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3日星期日

何家栋:未了的心愿——怀念慎之

何家栋
原载《博览群书》


来自意想不到的打击是最沉重的,没有预感,没有征兆,灾难说来就来了,短短几天之内,一个鲜活的生命就离我们而去了,朋友们无不感到震惊、愕然,继而是深深的悲痛,慎之已经走了七天,我思绪完全陷于麻木,仍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一)

我和慎之的交往是近四五年的事,初次见面都有"相见恨晚"之意,我俩同年出生(他比我年长几个月),都是在抗日烽火中投入救亡运动的,又同在丁酉年中了"阳谋"。我们都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才发表一些文字。慎之在破门而出之前就是名人了,文章一出手便有大家气象,他比我幸运的是受过完好的正规教育,厚积薄发,而我却是共产党扫盲把我扫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实际上是"脱盲分子"。慎之看到我的一些文字才通过余世存约我见面,谈话时他就给我出了好多作文题目,我赶快声明:我不是做学问的人,几十年来都是给别人编文章,改文字。一次次的整人"运动"使我养成一种生活习惯,不记日记,不留信件,不记笔记,甚至也不留报刊资料,免得害人害己。写的文章也不过清通而已。他说清通就不简单啊,有些自命大学者的文章就是叫人看不懂。我又说:最近写的那些东西不过是要表明一种立场,或是替被压迫得发不出吼声的朋友说说心里话。他们看到民族主义、后现代主义、新秩序主义等等,日益成为一种显学,媒体充满赞美之词,一些"大师"也上了圈套,给人家做义务广告,心里不安,要我表明态度,和那些人划清界限。我不得不勉为其难。但是要读懂"后学家"弯弯绕似的文字,在我可不是一件容易事,我只能边做边学,请喻希来、秦晖、孙立平、张剑荆、余世存等中青年朋友给我上课。有些文章实际上就是"集体创作"。大概慎之也理解这不是过谦之词,因此,第一次见面之后,就给我寄来了一些材料,还要我回答一个问题:二十一世纪是不是中国世纪?慎之最后一次命题是詹明信上海讲话得罪了他的中国门人,招来一场围攻,要我就此事写个评论,并且请段跃送来相关资料。《网络文学》编辑林瑟也从上海给我寄来一包下载的有关詹明信的材料。稿子发表后,意犹未尽,又另写了一篇短评,但慎之已经看不到了。

(二)

慎之认为比四个现代化更重要的问题是"人的现代化",一直为此大声疾呼,"公民教育实在是刻不容缓的事"。还说:"如果一个人真的还有下一辈子的话,那么,我的最大志愿就是能在下一辈子当一辈子的中学公民教员。"他的想法得到广泛的赞同,日本朝日新闻社记者还拿着《战略与管理》杂志发表的《修改宪法与公民教育》和发表在《改革》杂志上另一篇文章的复印件去访问他。我对慎之说:"既然是刻不容缓,何必等下一辈子呢?都说中国人素质太低,这不光是指老百姓,我看当官的素质也不高,恐怕上智和下愚都是一样缺乏公民意识。咱们不妨现在就干起来。"他问我有什么办法,这倒把我问住了,我不过是受他的启发和激励,感到应该有所作为,哪有什么办法。回来我就找李郁、王小平、王之虹、段跃、吴琰几个中青年朋友商量:是不是办个公民教育研究所,请李先生来主持,完成《公民课本》这一有历史意义的大工程。大家听说李先生可以"出山",都表示愿意效力。吴琰是一家大报"星期刊"的主编,还提出开辟一个"公民社会"版,为公民教育鼓与呼。我就请喻希来匆匆地起草了一个"研究大纲",又请杨学军制订了一个"课题计划书",以三年为期,第一年完成《中国历史上的公民教育》、《世界各国公民教育的比较教育》;第二年制定写作大纲,写出公民课本初稿,共12册,初中、高中各六册;第三年,定稿,推广。我请李郁去促请慎之上马,得到首肯,他提名刘军宁、徐友渔,我提名喻希来、张明澍、杨东平,由他们组成编委会,而由慎之总其成。因为慎之正准备去美国访问,筹备工作又颇费时日,一些积极分子就为搜集、复印资料忙开了。

我对公民教育的认识也随着工作的展开而加深。中国教育体制、教育内容的弊病,我是有体会的,一切指向分数、指向工具塑造。所谓道德伦理、思想政治教育,立意高渺,舍近求远,要求每个人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做毫不利已专门利人的圣贤;完全忘记了教育的宗旨不是培养什么四有新人,而是培养具有时代精神、为社会延续发展文明的常人,也就是具有独立自主精神,懂得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的合格的现代公民。四十年学雷锋,二十年"讲文明",收效甚微,只有极少数人能领一时风骚,而大多数人却连不随地吐痰,上车排队都做不到。以致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出现了许多倒行逆施、却又大吹大擂的现象:对儿童进行成人教育——"胸怀全球,放眼世界";对成人进行儿童教育——"要学会说谢谢、对不起;"叫平民百姓"见义勇为",抓贼斗歹徒;要公务人员立什么军令状,搞什么"承诺制",好像那些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所以,我以为"启蒙运动"不能老停留在知识分子的议论中,而应在民间扎根。如果以公民教育为切入点,面向全社会,我们就会取得全民共识,形成一种合力,推动文明进步。

公民教育研究所刚起步就碰了钉子,社团须到政府办理登记,政府却以"整顿社团"为名,不接受申请。虽然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政府要员也慷慨陈词:"违反宪法是最大的犯罪",但还是要在犯罪的路上继续走下去。结果就成了马克思说的那种状况:"在一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废除自由。所以,……不管这种自由在日常的现实中的存在怎样被彻底消灭,它在宪法上的存在仍然是完整无损、不可侵犯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61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这种倒行逆施体现在一切领域的现实生活中,做好事寸步难行,做坏事畅通无阻。因此人们的精神得不到升华,只能往非理性方面沉降。政府要求稳定压倒一切,却又处心积虑堵塞释放巨大能量的渠道。既然此路不通,我们只好把研究所改成课题组,挂靠在一个杂志社里。

大概是1999年8月,慎之从美国归来,立即找李郁询问公民教育进展情况,并且给我写了封信:"问了一次李郁,才知道先生已着手开始公民教材的准备工作,这对我是极大的安慰。如果有一天能够成立'公民教育研究会',那就是可以千秋万代的工作,我们这一生就可算有一个目标,也有一个归宿了。(对我们这些七十以上的人言,也只能如此。)"虽然很低调,但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还把许多支持者的信转给我,要我同他们联系,有的信还批上:"又是一个公民教育的积极分子!"不亚于看到报春的燕子。特别提到谢泳:"有一位谢泳同志(《黄河》杂志的副主编)也给我寄来了一个材料,现特复印寄上,看来他倒是一个热心分子,以后也许可以靠他搜罗一些材料。(此人笔头甚健,议论宏酣,我虽不认识他,但迄今印象甚好。)以后你也可以倚重他,我已去信介绍你。"

但是,工作却越来越难以为继了,因为人要吃饭,多数志愿者都要应付生存危机。特别是从美国、日本收集的资料要译成中文,我们连劳务费都开不出。李柏光、周鸿陵编的《公民常识问答》准备出版,也要交几千元押金,如有亏损,要从押金中扣除。这又是中国出版业有史以来的奇闻,既然自负盈亏,又为什么不许作者自行出版呢?吴琰的版面被不断撤换稿件,弄得焦头烂额,不得不改版。种种倒行逆施迫使我们的工作陷于停顿了。

