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力 / 新三届 2026年3月6日
1956年12月31日的夜晚，北京大学的数千名学子聚集在大饭厅，举行迎接新年的联欢会。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写有金色大字的横幅：迎接伟大的1957年。青春洋溢的男女大学生们随着优美的音乐翩翩起舞，当午夜钟声敲响第十二响，舞乐戛然而止，全场一片欢腾，人们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在欢呼声中，马寅初校长登台致辞，他操着浙江乡音的口头语“兄弟我……”刚一出口，就被如潮的掌声和欢笑声淹没。马老在欢笑声中高呼：兄弟我给大家拜年了！
一个穿红毛衣的女生登上主席台，把一串鲜花串成的项链戴在马老脖子上，掌声和欢呼声再度响起，马老率领校领导走下主席台，走进人群中，一位男生把双手搭在他的肩上，随后的周培源教授又把双手搭在学生肩上，一个接一个，形成了一条长龙，满面红光的马老充当龙头，引领着这条长龙蜿蜒行进，从周边向中心盘旋，在场的所有人都加入进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在场的数千人无人能够想到，这巨大的漩涡竟是即将开始的1957年的象征。北京大学的数千学子，在数月之后，被卷进了一个巨大的政治运动漩涡中。而这数千学子中的学生干部们，更是在惊涛骇浪中度过了自己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光。
风云5·19
1957年5月19日，在北京大学校史上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
这一天，北京大学历史系55级二班的一群学生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内容为“质疑校团代会代表是如何产生的”，由此拉开了北大鸣放，史称5.19运动的序幕。
第一张大字报从内容到形式并不吸引眼球，然而在以思想活跃著称的北京大学，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当天下午，哲学系56级学生党员龙英华贴出第二张大字报：要求开辟民主墙。
紧随其后的是数学系54级陈奉孝、张景中、杨路、张世林的大字报：要求成立校务委员会，实行民主办校；取消秘密档案制度，实行人事档案公开；取消政治课必修制度，改为政治课选修；取消留学生内部选派制度，实行考试选拔制度；开辟自由论坛，确保言论、集会、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当天傍晚，中文系54级学生沈泽宜、张元勋贴出诗体大字报《是时候了》，沈泽宜：是时候了！年轻人，放开嗓子唱！把我们的痛苦和爱情，一齐都泻在纸上。张元勋：我含着愤怒的泪，向我辈呼唤：歌唱真理的兄弟们，快将火炬举起，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
这突如其来的事件让校方措手不及。对此反应最快的是最核心的校学生干部们。一位当年的校团委委员，新闻专业学生干部对笔者回忆：5·19当晚，校团委书记石幼珊召集我们开会，石幼珊问我们在这样的时刻抱什么态度？我们都回答听党的话跟党走。
这样的统一思想只能在很小范围内的学生干部中。北大素有民主自由的传统，数千学生中敢言敢质疑者大有人在。当天晚上，党委紧急召开全校团员大会，党委副书记崔雄昆回答了第一张大字报提出的团代表问题，下面的学生有人递条子提问：党委对民主墙是什么态度？崔雄昆回答：不支持也不反对。这个回答激起了众多学生的不满，加之崔雄昆在讲到团代表问题时将北大团员人数五千多误说成八千，以至次日出现很多大字报直指崔雄昆。
5月20日晚，党委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党委第一书记江隆基表态，大字报是鸣放的有效方式，党委对此完全支持。
得到党委支持，思想活跃的学生们积极投入鸣放，各种观点的大字报琳琅满目，一发不可收。校园中从未有过的百花齐放令一些守土有责的党员和学生干部很不适应。
5月21日，中文系54级学生、诗体大字报《是时候了》的作者沈泽宜、张元勋和中文系53级的两个文友李任、马嘶商定办一个墙头诗式的壁报，命名为“广场”。张元勋回忆：21日下午，一张约两平方米的毛笔小字壁报悄然张贴于十六斋东门外的墙上。因为整风所反“三害”之一是官僚主义，我们便以苏联诗人马雅科夫斯基的一句名言“我真想像狼一样地吃掉官僚主义”为大字横幅，贴于壁报之上端，望之赫然入目。
这种夸张的诗化表达很容易让读者感到偏颇。几个作者当场遭到围观者的质疑和斥责。第二天黄昏，更大的一场辩论有备而来。在十六斋东门外的马路上，显然是有组织的一群同学团团围住了张元勋和李任，对张元勋提到的中文系学生黄必达自杀事件展开激烈争论（黄必达因重症肺结核于57年初自杀而死，张元勋认为校系领导对黄的自杀负有责任，是官僚主义的表现），张元勋表示认错，但仍遭轮番讨伐。
中文系新闻专业54级学生王国乡撰写的《北大民主运动纪事》提及这次辩论会“出现了肃反斗争会的气息”。
这场辩论一直持续到深夜，拉出大饭厅的饭桌作为讲台，各路人马你方唱罢我登场，据食堂管理员说，那一夜踩坏了十余张饭桌。
正当张元勋在激辩中难以招架时，张元勋的文友林昭挺身而出，她说：我们不是号召党外的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真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就以张元勋说吧，他不是党员，连个团员也不是，他写了那么一首诗，就值得这些人这么恼怒，群起而攻之吗？自整风以来，我一直没有说话，也没有写过什么，为什么？我料到，一旦说话也就会遭到像今晚这样的讨伐！我一直觉得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着！……
