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力平坐看云起 孙立平社会观察 2026年3月1日
与击毙哈梅内伊和本拉登有关的本书作者
2025年2月18日，《科技共和国：硬实力、软信念与西方的未来》（The Technological Republic: Hard Power, Soft Belief,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一书，由美国Crown Currency正式出版。去年年底，中信出版公司出版了这本书的中文版。在这本书正式上市之前，我曾对该书进行过介绍（见《一本时机微妙的书》）。
这本书的作者是谁？两位，亚历山大·卡普（Alexander C. Karp）与尼古拉斯·扎米斯卡（Nicholas W. Zamiska）。前者是Palantir技术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后者是卡普的长期副手、公司法务总监。该公司的另一位联合创始人，就是鼎鼎大名的右翼科技领袖彼得·蒂尔。
Palantir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是一家与美国军方有着密切关系的数据分析公司。如果这么说你还是没有太深刻的印象，那就这么说吧，从猎杀本·拉登到抓捕马杜罗，从明州ICE事件到这次的击毙哈梅内伊，背后都有Palantir的影子。
这么说，明白了吧。所以，今天这篇文章我们先收集和整理一下有关Palantir与上述四个事件关系的信息，然后再介绍《科技共和国》这本书。
击毙哈梅内伊：AI主导的“算法战争”
2026年2月28日，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德黑兰北部的一次空袭中身亡。多家媒体报道称，这场代号“史诗怒火” (Operation Epic Fury)行动的突袭，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人工智能完全主导“杀伤链”的高层斩首行动。
而在这一历史性事件的幕后，Palantir扮演了“战场大脑”的核心角色。
在传统指挥系统中，情报分析员需要手动比对卫星图像、通信监听记录和社交媒体等数据，这样不但效率低下，且容易遗漏关键信息。而在哈梅内伊事件中，Palantir的人工智能平台（AIP）和Gotham产品将这些杂乱无章的数据转化为了直观的现实对象。
据说，这一能力得益于Palantir的“本体论”（Ontology）技术。所谓“本体论”，是将复杂的数据映射为易于理解的实体，如“人员”、“地点”或“发射架”。通过将来自卫星、传感器、网络监控的数据整合到一个“共同作战图像”（Common Operating Picture）中，指挥官面对的已不再是枯燥的报告，而是一个实时的数字化战场图像。在这个数字战场上，哈梅内伊的一举一动都被映射为可供算法分析的“对象”。
为了让这套复杂的系统在高强度电子对抗环境中稳定运行，Palantir派出了一支特殊的队伍——前线部署工程师（Forward Deployed Engineers, FDE）。这些工程师并非坐在硅谷的空调房里远程支持，而是身穿战术背心，直接嵌入美军的作战单元中。在行动的关键时刻，正是FDE在后台调整了MetaConstellation卫星调度逻辑，确保在目标离开掩体的一瞬间，有超过三颗卫星同时进行交叉验证。
要理解这次行动的技术突破，必须先了解美军如何突破伊朗的电磁封锁。在行动开始前，德黑兰切断了全境的地面互联网和移动通信，试图让美军的传感器变成“瞎子”。然而，美军此次动用了SpaceX最神秘的资产——“星盾”（Starshield）卫星网络。
星盾由约480颗专用加固卫星组成，集成了NSA级别的最高安全加密协议。在美军中央司令部的作战日志中，这些卫星被形象地称为“数字氧气”：当伊朗革命卫队动用俄制干扰系统时，星盾通过高达200 Gbps的激光星间链路，在轨道上搭建起了一张永不断线的空中网格。
其中一种名为UAT-222的紧凑型终端，只有两英尺见方，可由一名特种兵背负。当这台设备在德黑兰官邸附近的掩体中被打开时，原本需要数小时传输的PB级高分辨率图像和电磁信号，在几秒钟内便穿透干扰，直接注入Palantir的分析引擎。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关于Palantir参与哈梅内伊行动的技术细节，主要来源于网络报道，尚未得到美国或以色列官方证实。但这些描述揭示了一个更重要的趋势：战争正在从“硬件平台为中心”转向“软件定义”。Palantir的角色不再是传统的武器供应商，而是“战争操作系统”的构建者。在这个系统中，算法负责整合传感器、卫星、情报和武器，人类指挥官则从繁琐的数据处理中解放出来，专注于关键决策。
正如有评论所言：“在哈梅内伊被杀的时候，他面对的不是单一的武器，而是由Palantir、SpaceX和AI模型共同构成的全球性监控与打击网络。”