这一切似乎都在慎之的意料之中,他写信劝勉我说:"自从我在今年年初为《改革》杂志写了《修改宪法与公民教育》一文以后,余世存就告诉我,你有意集合同志写一套公民课本,我当时的感觉是你对我的话太认真了。我们这样的体制哪里有什么条件能编实实在在公民教科书呢,只要一提笔就要碰壁,因此并不十分措意。等到出国回来,李郁又跟我讲,你确实是在干这件事。我又想了一想,教科书固然编不出来,但是写一本《现代公民试行教程》似乎还有可能。上周六聚会,我还说到法国革命以前有'百科全书派'对启群觉悟起了重大作用,中国当然主客观都无此条件,但是几万字的一本《公民教程》也许能起到'统一思想,唤起民众'的作用。(照民主国家的原理,任何人都无权'统一思想',《公民》正要告诉人们这一点。但是我偏偏想不出别的词儿,姑且借用,也许可以证明我中毒极深,已脱不出过去的框框了。)因此我极愿先生带头主持促成其事。现在社会上思想混乱,如果我们能编出一本公民教程来,对政府与人民,中央与地方,立法与行政,行政与司法,立法与司法的关系……都有顺应世界潮合乎文明原则的表述,我倒真想看看有什么样的英雄好汉敢来挑战。当然目前似无出版的可能,但是要有一部稿子在那,我看是随时都可以有用的。说到统一思想,我想也好乘此机会把主张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人彼此弄清楚,也许能得到更多的朋友。"我也立即回应说:百科全书不敢想,一科全书尚可行。"公民教育会"若成形,未必有人敢说"不"。开始时并不是没有想到经济实力不足以支持我们的研究,但我抱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总认为行动起来,条件会发生变化,碰见有经济实力的热心人,问题就解决了。可是,只见人锦上添花,却不见人雪中送炭,我们虽一退再退,但仍未放弃。今天看了任不寐《与李慎之先生的一次对话》,我才知道,直到去年年终,慎之还在约任不寐参加编写《公民课本》,可见慎之在这个问题上始终没有停止努力。恩格斯说:"顽强奋战后的失败是和轻易获得的胜利具有同样的革命意义的。"这不过一次小小的挫折,我们永远也不会接受失败。我相信慎之设计的《公民课本》或《公民试行教程》是一定能编成的。

(三)

慎之的第二个心愿是"重新启蒙"。他认为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五四运动是夭折了,先是救亡压倒启蒙,继而革命压倒民主,最后是稳定压倒一切自由。所以慎之提出:"回到五四,重新启蒙。"它的目标是明确的,就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才应该是被中国定为国家目标的'现代化'的出发点与目的地"。"中国人民必须从在自卑与自大之间失去平衡的阿Q转变成为能自尊自律的现代公民"。八十年代,王元化、王若水就提出"新启蒙"的主张,他们编辑的《新启蒙丛刊》,曾经产生广泛的影响,但是它还没有形成运动,就被左大爷扼杀了。他们说五四启蒙运动产生了共产党,新启蒙就是要建立反对党。可见神经衰弱到何种程度。但是封禁并不是问题的解决,而是制造一个新的问题。存在的问题是不可能被一纸命令取消的。"回到五四,重新启蒙"再次提了出来,应和者寥寥。我觉得必须说明新启蒙和老启蒙不同的地方,老启蒙是要破坏一个旧世界,新启蒙是要建设一个新世界。这一点不讲清楚,就会招致误解。建议办个刊物,从公民教育入手,推举余世存任刊物主编,慎之也同意,计划做好了,又是因刊号、经费成问题而作罢。不过,这次"重新启蒙"确有不同之处,慎之的贡献,不只限于文化层面,而是全方位地投入社会变革,推动公民社会的形成。华贻芳的产业研究一直依靠他的支持和帮助,周鸿陵的村民自治、城市社区实验,徐维国的中美文化飞驼工程,几乎每个活动都是在他的指导下进行的。和历史上的启蒙运动相比,雷声虽不那么大,雨点却也不算小。而且都取得了成绩。

回到五四,还要超越五四。在五四时期,自由主义的声音由盛而衰,最后几乎被淹没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潮流中。现在重新启蒙,就是要高高举起自由主义的大旗。慎之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还是要感谢历史的发展到二十世纪最后结束的时候,中国舞台上各种可能有的思想总算已经亮相得差不多了。今后要进行战斗,'敌我友'的关系(还是要借用毛泽东的话)可以比较明确,再不致被拖入一场混战了。我的看法是,当面的敌人就是一个,就是在中国绵延了两千两百年的专制主义,虽然自八十年代起它已因自身的腐烂而日趋软化,但极权的本性未变。要救治专制主义,只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以至个人主义,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几百年的世界近代史,一百年的较量应该可以得出结论:共产主义是现代化过程中的支流或者逆流。自由主义则是主流,而且是全人类迟早都要走的必由之路。""自由主义的精髓其实还不在经济自由主义而在于政治自由主义。我现在还没有看到新左派与后主们敢正面批判民主,自由和人权、法治的。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本没有,而中国今日迫切需要的。"慎之建议采取"战斗的策略"是,"少同无理进攻者纠缠,而是'一步进一步地'正面阐明自己的主张:以民主反专制,以法治反人治(=党治),并高高举起作为其根据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大旗。人权在今天已成为无人敢反抗的全球价值,但是人权必须落实到一个个个人身上,集体人权是我们中国人的狡辩。一百年以后看,自由主义必然成为全球主义。这点是可以有信心的。"

(四)

慎之的第三个愿望是"把顾准的民主启蒙的思想推向更广更深"。因为"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潮本来就不旺,它是在灭绝三十年之后经由顾准这点火种才又开始重燃起来的"。我曾同慎之谈过,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最初是和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结盟,从而壮大了自己的势力,使敌人陷于彻底孤立的结果;取得政权后和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决裂了,就孤立了自己,敌人越打越多,国事日非,就濒临绝境。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只有一句话:造反有理"。但是马克思恩格斯自己归结的是另一句话,代替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我们应该相信谁呢?即使马克思说的话全错了,只要有"自由发展"这个字,也足以使他们不朽。从陈独秀开始中共与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曾经有过的那一段因缘,是几代中国知识青年与其结下不解之缘的重要原因。

顾准是在看到权力发生异化,革命理想主义转变为反动的专制主义之后,才毅然走上经验主义之路的;李慎之在"割肉还母,剔骨还父"之后,才走向自由主义。他对我说:"五十年前,我是一个青年共产主义者,满腔热血,一片赤诚,五十年后居然走到了原初的对立面,想起来有无数的话要说,一时也说不尽……"我不同意他的用词,我说:"咱们当初走进这个队伍,完全是看中那面民主自由的旗帜。要不就跟着蒋介石、戴季陶、陈立夫去搞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本位文化了。现在也不能说是走到他们的对立面,倒应该说是他们走到咱们的对立面。是他们背叛了民主自由理想。"我又说:当初一直搞新民主主义就好了。慎之立即纠正说:"民主就是民主,分什么新旧中外。"一句话使我明确了,所谓新民主、人民民主其实是"专政"的一副面具。我们都被迷惑了。我们对"告别革命论"都不能理解,这是对过去的悔恨还是对未来的输诚?如果是过去,我们需要忏悔的不是革命而是其他,我们既不能在民族危亡之秋袖手旁观,也不能在"法东斯"的专制独裁统治下安心做顺民;否则我们就太没有人的尊严,太没有良心。如果是未来,那由不得我们。我们想告别革命,革命是不是愿意告别我们?民主是消解革命唯一的手段。如果社会矛盾没有缓解机制,那就会像恩格斯说的那样:"最小的冲突也要引起严重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517页)老百姓总是在活不下去的时候,揭竿而起。在有力量的时候,你寸步不让;在没力量的时候,你想妥协又来不及了。革命是专制的国家强迫被统治者做出的选择,民主国家就从来没有发生过革命。

慎之说过,他是战战兢兢提出自由主义的。它成为一个历史事件,不在于他对自由主义的理论有什么新发展,而在于历史条件把他推到时代的潮头上。他是思想家,不是学问家。学问家看重著作等身,精雕细刻;思想家要求振聋发聩,星火燎原。一个以书斋为发祥地,一个以社会为实验场。中共执政后,自由主义就被宣布为敌对思想,经过历次政治运动,自由主义已被斩草除根。李慎之突破禁区登高一呼,为自由主义争得合法地位,在中国当代史特别是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史上,这件事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正是考虑到这些因素,我才提出要重新确认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新道统,其主链应是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同龄人中的一些朋友要我将鲁迅列入新道统,我思之再三,没有采纳。因为在鲁迅的思想中,自由的倾向与专断的倾向杂糅在一起;而且他对于挣脱专制枷锁后国人何去何从,很少有明确的指示;他在晚年预言"唯有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现在看来不对了,惟有消灭无产阶级才有共同富裕。所谓道统问题,不过是显示思想渊源、传承关系罢了,并不是效法《水浒传》忠义堂排座次。

