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31日星期二

大继承时代:中国进入世袭社会

中美对标  X
@new_voa 



一场历史性的财富转移,正在中国悄然成形。
它的规模空前,速度惊人,而承接这场转移的制度框架,几乎仍是一片空白。
这片空白中最刺眼、也最关键的一项,叫做:遗产税。
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也不只是税收问题。它关乎中国未来几十年的社会结构将如何定型:中国究竟会走向一个流动社会,还是滑入一个财富、资源与机会日益世袭化的社会。
一、这笔钱,到底有多大
先看量级。
根据财富情报公司 Altrata 的估算,从2025年开始的十年里,净资产超过500万美元的中国人将传承 2.1万亿美元 财富。
中国大陆现有亿万富翁约470人,仅这一群体就掌握约 1.8万亿美元 财富。
而在资产超过50亿元人民币的人群中,60岁及以上者的占比,已从2016年的23%跃升至2025年的49%。
这意味着两件事同时发生:
第一,钱正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
第二,这批人正在迅速老去。
世界不平等数据库的数字更能说明问题。2024年,中国最富有的1%人口持有全国 30% 的财富,前10%持有 68%。三十年前,这两个数字分别只有16%和41%。
换句话说,中国的问题早已不只是"贫富差距扩大",而是财富正在高度集中之后,开始制度性地向下一代传递。财富不再只是集中,它正在固化。而一旦进入继承阶段,财富的含义就变了:它不再是第一代人在市场中博弈的结果,而会越来越变成第二代、第三代天然拥有的起跑线。
中国已经走到这个节点。
二、没有遗产税,意味着什么
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上,中国的制度现实尤其刺眼: 没有遗产税,没有常态化房产税,对存量财富的征税几乎接近真空。
资本利得税存在大量豁免,房产税改革多年雷声大雨点小,遗产税更是讨论了几十年,始终停留在"研究中"。
过去十年,中国总税收占GDP的比例从18%降到13%,在一个高喊"共同富裕"的国家,现实却是:对存量财富几乎不碰,对代际继承几乎不问。
遗产税在中国不是没有被提过。
1950年建国初期提过,为了经济恢复搁置;
1993年讨论过,无果;
2013年再提,依旧无下文;
2024年全国人大代表再次建议推进,得到的仍是熟悉的表述:
 "进一步研究,待条件成熟。"
这一"待时机成熟",已经等了整整三十年。
而制度的后果非常明确:
巨额财富可以几乎零成本地,从第一代创业者和权贵阶层手中,整体转移给下一代。
这笔钱无需经过实质性的二次分配,无需为公共财政作出明显贡献,也无需承担缩小贫富差距的制度责任。
它就这样原封不动地跨代延续,最终沉淀为更稳固、更难撼动的阶层优势。
没有遗产税,不是"少收了一种税"这么简单。
它意味着一个社会默认:财富可以永久私有化,阶层可以合法世袭化。
三、遗产税本来就是"富人税",不是"普通人税"
中国舆论场上最常见、也最荒谬的现象之一是:
每当提到遗产税,最激烈的反对声音,往往恰恰来自普通人。
仿佛这是一把会立刻落到自己头上的刀。
这其实是一种被长期误导的直觉。
在大多数成熟税制国家,遗产税本来就不是针对普通人的。
它的设计目的,从来不是去拿走一个工薪家庭仅有的一套房,而是防止顶端财富在几乎无摩擦的条件下代代积累,最终形成封闭的世袭阶层。
以美国为例,遗产税免征额极高,绝大多数家庭终其一生都不可能达到那个门槛。真正会被征税的,是极少数超高净值家庭。
如果中国未来设置类似逻辑,哪怕门槛定得相对保守,比如以500万美元为起征线,真正受影响的也只是极小一撮富豪群体,而非普通中产,更不是普通工薪家庭。
所以,"不征遗产税是为了保护老百姓"这句话,本质上是一种叙事错位。
它实际上保护的,是顶层财富的无障碍继承;
它要求买单的,却是那些根本触不到征税门槛的普通人。
本可以用于缩小贫富差距、补充公共财政、改善教育医疗养老资源分配的制度工具,就这样在"替你着想"的名义下,被悄悄封存起来。
最成功的意识形态,从来不是让既得利益者替自己说话,
而是让不受益的人主动替既得利益者辩护。
四、真正的阻力,不在技术,而在权力
官方长期以来对遗产税迟迟不动,通常给出两个理由:
第一,担心影响经济活力;
第二,担心资本外逃。
这两个理由,表面上看合理,实则都站不住。
不平等持续扩大,本身就在侵蚀消费、压缩中间阶层、削弱社会流动,最终伤害长期增长。
而所谓资本外逃,也并不是无法应对的问题。中国拥有全球最严密的资本管制体系之一,若真有足够政治意志,绝不是没有办法。
真正的阻力,根本不在经济层面,而在政治层面。
因为要征遗产税,首先必须知道:谁拥有什么财产。