抓捕马杜罗：Palantir的战场大脑
而在两个月前的2026年1月3日，一场震惊世界的突袭行动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上演。美军特种部队在黎明前发动精准打击，成功抓获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及其妻子，并将他们押送至纽约。当全球聚焦于这场“斩首行动”的地缘政治冲击时，一个更深层的事实浮出水面：这场行动的背后，Palantir再次扮演了“战场大脑”的核心角色。
与2011年猎杀本·拉登时Palantir的默默无闻不同，此次抓捕马杜罗的行动中，Palantir的角色更加明确且具有标志性意义。据《华尔街日报》及多家媒体报道，美军在此次行动中使用了人工智能公司Anthropic的大模型“克劳德”（Claude），而这一部署正是通过Anthropic与Palantir的合作实现的。
Palantir的平台已被美国国防部和联邦执法机构普遍使用。在这次抓捕马杜罗的行动中，Palantir的工具为Claude模型提供了运行环境，使得AI能力能够在高度机密的军事网络中发挥作用。这种“AI模型+数据平台”的组合，标志着Palantir从传统的数据整合者，升级为AI驱动的“战争操作系统”构建者。
这次代号为“绝对决心行动”（Operation Absolute Resolve）的突袭规模惊人，美军出动了超过150架飞机，在行动开始前就压制了委内瑞拉的防空系统。而在这些战术优势背后的，则是Palantir与Anthropic技术的深度整合。军事专家推测，AI模型可能承担了情报分析与目标筛选、作战规划与推演、实时决策支持等关键任务。在虚拟环境中，在模拟突袭的每一个环节，预测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并根据现场传回的实时数据动态调整兵力部署。
猎杀本·拉登：Palantir的成名之战
使Palantir一战成名的，是2011年5月1日猎杀本·拉登的行动。当时，在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美国海豹突击队成功一举击毙了基地组织头目奥萨马·本·拉登。
当全世界聚焦于特种兵的英勇行动时，很少有人知道，这场历时十年的追捕背后，隐藏着一家硅谷公司的技术身影——Palantir。
本·拉登之所以能藏匿近十年，不是因为美军缺少情报，而是因为情报“太多”了。当时，美国情报机构掌握着约300万份电文、17万张卫星图像和8000小时电话录音。但这些数据分散在几百个不同的政府系统中，无法有效关联。中情局、联邦调查局等机构的数据系统相互割裂，很多提前预警的情报因无法交叉分析而错失。
这种“数据孤岛”现象，正是Palantir诞生的契机。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人痛定思痛：恐怖分子的行动不是随机的，就像金融欺诈一样，它们会形成可被识别的网络。彼得·蒂尔意识到，如果识别金融犯罪网络的技术能被用于情报分析，或许能破解困局。2003年，Palantir正式成立，名字取自《魔戒》中的“真知晶球”——那个可以看到远方也可能误导使用者的水晶球。
追捕本·拉登的关键，是一名外号“科威特”的核心信使。中情局从战俘口中得知，本·拉登身边有这样一个信使，但线索仅此而已。
此时，Palantir的Gotham平台展现出惊人威力。
Gotham的核心是图数据库技术，能将那些看似毫不相关的信息整合到一起。通过追踪嫌疑人的通信记录、资金流向、亲属关系、活动地点，系统构建起“基地”组织的完整知识图谱。它整合了数百万份电文、卫星图像和电话录音，将原本需要72小时的资金流追踪压缩至12分钟完成。一旦某个电话号码同时出现在恐怖分子家属的通信录和被监视系统中，平台会立即发出警报，启动24小时不间断追踪。
凭借这套系统的强大追踪能力，情报人员最终锁定了阿伯塔巴德那座神秘的豪宅——它没有网络、没有电话，却产生了异常的生活垃圾。这正是本·拉登的藏身之处。
在突击行动前，Palantir的技术支持进入更微观的层面。Gotham平台利用卫星影像，构建了一座1:64比例的豪宅仿真模型，供海豹突击队进行演练。士兵们在虚拟环境中反复熟悉每一个房间、每一条走廊。
行动当天，Palantir还提供了一套便携式数据链系统，将现场动态同步传回白宫，让奥巴马政府的高层能够实时监控战况。当海豹突击队员突入建筑内部时，远在万里之外的决策者们同步看到了每一个关键瞬间。
这次行动让Palantir在美国情报系统内一战成名，奠定了其“硅谷最神秘独角兽”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大数据分析技术在精准反恐行动中开始发挥核心作用。这是“数据链攻击”的早期实践。正如Palantir后来的广告语所言：“Battles are won before they begin”（战斗在开始前就已获胜）。