顾准、李慎之对于我们有什么价值?他们讲的也许不过是常识,它的社会意义远远大于它的学术贡献,它的思想价值远远大于学术价值。有人说,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以一个共产党员做精神领袖,未免滑稽可笑。这实际上是一种门户之见。正是因为有几十年党龄的"共产党员"都能够挺身而出,现身说法,来弘扬自由主义,才更有启迪作用和消解作用。在我看来,慎之最大的价值还不在于他的文字,而是他的行为,他的身教,他的榜样作用。喻希来曾在一种特殊情境下写道:在群情激奋时,要强调知识阶层的冷静和清醒;在"万马齐喑"、"百念俱灰"的时候,要呼吁知识阶层的热忱和忠谏。知识阶层应当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求得某种平衡,把进取精神和慎重态度有机地结合起来。知识阶层能否坚持稳健、公允、平实、持久的思想路线和政治态度,而不为任何风吹浪打所动摇,是中国现代化成功的一个关键。慎之的特殊意义就在于,在"万马齐喑"的九十年代初,在知识阶层的思想再次发生动摇的时候,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坚持现代化导向,走世界主流文明之路,将自由民主确立为全球价值。对于已经"割肉还母,剔骨还父"的慎之来说,这种忠谏的对象当然不是"领袖"和"组织",而是自己的祖国与人民,尤其是作为"思想精英"的知识阶层。两年前我曾说过:"在九十年代高高擎起自由主义大旗,从世界思想史的角度也许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在中国思想史上却具有石破天惊的意义。"历史将会证明,顾准和李慎之是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物。

慎之对一些"在美国喝过洋墨水的新左派",似乎怀有一点戒心,因为他们回国后,不是提倡民主自由,而是提倡集权政治、威权主义。慎之问我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我说,或许是平民子弟急于出人头地,要么,想谋个好位置,安身立命,过上好日子,就慌不择路了。还是值得同情的。他说民族主义可怕,新左派可厌。二者可成大祸。他提出自由主义以后,老左派没说什么,新左派虽然没提他的名字,却对自由主义大加攻击,说它是向权力者谄媚。慎之感到莫名其妙,一头雾水。但他说:"事情总是要变的,而且肯定是朝我们看到的方向变。老左派现在提出程序问题,这也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应当也会起启蒙作用的。"慎之对于不同意见表现出的宽容精神,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为一次全国性学术评奖提名,选了一本他并不喜欢的著作,他说:"不能以个人好恶为标准"。这部著作虽然落选,但他仍坚持自己没有看错,说:"它在学术上确有可取之处,虽然我不喜欢它。"连反对他的人都不能不赞赏慎之的公正。慎之的这种宽容与公正,很好地体现了自由主义的风范。

(五)

慎之是思想者,又是组织者,如丁东所说,他也是在离开社科院领导岗位以后,做了他在体制内无法做到的事。他是在立功之后才立言的,那些有影响的文章是他在去职后写出来的。说他的文风属于"新华体",不如说他更接近"启超体",议论恢宏,酣畅淋漓。我多年来一直从事编辑工作,不敢自称学界中人,是他硬把我拉进他们那个学术沙龙的,学界的中坚分子占多数,也有如我一类的老弱。但是慎之更关心和青年交往,不止一次要大家带一些青年人来,对我多次称赞余杰的文字"很有杀伤力",推荐文章给我看,对黄钟、萧瀚、秋风的情况也很关切。慎之说:"我们现在能做的还是首先自己学习,自己启蒙,争取能影响一个人是一个人。"有一次还打电话问我,余世存跑到哪里去了,怎么经年不露面?担心他因为签名惹祸,出了什么事。

每次聚会,他都到得最早,第一件事,就是分发复印材料。慎之似乎一直保持着"新华作风",看到他认为重要的文章,或提出重要问题,或有独到见解,都一一复印出来,以飨同好。慎之学问功底深厚,博闻强记,思想敏捷,旁征博引,信手拈来,浑然天成。在聚会时,常见他议论风生,滔滔不绝。使我感到他内心也许有一种"时间不多了"的紧迫感,他有那么多问题,那么多想法,都恨不得倾囊倒箧而出,形成文字。"书生老去,机会方来",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看他的晚年,依然是"满腔热血,一片赤诚",如果不见他行走略有不便,谁也不会想到他得过轻度中风,但上楼下楼都是拄着手杖,缓缓移步,不愿别人扶持。

李郁计划编辑一个书系,第一本是慎之文集,第二本是我和喻希来的文集,但是,出版时,我那一本有几篇未通过审查关,被抽了下来,又找不到书号,李郁就自作主张,把两本合为一集,起了个书名《中国的道路》,李慎之何家栋著,把喻希来名字删掉,把他写的东西也归到我的名下了,这一下,把两个老家伙都惹恼了。慎之叫他吃了闭门羹;他又来找我。我说:"你叫我里外不是人了。不说我狗尾续貂,有自高身价之嫌;喻希来虽是我的朋友,你把他明火执仗地洗劫一空,都栽倒我身上,我怎么交代呀?怎么不事先商量一下呢?"李郁说:"事先商量,你们不同意怎么办?不如先斩后奏。"还求我劝解李先生。我只得忍气吞声,给慎之打电话,骂李郁办事荒唐,给他出气;又说:"人年轻,可以原谅。"慎之说:"还年轻呀?半截入土了。"我说:"你别着急,我好好教训他。"慎之说:"有人问你,你就说不知道。得跟他打官司。"随后我又向喻希来赔不是,喻希来看到样书,反而高兴地说:"能出来就好,管它用谁的名字。假如有历史价值,自有人去考证出处;没有,文与人都湮灭了,谁又管它作者是谁!"书一上市,就禁止发行,出版社社长因把关不严也罢了官。还要追查作者,我们自然"无可奉告"。李郁自作自受,承担一切责任。慎之气也消了。风平浪静之后,李郁才敢上门请罪,也真为难他了。

《风雨苍茫五十年》批了逆鳞,我们这个社区几位老革命拍手称快。有的说:"我们是有资格教训他们的,因为我们多数人为共和国的建立流过血。"当局几次上门追查,慎之都是泰然处之。我打电话、写信把这些话转告慎之,对他表示敬意:"你说了我们想说而没有说的话,代表我们对这个时代做了一个交代。不说出这一点,我们就成了同谋犯,人民不会原谅我们。"这件事虽然不了了之,但李慎之的名字却上了黑名单,各报刊不得出现李慎之的名字,编辑若掉以轻心,偶尔发了李慎之的文章,不管什么内容,总编辑就要受到警告,还不许通知作者,不许透露给媒体,说什么"他们是有言论自由的,你们是有纪律约束的"。李慎之生时就被封死了。

诚然,顾准、李慎之在中国思想史上都是过渡人物。任何一个思想开拓者,对于后人来说都是过渡人物。只有自认为掌握了终极真理的人,才会看不起过渡人物。能够让匆匆离去的慎之多少感到一些欣慰的是,后继者已经形成队伍,秦晖、朱学勤、喻希来、徐友渔、刘军宁、王毅、雷颐、丁东……继续攀登思想高峰,还有更年轻的一代,浩浩荡荡,"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正是他们将开创自由主义群星灿烂的时代。他们中间会产生新的领袖群伦的人物。慎之,事情正在向你看到的方向发展,你可以安息了。

——写于2003年6月7日

附:【转自维基百科】

何家栋(1923年9月—2006年10月16日),河南信阳人,中国作家。

1938年7月,何家栋报考了中国第一战区铁道警备队干部训练班,后任见习参谋。1939年,何家栋转到天水行营交通工作队,后晋升为上尉中队政训员,该队伍主要从事破坏日军运输线的工作。1940年,何家栋离开该部队,前往八路军洛阳办事处。1941年,何家栋前往晋冀鲁豫根据地,途中任八路军南岭支队小队长,到达根据地后任129师太岳军区文工团员。1945年,何家栋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在华北联合大学行政学院学习一年。1948年,在华北新华书店、《新大众报》担任编辑。1949年,创办工人出版社,历任工人日报工厂厂长、编辑、记者,工人出版社办公室主任、编辑室主任。

1957年,因负责编辑出版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一书,何家栋被定为右派。1959年,担任李建彤小说《刘志丹》的责任编辑,毛泽东认为该书"利用小说进行反党,这是一大发明",何家栋因而被定为"习仲勋反党集团",被开除党籍。1965年,何家栋被下放到山东成武县。文化大革命期间,何家栋被揪回北京批斗,他的母亲及两个儿子非正常死亡。

1979年,何家栋的"右派"身份得以"改正",小说《刘志丹》被平反,他随后担任工人出版社常务副社长兼副总编辑。1983年,创办《人生》月刊,何家栋任主编。1984年,创办《开拓》文学杂志,何家栋任主编。《开拓》创刊号发表了刘宾雁的报告文学《第二种忠诚》,何家栋因而被查处。1985年,何家栋辞职退休。同年,陈子明创办了中国行政函授大学,何家栋受邀担任校长。1987年,任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顾问。1988年3月,该研究所接办《经济学周报》,何家栋任总编辑。1989年6月11日,该周报停办。

1989年六四事件期间,何家栋主动声援、帮助学生。[1]

2004年5月,与陈子明共同创办了改造与建设网站,担任网站的法人代表。2005年8月,该网站被当局关闭。[2]

2006年10月16日,因病在北京的一家医院中去世。何家栋的文集因为当局的阻挠,而未能如愿印出[3]。

何家栋的代表作包括:

  • 整理《把一切献给党》,1954年;
  • 《赵一曼》、《我的一家》,1957年
  • 《方志敏战斗的一生》,1958年
  • 《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记毛主席在陕北战争中》等
  • 与李慎之合著《中国的道路》,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
  • 与喻希来、王思睿合著,《21世纪的世界与中国》,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2001年
  • 与王思睿合著,《今日中国政治思潮评析》,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2001年

刘军宁:这些民营为什么选择自杀而不是抗争?