这是林昭在5·19运动中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下发言，或许也是唯一的一次。她当时在“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中”痛苦挣扎，出于良心驱使，她为同学张元勋受到无理攻击仗义执言！
张元勋所受到的围攻是有组织的，但这是学生干部和积极分子们自发的行动，代表了学生干部群体对过激言论不能容忍的态度。这是一次难忘的辩论会，据张元勋回忆，当夜，5·19运动的风云人物龙英华、刘奇弟、顾文选先后登场，直言不讳地发表他们的观点。也有左派同学据理反击，气氛一度火药味十足，各不相让，不知持续了多久。这是5·19之初，学生干部和积极分子与激进学生们最直接的一次对抗。
第二天，校党委在广播台广播了一封致党员的公开信，要求党员不要压制群众说话。很明显，校党委是知道“引蛇出洞”策略的，但也不能开诚布公，只能这样要求党员和学生干部们。
之后的“5·19”运动进入高潮，学生干部们的态度也在喧腾的大环境中走向分化。
一些平时就思想活跃，喜欢独立思考的学生干部投入了鸣放，直言不讳地以大字报或口头发言的形式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西语系法语专业54级班长朱承立有感于学生生活中的政治化使同学因政治身份与表现的不同形成等级倾向，贴出了大字报《新“九品”释》，大字报说：昔两晋设“九品中正”门阀制度，因此产生，今西语系三年级有新“九品”，“九品”之间有不可逾越之鸿沟，彼此不通思想，甚至不通语言。特列表说明如下：
朱承立的新“九品”是：党员中的“元老党员”“当权派党员”“新入和预备党员”，团员中的“党培养对象的团员”“一般团员”“‘落后’团员”，群众中的“团培养对象的群众”“一般群众”“‘落后’群众”，依据不同表现等而下之。
气象专业53级班级团支部书记胡伯威贴出了小字报《在十字路口剖开我的心》，回忆了自己从中学阶段接受共产主义而倍感充实、激奋到进入大学后因大环境变化和政治运动而引起的疑惑、思虑直至反感，坦陈了自己对国际共运的变化以及国内政治生活中是是非非的看法。
物理系54级担任班长、总干事的何廷枢写了一张大字报《向中央进一言》，对胡风问题在法律上作何解释，反保守是否存在主观主义等提出质疑。
气象专业54级学生干部陆一强、褚宗祥、马鹤年、吴佶宁等以“气三一群人”名义发表了数张大字报，有《论现实社会中按劳分配原则的虚伪性》《现实的社会主义并非世外桃源》《目前社会主义内部主要矛盾及其解决方法》，涉及的问题包括：当权集团的特权、改革选举制度、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等。
在鸣放高潮期，出现了一些会议、宣传、上访等活动，不仅在校内广受关注，还延申到校外，这些活动的组织者和积极参与者有不少是学生干部。
5月24日，西语系54级召开整风座谈会，在会上，党员学生干部时荣章披露了党支部原先如何确定肃反重点、发展党员的计划以及伏老来校参覌时的部署。新华社内参对此做了报道，并加按语：据市委高校党委反映：许多学生现在专意向所谓“党的秘密”进攻，这个党员被他们攻破了，叛党了。他将党内布置的肃反部署，如何监视人和审查信件，以及在欢迎伏老时党内如何布置监视有问题的人统统讲出。
5月25日，西语系学生会在学校办公楼召开“三害控诉会”，西语系56级学生顾文选参会并成为重点发言者，他讲述了自己在肃反中的遭遇，据顾文选自述，他1949年参加革命，一直在杭州公安局工作。肃反中被以“污蔑打击领导、拉拢小集团、文艺思想反动”的罪名批斗和殴打，他还手保护自己，结果被指控为打人，关进监狱，被非法关押四个月。终因无法定罪被释放。他因此而丢了工作，幸而他文化素质较高，在向科学进军的宽松环境中考取了北大西语系。
头一天在西语系54级会上发言的周铎也讲了自己的经历，他也曾在公安机关工作，并且也与顾文选一样在政治运动中受害，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备受虐待。这次在全校造成巨大影响的控诉会是由西语系学生会干部汪士贤等组织主持，另一位学生干部时荣章写了给毛泽东的信，谈北大整风的情况和本人看法。5月25日，他去中南海送交此信，因此没有参加办公楼控诉会。
5月26日，西语系法语专业学生干部朱承立提出组团去清华宣传北大的鸣放，这次活动共29人参加，由西语系讲师黄继忠带队，朱承立、时荣章都是组织者和积极参与者。
鉴于党委对热火朝天的鸣放迟迟不表态，官方媒体《人民日报》也没有任何报道，不少学生干部感到困惑和不理解，他们认为中央是否不了解北大情况，于是寻找渠道进行汇报。
5月24日，前述气象专业54级学生干部“气三一群人”去政协礼堂团三大会址见胡耀邦，向胡耀邦汇报北大鸣放情况。
5月27日，西语系学生干部朱承立、时荣章等11人去中南海上访，汇报北大的鸣放情况。更多的学生干部习惯于听从组织安排，不少人更是对激进学生的言论难以接受和容忍，校党委的按兵不动和沉默令他们感到焦虑和不解，一些人找到校党委试图了解领导意图，但都失望而归。
中文系55级党支部书记陈丹晨说：有一天，我们同年级2班的费振刚来找我诉说苦恼，情绪非常激动，他是工人家庭的子弟，他觉得不能接受现在这样的局面，甚至想离开北大，我说，我也很困惑。于是我们一起到学校党委组织部反映我们的烦恼和不解，组织部的干部高炳南接待了我们，他只是说了一些中央的精神并对我们安慰了一番，并答应向领导反映。
在焦灼不安的气氛中，党委在小范围内对党内学生干部泄露了一点天机。历史系55级校友郭罗基（时任班级党支部书记）回忆，1957年5月下旬北大鸣放最热烈的时候，江隆基在一个晚上，在未名湖畔员工食堂，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参加者为党支部书记以上的干部，不准做记录。江隆基站在桌子上说：根据上面的指示，党委就是不表态，要看看共产党的天下到底乱到什么程度。共产党员们，共青团员们，到大海里去游泳，自己辨别方向。