明州ICE事件：当数据技术转向国内
2026年初，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在明尼苏达州发起了一次“大都会激增行动”（Operation Metro Surge），当局派遣超过2000名特工进入明尼阿波利斯地区进行大规模移民执法。而在这场引发了巨大争议的行动背后，Palantir再次成为关键的技术支撑。
2025年4月，ICE授予Palantir一份价值3000万美元的合同修改协议，用于开发一个名为 “ImmigrationOS”的平台。根据合同描述，该平台旨在利用人工智能和数据挖掘技术，支持“选择、定位和逮捕非法外国人”的行动，加速总统关于大规模驱逐的行政命令的进度。
随后，Palantir开始了为期六个月的试点项目，以支持ICE的三个核心领域：“执法行动优先级与目标定位”、“自行驱逐跟踪”以及“移民生命周期运营”。该计划于2025年9月又续签了六个月。
在这次明州行动中，Palantir提供了一款名为 “ELITE”的工具。据404 Media报道，该工具能够“在地图上标出潜在的驱逐目标，调出每个人的档案，并提供目标当前住址的‘置信度评分’”。
这个评分系统是如何运作的？据报道，ICE获得了访问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参保人数据的权限。这意味着，原本用于公共服务的个人数据如就医记录、医保信息等，被整合进了移民执法系统。此外，Palantir的数据库还整合了政府数据与商业数据，以提供目标的实时位置信息。
引起争议的是，这些技术工具并不仅限于识别非公民。据《纽约时报》等媒体报道，ICE在明州行动中使用了包括Palantir和Clearview AI在内的面部识别程序。至少有7名美国公民被告知，他们在明尼阿波利斯及周边地区被ICE使用面部识别技术记录在案。
一位名叫妮可·克莱兰的美国公民，在作为法律观察员记录ICE行动时，被一名特工准确叫出名字，并被告知其正在使用面部识别技术。几天后，她的“全球入境”和“芳邻卡”旅行特权被无端撤销。
更致命的是，此次行动中发生了两起备受关注的死亡事件——蕾妮·古德和亚历克斯·普雷蒂，两人均为美国公民。Mashable的报道指出，这些悲剧通过居民手中的智能手机被记录、传播，最终震惊了世界。
Palantir与ICE的合作引发了激烈的社会反弹。公司内部也出现了质疑的声音。据Wired报道，在普雷蒂被杀后，Palantir的内部沟通平台Slack上出现了大量员工的讨论。有员工直言：“在我看来，ICE是坏人。我不为自己热爱的公司参与其中而感到自豪。”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的律师指出：“所有这些技术的集合正在赋予政府前所未有的能力。”
以上是我收集的有关Palantir 与四个事件关系的资料。下面的，是我在去年年底写的关于《科技共和国》的书评。
孙立平：一本时机微妙的书（2025年11月1日）
前几天收到一本书，亚历山大·卡普与尼古拉斯·扎米斯卡合著的《科技共和国》。《经济学人》对这本书的评价是，一本"时机微妙的书"。
让我们看看这本书是怎么回事，说了什么？
先介绍一下作者。亚历山大·C·卡普（Alexander C. Karp）是Palantir技术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尼古拉斯·W·扎米斯卡（Nicholas W. Zamiska）是卡普的长期副手、公司法务总监。Palantir 技术公司是一家美国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软件公司，专注于为政府和企业提供数据整合、分析与决策支持平台，目前市值超 4000 亿美元。
如果这样说，您对该公司还是觉得没有什么印象的话，再提供两条信息。第一，该公司的技术曾参与了击毙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登的行动。第二，该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之一是著名科技右翼代表人物彼得・蒂尔 (Peter Thiel) 。
下面说这本书的内容。
我们都知道，现在以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方兴未艾。但这里实际上隐含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人们要用这些技术做什么？或者说，这些技术发展的方向是什么？《科技共和国》一书代表的是一种非常值得注意的主张。
这本书一开始就把批评的矛头指向硅谷的"集体放弃雄心"。
