一段时间，事实上是处于地下状态。这个特定的局面，也迫使中共不得不采取特殊的秘密工作方式，甚至利用帮会组织，采用帮会的运作模式。如中共特科的一些活动，各根据地之间的信息传递、人员流动的交通线、站之类。即使在第一次国共合作蜜月期，中共有许多活动也是处于半公开状态，于是就形成了两党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微妙格局。而这些人员之间的互动，也难逃脱会党文化的某些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讲，国共两党中人，都是在中国这个五千年来的大变局中的豪杰之士、有所作为者。他们借助宗祠、社团为工具，以流行之说为资料，虽其理实于依附之说大不相同。但中国社会实截然分为上中层知识阶级，下层无知识阶级两撅，非此不足以煽动下层社会中人。而下层中人，实则是国共两党都不得不面对和争取的政治力量。会党及其文化恰好是上下两层沟通的枢纽和工具，这大概是会党及其文化得以存在合理的依据吧。
在会党之前的帮会，所依托的是游民，而游民所 托命的空间称做江湖。那里风波险恶，一饱难求。他们朝不保夕，因此轻生忘死，所追求的只是“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有朝一日能“发迹变泰”。“若要 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是他们的美好愿望；“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是他们的最高理想。他们没有原则，“有奶便是娘”就是原则。他们与法制完全是对立的， 更不用说法治了。他们一方面显得很英雄豪迈，一方面也鱼肉良善，全不觉得有何矛盾而于心有愧。他们醉心的是无法无天的自由，是“哥不大，弟不小”的平等， 然而一旦组织起来，忠义堂上交椅却不容有丝毫差池。其纪律不但严格而且残酷，所谓“欺师灭祖，三刀六洞”。入盟都要发重誓：“五雷轰顶”、“万刀砍杀”。正是这个被文人学士忽视的游民社会，在上面滋生发展出了民间秘密结社的会门，他们的意识形态不但与官方的、正统的意识形态对立，而且还支配着半个中国，半部历史，还时时冒出头来一统天下。（李慎之）在近代这场历史上空前的大变局，这个曾经让人忽视的另一半社会中的帮会组织，就与革命党联手演出了这轰轰烈烈的一幕。而这两种力量结合成的会党及其影响，竟随着20世纪的历史走到今天，至今已有100多年了！
指出国共两党由于历史的原因，在组织和政治模式上都具有会党的特征，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将他们与帮会等同起来。而是要强调会党那些行为模式，在文化意义上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影响。就中共而言，党内那些习以为常的坏作风，如今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进步、政治进步的巨大障碍，不认清这一点，中国社会转型的三峡何时才能走出？党内政治的不透明、不民主、家长作风等等，其实就是帮会龙头老大拥有极大权力，平衡各山头的利益与矛盾，大老们议事决策具有神秘性的翻版；而党内那些“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以严酷的纪律来控制内部的做法，其实和帮会严格的帮规家法，实行恐怖统治，发现成员有违犯家规或不忠实言行者，会给予极严厉的制裁同出一辙；而一党专制的“党天下”的排他性，和帮会对外强烈的排他性和报复性，不容外人过问批评其内部事务或团体行为的模式别无二致。而这些，一直就是中国政治变革、社会转型上空徘徊的幽灵。
有人把这些问题归结为所谓国情，什么是中国国情？就是吕思勉指出的中国社会实在是已截然分为两层：一半是上中层的儒家的礼教社会，另一半是底层的“脱序”的游民社会。而这个另一半社会及其文化通常是被人们忽视了的，尤其是那个以帮会文化所代表部分，却悄悄地侵润着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卧底于我们的意识中。而在100多年前那场大变局中，它伴随着革命党人的脚步，走进了中上层社会的政治生活，最终成为国共两党政治遗产的沉重的包袱！真可谓是：成也萧何败萧何。
既然会党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民间秘密团体的总称，容不得民主宪政自然是会党的根性所致。何谓根性？一言蔽之：秘密。会党起之于秘密，谋之于秘密，行之于秘密，秘密实乃会党克敌制胜之法宝，岂可轻言放弃？如此重要之秘密，哪能公开透明？既无公开透明，何来公民社会？这是国共两党难以绕过的大问题，蒋经国则以开报禁、党禁的行动予以化解。至此，他人不得染指权利的会党铁律，才成为公民参与，公权力透明的宪政章法。国民党因此撇清了与会党的关系，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而中共呢？党内民主也许算一个行动，这至少可以改变党内政治的不透明、不民主、家长作风之类——实则是老大拥有极大权力，议事决策具有神秘性的会党作风。但对社会呢？公权力的问题呢？还是按照会党的做派——他人不得染指？也许这确实需要时间，但问题总要解决才是。这同国民党撇清自己与会党的关系，进入现代政党的行列没有什么不同。中共能迈出从会党向政党转型的一步么？这就要看中共领导的政治智慧、政治勇气如何；这最具挑战意义的一步，是中国历史大变局中的胜负手。唯有如此，这艘中华航船，才能从唐德刚所谓社会转型的 “历史三峡”开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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