刘军宁 X

这些民营为什么选择自杀而不是抗争?
企业家选择自杀而非抗争的决策,通常源于多重因素交织的极端绝望状态。
历史教训显示抗争无效:类似于1950年代“三反五反”运动中,资本家面对高压清算,选择跳楼而非反抗,因为抗争可能加剧惩罚。今日企业家可能从中吸取教训,认为“束手跳楼”比“以卵击石”更“理性”。
在中国当前的政商环境下,当一个民营企业家所面对的“对手”往往是整个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是一个拥有无限资源的权力体系,例如纪委监委、公安、税务、法院等。这种对抗从一开始就是极不对等的。过程即是惩罚,即便有抗争的勇气,其过程本身就可能是一种毁灭性的惩罚。历史如公私合营后清算,让许多人相信“抗争无门”。
“留置”后综合症:如汪林朋被留置后数天自杀,报道称留置过程如“凌迟”,涉及隔离审讯、心理摧毁,导致精神崩溃。企业家可能在期间遭受侮辱或威胁,出来后已无生念。抗争风险更高,可能牵连家人或企业。长期的调查、审讯、监视和与外界隔绝,会对人的精神造成巨大的摧残。在身心俱疲、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人的意志力会被逐渐消磨殆尽。
“欲加之罪”的恐惧:中国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或多或少存在一些不完全合规的事例。在权力要“整治”你时,总能找到理由。这种不确定性和对法律可被选择性执行的恐惧,让企业家感到无论如何抗争,最终都可能被定罪。
株连效应:抗争不仅关系到企业家个人,还可能牵连到他们的家人、亲信、员工乃至整个企业。权力部门可以通过调查家属、冻结公司资产、影响员工等方式施加巨大压力。为了保护身边的人,一些企业家可能会选择用自己的生命来终结整个事件,承担所有“罪责”。
企业瘫痪:创始人或核心领导被留置、调查或监禁,企业往往会群龙无首,银行抽贷、供应商断供、客户流失,企业很快就会陷入瘫痪甚至破产。抗争的过程,可能就已将毕生心血摧毁。
在极端的绝望中,自杀被当成了一种可以“解决问题”的手段,尽管这是一种极其悲剧和扭曲的逻辑。最后的抗议和尊严维护:在某些情况下,当一个人感到所有的解释渠道都被堵死,无法为自己辩白,名誉尽毁时,自杀可能被视为一种最后的、无声的抗议。这是在用生命控诉所遭遇的不公,或者是在无法体面地活下去时,选择一种(自认为的)有尊严的结束方式,避免承受阶下囚的屈辱。
关于这件事,我问了AI三个问题,今天是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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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不少企业家跳楼自杀,这种逼迫会把民营企业家转变成未来中国政治变革的领导力量吗?近期,一些人开始讨论,这种绝望情绪是否会将民营企业家推向未来中国政治变革的核心领导位置。然而,尽管民营企业家群体的确面临着巨大的困境,并因此可能产生对现状的不满,但要成为政治变革的核心领导力量,他们仍面临着诸多内在和外在的复杂因素与重重障碍:

缺乏政治共识与组织:民营企业家群体内部利益多元,诉求各异,难以形成统一的政治纲领。他们中的许多人更关心的是自身的商业利益和财产安全,而非宏大的政治变革。尽管他们对现状有诸多不满,但这种不满更多是防御性的,希望获得更公平的商业环境和更可靠的法律保障,而非主动挑战现有政治体制。

与体制的复杂关系:相当一部分成功的民营企业家通过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加入党派等方式,与现有体制建立了紧密联系。这种参与一方面为他们提供了表达诉求和影响政策的渠道,但另一方面也使他们被整合进体制内,降低了他们成为体制外反对力量的可能性。

政府的"胡萝卜加大棒"策略:政府一方面强调民营经济的重要性,出台政策安抚和支持民营企业,将他们定义为"自己人",并表彰"优秀建设者"。另一方面,通过统战工作和强力监管来确保其政治上的"正确",严厉打压任何有组织的挑战。这种软硬兼施的策略,有效地分化和约束了企业家群体。

缺乏广泛的社会支持基础:在一个长期强调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国家,民营企业家作为一个群体,其社会形象复杂。尽管他们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但在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背景下,他们也可能被一部分民众视为"既得利益者",这使得他们难以获得发动广泛社会变革所必需的民众支持。

综上所述,企业家群体的自杀悲剧,深刻地揭示了中国民营经济在当前所面临的极端困境和压力。这种压力无疑会催生不满和寻求改变的愿望。然而,由于缺乏统一的政治意愿和组织能力,加上政府有效的分化管控策略以及企业家自身规避风险的倾向,使得这一群体在短期内难以转变为推动中国政治变革的核心领导力量。他们的抗争,更多可能表现为个体的、经济层面的自保行为,而非有组织的、政治层面的集体行动。这种"逼迫"可能加剧精英不满,但历史和现实显示,民营企业家更易成为受害者而非变革核心。若无更广社会动员或政策松绑,变革难由他们主导。

民营企业家朋友和大家同意AI的这个结论吗?

以后有机会,我会谈谈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政治变革领导力量的变迁及其未来。


_____________

为什么企业家再次选择束手跳楼?在五十年代初五反期间上海市有许多资本家在被工作组约谈后跳楼自杀。于是,市长陈毅留下了"风趣的"名句: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 七十年之后的今天,又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在被留置后选择跳楼自尽。

三问: 他们究竟遇到了什么样的经营状况? 他们在被留置期间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遭遇? 今天的中国正在发生什么? 

 2025年4月至6月已报道的企业家跳楼自杀名单:

毕光钧 金点子公司老板(纺织业企业家)2025年4月 绍兴纺织业龙头企业老板,坊间传闻涉及商业纠纷或"被做局"。

刘文超 西子电梯科技有限公司总裁(电梯业企业家) 2025年6月 54岁,浙江电梯巨头,警方称跳楼自杀。

沈康明 浙江建投董事(建筑业企业家) 2025年6月 54岁,百亿市值上市公司董事,警方称坠楼身亡。

孙茵 天朗控股集团董事长(房地产企业家) 2025年6月19日 公司讣告称"因病去世",但多方传言为跳楼自杀,涉及"体制性缄默"。

曾育周 靓家居创始人(家居业企业家)2025年7月17日 广州知名企业家,警方称可能与个人因素相关。 

汪林朋 居然之家(居然智家)董事长(家居零售业企业家,前湖北首富) 2025年7月27日 57岁,4月被留置调查,解除后数天跳楼。公司公告称"在家中不幸身故"。


2025年8月2日星期六

《福民公寓》有声书开播引热议

作者:飞马出版社



两年前,敝社邂逅讲述文革的小说《福民公寓》,有感于作品虽在台湾出版,却并没有在海外引起足够的关注,征得作者喻智官先生同意为之出了修订新版,让更多读者了解这部不可多得的佳作。

一月前,有声书主播雨天女士阅读《福民公寓》后与敝社联系,她认为"《福民公寓》故事深刻,人物鲜活,对话流畅真实,希望通过自己的声音,让更多听众听到这样一部真实、有力量的作品。"她的感受和意愿与我们不谋而合。旅居海外的雨天女士是上海人,专注播讲纪实文学、大陆禁书以及现代文学,由她演播讲述上海市民的故事可珠联璧合。

《福民公寓》开播后不仅吸引了大量听众,演播者与听众还即时互动交流。纵观听众的留言小议,虽只言片语,却充满真情实感,不乏切中肯綮之论,与敝社对《福民公寓》的评价相吻合,在此摘录简介,以飨读者。


