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最後的港督：彭定康的榮光與離別

 Eric Chau 臉書 2026-5-13

1944年5月12日，克里斯托弗·弗朗西斯·彭定康（Christopher Francis Patten）出生在英國倫敦一個普通天主教家庭。父親曾是爵士樂鼓手，後來轉行做音樂書籍出版商。彭定康在綠福德長大，靠獎學金進入倫敦西部的天主教聖本篤學校就讀，後來考入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修讀歷史。年輕時的他並非出身政治世家，卻在1966年加入保守黨，從此踏上從政之路。

1980年代，彭定康在英國政壇嶄露頭角，先後出任環境大臣和保守黨主席。他是柴契爾夫人時代的內閣成員，參與過極具爭議的人頭稅政策。1992年大選，他意外在巴斯選區落敗，政治前途看似黯淡。但首相約翰·梅傑（John Major）給了他一個歷史性的「安慰獎」——出任香港第28任、也是最後一任總督。1992年7月9日，彭定康正式上任，當時香港距離1997年主權移交僅剩五年。

與以往港督不同，彭定康不是外交官或殖民地官員出身，而是民選政客。他拒絕傳統殖民地官服，也未接受任何爵士頭銜，一登場就帶來親民作風。因為身形較胖，加上中文名「彭定康」聽起來親切，香港人暱稱他為「肥彭」。他不只坐在總督府辦公，更經常走上街頭，與市民握手聊天，用流利的英語（偶爾夾雜粵語）談民主、自由和香港未來。

上任不久，彭定康就在1992年10月提出政改方案，擴大立法局直選議席比例，旨在讓香港在移交前建立更民主的制度。這一舉動立即觸怒北京，中國政府指責他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稱其為「三違反」。中英關係一度緊張，彭定康成為北京眼中的「麻煩製造者」。但他堅持立場，認為英國有責任在最後階段為香港人爭取更多保障，讓「一國兩制」有實質意義。

五年任期內，彭定康面對多重壓力：北京的強硬反對、香港商界擔心影響生意、倫敦希望平穩移交的期望，以及香港市民對民主的渴望。他推動新機場計劃、改善民生，同時大力宣傳法治和公民價值。1997年6月30日下午，在毛毛細雨中，彭定康在總督府前舉行告別儀式。他接過總督旗，與夫人林穎彤（Lavender）和三個女兒登上座駕，在府前花園繞行兩圈（媒體多報導為三圈，寓意重返香江）。當晚，他出席交接儀式，目送英國國旗降下、中國國旗升起。

午夜零時，香港主權移交中國。彭定康向倫敦發出最後電報：「我已交出政府的管治權。天佑女皇。」隨後，他與查爾斯王子一同登上皇家遊艇「不列顛尼亞號」，在 HMS 漆咸號護送下離開維多利亞港。香港的英國殖民時代正式落幕。

離開香港後，彭定康繼續活躍於國際舞台，先後出任歐盟外交事務專員、牛津大學校監，並被冊封為巴恩斯男爵。他多次撰書回憶香港歲月，如《東方與西方》、《香港日記》，批評北京未能完全兌現「五十年不變」的承諾，也為香港人發聲，支持民主價值。時至今日，他仍被許多香港人視為象徵——一位在歷史轉折點上，努力守住自由與繁榮的「末代港督」。

彭定康的故事，不僅是英國殖民地最後一頁的紀錄，更是香港人集體記憶的一部分。他曾說，香港是偉大的城市，希望它能再次成為偉大的城市。這句話，至今仍迴盪在許多人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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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最後的港督：彭定康的榮光與離別

一九九二年七月九日，香港啟德機場陽光刺眼。一架英國皇家空軍專機緩緩降落，機艙門打開，走出一位身材略胖、笑容親切的英國政治家。他就是克里斯托弗·弗朗西斯·彭定康（Christopher Francis Patten），人稱「肥彭」，即將成為英國在香港的第二十八任、也是最後一任總督。當天，他身穿淺色西裝，沒有穿傳統殖民地總督的正式制服與羽毛帽，而是以一位現代政治家的姿態，踏上這片他即將守護五年的土地。

彭定康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二日出生於英國蘭開夏郡一個愛爾蘭天主教家庭。父親是音樂出版商，家境普通。他在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攻讀現代史，畢業後加入保守黨研究部門，一九七九年當選下議院議員，代表巴斯選區。他曾任北愛爾蘭政務次官、教育及海外發展部長，一九九○年至一九九二年擔任保守黨主席，協助約翰·梅傑（John Major）贏得大選。然而，一九九二年大選中，他意外失去巴斯議席，政治生涯看似觸礁。梅傑卻給了他一個「安慰獎」——香港總督。這位從未擔任過殖民地官員的政治家，就這樣成為英國在遠東最後的代表。