这个秘密会议肯定不是所有的党支部书记都参加了，笔者也接触过几位当年的党支部书记，却没有第二个人记得参加过这个会议。中文系的学生党支部书记陈丹晨说：江隆基是一个很稳重的人，我感觉他不会站到桌子上去讲话。
因为北京大学的鸣放太过激烈，党委在忍无可忍中，也不得不表态发声并采取了一些措施。
5月25日办公楼控诉会在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也惊动了江隆基等校领导。很多老学长都还记得那天是周六，当晚东操场放映电影，在电影放映前，江隆基手拿扩音喇叭，向同学们讲话，他严厉指责了控诉会，他提醒学生“不要做超越整风范围的事情”。而第二天，江隆基的讲话招来了一片反对声。
5月26日西语系组织的去清华宣传之行由带队的黄继忠向党委做了请示，党委表示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但党委与清华校领导打了招呼，并派了几个学生干部随队去了清华，这导致清华之行很失败，演讲并没有多少人听，还遭到不少质疑，数名跟随而至的北大学生干部，起了搅局的作用，现场一片混乱。
沉浸在鸣放的热烈气氛中的激进学生们对校领导的警告置若罔闻，更对校方的干预很是反感，于是鸣放进一步升级。
5月29日，激进学生社团“百花学社”成立。继而，社团同人刊物《广场》开始创办。即使在大鸣大放中，这也是敏感的事物，校系官方和学生干部们都很关注。数学力学系54级数学专业党支部书记陈良焜曾回忆说：北大成立百花学社和出版刊物《广场》，表明激进学生活动走向联合的升级，对此上级也比较关注。此时数学54级洪允楣同学向我表示，是否可以参加进去了解一些情况。洪是调干生，入学前在上海工作，入学后一直是团干部，当时担任系团总支组织委员。他功课很好，思想活跃又注意分寸。洪属于学生干部中能和激进同学说得上话的人。我当时也认为需要有人进入百花学社这类组织，以便了解其动向。于是，向当时的团委书记石幼珊请示，过了一天石对我说，可以同意他参加，他汇报情况可以听，但不要给他布置具体任务。我想这也是避免一旦传出引起麻烦。在我记忆里洪参加了百花学社的一些会议，告诉我一些会议内容和参加者，给我的印象百花学社是一些激进学生的松散联合，哪些人明确属于该组织界限不明确。洪允楣作为比较成熟的学生干部，是作为卧底进入百花学社的，而这也是当时官方的需要。
在鸣放的后期，左右两派观点的针锋相对和校方的沉默使一些关心时政的学生干部们更加忧心忡忡，气象专业53级学生干部胡伯威说：我觉得讨论和“争鸣”已经无法理智深入地进行下去，愈来愈变成火药味十足的情绪对立。他为此写了一篇中字报，小标题是“一支柔和的小提琴奏鸣曲”，表示自己这篇文章遵循的是党对整风提倡的“和风细雨，而不是疾风骤雨”的精神，希望鸣放和辩论朝着理智的追求真理的方向发展，而不愿意出现混乱的、消极破坏性的局面。
化学系54级学生干部王海云和周宁怀，1956年同时入党，王海云是系团总支组织委员，周宁怀是班级团支部书记。鸣放时，他们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但是看到当时的鸣放很热烈，他们认为鸣放的主流是响应党的号召，助党整风，群众发动起来了，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表现，而校党委一直没有主动积极的引导，使基层干部难以工作，他们之间交流了这些看法，决定给校党委写信建议，于是在57年5月31日由王海云执笔写了给校党委的建议信，信的大意是应该肯定鸣放是一种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党委对此不应该否定和害怕，应该保护这种民主的萌芽。
在这一阶段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一个中间社团“探索社”的出现。“探索社”的创办者是曾在“百花学社”卧底的学生干部洪允楣，他不同意激进同学的很多观点，但也不赞成左派的打棍子扣帽子，于是组织了非左非右的社团“探索社”，试图探索中间道路。洪允楣的态度在当时的学生干部中很得共鸣。这个社团很快聚集了一群学生干部，胡伯威因大字报的观点和文笔被洪允楣看中，成为其成员。前述“气三一群人”的吴佶宁、褚宗祥、马鹤年等也进入了“探索社”。胡伯威回忆：“探索社”办了一个墙报，刊名叫《探索》，发刊词由胡伯威起草，主旨是不极端执着于某种倾向，而是抱着客观、科学、独立思考的精神探索真理。胡伯威说：我大概只参加过两次社团的会。在大风大浪中，群众喜欢热闹，“中间路线”唱的低调总是不太引人注意，所以我们的言论没有引起什么波澜。
一些观念主流的学生干部则实在无法忍受这种过于活跃的局面。
气象专业55级党支部书记丁民仆说：1957年，党要求大家帮党整风，提意见，提了一段，风向不对了。北大出了大字报《是时候了》，后来大字报特别多。我们不知道怎么办，这么多人给党提意见，我们受不了了 。
化学系53级党支部书记徐辉碧回忆：反右给我的感觉是惊心动魄。5·19那天，大饭厅贴了大字报，问我们学校的团代表是谁，我们班没反应，没人参与。后来，林希翎来北大演讲了，煽动性很大，好像党出了很大问题。北大“右”的势力就起来了。气氛当时蛮紧张，作为共产党员来说，总觉得有人攻击我们。当时的感觉就是惊心动魄，很多演讲都是讲党不好的一面，没有讲光明的一面。我们觉得很压抑，我们学生干部都不敢说话了。6月份，我参加了一次活动，大概有二十几个党员学生干部由胡启立带队，到北京市委开了一次会，谁主持会不记得了，领导讲话的大概意思是右派言论是不对的，我们要站稳立场。前述气象专业55级支部书记丁民仆也参加了这次会，他记得这次会是在1957年6月7日，参加者有北大和清华的部分党员学生干部，市委领导刘仁讲话，说现在形势变了，不是帮党整风了，是向党进攻了，动员我们起来回击右派进攻。