而这一步,恰恰是中国最不愿触碰的禁区:财产公开。
没有透明的个人财产登记,没有完整有效的穿透式资产识别,没有真正独立的申报与审计机制,遗产税就无从谈起。
习近平执政初期曾出现过推动官员财产公开的迹象,但很快不了了之。原因并不复杂:
一旦财产公开,真正会暴露的,绝不只是企业家的财富版图,更是整个权力系统长期积累下来的隐性利益网络。
在中国,巨额财富并不只属于商业富豪,也属于大量与权力深度缠绕的家族。
多年来形成的一种典型家族结构是:
一支留在体制内掌握权力,一支进入商界或移居海外积累财富;
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相互输送、彼此变现。
这是中国权力结构与财富结构最敏感、也最不愿公开的一面。
一旦推动真正意义上的财产公示,这张网就会被拉到阳光下。
官员家属名下的房产、股权、境外账户、代持资产、离岸信托,都会成为需要解释的问题。
所以,遗产税迟迟推不动,并不主要是因为马云、宗庆后们反对,
而是因为真正掌握制度设计权的人,本身就是现行规则最大的受益者。
说得再直白一点:
 遗产税不是收不到,而是不想收。
因为一旦开始收,先要被照亮的,恰恰是权力最不想被照亮的地方。
五、"共同富裕"的口号,为什么碰不到存量财富
习近平在2021年把"共同富裕"提升到极高的政治位置,称其不仅是经济问题,更关系到党的执政基础,并提出到2035年取得实质性进展。
但观察过去几年的政策动作,会发现一个鲜明反差:
被反复敲打的,往往是高管薪酬、平台企业、明星富豪、慈善捐赠;
被始终按住不动的,却是遗产税、房产税、财产公示这些真正能触动存量财富结构的制度工具。
这不是偶然,而是选择。
前者处理起来成本低、可见度高、政治展示效果强。
打压几个"出头鸟",要求企业家"回馈社会",既能制造"整顿资本"的观感,也不会立刻触碰整个统治结构的利益根基。
而后者不同。
遗产税、房产税、财产公示,一旦认真推进,就不再只是对市场富豪动刀,而是会顺藤摸瓜触碰到权力阶层自身。
也就是说,很多"共同富裕"的动作,本质上仍停留在对流量财富、显性收入、个别失势人物的选择性处理;
真正决定中国未来阶层结构的存量财富问题,却始终没有进入制度改革深水区。
所以,"共同富裕"作为政治口号当然是真实存在的,
但它是否意味着一场真正针对顶层财富结构的制度重构,至今并没有被证明。
口号已经喊得很高,刀却始终没有落在最该落下的地方。
六、年轻人为什么越来越不相信奋斗
制度的沉默,社会早已读懂。
今天中国年轻人流行的一些词,本身就是一份冷酷的社会诊断书:
"羊水决定命运","萝卜坑","躺平","全职儿女"。
这些词之所以流行,不是因为年轻人突然变懒、变丧,而是因为他们越来越清楚地感受到:
 决定人生上限的,越来越不是努力,而是出身。
如果一个社会中,顶层财富可以低成本跨代传递,
优质教育、就业机会、人脉资源、城市核心资产不断向少数家族内部沉淀,
那么所谓竞争,就会越来越像一场形式上的竞争。
看上去人人都在跑,实际上有些人从出生就已经站在终点附近。
这才是最危险的地方。
遗产税的缺位,不只是在纵容财富积累,更是在向整个社会释放一个清晰信号:
 存量比增量重要,继承比奋斗有效,出身比能力更值得依赖。
一旦这种信号被足够多的人内化,社会的精神结构就会发生变化。
人们不再相信通过努力改变命运,不再相信规则的公平,也不再愿意为一个越来越封闭的系统持续投入热情。
"躺平"因此不是某种道德失败,而是一种理性的制度反应。
一个不再相信奋斗的社会,最终也不会真正拥有持续的创造力。
因为创造力需要流动,需要希望,需要对未来的可获得性有基本信心。
而世袭化社会最擅长摧毁的,恰恰就是这种信心。
结语:如果不征税,最终被继承的将不只是财富
一个没有成熟遗嘱文化的社会,
一个没有遗产税制度的国家,
一个拒绝财产公示的政治体制,
三者叠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制度真空。
而这个真空,正准备迎接一场规模达 2.1万亿美元 的财富继承浪潮。
遗产税从来不是技术难题。税率怎么设计,门槛如何设定,如何防止误伤中产,如何建立豁免和公益安排,国际上都有大量现成经验。
真正缺的,从来不是方案,而是意志。而在意志背后,是一个更简单也更尖锐的问题: 谁在从这套空白制度中获益?
如果这场"大继承"最终在几乎没有制度约束的条件下完成,
中国将迎来的,绝不仅仅是一批富豪子女顺利接班。它真正迎来的,是一个越来越稳定、越来越封闭、越来越难以逆转的世袭结构。
到那时,被继承的不只是财富。被继承的还会是教育机会、社会资源、政治影响力、规则解释权,以及对未来的优先占有权。
这将是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结局:一个以革命起家、以反特权为合法性来源的政权,最终却可能治理出一个最稳定、最难撼动的准世袭社会。

