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运动再思
五十年前----1976年的“四五运动”被许多人定位为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起点。但它交集的内涵并不限于1976年4月上旬北京市民在天安门悼周的集会。它本质上是与共产党强权专制及其红色一神教互不相容的世界民主化演变的一个阶段，其源可追溯到七十年前。
反斯大林，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
1956年2月24日，赫鲁晓夫发布名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的罪行，对其全面否定。此举对苏联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
1956年3月底至4月初，在改革派控制下，波兰各地密集召开党组织会议。波兰政治气氛逐渐松动，人们开始讨论一些以往被视为禁区的话题，如波共政权的合法性、斯大林主义的罪行等。6月，波兹南发生骚乱，数万名工人们走上街头，波兰政府出动军警坦克实行暴力镇压，导致78人死亡。当年秋天，社会抗议活动再次爆发。12月10日，什切青的抗议人群袭击了当地公共建筑，包括监狱、国家检察官办公室、民兵总部和苏联领事馆。波兰全国各地对秘密警察的声讨愈演愈烈。10月19日至21日，街头抗议运动达到顶峰并一直持续到年底。
匈牙利革命始于1956年10月23日的学生。一些学生进入广播电台被逮捕。电台外的示威群众要求释放学生，遭国家保安局人员开火袭击，造成多人死伤。消息传开，布达佩斯陷入混乱，原匈牙利政府倒台，政治犯纷纷获释。为反抗苏联的镇压，数万匈牙利民众武装起来，与秘密警察和苏军交火，一些共产党党员和秘密警察被私刑处死。匈牙利民众组建“工人委员会”夺取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政权，纳吉·伊姆雷成立了新政府，解散原劳动人民党和秘密警察，后宣布退出《华沙条约》，预备举办自由选举。11月4日，苏联军队再度入侵匈牙利。一些匈牙利人坚持抵抗至11月10日。约有2500名匈牙利人和700名苏军士兵死亡。革命结束前后，20万匈牙利人逃亡国外成为难民，大规模逮捕和审判接踵而至。截至1957年1月，苏联扶植的新政府将民众的大部分反对活动压制下去。
1956年10月30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表示“坚决要求苏军开进匈牙利稳定局势”。11月3日，很多匈牙利知识分子前往中国大使馆请求避难，但遭到大使馆方面的拒绝。《人民日报》11月3日，发表社论，表示支持苏联出兵匈牙利进行镇压。《人民日报》成为发表支持镇压最早的党报之一。事态平息后，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将匈牙利事件定性为：“帝国主义者和他们指使下的匈牙利国内外反革命分子发动的武装暴乱，其目的是摧毁匈牙利人民的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匈牙利革命后，毛泽东表示支持赫鲁晓夫和卡达尔，他认为“匈牙利有那么多反革命，这一下暴露出来了”，匈牙利事件“出了反而好，有脓包总要出脓”，东欧一些国家的反革命杀得太少了。11月10至15日，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二中全会，讨论了匈牙利局势。毛泽东则认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分清敌我，这是很危险的。”会议根据毛泽东提议，决定于1957年展开整风运动。
苏共二十大及匈牙利革命发生前后，中国也随之发生了一些不稳定事件，如农民要求退社，成批的城市手工业者退社单干，工人罢工和学生罢课，中共党内思想动向出现波动。1957年1月，毛泽东表示“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反右运动期间，大批持反苏言论者因评论匈牙利事件遭中国政府逮捕。