丁民仆说：去市委开会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6·8社论《这是为什么》，我们跟党员骨干传达了这个事情，说市委要我们反击，我们就组织同学贴大字报。
中文系55级党支部书记陈丹晨回忆：6月8日反右开始，当天下午北大学校校车满载着党委及各系支书等到白纸坊礼堂听市委书记彭真反右派斗争报告。我是中文系二年级支书，也侧身其间。彭真穿了纺绸衫、背带裤，满面春风大讲毛主席的英明，鸣放是如毛讲的阳谋、钓大鱼，引蛇出洞等等。说这些日子大家受压，现在开始反击了……
反右运动中的学生干部们
《人民日报》6·8社论拉开了反右运动的序幕，然而在鸣放的发源地北京大学，反右运动的推进却非常艰难。一方面鸣放中的激进分子对整风转为反右极其抗拒，坚决不承认自己帮助党整风提出意见是反党行为，而时任北大党委第一书记的江隆基则对反右持消极态度，他明确提出北大的右派“最多只有一打”，他试图把反右搞成一场理论上的论争而非整人的政治运动。而学生干部群体的态度，是比较复杂而需要分析的。
学生干部群体的主要成员是经历了建国之初山河巨变的党团员们。1949年新政权建立后，很多摧枯拉朽、除旧布新的行动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变化，显示出很有希望的崭新气象。赢得了广大民众和很多知识分子的衷心拥护。单纯热情的年轻人们目睹饱尝亡国之恨的祖国终于走向独立和统一，并焕发出蒸蒸日上的生机，对于打造这一切的共产党产生崇拜和信任是非常自然的。尽管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也造成了不少冤案和政治迫害，但是强大的舆论宣传作用，加之体制的弊端还没有暴露得那么多那么明显，人们仍愿意相信体制的优越，领导人的英明，问题只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比例，于是无数进步青年愿意追随党，将其宗旨奉为至高无上的信仰，他们相信党做的一切都代表着正义、真理，愿意无条件地服从党的指示，这样的群体是那个时代的主流。而北京大学的学生干部们大都从属于这个主流。
前述学生干部丁民仆、徐辉碧等都是主流学生干部的代表。他们无法忍受鸣放中的过激言论，对于整风转向反右感到顺理成章甚至迫不及待。在反右之初，由于校领导江隆基的迟疑和激进学生的对抗，北大反右一度无法推进。于是彭真代表高层，率工作组直接坐镇北大，到激进学生集中的数学系、物理系蹲点，亲自布置学生干部反击右派，而学生干部在高层的强力支持下，采取了高压手段对右派学生进行围攻，带有暴力色彩的批斗，策反重点人起义等措施，才终于使反右破局。可以说，北大反右是由高层直接操控，学生干部积极执行而打开局面的。
然而，北京大学毕竟是北京大学，她具有民主自由的传统，任何时候都不乏拥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叛逆者。在反右运动山呼海啸的凶猛浪潮中，在学生干部这样的主流队伍里，也仍然出现了公开质疑和反对反右的勇敢者。
在6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报道将北大激进学生社团“百花学社”定性为“反党集团”的当天，气象专业54级学生干部陆一强写下了一张大字报《反对杀气腾腾》：我们承认在运动中革新派是过激的，片面的，他们过多地注意了缺点一面，但是更应该承认这种过激、片面是必然的和必要的。因为社会上存在着强大的、顽固的、习惯的保守派势力，他们把握了另一个片面，如果要求强调革新派全面，那么势必在全局中实质上形成了保守的片面。为了运动顺利的开展，我们要求矛盾的双方，首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领导者）要有诚意、要全面。遗憾的事实是近日来官方人士一再发表充满火药味的谈话，这种行为对运动的破坏不亚于敌人在北医掷下的炸弹。
也是在《人民日报》对北大的报道之后，数力系55级2班班长戴中器感到愤愤不平，与室友写下一张大字报，上书几个字“反对《人民日报》污蔑”。
数力系55级4班团支部书记倪国熙在1955年反胡风时就对政治运动产生了反感和怀疑。因此在1957年鸣放时，一直保持旁观的态度，但他认为应该允许不同意见的发表。因此，在《人民日报》发表反右社论号召反右后，他觉得忍无可忍。6月14日，在一次团组织生活会上，他发言指出“党中央背离了马列主义，不允许别人提不同意见” “整风没有诚意，不准探讨有关人民民主专政的重大问题”“我国宪法只有一条，凡是拥护党的就能得到宪法保护，凡是反对党的意见的，就得不到保护”。
敢于以反对者的姿态直接发声的学生干部毕竟是少数，而且在后来的反右狂潮中，这些孤勇者和前述在鸣放中积极投入、建言献策的学生干部朱承立、胡伯威、何廷枢、“气三一群人”、时荣章、王海云、周宁怀以及试图走中间路线的探索社创办者洪允楣等，统统被划为右派。
然而在排山倒海的反右大潮来临的时候，也有一些学生干部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独立态度。
中文系54级1班班长、预备党员刘敬圻，在反右运动中，面对巨大压力，拒不交出老同学刘绍棠的来信，在刘绍棠划为右派后，更是拒绝落井下石，烧毁了刘绍棠的来信，并拒绝发言批判刘绍棠。刘敬圻因此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
中共北京市委监察委员会在1957年7月9日《关于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中高等学校党员中发生的问题的情况报告》中，提到北大物理系55级学生、预备党员薛德乾“在党的会议上暴露了很多错误思想，如片面强调要党内民主，认为党的组织纪律同独立思考相矛盾；工会和共青团只起党的‘应声虫’的作用，没有发挥独立作用；不同意在整风运动中有两条战线的斗争，认为是‘思想运动’，……还认为学校的右派与社会上的右派不同，不应该采取同样的斗争方法等等”。这份材料中另外提到的北大化学系54级预备党员王海云、周宁怀提出与薛德乾类似的看法，结果在反右中被划为右派。