一) 文革经历者的认可:


——这是我读过最清楚的文革故事。从老百姓的生活讲述,一日一日,物是人非。感谢作者纪录那段灰暗的时代,雨天也功德无量,声音的传播,使这本书又(有)了更多的读者,让更多人了解这本书那段史。

——边听思绪就给带回60年前,文革那年我12,家境就和(书中)严家差不多,天天提心吊胆……

——太感谢作者了,把那段历史真实的记录给后人,文中记述得那些人和事也都有我母亲家和我周围认识(的)那些上海普通老百姓的影子。

——幸好我们都还在,幸好作者为我们还原历史,幸好雨天的真情朗读。……里面大多数人物,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一一对应。

——感谢雨天与作者,又来让我们一起走过那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小说里的很多人与事都可以在自己的过往中找到。

——我作为过来人告诉你全是真的,只是描写了真实世界的苦难的不足十分之一。

——我都经历过,只有更残酷,绝没有填(添)油加醋。

——雨天演播得太棒了,遗憾的是我听不下去,儿时家里遭殃的情形就在字里行间。

——文革恶行,历历在目。

——好真实的描述,感谢作者。二舅去贵州插队,走得那天,母亲去真如火车站送行,火车一开,车上车下哭声一片,母亲说她这辈子都忘不了。

——听这集,感觉好像在说我家,一次又一次地把我家的哥哥姐姐送走(下乡),到六八年底,原来热热闹闹一大家子就只剩下了爹娘和我。

——每天跟着听这部小说,心情也跟着起伏。最后的结局非常的真实。几十年前我赴美留学,父亲的嘱咐是,给你买的是单程票,不要回来了。出国后,看到64,再看到飞速的经济发展,也回国工作了一段时间,也看到和感觉到那个水晶盒不散的阴魂。深深觉得这个民族如果不经历全面的,触及灵魂的反思和忏悔,是无法在文明的道路上前行的,那个阴魂的轮回不可避免。庆幸我牢记我父亲的嘱咐,彻底地远走他乡。而且有一副火眼金睛,那些穿着不同马甲的美式极左嘴脸,一眼就看穿,因为他们的阴魂是一样的。

——感谢作者将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记录下来。非常震惊居然有人怀疑往事的真伪。

——多么伤感! 中国人都选择了忘记,唯有《福民公寓》,记录了真实。


二)后辈的惊讶与感慨


——作品很棒, 揭开了这段风尘的历史,让我们了解那段历史。我父母都是经历过文革的,但是他们很少向我们讲。即使我去问,也问不出来几句话。这本书填补了我的知识空白。

——我的父母他们经历过文革,都不会和我讲文革历史。空白的历史,终于被补上了。

——书很棒,我会等我的孩子长大后给他们讲这段历史。补充学校里学习不到的知识和常识。

——对于没有亲身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来说,读到本书确实是"大开眼界"。请不要怀疑,我们这一代的"无知"。 因为文革那一时期,教科书没有细讲,只是泛泛讲了它的历史意义,并没有讲老百姓人世间的生活。

——父母上山下乡过来的,但是也极少听他们提起。再加上,这方面的书籍也是禁书,影视作品也没有。简直就是一个知识黑洞,不(无)从查看了解。 所以,才会被书中那样鲜活的人物打动的同时,又惊讶父辈那一辈年轻时候的事情,为什么像上节课黑板上的板书,被擦的一干二净,没有一点历史痕迹。

——幸亏你们还在,可以留下的文字和历史太少了,(使)后人不知真相。

——文革这段历史真是惨不忍听,感谢作者和雨天让这段历史永存!

——知道文革历史的人实在是太少了,愿雨天的频道传播的更远,让更多的人了解那段很近的历史。

——感谢介绍这本书,了解那时代的人民求生意志,互相攻击荒废该学习的知识。


三)对作品艺术价值的肯定:


——"文革过来的这辈人,谁没有一本向人倾诉的故事?"这句话开的头真好!

——非常优秀的长篇小说,谢谢朗读!

——这是一部了不起的反映解放后的小说,尤其是关于那场惊骇文革的描写,更是深刻入骨。

——作为文革的一个缩影,福民公寓有他的艺术价值及政治意义。

——非常深刻的文革小说,墙内少有。

——这是我看到听到最好的上海写真集。上海的御用作家如过江之鲫,除了吹拉弹唱,除了抬轿谀笑,岂有它也!

——特别好奇,是不是真事?因为,故事太过真实,又一代人经历了那如此荒谬的时代……现在看来,那个时代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

——作者写得真好,刻画人物入木三分。

——惟妙惟肖。

——引人入胜。

——老上海的市井生活,很亲切。

——这么好的书,应该让更多人了解到。可惜大陆那边买不到吧?

——这本书太精彩了,相比雨天演绎过的其他伤痕文学并没有那么沉重,很多人物的小市民特点为剧情平添了一点点欢快的调子,听起来欲罢不能。

——这本书写的太好了,不去为那些官员叫屈,而是展现众生在这个魔鬼掌权的真实面目,真正人性的善与恶。

——一部血泪书,写尽荒唐事!

——可惜喻先生写得这么好的故事却没有多少人知道,只能在港台海外出版。

——这段尼克松访华抢购小菜的情形真是活灵活现,一边笑一边落眼泪。

——毛文革就是毛主席,毛主席就是毛文革!对!南延泠(小说中的人物)说得对,看得清!没有这种认识,文革就甭打算彻底肃清!


四)对演播者的赞誉


——雨天,谢谢你的选材演播,在这个纷杂喧嚣的世界里如同一股真善美的清流。

——有雨天这么精彩的演说,仿佛让人身临其境,像看电影一样。

——非常专业的播音和优美动听的声音。

——雨天的演播真好!作品也好。但没有雨天的演播,就什么都不好。

——每天都刷雨天的频道,你深情并茂的演播陪我渡过每一天的闲暇时光。

——非常好的小说,视角独特,配上雨天夹杂的(个别)上海话,绝配。

——雨天的(夹杂个别)上海话朗读得正到好处,给小说增色不少。

——雨天的播讲越来越好,越来越完美,尤其是上海市井小说。

——感谢雨天的声情并茂的演播,非常喜欢你的声音。

——这一集演播得太精彩了,把个祝秋艺演得活龙活现,闻她的哭丧调如见其人!

——这段写得很精彩,绝妙的讽刺。雨天的演绎给小说增光添彩。

——喜欢书,更喜欢雨天的声音。

——再次感谢雨天的推广讲述。

——雨天,喜欢你的作品,更喜欢你的声音。

——感谢雨天的辛勤劳作,精彩制作。


五)作品引人入胜,听众欲罢不能


——雨天,我已经买了书了。谢谢你! 不过,每天还在等待你的声音。

——盘(盼)了一天,结果一会就听完了。

——每天的必修课。

——每天坚持听雨天的更新。

——是的,听不够,就想一口气听完。

——雨天,感谢你的演播!辛苦了!真的会一天出两集吗?我们的耳朵有幸了

——一天两集?我做梦了吧!

——谢谢雨天的演播!请问现在是每天出两集吗?辛苦您了!我们太幸福啦!

——开始不敢听,怕听到他们的经历心痛,慢慢南家、吴家的大大小小,还有善良的医生夫妇,都好像邻家的熟人一样了,现在又有些舍不得听了,怕很快就会结束,心里会失落, 就像跟老朋友说再见似的。


六)作品的生命力


从文革到疫情:

——三年前在封城前的最后十几个小时中,我离开了上海。走的狼狈不堪,走的心惊胆战。不愿意回忆那些事。我的家族在文革里经受了毁灭性的苦难,曾经我觉得生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我,赶上了最好的时代,一场疫情,一场全社会的洗礼,人性的本质看的一清二楚。有些污泥浊气只是沉在心底,一场大雨就能重新泛起波澜。丑恶的还是那种丑恶,一丝都没有变和这本书里小人物的鲜活经历一摸一样。这到底是谁的悲剧。

——危邦不入, 乱邦不居,30 多年前的离别太正确了!从此子孙后代不再会有此类危险!

——文革的阴影现在依然笼罩着那片大地呢!