鸣放，反右，林昭
因1956年苏联反斯大林和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刺激，中共发动了整风------鸣放运动，先“引蛇出洞”，然后以反右运动进行“聚歼”。其实1949年后经过土改、韩战、镇反等运动，在中国大陆已经没有什么右派（1950年代特指被认定与中共对立的人士），所谓“新中国”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的表现都是很左的。许多“右派言论”类似于臣下对执政者的“谏言”。逾三百万人被打成右派确是冤枉。
但毕竟也出现了不少背反专制体系的言论，例如“党天下”、“红衣大主教”等评论。更有少数人顶风而上，如林昭，因于1957年參加北大「五．一九」民主運動而被劃為「右派」，1960年，因參與出版譴責中共的地下刊物《星火》被捕入獄。1962年，保外就醫，其間起草「政治綱領」，計畫創建「中國自由青年戰鬥聯盟」，同年第二次被捕入獄，其間遭受酷刑並開始寫血書進行反抗。1965年5月31日，被以「『中國自由青年戰鬥聯盟』反革命集團主犯」罪名判處20年徒刑。1968年，改判死刑，於4月29日被槍決。林昭代表了“反右”运动中极少数为真理自行“向右”站位的自由斗士，代表了中华民国大陆沦陷区最早的民主中坚力量。（虽然，“5.19民主运动”仅局限于北大或某些角落，并未及社会性“运动”的分量，也未能给反右前的鸣放赋予民主的旋律，但当代中国民主演变的第一块奠基石无疑就出于1957年）。
文革，造反的双重影子，红恐专政，异端之始
60年前，1966年夏天，“文化革命”狂潮席卷中国大陆，人民面对雪上加霜的灾祸，被红色宗教荼毒，被强暴势力践踏，被专制机器折磨，陷入史无前例的“公奴”惨境。經過中共夺权后一系列運動，專政威胁早已无处不在，文革更如隔绝了人权、民主、自由、法治的暴政横行无忌的高压锅，几乎所有人都能感受到没有生存保障的惶恐。
但疯狂的压迫下也有抵制的潜流涌动。例如，1966年秋冬的“奉旨造反”乱象中却已埋下叛逆的火苗。北京就有遇罗克公开反对血统论（遇罗克于1968年1月5日被捕，1970年3月5日被杀）。1967年春，上海也出现了呼吁“黑六类子女站起来！”的传单。还有刘文辉----决然冒死反对文革，于 1967年3月23日被杀；陆洪恩，抗拒压迫，喊出打倒毛泽东的口号，于1968年4月27日被杀；林昭---反对专制，宁死不屈，于1968年4月29日被杀。------反抗者前赴后继地被害，苦难和牺牲则唤起更多人的叛逆。
1967年1月13日中共发出“公安六条”，显示中共觉察到“异端”力量的潜在威胁而决意放手镇压。
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有学者估计该运动中约三千万人被批斗迫害，死亡人数超50万，是文革死人最多的一个时期。“清队”屠杀的主要对象包括所谓的“黑五类”，以及各地被打压的造反派人士。
1970年2月，中共展开“一打三反”运动。死于这场大镇压的大都是被贴上“反革命”标签的人，主要针对的则是有政治思想者。这场大规模镇压约有15万—20万人被杀，遭政治迫害者逾200万人。“一打三反”的大规模“杀人立威”运动持续了近3年。
“清查五一六”。1967年5月底，北京钢铁学院学生张建旗等人成立了“五·一六兵团”。6月30日至7月1日，一批反对周恩来的各校学生组成了更大的反周组织“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五一六兵团的骨干很快就遭到了逮捕。在1969年8月14日，江青对“五一六”重新加码定性，实际上枪口转而针对的是已经失势的造反派。1971年2月，中共中央建立了“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1974年初，“清查五一六”事件才告一段落。在这场运动中，又出现了数以十万计的死者。