笔者带着薛德乾为何幸免于难的疑问联系到薛德乾。薛德乾对笔者说：当年确有人想把他划为右派，但是班里党支部书记吴行，她是浙东地下党党员，我们叫她大姐，还有党员叶森，他们不同意把我打成右派。吴行说薛德乾是在党内发表看法，是正常发表意见，不应该打成右派，当时压力很大，吴行是顶着压力为我辩护，后来我没有被划为右派，受到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的处分。我们班没有划一个右派，后来54级有一个右派朱志英留级到我们班，我们没有批判她，而是很平等对待她。吴行在前些年去世了。我们很多同学怀念吴行，她拯救了很多人，大家对她评价很高。薛德乾说到对吴行的怀念，不禁哽咽。
物理系55级校友尤峻汉回忆：我们班的党员调干生陈养炎、叶森都是很好的人，当年同学王书瑶划右派搜集材料的时候，上级让陈养炎去检查王书瑶的日记，被他拒绝。叶森被派去外调王书瑶的中学表现，他回来说王书瑶在中学表现是很好的。他们都很实事求是。我当年对《人民日报》报道说右派打人义愤填膺，我说：党报还造谣，太不正派了！我们去找他们抗议去。为此，我差点被打成右派，叶森到处帮我说好话，我才幸免于难。
哲学系56级二班党支部书记张一弼，在态度极左的系党总支压力下，奉命划了一个右派后就不愿意再干整人的事情，拒绝将同学打成右派。数十年后，张一弼回忆说：当时，党总支要我打五个右派，都是自己的同学，我下不了手啊！由于张一弼的不配合，他被撤销党支部书记职务。
化学系55级1班团支部书记郑光第是政治热情高，积极要求进步的学生干部，一直努力争取入党。他聪明外向，口才好，非常活跃。在整风鸣放期间，他认为党号召大家帮助整风，应该积极响应。他参加了一些座谈会、讨论会，写了一篇《应该改进考试制度》的文章在校刊发表，提出理科可以不考政治课和外语的建议。他在一张大字报中探讨三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根源，认为党内混入了一些动机不良的投机分子，很多老干部文化水平和政策水平不高，不能结合实际执行党的政策，只会盲从和跟风。党内存在的投机和盲从导致了三害，要根除三害必须清除投机分子和努力提高盲从者的知识水平和政策水平。这在反右中，被认为是严重的右派言论。
班上的一些左派同学抓住郑的言论，主张将他划成右派。但党支部书记尚振海认为，根据郑光第的一贯表现，他绝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他是响应党的号召，帮党整风，有些话可能说得过头，可以批评帮助。班上的大多数同学也都支持尚振海的看法。而在反右后期，从中宣部调入北大的李普工作组进入化学系，李普坚持要把郑光第划为右派，尚振海为其据理力争，但因李普的坚持，郑光第最终难逃一劫，尚振海也因庇护郑光第而受到处分。
生物系55级动物专业党支部书记李绍文，是一个与人为善的人，同班的几位同学都回忆，反右时我们年级其他班都划了右派，只有我们班没有。这是因为李绍文的保护。我们班也有同学贴过小字报，发表过一些意见，如果要抓，也会是右派，但李绍文都没有汇报过，于是这些同学都躲过一劫。李绍文对笔者说：当时我就是实事求是，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我们班七说八道的，写小字报的也有，但是我觉得不能揪住不放，要全面看一个人。
生物系56级植物生理班宋长铣、李存信回忆：我们班在鸣放时曾经写大字报要求停考政治课，大部分同学都签名了。反右的时候，写大字报的人都写检查了，但没有划一个右派，这要感谢我们的党支部书记徐典朋，徐典朋是志愿军转业军人，入学时二十八岁了，比我们成熟，我们班的风气不左，跟徐典朋有关，他认为不应该把刚入学的同学划为右派，他是党员，在系里有一定影响，我们同学都感谢他，说没有他我们班也要划几个右派。
笔者采访了不同系的多位学生干部，他们都说，北大反右中并没有下达划右指标。因为在鸣放中，各系的情况差别很大，激进学生相对集中在物理系、数学系、中文系，而其他的系没有那么激烈，有的系像法律系、经济系、东语系很少活跃分子，因此要对不同情况的系下达指标，是难以做到的事。但是，反右整体，也不可能是没有指标的。中文系55级党支部书记陈丹晨说：指标没有下达到系里，因为陈丹晨作为年级支部书记，多次列席党总支关于划右派的会议，应是知情者。而且，其他系学生干部的反馈也佐证了陈丹晨的说法。同时，陈丹晨也说：指标应该掌握在学校层面。而学校层面又受到来自更高层的压力。
因为没有下达硬指标，所以基层学生干部对本单位划右所起的作用很大。上述学生干部中文系刘敬圻，物理系吴行、陈养炎、叶森，哲学系张一弼，化学系尚振海，生物系李绍文、徐典朋，都是秉承良知、实事求是的人，因为他们的善举，使众多同学幸免于难，笔者在采访中听到的，都是对这些学生干部众口一词的赞誉和由衷感激。
反右运动是对认知和人性的残酷考验，学生干部中既有恪守底线，尽力保护同学的好心人，也有坚决执行上级旨意的积极分子，还有落井下石、不择手段的投机者。
地质地理系55级学生张炳光，在反右中表现极左，对右派学生非常凶狠，但在1958年，张炳光因此而被提前留校，在校学生会换届时，当选为学生会主席，并被选为团委副书记。
生物系55级植物生理专业党员学生干部李锡泾，在反右中处心积虑把同学打成右派，不仅对右派狠，还整了许多同学，在班里专横跋扈，以整人为乐。几乎引起同学的公愤。李锡泾的同班同学曹家棱、徐东翔、焦德茂、李穗英、翟士岭、杨维莘、刘明新等接受笔者采访时都讲到李锡泾的恶行。
焦德茂说：李锡泾是党员，调干生，有社会经验，知道怎么掌控当时的形势，知道怎么打右派，打右倾，打得多表明党性强，他是极左，把每个人都当成他的奴隶，天天给我们开会，天天训话，狂妄得不得了，把我们都说成是堕落分子。李穗英说：我不是右派，但跟右派待遇差不多。徐东翔说：在学校里挨整的日子我都不想活了。李锡泾80年代就死了，我们同学都说，像李锡泾这样的人，死了也不能原谅他。