有声书主播-雨天(@rainyday_yutian)的开播词:

从明天(6月15日)起,我将为大家播出喻智官先生的长篇小说《福民公寓》。这部小说由喻先生及出版社无偿授权播出,在此谨向作者表达诚挚的感谢——感谢他的信任与厚爱,也感谢他将这样一部深刻的作品托付于我。 《福民公寓》以文革为背景,通过位于上海的高级公寓中住户的命运,展现了那段历史对普通人造成的伤害与创伤。不同于一些经过美化的叙述方式,喻先生用冷静而真实的笔触,揭示了文革的残酷与荒谬,也正因为此,这部作品至今未能在国内正式出版。 值得一提的是喻智官先生本人也会和大家一起收听这部有声书。也就是说,在接下来的播出中,大家不仅能听小说,还能在留言区和作者互动交流。这是一场听众、作家、演播者三方之间的特别对话,我相信每一位朋友都会在其中获得不一样的感受。 欢迎大家在每一集下方留言,聊聊你的感受、印象深刻的片段、甚至是心中的疑问,说不定喻先生也会亲自回复你哦,让我们一起听书、一起思考、一起对话,期待您的加入!


听书网页链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l_k_sZhRMY&list=PLyAC43biAfv0aisD5Kr8BuFcYZIFzyB-s


原载《人民报》2025年7月28日


林保華:20%是暫時稅率談判尚未完 除經濟外台美政治關係更重要

  1. 林保華
  2. 發布 2025.08.02 
 
美國總統川普公布對全球各國課徵新關稅。   圖:翻攝自 The White House X 帳號

美國總統川普公布對全球各國課徵新關稅。   圖:翻攝自 The White House X 帳號


美國給台灣的進口關稅,暫定為 20%,,比許多人想像的高;也高過日韓的 15%,自然更是藍白的攻擊目標,以致有舔共立委主張「聯共制美」,比連戰的「聯共制台」又跨進了一步。

但是戰鬥藍趙少康不久前才說是 32%,如果不是「趙謠康」的話,那麼藍白的攻擊就毫無理由,應該稱讚才對。然而至今我沒有聽到藍白對民進黨政府有任何稱讚,包括各個方面。即使稅率在 10% 以下,或半導體可以豁免,他們仍然可以找理由攻擊,例如一定是民進黨秘密出賣了國家利益等等。

延燒焦點:(影) 相撞反應時間不到3秒! 解放軍直升機與外機500公尺對峙 飛行員英語驅敵

賴清德總統解釋這是暫時性的,談判還沒有結束,這是可信的 :

其一,它只有稅率,而沒有台灣對美國的投資(只有以前台積電的投資額),以及台灣對美採購與開放市場情況。

其二,關稅隨時在不斷修正中,例如印度 25%,因為印度還在買俄羅斯的原油,因此還有談判餘地。

其三,其實川普也不想關稅太高而刺激美國的通脹,所以只要談判對象願意應承某種條件,他就會大幅降低稅率;如果是川普自己失言,他也會主動改正,例如對巴西,剛說 50% 就立即改為 10%;因為中國一直在挑撥美國與巴西的關係,巴西因為攻擊前總統而惹怒川普,但是巴西是美國罕有的貿易順差國。

日韓投資美國數額較大,是因為他們人口較多,又有較高的經濟產能,在經濟體中的排位領先台灣。日本併購了美國鋼鐵廠,還會開辦半導體廠;韓國將在美國開辦造船廠,三星也過去開廠;但是台灣除了台積電,其他企業規模都比較小,包括為台積電服務的供應鏈。因此台灣的投資額不如日韓。

然而台積電對輝達是獨一無二的供應商,也供應超微,甚至英特爾等,對美國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就有望減免關稅。而且輝達等高技術晶片定價很高,即使台灣稅率降低不多,台積電也有漲價的空間,並且帶動供應鏈漲價來抵消稅率。所以台灣努力要降低稅率,主要是避免漲價太多,也利於農產品出口美國。至於美國農產品傾銷台灣對台灣農業的衝擊,可以用政府補貼農業來解決。

美台關係目前除了聚焦在經濟關係,還有更重要的政治關係,目前也處於從量變到質變的轉型過程。美台的政治軍事關係不斷成為話題,這不止是我們身在台灣而有此感受,即使在美國本身,對外事務中,美台關係也是重要與眾多的話題。

如何一下徹底解決而不留尾巴,不但是美國要解決的,更是許多台灣人的期盼。中共長達 76 年對台灣的霸凌,台灣人也受夠了。美國再不採取果斷措施,將來在遇上像歐巴馬那樣懦弱的總統,台灣就夜長噩夢多了。

美國擁有台灣的「佔領權」,起碼也算是半個主權吧,這是二戰的成果,要十分珍惜。英國擁有香港的主權,卻被中共騙走了,美國應該吸取這個教訓,迅速並正確處理好美台關係,別等台灣被白蟻滲透蛀空才動手,那時房子塌下來來不及頂住了。美國也被中共滲透,有的還很嚴重,有多少機密被中共偷走應該有個數,有了那種感受,更應該體會到我們這個小小的多山國家的處境。

刘晓波:毛泽东如何杀人——读杨继绳的《墓碑》

作者:刘晓波


2008年,中共现政权眼中的奥运年。

2008年,中共毛泽东政权制造"大跃进"人祸50周年。

在毛泽东时代的罪恶历史仍然是政治禁忌的今日中国,当胡温政权用金钱和恐怖确保北京奥运成功之时,感谢杨继绳先生(曾任新华社高级记者,现任著名杂志《炎黄春秋》副社长)写出记录大跃进的历史巨着《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8年5月版)。关于大跃进的历史,这是我所读到过的最为震撼人心的记录,的确是压在中华民族脊背上的墓碑。这块沉重得不能再沉重的"墓碑"由80万个汉字建成,每个字都在血泪中浸泡过,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和亲临历史现场的调查,记述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并重点记录了最为惨烈的12个省的人祸,可谓再现了史无前例之人祸的全景图。

这块墓碑的重量,足以压垮金牌第一的辉煌,也足以让"崛起大国"的神话变得轻如鸿毛。

"读者将会在本书的第22章中看到,我参照中外多方面的资料,确认从1958年到1962年期间,中国饿死3600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为4000万人。饿死人数加上因饥饿而少出生人的数,共计7600万人。"

天地之间,最可宝贵的是生命。因而才有"人命关天"和"死者为大"的古训。但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的生命甚至连草芥都不如。那些走投无路且眼睁睁地看着亲人饿死的人们,不但没有揭竿而起,而且"没有呼天抢地的哭声,没有披麻带孝的礼仪,没有送葬的鞭炮和纸钱,没有同情,没有悲哀,没有眼泪,也没有震惊和恐惧。几千万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精神麻木地消失。有的地方用大车将死人成批地拖到村头的大土坑里,有的地方因无力掩埋,死人的胳膊和腿还露在外面,有的地方死人就倒在寻找食物的路旁,还有不少死人长时间放在家里,被老鼠啃掉了鼻子和眼睛。"

当年,面对大跃进的严重后果,刘少奇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刘少奇还说过,对这场灾难要刻上碑,记上账,'要子子孙孙地传下去,以后再也不犯这个错误。'"然而,在今日中国,不要说为半个世纪前的几千万死者立碑,就连大饥荒本身都还是禁忌,杨继绳的巨着也只能在香港出版。

为了修筑这块"墓碑",杨继绳先生历时十年,不仅披阅了近千万字的原始资料,而且亲身前往大饥荒严重的地方进行实地考察。他在《永久的墓碑——【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前言》中说:"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利用到全国各地采访的机会,查阅全国各地的有关资料,访谈经历过大饥荒的人。我从大西北到大西南,从华北到华东,从东北到华南。查阅了十几个省的资料,访谈了上百位当事人。经过十年的努力,我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记下了10多本当事人谈话记录。我终于比较全面和比较深入地得到了这场持续三四年的大饥荒的真实情况。"

这场半个世纪前的大灾难,发生在并无天灾、瘟疫、战争的年份,带来的却是几千万人活活饿死和大规模的人吃人,可谓史无前例的人祸。但杨继绳先生并没有停留于历史记录,而是深入地探究了大跃进的根源。他在"前言"中告诉读者,这场大规模的人权灾难之所以发生,毛泽东及其独裁集团固然是祸魁,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愚昧大众也负有责任。