他们为什么觉得自己能“半年内解决美国”?

原创  小西cicero  海边的西塞罗  2026年3月27日


在中国,有一个流传已久的说法,说二战的时候,日本曾经狂妄的叫嚣要“三个月内灭亡中国”。

更有一种说法,是日本偷袭珍珠港后,曾乐观的估计“半年之内,打败美国。”

那日本人到底说没说过这么狂的傻话呢?

回答是:有,但又没有。

日本人那时确实又傻又狂,但又不是一般人所认为的那种傻和狂——而是更无可救药的一种。

1

“三个月灭亡中国”论的最早出处,应该来源于一本回忆录。

中日战争爆发的时候,日本在任的那个首相叫近卫文麿。这小子战后本来应该上东京国际法庭,作为甲级战犯受审的,但1945年日本投降当年,他就畏罪服毒自杀了,结果让广田弘毅替他顶了这个缸。

但近卫文麿死前为了给自己申辩,留了一本回忆录。人之将死,其言虽不善,好歹还真。里面很多记述,反映了日本开战时上层的一些真实想法。

据近卫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陆军大臣杉山元曾经奉诏觐见天皇裕仁。

天皇问他,现在事情闹得这么大,怎么解决啊?

杉山元就拍胸脯保证说:“三个月内,解决中国事变”——这应该就是“三个月灭亡中国论”的由来。

很黑色幽默的是,到了1941年年末,日本决定对美开战,内阁做好计划之后,得有人去跟天皇说一声,这个倒霉差事又落到了杉山元头上。

裕仁一看这伙计又来了,还是那套:“日美一旦开战,多久才能解决啊?”