植物生理专业55级共划右派六人，多已英年早逝，笔者没能采访到他们。给笔者提供回忆的校友均不是右派，但对李锡泾都有如此评价，可见其人品作风之恶劣。然而这样的人不仅被提前留校，而且很快被提拔为植物生理专业教研室副主任。
哲学系56级既有张一弼这样不忍心对同学下手的学生干部，也有表现极左的积极分子李清昆。李清昆和张一弼分别是56级3班和2班的反右主持者，而李清昆所在的班划了十一个右派，五个中右。张一弼所在的班在撤换了张之后，划了两个右派。不同的学生干部，给同学带来的是截然不同的命运。
数学系55级学生干部秦宛顺在1957年反右中以极左闻名，数学系55级的多位学长对笔者提起秦宛顺在反右中的所作所为，至今愤然。
物理系56级学生党支部书记李吉士，是反右中的核心人物。他利用自己掌握的生杀予夺大权，任意胡为。他要求同学都要向他汇报思想，56级学生陈国维、孙润等，没有任何言行，仅因为不愿向他汇报思想，就被他划为右派。
反右运动的荒谬在于，它打造了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独立思考者蒙难、遵命者平安、投机者蹿红，学生干部中的很多人，在良心与组织性的矛盾中，选择了组织性，他们对执政党的忠诚被利用，经他们之手，北大划出了近600名学生右派，在之后的二十年中，这些右派学生跌入苦难深渊。而在二十年后，反观1957年的行为，很多学生干部陷入了愧疚、迷茫、痛苦、矛盾的复杂情结中。
学生干部与右派改正
1978年，大地回春之际，中央55号文件发布，右派改正工作启动，蒙难二十年的右派们，终于迎来了命运逆转的时刻。
对于右派们来说，改正的信息带来的是重获新生的巨大喜悦。而对于曾经主持反右的学生干部来说，则是复杂的莫名的感受。有曾经的同学情、对受难者的恻隐，也有当年的左右对峙中保留的看法，但无论怎样，大势所趋，很多学生干部还是尽己所能，参与和支持了右派改正工作。
当年数学系55级党支部书记丁民仆，1978年被派到北大第二落实政策办公室，这个办公室负责右派的改正工作。丁民仆说：我们办公室共五个人，负责全校的右派改正。各单位的材料报给我们，我们再写报告报到学校党委。办公室只有我和另外一个男同志，我们经常出差，带上右派改正通知，再带上几百块钱。我还记得数学系54级的一个右派，叫梁世辉，宁波人，他被打成反革命了，关监狱了。放出来，回了宁波，给北大写信，打电话，要求落实政策，我去了，安排他在职工学校工作，他后来跟招待所所长结婚了，有了孩子，给我写过信，感谢我。
丁民仆说：我还负责地球物理系的右派改正，这棘手的事情都让我干，我就出来管，跟几个党员碰了一下，说一风吹吧！
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54级，是反右重灾区，104个同学，有18人划为右派。其中包括著名的林昭。这些同学在反右之后的二十年中，经历了各种苦难困厄，有人含冤而死，有人下落不明。在55号文件下达后，这些同学的命运才迎来了转机。然而，在1958年，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就转到了人民大学，只有54级是从北大毕业，之后的55级至57级，均为北大入学，人大毕业。在右派改正工作开始后，北大认为新闻专业已转至人大，改正工作应由人大负责，而人大认为，右派是在北大打的，档案也在北大，应由北大负责改正。
时任人大新闻系系主任罗列曾在反右时担任北大中文系副主任，为人正直，曾保护过林昭，他有心接手此事，但他当年已年过花甲，且工作繁忙，实感力不从心。他为此事找到时任新华社记者的陆拂为。陆拂为当年在系里没有任何职务，只是新闻专业54级3班的支部书记，由他来做整个新闻专业的右派改正，其实没有任何合适的名义和理由，而陆拂为接受了这个极为繁琐费力的工作。他要去北大查右派和中右同学档案，53、54、55、56几个年级总数有六七十人，还需要查出右派和中右同学当时的工作单位、通讯地址，给他们一一寄出改正通知书。有些右派同学还牵涉到历史问题，后来政治运动的问题，均要一一核查，与有关部门联系，进行处理。
新闻专业54级右派学生文秉勋回忆：55号文件下达以后，我就想去申诉我的问题，后来听说人大新闻系不管这个事，我就去了北大。那天我到北大，走到离中文系不远的地方，看到一个人从中文系出来，感觉很眼熟，走近一看，是我们年级另外一个右派同学邓荫柯，他一见到我就说，别去中文系了，这里也不管，咱们去找陆拂为吧！我们一起到了陆拂为家，看到他家里到处摆的都是我们这些人的材料。他热情招呼我们，告诉我们会尽快处理我们的问题。我回去不久之后就收到了改正通知书。我们右派同学都非常感谢陆拂为，如果没有他担当这件事，我们的改正至少要推迟半年。
哲学系56级学生干部李清昆说：1957年反右时，我确实很左，把同学划成右派我有责任。但文革后，哲学系总支指定我和赵正义负责右派改正工作，这给了我一个补过的机会，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全系数十个右派获得了改正，我们班十几个同学的改正结论都是我写的。我们班夏建营当年被划为极右，毕业后分配到河北一个县的教育局工作，文革中因议论江青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备受折磨。文革后夏建营向最高法院申诉，江华院长批复，要求作为冤案的典型彻底平反。但他的单位却抓住他的极右问题不放，情急之下，他跑到北京向我求助，他的脚在文革中被残害时冻伤，四个脚趾被截掉，来京时大冬天还穿着一双单鞋，我安排他在我家吃住，我爱人买了棉鞋让他换上。鉴于情况紧急，我立即带了夏的材料向总支汇报，总支很重视，要我立即写了改正结论，交总支讨论后上报学校，前后用了近一周的时间，夏的改正问题就解决了。我班田盛颐当年也被划为极右，他的改正意见也是我写的，在系里教职员大会上讨论时，有几个人提出，田的日记里有不少反动言论，不同意改正，我解释说，田的日记当年是他主动交出的，说明他有一定认识，当年就不该据此把他划为右派，现在再据此不予改正就更不妥当了。总支书记表示同意我的意见，随即田的改正顺利通过。