上任伊始，彭定康就展現出不同於前任的風格。前二十七任總督多為職業外交官或殖民地官員，行事低調，注重與北京維持關係。他卻是政客，習慣直言不諱、親民接觸。一九九二年十月，他在立法局發表首份施政報告，提出一連串政改方案：大幅增加一九九五年立法局選舉的直選成分，取消所有委任議席，擴大功能組別選民基礎，讓更多普通市民有投票權。他強調，這是為了讓香港人在主權移交前，擁有更多民主參與，讓「香港人治香港」的承諾更具實質。

這番改革立即引發中英關係劇烈震盪。北京強烈反對，認為彭定康違背中英聯合聲明精神，未經充分磋商就單方面改變選舉安排。時任港澳辦主任魯平公開痛斥他為「千古罪人」。中國媒體連番抨擊，稱他的方案是「三違反」。彭定康卻毫不退讓，他在公開場合多次重申：英國對香港人有道德責任，必須在離開前盡可能鞏固法治與自由。他拒絕「跛腳鴨」式治理，也不願做北京的「填鴨」。

政改方案於一九九四年六月在立法局通過，一九九五年九月舉行選舉，民主派大勝。北京隨即宣布不會承認這屆立法局，「直通車」安排破裂，改設臨時立法會。彭定康任內與中國領導人幾乎斷絕會面，關係降至冰點。但在香港，他卻贏得極高民望。市民欣賞他親自落區、出席社區活動、用流利英語（偶爾夾雜粵語）與民眾對話的作風。他推動新機場建設、改善社會福利，香港經濟在九十年代中期依然繁榮，股市屢創新高。

然而，作為殖民地最後一任總督，他的日子並不輕鬆。北京的壓力、香港親中商界的抱怨、倫敦希望「平穩過渡」的期待，三方拉扯讓他疲於應付。他在日記中記錄了許多內心掙扎：一方面要維護英國的尊嚴與對香港的承諾，另一方面又清楚知道，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後，英國將徹底離開。他曾說，自己不是來「埋葬」香港，而是希望留下一個更有韌性的香港。

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歷史性的一天來臨。傍晚，港督府舉行降旗儀式，英國國旗在夕陽中緩緩落下。彭定康穿著深色西裝，表情凝重，與家人一起出席。午夜十二時，中英香港政權交接儀式在會展中心舉行。查爾斯王子、英國首相、東道主與中國領導人出席。英國國旗正式降下，五星紅旗與紫荊花區旗升起。彭定康在告別演說中動情地說：「今天對香港整體而言，是慶祝而非悲傷的日子……我有幸與你們共度五年，這是我一生最大的榮幸與特權。現在，香港人將治理香港，這是承諾，也是不可動搖的命運。」

儀式結束後，彭定康一家登上皇家遊艇「不列顛尼亞號」。遊艇緩緩駛離維多利亞港，伴隨著煙火與人群的揮手，他望向燈火通明的香港天際線，眼眶濕潤。這一刻，標誌著英國對香港一百五十六年殖民統治的終結，也標誌著「一國兩制」時代的開始。

離開香港後，彭定康的人生並未結束。他先出任歐盟對外關係委員，後擔任牛津大學校長、BBC信託主席等職。二○○五年獲封巴恩斯男爵。他多次出版回憶錄，如《東方與西方》、《香港日記》，詳細記述任內點滴。他始終關心香港事務，批評北京在《國安法》後對香港自由的收緊，呼籲國際社會關注「一國兩制」的落實。他說，只要香港人堅持對自由的嚮往，獨裁政權就不會有長遠未來。

回顧彭定康的一生，他從英國保守黨的忠實黨員，意外成為殖民地末代總督，又在歷史洪流中扮演了民主改革的推手。他推動的政改雖被北京推翻，卻在香港人心底種下民主的種子，讓後來的抗爭運動有了制度與價值的參照。他在香港的五年，是榮光與爭議並存的五年：有人讚他勇敢捍衛港人權益，有人批他加劇中英對抗，延緩了平穩過渡。

如今，二○二六年，彭定康已年逾八十。他仍以「半個香港人」自居，偶爾在公開場合談及那段歲月，語氣中總帶著一份複雜的情感——既有對香港繁榮的驕傲，也有對承諾未完全兌現的遺憾。香港從英國殖民地變成特別行政區，經歷風雨，卻依然保持著獨特的活力與韌性。這其中，有彭定康留下的印記：那份對民主、法治與自由的堅持。

彭定康的故事，不僅是個人政治生涯的縮影，更是香港從殖民到回歸這段歷史的生動註腳。他離開時說過：「香港將永遠留在我們心中。」而香港人，也將永遠記得這位最後的港督——那位在風雨中試圖為這座城市多撐起一把保護傘的英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