在作者看来，硅谷已经从冷战时期服务于国家使命的创新引擎，堕落为一种专注于消费主义的"技术游乐场"，这种转变不仅浪费了人类最宝贵的工程方面的才华，更使美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处于劣势。
作者指出，硅谷过度专注于解决消费者日常琐碎需求，而忽视更具深远意义的国家目标。现在硅谷感兴趣的是在线广告、社交媒体平台等，关注的是个人的需求和欲望，把工程才华浪费在 "浅薄创新"上，如照片的分享应用、外卖的软件和广告的算法，而非解决教育、医疗、国家安全等重大问题。
这意味着硅谷在用 "注意力经济"取代真正的技术进步，将创新简化为" 让点餐更快、修图更好、搭车更方便 " 的服务。作者甚至认为，市场奖励对技术潜力的"肤浅参与"，导致 "整整一代人狭隘地追求晚期资本主义经济的需求，这已经成为他们的使命"。
该书作者指出，“整整一代硅谷创始人，他们对国家目标漠不关心，将创业的全部热情投入到解决精英阶层在日常生活中的不便之中。从 eToys 到 Groupon，从网购到外卖，技术创新被简化为服务于消费主义的 ' 生活方式技术 '”。
这样一来，导致在技术发展路线上，硅谷已经从 "宏大叙事" 退缩到 "微小迭代"， 从革命性突破退化为渐进式改进。硅谷的文化过度关注 "快速迭代"和 "用户粘性"。结果是，全球最聪明的大脑被分流到短视频推荐算法和元宇宙等玩具项目中，而非解决诸如气候变化、医疗突破等重大挑战。
作者说， "一个被过分强调的消费创业教训是，' 我们构建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找到粘性用户并快速迭代 '。结果是令人失望的渐进式创新；最终，虽然 Fizz 和 Snapchat 可能迅速让其创始人致富，但没有它们，世界照样运转。"
作者指责说，硅谷刻意遗忘了自己的起源—— 与美国政府和军方的紧密合作： "硅谷对民族国家，甚至美国军方的早期依赖，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忘了，被从自己崛起的历史中抹去，因为这是一个不方便声张和不和谐展示的事实 —— 一个与硅谷自认为仅因其创新能力而负债的观念相冲突的事实。"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趋势？两位作者认为，其原因是，冷战结束后，美国不再面临苏联这样的强大竞争对手，导致政府对科技领域的投入减少，同时滋生出一种自满文化。作者认为，这是西方衰落的信号。在此背景之下， 科技精英们放弃了与政府合作推动重大项目的雄心，转而追逐短期的商业利益。而这种转变，正在让西方在全球竞争中逐渐失去优势。
那作者主张的是什么呢？
显而易见。作者主张，科技要回归国家使命：“为了让美国及其盟友保持其全球优势——并维护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自由——软件行业必须重新致力于解决我们最紧迫的挑战，包括人工智能的新军备竞赛。反过来，政府必须接受推动硅谷成功的工程思维的最有效特征。”
为此，作者提出硬实力与软信仰概念，即技术与价值观的统一。这也是其技术共和国概念的核心内涵。硬实力指的是技术能力，尤其是人工智能和软件在国防、国家安全等领域的应用；而软信仰则指向一种更深层次的文化信念——对西方自由、民主价值的坚持，以及对集体使命感的重新唤醒。为此，需要拒绝智力脆弱性，为意识形态对抗保留空间，敢于对"美好生活"做出道德判断。
确实，《科技共和国》的一些主张，不免会让人想起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米兰的大力发展军工产业的主张。从历史上看，美国科技的发展与军工需求有着密切关系，而来自政府和军方的财政支持，也是美国科技发展的重要动力。《科技共和国》的作者指出，美国的科技发展并不完全是车库里英雄主义的产物。
对此，有批评者指出，如果依此行事，也可能让美国走上苏联的老路。但无论如何，这可以让我们意识到美国科技发展的另一种道路选择。
但如果撇开这些具体的议题，我觉得，这本书对我们更重要的启示是，我们应该在一个更高的层面思考科技服务于社会的目标与使命感问题。我们究竟要用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做什么？这也是我之所以介绍这本书的真正原因。
而如果仅仅从具体的结论或观点说，我反倒认为，作者的主张显得短视而功利。我们需要注意到，作者所在公司的业务方向，使得作者更加强调科技在国际竞争和军事方面的应用。但人类推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难道就是为了在互相的竞争中打败对手？甚至是为了其他摆不到桌面的目的？
我们发展科学技术的初衷是什么？现在到了负责任地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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