东语系越南语专业56级团支部书记桂智贞曾负责东语系的右派改正，她说：我经手处理了全系的右派改正，我已经不记得很多右派的名字了，只记得有一位朝鲜语专业的右派秦汉章接到改正通知后，专程从上海赶到北大，向我们表示感谢。反右运动这样的事情再也不能出现了，害了人家右派同学一辈子。
中文系55级右派学生米震中回忆：1979年初，我们班的学生干部陈丹晨、谢冕叫我回北大去要求平反，我到北大住在中文系办公室，同学都对我很好，我每天在同学家吃饭，1979年2月，我拿到了改正通知书。
但学生干部们对待右派改正的态度是不同的，特别是对一些当年表现激进的右派们。北大落实政策办公室关于反右派斗争和右派摘帽改正的情况报告说：“数学系54级学生张景中、杨路两人在鸣放中非常活跃，到处演说，两人都划极右，判劳教。对他们两人改不改正有争论，数学系开了很多座谈会”，反对张、杨改正的应该是当年比较左的学生干部，后来因为二人在劳教的岁月里仍然坚持研究数学，并在文革后很快拿出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而获得认可和改正。
生物系53级右派学生，后来升级为“反革命叛国罪”而被判刑的张强华回忆，当年生物系的数十名右派中，最后仅剩下我和在监狱中命丧黄泉的袁植芬没有改正。我从负责落实政策的系党总支副书记吴采宏处得悉，问题的症结在于总支内的几个委员都是当年划我右派的人，要想当年的当事人低头认错，谈何容易！我向法院提出“反革命叛国”一案的申诉，法院告诉我，在复审做出无罪判决之前，必须先由北大做出错划的结论，而北大对右派改正的拖拉卡住了我的反革命案的平反。后经法院不断对北大的催促，与生物系胡寿文、吴采宏等人的力排众议，终于在1979年6月底，对我做了错划改正的结论，而法院也于9月初，下达了“撤销原判，宣告无罪”的复审判决。
学生干部的道歉、反思与局限
右派改正后，很多原本“破帽遮颜过闹市”的右派们与同学们恢复了正常往来。同学们由此了解了右派们在二十年中所受到的非人折磨和深重苦难。这使很多同学，特别是当年主持反右的学生干部们深感同情并为当年反右中的积极态度而歉疚。他们试图向右派同学表达自己的歉意，并尽力为他们提供帮助以作为对同学无辜遭遇的补偿。
笔者在《道歉、反思与和解——北大反右研究》一文（2024.10.12发表于“丁东小群”公号）中，曾把反右积极分子对右派同学的道歉归纳为直陈式道歉和补偿式道歉。
直陈式道歉即学生干部和积极分子直接对右派同学表示歉意。上世纪80末到本世纪初，是亲历反右的1953—1956级校友聚会比较集中的年代。入学、毕业的纪念周年、校庆周年都是校友们聚会的时机，在这些聚会上，很多学生干部向前来参加聚会的右派同学表示歉意。
笔者了解到的致歉学生干部有：中文系55级党支部书记陈丹晨，中文系新闻专业1班党支部书记牛健，中文系54级文学专业1班党支部书记周述曾，中文系54级语言班党支部书记曹先擢，中文系56级党支部书记陈键、学生干部赵遐秋，历史系56级学生干部王水湘，哲学系56级学生干部李清昆，数学力学系54级学生干部武际可，数学力学系54级党支部书记陈良焜，物理系54级学生干部李守中，物理系气象专业55级党支部书记丁民仆，化学系55级党员、学生干部叶蕴华、闫泽群，化学系56级2班团支部书记侯永庚，生物系动物专业54级学生干部王凤桐，西语系英语专业56级班长秦光道等。其中陈丹晨、曹先擢、武际可、叶蕴华、闫泽群等学生干部都是多次表示歉意，令同学们印象深刻。
有些系级的学生干部用多种方式向右派同学表示善意补偿，笔者认为这也是一种道歉方式。比如：数学系54级、物理系56级在聚会时对右派同学给予特殊关照，如报销路费、接送伤病同学；法律系56级在聚会时为右派同学祝寿；在右派同学患病或生活困难时，同学们捐款资助，化学系53级右派学生侯莲弟患尿毒症透析，单位濒临倒闭，无法报销，全年级同学为其募捐数万元，并派代表前去看望，使侯莲弟深受感动。
反右运动已经过去近七十年，右派改正也已经有四十余年了，对于反右运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达成共识。但仍有一些学生干部另有看法。数学系56级党支部书记刘济熙说：学生右派主要是“四大”，因为反击及时，没有发展很深。而且，整风在先，不少“右派言论”只是认识错误。我记得，当时上级说过右派是人民内部矛盾，可在批判后处理偏严，而且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革中知识分子更是成了“臭老九”，曾经的“右派”按反革命对待。对于反击右派我至今认为是必要的，解放前民主党派的政治主张不少是明确主张实行西方政治制度的，因此才有整风中出现的情况，若不反击，后果不堪设想。生物系动物专业56级学生干部高伟良说：当时右派分子的言论也是很激烈的，我们班有的右派有反苏反国家言论。当时不反右是不行的，当然扩大化了，但是对保卫我们的江山是必要的。
认为反右必要的学生干部后来对同学聚会有三种态度，一是从不参加同学聚会，如数学系55级学生干部秦宛顺、物理系56级党支部书记李吉士。二是参加聚会但避谈反右，如刘济熙。三是参加聚会，拒绝道歉，如物理系54级学生干部曹文举，1998年百年校庆聚会时有同学要求曹文举为当年的极左行为道歉，被曹文举拒绝。生物系动物专业56级有同学提到，在聚会时有一位学生干部拒绝向右派同学道歉，笔者无法确认这位学生干部是否是高伟良，但从其对反右运动和右派同学的态度看，与拒绝道歉是相符合的。
并非所有学生干部的道歉都会被接受。中文系56级学生干部赵遐秋在聚会时向右派同学黄一宁道歉，被黄一宁拒绝，黄一宁并拒绝与赵遐秋同桌共餐。物理系56级右派学生贾保成直至2006年才第一次参加同学聚会，当年主持反右的学生干部吴白芦向他表示歉意，被贾保成打断话头，对于当年吴白芦无中生有、栽赃诬陷的恶劣行为，贾保成无法原谅。