在此时期，“文字狱”、“思想犯”的冤案层出不穷。例如上海桑伟川案：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题目是《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大毒草——评〈上海的早晨〉》。上海市煤气公司助理技术员桑伟川为此写了批驳文章，把稿子寄到《文汇报》。桑伟川由此而被作为反革命分子遭到批斗。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游斗”桑伟川共达二百九十多次。中共对桑伟川进行肉体摧残和精神折磨，把他逼疯；又以桑伟川散布“攻击性言论”的罪名，一九七五年判处七年徒刑，押解外地农场劳动改造。（1978年9月12日，桑伟川获平反）。
66年起，许多人因感染了“大民主”狂热而“奉旨造反”，直至被耍弄后又被打入另册甚至严惩，他们才如梦初醒悔不当初。而经过几年的狂风暴雨，难以计数的文革参与者获得了自发组织、宣传鼓动、武斗、夺权等多方面的经验和“技能”；更加上首次看到了统治者竟能轻易被打倒的实例，这自然也激活了“宁有种乎”的造反基因。其中一部分人开始考虑真的造反，未必能行，却是夙愿。
九一三事件，李一哲事件，悼周事件，四五运动
1971年“9.13事件”成为中共红色宗教帝国盛极而衰的转折点。作为“批判林彪集团材料”而披露的“571工程纪要”获得广泛的震惊和共鸣。许多人私下议论：林彪原来是深藏不露的刺秦大英雄，只可惜功亏一篑。无数人由此而顿然醒悟并逐渐复生了反抗的底气。
1974年11月由“李一哲”在广州贴出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借批判“林彪体系”呼吁民主和法制。
1975年4月4日，张志新被残酷凌虐杀害。然而严厉的专政钳制未能灭尽抗拒之火，例如“样板戏”和“春苗”、“决裂”等电影被许多人士公开讥讽。坊间传言秘密刊物“打鱼船”揭发的“内部消息”和许多疑似政治谣言的小道消息不胫而走，嘲讽毛共的“反动言论”在许多非公开场合居然流行无阻。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坊间传说毛泽东闻讯竟然非常高兴。1976年1月11日，首都百万群众十里长街悼总理，其中不少人是以此沉默地表示出对毛泽东的恶感。之后，风传毛泽东执意不出席周恩来追悼会。而四人帮还继续贬低周恩来，此般举措引起民间更大的反感。
3月5日和3月25日《文汇报》不点名地指责周恩来是最大的走资派。南京民众立即举行抗议。南京大学学生李西林等发动，21日起，南大学生质疑和抨击《文汇报》和上海批周的做法。3月24日，江蘇新醫學院200多名學生和教職工到雨花臺悼周。3月25日，南大800多名學生（當時稱工農兵學員）到鬧市演講，在大街、車站和公共汽車上刷大標語，到南京火車站，在開往各地的列車上，刷上「文彙報把矛頭指向周總理罪該萬死！」等標語。3月29日夜至30日，更多學校學生來到火車站，在車站工人的幫助下，用不易被沖洗掉的水氯松、油漆、柏油，將標語刷在在南來北往的火車上。1976年3月末的幾天裏，南京城到處是悼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的大字報、大標語，到處是看大字報、大標語的人群。當遊行隊伍出現時，交警為他們開綠燈，車輛為他們讓路，路邊的群眾駐足觀看，鼓掌致意。南京反對「四人幫」的鬥爭，迅速影响到了各地。
北京为周恩来逝世的纪念活动一直未断。3月30日，全国总工会曹志杰等人张贴大字报，开启了公开抗议活动。市民开始向天安门广场聚集。从4月3日起就有学生去天安门广场为周恩来献花圈。4月4日清明节，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花圈、挽联和诗词。4月5日发生了镇压民众的暴力事件，血染广场，广场小楼和几辆被推翻的车被烧。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天安门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并罢免邓小平党内外职务。接着，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和抓捕开始。