杉山元又说:“南洋方面,有信心三个月内结束战斗。太平洋方向,要看与海军的配合,可能需要半年。”

听到这里,裕仁忍不住问了一句:“当年与中国开打的时候,也是阁下来汇报的吧?我记得您说要三个月就能解决,可是现在打了四年了还没完。”

杉山元硬着头皮辩解道:“那是因为中国腹地太广大,拖这么久真没想到。”

天皇一听气乐了:“中国腹地广大,那么太平洋的腹地岂不是更广大?你凭什么这么肯定说半年就能打完?!”

杉山元顿时语塞,无言以对。

那杉山元为什么敢吹这种牛呢?其实,如果你比较传说与原版的文字,就会发现玄机——

传说中的说法是日本要“三个月灭亡中国”,“半年内击败美国”。但杉山元原本说的都是“三个月内解决中国问题”,“半年内解决日美战事”。

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这两种说法有什么区别吗?

没错,在我们的概念中,这两种说法没啥区别,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一场关乎民族生死存亡、不死不休的战斗。各国不到输干血本、战无可战,是绝不投降的。你想“解决”我,那不就是想“灭亡”我吗?

但日本人不这么想。

当时的日本,下至普通老百姓,上至日本军政界的大多数精英,对“战争”的理解都更接近19世纪拿破仑战争时代:双方在某个战场上展开决战,一方获得决定性的胜利,让对方无力再战,然后就开始谈判,输了的那一方割地赔款,赢了的一方拿走全部战争收益。

所以你注意,无论裕仁天皇问的,还是杉山元两次答的,都是什么时候能“解决xx问题”。他们脑子里天然觉得,战争打到某个程度,中美就会跟他们媾和。

你看,这两次谈话在前提上就已经错的离谱了。君臣二人基本上就是在那儿说聊斋。

2

用今天的眼光看,你会觉得日本人这种“打一下就能和谈”的思路真的好奇葩。二战那种不死不休的战争,怎么可能这么打呢?

但日本人的这个思路,是被他们的“战史”惯出来的。

自明治维新立国以来,他们“国运”的兴起,就仰赖于两场战争: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

而这两场战争碰巧都是“有限战争”。老迈的大清和衰弱的沙俄国内问题都很多,打了几场战役就“国将不国”,被迫求和了,任由日本漫天要价,发一笔战争横财。

但成功路径,往往也会成为的思维陷阱。两次得手,让日本人觉得,战争就应该是这么打的。

比如近卫文麿的那本回忆录,你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

说出来可能让你特别气愤,它居然叫《面向和平的努力》(平和への努力),做为在任内开启全面侵华的日本首相,居然给自己敢给自己回忆录起这名……这不跟某些影视剧里秦始皇说他吞并六国是为了“实现和平”一样搞笑吗?

但细看这本回忆录,你会发现近卫文麿任内还真是心心念念的要跟中国“讲和”:只不过他这个讲和,是以逼着中国承认伪满洲国、并出让大量利益为条件的。

这个条件,中国当然不可能答应,《义勇军进行曲》怎么唱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在我们的理解中,这一仗肯定是不死不休的。

于是在近卫的整个任期当中,你都能感觉到他是在参照当年的“日清战争”(即甲午战争)在给“中国事变”定时间表,一对不上就变得非常气恼:

“我攻占了你的华北,你该跟我求和了吧?

我打下了你的上海,你该跟我求和了吧?

我攻下了你的首都南京,你总该跟我求和了吧?

怎么还不求和?这个蒋介石,实在太赖皮了!”

然后近卫就对华连续发表了三次“近卫声明”,其实这三次声明虽然话术不同,核心思想都一样:传统战争讲究点到为止,按日清战争标准,你们这时已经输了!再打就是不讲武德,赶紧给我投降!

可是我们知道,当时的中国,除了汪精卫,没人觉得我们有义务按日本人的时间表来打抗日战争。中国有中国的计划:就是要跟你死扛到底,看你咋办?