杨继绳先生的反思是坦诚的、勇敢的,基本围绕着自己的亲历展开。他的父亲在1959年死于饥饿,他也亲眼目睹了家乡"一片死寂"的惨状,但是,如此惨烈的现实并没有让当时还年轻的他有所醒悟,而是仍然坚定不移地相信党、政府和三面红旗。他说:"我不认为这和政府有什么关系,也不认为这和'三面红旗'有什么关系。我对当时宣传的'大跃进'的成就、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依旧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更远地方发生的事情。我以为我家乡发生的事是个别现象。我以为父亲的死只是我一个家庭的不幸。想到伟大的共产主义即将到来,家庭的这点不幸算什么?党教导我遇事要牺牲'小我',维护'大我',我绝对听党的话。这种认识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时期。""1960年我考上了北京清华大学。一进学校,就参观清华大学反右派展览,进行忠诚教育。接着下乡劳动50多天,一方面接受劳动教育,一方面开展保卫"三面红旗"的辩论。虽然我们饥肠辘辘,但不怀疑'三面红旗'。""在大学期间我还是很听话,一直担任团支部书记,1964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样的相信一直持续到文革时期,杨继绳先生认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之所以变成灾难之国,一是传统独裁发展为现代极权,皇权崇拜发展为绝对的个人崇拜,"权力中心和真理中心的合一",使全中国只有一个权威,也只有一个思想家。二是制度性谎言通过意识形态灌输,使人变成"单纯"的无知者和蒙昧者。他说:"我们的'单',是指脑子里只有舆论机器所灌输的信仰,信仰是单一的;我们的'纯',是除了当时舆论所灌输的思想以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三是制度性恐怖深入每个人的骨髓。这恐怖,不但通过强大的专政机器,而且通过无所不在的群众监视,首先从心理上根绝异见的产生,其次从传播上堵死了异见表达的渠道。恐惧使人进行效忠表演和谎言竞赛,久而久之,变成了自觉的奴隶。

在各类政权性或国家化的暴力杀戮行为中,最令人震惊、也最残忍的杀戮,不是战争时期的相互杀戮,而是强权者对无权无势者的单方面杀戮。这类政权所杀戮的人们,不是传统独裁下的反抗者或颠覆者,而是现代极权下力求作顺民的普通人。

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上,产生过两类现代极权——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但与纳粹法西斯的种族灭绝相比,共产极权的阶级灭绝,持续时间更长,屠杀面更广,手段更残酷。纳粹极权的种族灭绝政策,虽然开始于二战之前,但大屠杀的实施主要发生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屠杀所针对的是单一种族;而共产极权的阶级灭绝主要发生在和平时期,屠杀所针对的是除了暴君本人之外的所有人,普通平民固然是被杀的对象,但共产党高官也难逃脱被杀的命运。斯大林杀了托洛斯基、布哈林等列宁的战友,毛泽东杀了高岗、刘少奇、彭德怀、林彪等最亲密的战友。在共产主义的名义下,斯大林及其苏共和毛泽东及其中共,以及东欧、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共产政权,所屠杀的人口居然高达一亿多人。

即便按照中国古代"家天下"的统治常识,发生了大规模饿死人的大饥荒的当朝皇帝,是要下"罪自诏"的。何况,大饥荒还是由最高统治者的错误决策造成的。但是,在党天下的当代中国,毛泽东发动一系列政治运动,名正言顺地公开杀人。他制造了史无前例的大跃进人祸,居然连"罪自诏"都不下就继续稳坐权力顶峰,继续让亿万民众顶礼膜拜,继续发动轰轰烈烈的杀人文革。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一路杀下来的毛式暴政,居然没有"官逼民反"!

显然,个人崇拜、制度性的谎言和恐惧,并不足以解释这种人类历史上的罪恶奇观。蒋介石政权也是"党天下"独裁,政治恐怖也是维持党国体制的主要手段,但在当年反对国民党独裁的抗争中,很有些理想主义者是不怕死的,正像中共一贯宣传的那样,"红色江山是无数烈士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而这,正是共产极权最具魔力的邪恶之所在。

共产极权在和平时期进行单方面的大规模屠杀,依靠一连串"崇高而纯洁"的理由:为了实现最美好的共产主义就必须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为了继续革命就必须造就"共产新人",为了造就新人就必须"纯洁阶级队伍",纯洁的主要手段就是进行大规模的思想改造、政治迫害和暴力杀戮。正是在这种"崇高而纯洁"的意识形态理由的庇护下,共产极权才能把屠杀合法化和日常化。

一、共产极权把杀人合法化了。这个"法",不是指法律上的合法化,而是指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是把"杀人不眨眼"变成高尚的道义指令,于是杀人者变成了签发处决令的道德法官,可以堂而皇之地滥杀无辜。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一个政权及其统治者公然取消"你不应杀人"的底线道德,把杀人转变成国民乐于服从的道义命令。只有高喊"种族纯洁"口号的纳粹政权和高举"解放全人类"大旗的共产政权,才会无法无天地践踏这条人类的底线道德,使大规模屠杀顺民具有充分的正当性。

在共产极权制度中,阶级斗争理论是合法杀人的意识形态理由,无产阶级专政是合法杀人的执行机关,革命群众是合法杀人的民意基础,举国百姓都或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这场杀人游戏,一小撮阶级敌人在低头认罪中被杀,大多数"革命群众"全部变成或直接或间接的刽子手,他们可以一个也不放过地杀人,可以满怀理想且义正词严地杀人,可以毫无愧疚且充满自傲地杀人。

把普通人变成刽子手,而且屠杀的是那些努力做顺民的人们,就必须让杀人者卸下道德负担,视杀人为某种崇高事业的必要组成部分。这是屠杀合法化的前提,所谓"阶级斗争"理论正是这样的前提。它首先是划分阶级分清敌我的理论,把一国国民分为"人"与"非人","人"杀"非人",如同人杀动物,不会有任何道德负担。比如,毛泽东指控阶级敌人为"牛鬼蛇神",还把阶级敌人轻蔑地形容成"灰尘",用无产阶级铁扫埽将之一扫而光,才能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被压迫的人民,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普照全球。

在意识形态上把人群分为友与敌两大完全对立的阵营,无产阶级专政是多数群体对少数群体的施暴,前者是具有道德正当性的正常人,后者是不具有道德正当性的畸形人或非人,两类人落实到暴力统治上就是"合法的"施暴者和被施暴者,施暴者被"神圣化",被施暴者变成"非人化",从而使施暴者卸下了施暴和杀人的道德负担。个人处在这样的多数群体中,千差万别的个人目标被一个集体目标所取代,个人意识和个人利益消失了,个人责任和个人犯罪感也随之混灭,为领袖为革命为祖国为人民而杀人,非但不是犯罪,反而是必须履行的革命职责。另一方面,为了抽象的集体目标而杀人,与个人责任无关,所谓"法不责众",是也。

如果说,毛泽东整肃彭德怀和刘少奇主要是"私仇"使然,因为看不下去大跃进人祸的彭德怀和刘少奇,一个在党内高层会议上公开向毛泽东叫板,一个在两人私下谈话时提醒毛泽东注意历史评价。那么,参与打倒彭、刘的成百上千的中共高干、几百万中共党员、几亿中国百姓,与彭、刘并无"私仇",更谈不上权力之争。如此庞大的群体跟随毛泽东杀人,显然是中了"共产主义理想"之魔。

更为夸张的中魔状态还在于,甚至被杀的人在临死前也要以"崇高的事业"为暴政寻找合法性。比如,苏共元老布哈林在临终前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宏伟计划、重大设想和重要利益是压倒一切的。把个人问题与首先担在你肩上的世界历史性重任相提并论,是低级趣味的。"(拉津斯基《斯大林》,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P428)再比如,因不堪迫害而自杀的邓拓在遗书中写道"我对待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和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心甘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邓拓全集》第五卷,花城出版社2002年版P427)

在此意义上,共产极权下的杀人,可称为"理想主义的杀人"或"形而上学的杀人"。在杀人者与被杀者之间,没有"私仇"而只有"公仇",没有"利益竞争"而只有"信念歧途"。在当时的中国,毛泽东就是理想的化身,也是最大的"公义",所以才会有"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歌声响彻中国。而为了实现毛泽东的理想和公义,甚至要斩断血缘、"大义灭亲"。

大跃进饿死几千万,首要祸魁毛泽东之所以不受追究,"三面红旗"之所以不倒,不仅在于毛泽东仍然大权在握和封锁灾难信息,更在于当时中国的主流民意认同"赶英超美"、早日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在这样的主流民意之下,饿死再多的人,与大跃进所要实现的伟大理想相比,也不算什么。如果没有主流民意对共产意识形态的高度认同,纵使毛泽东长出三头六臂,也无力把他的绝对权力维持到自然死亡。

二、共产极权把杀人日常化了。当杀人有了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支撑,当中国社会被革命事业高度政治化,暴力行为也就会当作革命事业中的"例行公事",进而变成全民生活的日常性组成部分。