除了北京、南京，四月五日在其他地方也有一些勇者行动。例如有孤胆英雄在上海人民广场升半旗声援邓小平，马上被捕，广场被警方控制。还有外地人员途径北京而加入天安门集会的，甚至有人因之丧命。由“十里长街悼念”、南京火车标语、北京百万市民聚集天安门事件等组合而成的“四五”运动，是中共执政后第一次民众公开反抗运动，标志着毛泽东红色宗教殿堂的崩塌。虽然四五運動沒有提出明確的民主訴求，只是以悼念周恩來為名，發洩對毛派中共的不滿。但是参与者中有许多人是有意识地“用脚投票”来对抗的，“四五”发出呐喊：「秦皇的封建皇朝一去不復返了」，显示了整个运动的民主倾向。反秦始皇就是反毛，反毛却未必反共，这是四五运动的内在矛盾和历史局限。1976年的中国人尚未有清晰的民主意识，却已一脚踏入了民主的雷区，民运之旅已然在途。
起义之念，拍手之死，解放之盼，改革之愿
1976年四五运动之后，大地震也象征性地透露出人心的震动。在不公开的某些场合，不少人对毛泽东、共产党暴政的怨恨溢于言表。有极少数人开始密谋武器斗争，甚至着手预备，几乎已箭在弦上。9月9日，毛泽东终于死亡，有民众暗叹：有人死在脚上，育人死在手上。（指周之死令人跺脚痛惜，毛之死令人拍手称快）。毛泽东之死以及随后抓捕四人帮的政变，让社会气氛扭转，那绷紧的弓弦松了下来。人们欢庆毛集团的垮台，许多地方打出了庆祝“第二次解放”的标语，许多人以为毛派已完结，期盼依靠华国锋的“英明”，中共很快会改弦更张、改变专制体制。
上海的王申酉就是信了中共而被杀的典型。他听从审判员的要求写了六万字的私信复述，其中表露了他对“反右派”、“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持否定态度，以及对毛泽东、“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问题的观点，认为中国社会非变革不可。就因这样表达了不同政见，他于1977年被上海市法院判处死刑。4月27日，王申酉在三万人公审大会上被宣判死刑-------这是他第一次听到判决书，来不及申辩一个字，即被押赴刑场枪决。
华国锋政权继承毛的极左行径，还犯下了杀害李九蓮（1977年12月14日被杀）、钟海源（1978年4月30日被活摘肾后杀害）等人的罪行。另外还有人因为庆贺毛泽东之死而被严惩甚至杀害。
1977年，在华国锋治下的上海，有青年李晨光在南京路贴出标语：十年暴君毛泽东。有倪育賢張貼纪念四五运动的诗歌。他们都被逮捕关押、险些被以反革命罪判處死刑。
1978年11月，由贵阳“启蒙社”成员开头，许多城市出现了呼吁民主的大小字报，继而开始集会、游行、办刊物、结社、组党，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当代中国民主运动。运动中出现了许多令人吃惊的提法和标语，例如在上海就有：彻底批判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是万恶之源；毛泽东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上海一千万人民决不饶恕大党阀大军阀大独裁者毛泽东的滔天罪行；中共是该死的官僚特权阶级；等等。78---79民主运动被称为“民主墙运动”、“北京之春运动”、“上海之春运动”、“中国之春运动”，它不仅承接、提升了四五运动，并与57年的许多“右派言论”遥相呼应，还会令人回想起66年群众自发形成造反派组织的景象。但总体上则明显地突出了“改革”的宗旨，包括“激进改革派”、“温和改革派”；它力求一种“朝野合作”的渐进式改革理想状态。而中共以胡耀邦赵紫阳为代表的开明派也实行了一系列善举，例如给右派、地富摘帽、平反四五、纠正冤案、知青回城、恢复高考、土地承包、开放私企、引进外资、恢复教堂、允许出国、取消公安六条等等，有点类似王朝更替实行的让步措施，但必须保障核心的官党阶级特权。
过河拆桥，党同伐异，八九民运，六四屠杀