笔者曾采访到多位对同学表示过道歉的学生干部，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我们真不知道右派后来那么惨，如果知道，应该不会对他们那样做。一些党员学生干部表示：我们入党时都宣誓过，要把一切献给党，即使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因此，党号召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不会有任何怀疑。我们并不是要害右派同学，当时是真的认为他们是反党的。有的党员干部说：即使再回到1957年，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办，毕竟我们都表示过愿意把生命交给党的。我能够感觉到这些学生干部所说的话是非常真诚的。
这些学生干部的真诚表白让我感到，他们对右派同学的道歉是基于人性的复苏，是对受难者不幸遭遇的恻隐和同情，因为这遭遇的造成他们也曾参与其中，因而，在右派被改正之后，他们也真诚地想对这些不幸的同学表示歉意和补偿。而这种人性的复苏并没有升华到对当年的盲从、丧失思考能力的反思。
实际上，政治运动是一场狂热浑沌中的集体道德沦丧，它击穿了人们平时约定俗成的道德底线，所有极其不堪的挖隐私、告密、诬陷、背叛、落井下石等手段都以种种高尚的名义合理化和美化，无数人在这种狂热盲从中，有意无意地陷入了平庸之恶，而积极投入反右的学生干部们，则是这种平庸之恶的主导和助推者。
遗憾的是，很多对右派同学有歉疚之心的学生干部，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缔造了平庸之恶。这就使他们对六十多年前那场运动的态度，仅止步于向受难者道歉，而没有更深层次的反思，更没有对自我的灵魂拷问。
在这个认识层面上的学生干部，如果纵向地看他们对反右运动以及右派同学的态度，会发现他们是摇摆的，矛盾的，在与右派同学互动时，也很难共情对方。
中文系56级党支部书记陈键，曾在同学聚会上公开向当年受伤害的同学道歉，并与右派同学拥抱，使在场同学深为感动。但在多年后出版的纪念同学张仁健的文集中，陈键发表文章《往事并未如烟》，回忆反右运动往事时，对“5·19”运动和林希翎来北大演讲的记述均是负面描写，而且，张仁健在反右运动中也受到处分，被开除团籍，因此有同学称他为“漏网右派”，这是符合事实的。而陈键却在文章中反驳说：张仁健为人耿直，性格温和，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充满着情谊，说他是漏网右派，完全是故意造谣，无中生有。陈键的这种表述，令人匪夷所思，作为张仁健班上的党支部书记，难道不知张在反右中所受的处分？“漏网右派”怎么会是“故意造谣，无中生有”？这篇文章的表达与之前的公开道歉实在难以自洽，不知哪一个才是陈键对反右和右派的真实态度？
哲学系56级3班主持反右的学生干部李清昆，在右派改正工作中帮助了一些同学，并向右派同学表示了道歉。但后来，该班有同学建议编一本同学回忆文集，因该班划了十一个右派，因此不可避免会写到反右运动，同学也希望李清昆写出自己的回忆。李清昆得知此事后，便极力阻止，最终使此事未能做成。很明显，李清昆不希望留下这段历史的集体记忆。
有些学生干部认为当年反右是响应党的号召，划右派也不是因为个人恩怨，而且文革后他们对右派同学表示了道歉，并从工作、生活等方面提供了帮助，因此，右派同学应该与大家“相逢一笑泯恩仇”，如果不是这样，就会被认为太计较了，过分了。
新闻专业56级右派学生江之浒，划为右派后被发配到宁夏同心县中学任教，历尽坎坷，在饥荒年代，险些饿死。右派改正后，他和家人调往淮阴，在淮阴日报社工作。1995年退休后，因孩子还在上学，江之浒到北京的一个报社打工挣钱，供孩子读书。在京两年期间，与同班同学多有往来。本世纪初，江之浒的孩子均赴美留学并定居美国，江之浒夫妇随往。在美国，江之浒出版了回忆录《夜阑，涛声依旧》，江之浒书中对反右的回忆非常详尽，其中全文收录了他保存的1957年10月和11月两次班级批斗会的记录，披露了班上十几个同学对他的批判发言。
此书的出版在江之浒同学中引起了强烈反应。批判发言者之一的钱理群先生很快写出文章《示众》，将自己在江之浒批判会上两次发言收录于文章中，对此进行了自我剖析和批判。而其他发言者态度不一。一位当年的学生干部写信责问江之浒：将当年的发言公开发表时，是否应该请本人过目取得本人同意？这牵涉到版权问题。你如何保证你的记录是准确的？江之浒见信后回信反驳：当年划右派强加于我的罪名是否征得了我的同意？是否有人在意准确不准确？
同班其他一些同学也对江之浒很有怨言，有同学对笔者说：反右时大家都是响应党号召，班里的主持者并不是很极左的，而且右派改正的文件一下达，班干部第一时间通知了江之浒，同学们也都为之高兴。江之浒在京工作时，同学们多次去看望，而江之浒却不念及这些，拂袖而去，令人难以接受。班上的另一个右派同学郑宗钊也饱经磨难，却能尽弃前嫌，与同学友好往来，为何江之浒如此耿耿于怀？
江之浒和同学之间的隔空恩怨有一定代表性，说明政治运动带来的创伤和人际隔阂远非几次聚会、一番道歉就可以弥合。很多右派在二十年中经历了九死一生、家破人亡、饥饿冻馁和无尽的精神折磨，不少人终生都无法走出蒙难的阴影。作为当年的反右主持者，或主动或被动地造成了同学的人生悲剧，表示道歉和补偿是一种态度，是值得肯定的，然而，受害者有不接受道歉的权利，更有公开当年历史记录的自由。
同是当年的批判发言者，钱理群先生坦承自己当年的行为和过后的遗忘均不可原谅，这种自剖和自省的勇气弥足珍贵。而江之浒班级的学生干部不能共情右派同学的苦难，反而对历史材料的曝光恼羞成怒，这般回避过往，不愿自省，行平庸之恶而不自知，是非常可悲的。不能不说，这是扭曲的历史所造成的另一种人生悲剧。
郭力专列
郭力: 北大右派雷光汉,
反苏学生出逃苏联
郭力: 孤勇者来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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