首先,官方意识形态以钦定的政治标准来决定每个国民的生死存亡,"阶级觉悟"的高低或"敌人意识"的强弱就成了衡量每个国民的政治觉悟和道德水平的主要标准,扩展到每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贯穿于日常生活的年年月月天天,甚至对人们的衣食住行和血缘亲情也要按照"阶级标准"来衡量。正如毛泽东所言:"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其次,"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使暴力治国成为政权的主要职能,政权的雇员们变成"革命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实施暴力仅仅是"例行公事",如同泯灭个人的良知和人的恻隐之心的杀人机器,也就是把暴力屠杀的"非人化"。甚至在丧失意识形态热情的情况下,他们仍然把执行上级的屠杀命令当作一项工作或一种例行公事。在常规的统治时期,主要开动军队、警察、监狱等暴力机器杀人;在非常时期,一要发动群众实施"多数暴政"(中共当代史上的多次政治运动最为典型);二要动用正规军队实施镇压和军管(六四是最近的例证)。

共产极权的合法化日常化的杀人,来自一种狂妄的思维逻辑。这种逻辑认为,世界只有一个终极本源,社会进步只有一个动力,人类未来只有一个终极目标,发现和把握了这个本源、动力、目标的人,就掌握了绝对的真理和至善,能够领导人类创建最完美的社会和提供最大的幸福。这样的人自然要成为人类的大救星,自然要掌握绝对权力,使其能够按照个人意志为所欲为。他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为成全完美的未来而牺牲有缺欠的现在,可以为实现抽象的理想而牺牲活生生的个人。如果这种逻辑仅仅停留在哲学思辩上,还不失为形而上学的智力游戏,而一旦把它用于指导现实的社会变革,就将变成狰狞而暴虐的杀人哲学。

在此意义上,抽象化的终极理想是疯狂屠杀的温床。或者说,没有具体的制度安排把自由落实到具体的个人权利之上,无论多么美好的理想,也都与每个具体个人之权益无关,也与人类的整体权益无关,反而沦为国家化杀人的理由。在此意义上,所谓的共产主义理想,无疑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暴虐最血腥的意识形态。

可悲的中国,在你广袤的土地上,居然至今还没有几千万死于大跃进人祸的无辜者的纪念碑!

再次感谢杨继绳先生,当中国的土地上还不允许为几千万冤魂建造墓碑之时,你用史家的良知和忠实记录历史,你用心为将来的墓碑奠基。

2008年11月21日于北京家中

【人与人权】2008年12月号

顏純鈎:一個簡單的自由主義者,一個揹十字架的循道者——《黎智英傳》在台灣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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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中國最懼怕的批評者|#詹宏志 #矢板明夫 #汪浩|@華視三國演議|20250726

看了台灣「三國演議」一個節目,主持人汪浩和矢板明夫採訪詹宏志。詹先生是老相識,我和他認識少說也有三十年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他是台灣文化界先行者,也是台灣出版界開山闢石的奠基者,他對台灣當代歴史文化有相當重要的影響。
詹宏志上節目,是來介紹台灣讀書共和國旗下明白文化出版的一本新書《黎智英傳》,這本書有一個長長的副題,叫做「從億萬富翁,到中國最害怕的批評者」,作者是原南華早報總編輯祈福德,祈福德也曾經在黎智英公司中擔任要職。
詹先生別來無恙,仍舊精神瞿鑠,相當健談。他提到他與黎智英初識的經過,原來他到香港蘋果日報商談合作,與黎智英交換名片,結果次日黎智英打電話向他道歉,說事後查資料才知道詹的來歴,隔一天黎智英即親赴台灣登門拜訪。
當時正值陳水扁當選中華民國總統,黎智英預感台灣將進入一個重要的發展階段,他想到台灣創辦雜誌和報紙,就那樣,詹宏志與黎智英結緣。後來黎智英到台灣辦媒體,因為詹宏志是在地媒體重要推手,相信對黎智英助力不小。
當時詹宏志創辦的網上報紙《明日報》正遭遇經營困難,詹宏志正為《明日報》結束後舊同事的出路操心,結果黎智英毫不含糊,答應《明日報》舊同事可以直接過檔未來的《蘋果日報》,薪水直接提高百分之二十,並由新東家負擔遣散開支。
這件事可算「一家便宜兩家著」,一來黎智英新創報刊,需要大量有經驗的編採人才,二來《明日報》旗下詹宏志的員工,也一定都是獨當一面的行家。黎智英就是憑藉天時地利人和,依靠這個有力的班底,在台灣媒體界大殺四方,徹底改變台灣的傳媒生態,把台灣的兩大報業集團《聯合報》與《中國時報》打個落花流水。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我初到香港在報館做校對,台灣《聯合報》與《中國時報》是我心目中的文化聖地,後來我到台灣去《聯合報》拜會瘂弦先生,看到忠孝東路上《聯合報》四幢大樓,心中也充滿神往之情。沒想到這兩個傳媒大佬,都被黎智英打得落荒而逃,《聯合報》從此一蹶不振,《中時》被親共商人收購,變成無恥的紅色媒體。
詹宏志介紹他所認識的黎智英,他說黎智英小學沒有畢業,偷渡香港做童工,完全靠自學成才,他愛讀書,尊重知識分子,勇於表達,直率天真。他對問題的看法很細膩,有前瞻性,處事有過人的魄力,他的言行見解﹑性格與人格都有獨到之處。
黎智英辦媒體,以讀者為依歸,揭露社會真相不打折扣。他規定員工不得接受採訪對象的報酬,辦旅遊和飲食版面,也不准接受招待。更不必說,他旗下的報刊,都與政府保持足夠距離,保持一貫的獨立性。
壹傳媒開創了港台媒體新風,黎智英以辦小報取悅讀者的手法來辦大報,又以辦大報的理想來提升普羅巿民的文化品味。他辦報不只是賺錢,更大的理想是改造世道人心,為一個理想的未來世界奠基。
當年黎智英請著名作家董橋擔任蘋果日報總編輯,詩人戴天對我說,黎智英是要在蘋果日報開一家精品店,知黎智英者戴天也。
因為與黎智英成為朋友,到後來香港政治環境惡化時,詹宏志曾多次勸黎智英離開,但黎智英從一開始就認定自己不可以放下香港,放下他的同事。黎智英對自己將遭遇中共的毒手有充份的估計,他之所以意志堅定如此,不只是因為他有天主教信仰作心理支撐,更重要的是,他不能容忍他真心愛惜的香港,毀在共產黨手上,他要與香港共存亡。
矢板明夫把黎智英比喻為循道者,這是相當準確的一個概括。天主教信仰是他的精神支柱,是他心理力量的來源,他靠耶穌基督的信念來實現他的人格。他在獄中畫了一幅基督受難圖送給詹宏志,也畫了相同主題的畫給本書作者祈福德,甚至送給獄卒和警察。
黎智英的偉大,不但在於他是香港人反抗中共暴政的一面旗幟,他也是捍衛言論自由的不屈鬥士,他追求的普世價值,正是中國大陸最稀缺的精神資源,也代表中國未來的希望所在。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黎智英不但是香港人,他也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也是世界公民。
是香港造就了黎智英。一個小學都沒有畢業的窮孩子,來到一個公平﹑自由和法治的陌生城巿,憑自己的本事和努力,開創自己的事業。他沒有止步於創造財富,更致力於人生價值的追尋。他的後半生都奉獻給自己服膺的政治信念,不惜代價去實現自我價值,以自我的完善去完善他熱愛的香港。
商人的通病是重利輕義,一個商人有民胞物與的情懷,有厚德載物的稟性,他本質上已不是商人。他做生意敢於打破常規,做媒體敢於大開大合,他參與政治也敢於雖千萬人吾往矣。他敢笑敢罵,敢歌敢哭,敢於踩地雷,也敢於蹲苦牢。一個人該有多強大的內在精神力量,才能承受起他跌宕刺激的人生?
我與黎智英同齡,政治理念上可引為手足,但個人際遇大相逕庭,他的道德情懷更不是我可以企及的,我唯有將他視為自己的靈魂楷模,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炎夏苦熱,長夜寂寥,唯願黎智英善自珍懾,自強不息。他在黑牢裡靜養心志,我們在有光的世界期盼人間大同,我相信有生之年我可以和他相見。
感謝汪浩先生與矢板明夫先生對黎智英的支持,港台兩地人民面對的都是中共的暴政,我們是脣齒相依,互相支持,時間在我們這邊,未來在我們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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