“中国之春”民主运动持续了三年左右。期间，不断有民运人士被打压、逮捕、判刑。邓小平等人在78年曾支持民运以借助其势重登政坛，但很快翻脸。1981年，中共强调坚持四项原则，取缔了民刊，抓捕了大批民运人士，扑灭了民运。继而又发动反对自由化等运动，压制了86学运，整倒了胡耀邦等人。1989年4月8日，胡耀邦病逝。他的猝逝在学生中形成了强烈的回声，并且成为首都民众聚集的最初动力。数日后，这些呼声扩大到新闻自由、民主制度以及官员腐败问题等。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出现小规模的自发性集会，悼念胡耀邦。而在北京主要高校校园内出现形形色色的大字报，借悼念胡批判1987年令胡耀邦下台的“老人政治”，以至引发后来的学生与民间联合运动，并最终导致“六四天安门惨案”。
中共在经济上“松绑”，得利于改变计划经济、吸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使中国经济从“崩溃的边缘”悬崖勒马、扭转危机。从1979年到1989年，十年中民众生存状况多有改善。所以有学者分析说，89民运过早发生，其时机未到，因为民众（尤其是农民）正处于“松绑”后得以努力发家的稳定状态，并无意支持民运。另有分析认为，当时主导知识界的“新权威主义”本质上就与民主化不在一条路上，因此89民运不可能开启中国民主化变革；即便“爱国学生运动”获胜，那也只能是中共开明派摆脱左派势力的阻遏，实现一次成功的“戊戌变法”，形成中共新官僚体系下有限的带“民主社会主义”色彩的新朝代；中共的一党专制不变，犹如戊戌变法不会推翻满清王朝。点穿此中道理方可明白，为什么持“体制内改革”、“朝野良性互动”、“和平理性非暴力”等主张者基本上是中共的同路人或“持相同政见者”，而握此底牌的“民运”一如当年的康梁保皇党最终只能失败。
是“六四”镇压改变了89民运的性质，也翻新了中国民主运动的含义。89-64是一个中国政治分水岭。天安门的鲜血擦亮了明智者的眼睛，终于明白了一个极为浅显的事实：中共是专制主义官僚特权阶级的总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是中共的统治工具，中共军队和其它暴力机器的主要功能就是与民为敌的镇压，中国的“社会主义”就是以民为奴的管制。既有此理，便理当反共，非反共不足以谈民主，不反共岂能称民运！所以，从“六四”以后，革命的意识日益成为民运的主流意识，力推中共主导体制内政改的主张渐渐熄火，“帮助中共自行改造中共”的高谈阔论已经没有卖座率，取而代之的当然就是要结束中共特权专政党朝，这就是反共復民、重建共和的第二次国民革命！
宪政革命，回归民国，除恶灭邪，走向光明
近二十年来，为推进中国民主变革，无数人寻觅可行可成的路径，最后都聚焦于重回民国。“要党国还是要民国”，即“要专制还是要民主”。中华民国的第一次国民革命推翻了帝制，开创了亚洲第一共和国，经世纪风暴的洗礼而屹立，实为华夏自春秋后更辉宏的高峰。民国大旗一竿子到底，理念上一直是中共党朝无可逾越的雷池、无可遁形的照妖镜、无可解脱的梦魇。虽然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被几拨邪门歪道严损，但自有中国大陆沦陷区民众必能接过青天白日旗帜光复神州，以重立宪政的国民革命摧毁中共专制复辟政权，并彻底扫除共产主义邪恶的红色宗教。
中国当代民主运动半个世纪的历程起伏跌宕，已然接近最后的革命阶段；这是其内在演化的必然，也是外在的国际局势推动之进展方向。世界许多民主国家都有左疯势力对邪恶势力跪拜以致陷入危机，民主与专制的对抗性本质矛盾正逐步激化，再不能规避或妥协、当然更不可借口和平进步而投降。邪恶轴心不灭，民主国度难存。二战之后涌现出许多新的民主国家，目下极可能升级的大战也许是民主与专制不可避免的再次对决，并由此产生更有生命力的世界民主阵营。几十年目标于改革开放的中国大陆民运演化为更改政体的宪政革命，这种趋势自然会与国际政治合流。唯民主战胜专制，人类世界才有和平之保障、光明之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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