3

如果说,日本是以“甲午战争”的思路去打侵华战争,那么它发动太平洋战争思路则完全是在翻日俄战争的老黄历。

日俄战争算是日本乃至世界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日本面对强大的沙俄海军,打的确实漂亮。先消灭了沙俄在旅顺口的远东第一舰队,而后再在对马海战中与万里迢迢赶来驰援的沙俄远东第二舰队展开决战,并获得的胜利。沙皇尼古拉陛下一看海军全报销了,国内布尔什维克风起云涌,就跟日本和谈了。

等到了太平洋战场上。日本人心心念念的还是在美国身上“旧梦重温”一下:

日本先在珍珠港消灭你太平洋舰队的大部,这就是旅顺口战役的重演。

而后再对你剩余的舰队展开“分段阻击”,等到你美国突破我设下的层层防御圈,逼近日本本土时,你的舰队也被消耗的差不多了。

这个时候,日本联合舰队此时再倾巢出动,像对马海战揍沙俄一样与美国舰队展开决战。

美国将在这场战役中输干血本,而后就会像沙俄一样服软,甘心将亚太的统治权割让给日本。

明了了日本人的这个小九九,你就能理解他们在战争中很多诡异举动:

比如明明斥巨资建造了史上最大战列舰“大和号”,整场战争中却一直不让它上前线。


其实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大和号跟对马海战中的功勋舰三笠号一样,是“决战兵器”,只要在最后的“关键决战”中能发挥作用,一击制胜,那就行了。平时要好好保护,轻易不挪窝。


多说一句,日本人对“决战兵器”的迷恋,其实一直持续到今天。比如在动漫里,最管用的永远都是各种憋到最后时刻才肯出场的“决战兵器”。

再比如,虽然太平洋战争打到1945年初,日本的颓势已经非常明显,东京等城市已在轰炸下被夷为平地。

但直到此时,日本还有很多人对战局特备乐观,总觉得日本在下一场决战当中,就能翻盘。

比如时任日本首相的小矶国昭,通过广播不断给日本民众安利一个“天王山决战”论,说某某战场就是日本与美国的“天王山之战”,赢下这场仗,美国人肯定就愿意跟我们媾和啦!

问题是,日本在整个战争后期一场仗都没打赢。于是小矶国昭口中的“天王山”不得不从菲律宾挪到硫磺岛、再挪到冲绳、再挪到日本本土。到后来,“天王山又移动了”成为了日本一个知名的梗。

然而,我们后来知道,美国人也没想过跟日本只打一次“局部战争”,罗斯福政府自1942年就开始提前研究击败日本后怎么对其进行管理了。罗斯福想的很明白:这是一场总体战,而我的实力远超于你、盟友远多于你,击败你是早晚的事。


所以,打到一半跟你媾和,平分天下?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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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回首整个二战,你会发现日本战败的根本原因,不是某次战役的战术失误,也不是“南进”或“北进”的战略选择错误,问题出在更上层:这个国家的战争理念,已不可救药的落伍了。

当其他主要参战国都已经认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空前的“总体战”时。日本绝大多数人却还在梦游,以为自己活在旧时代。

在这一点上,日本甚至还不如当时落后于它的中国——我们之所以会把日本人所说的“三个月解决中国问题”误解为“三个月灭亡中国”,产生这种有趣的误会。恰恰是当时的中国人比日本人更接受“总体战”的概念,与日本人还在幻想局部战不同,中国各方都清楚:这是一场双方不死不休的战争,你除非灭亡我,否则我不可能被你解决掉。

由此观之,日本的二战之败,是理念之败。

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技术落后,可以革新;如果战略失当,也可以扭转;但如果理念落伍,那就真的无可救药了。

试想一下,如果你穿越回二战以前的日本,面对上下满脑子都是“几个月就能解决谁谁谁”的日本愤青们,你怎么跟他们解释,当今的世界,已经不是他们所以为的那个样子了呢?

然而,今天这个世界上,依然有很多人,是活在旧时代的。

全文完

何瑞恩:美國對台立場是否分歧—及其對台灣的啟示

◎何瑞恩(Ryan Hass)
自由時報-星期專論 2026-3-29

台灣若能展現其做為地緣政治穩定者的格局,並樹立在美國打造人工智慧驅動未來的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夥伴形象,也將大有助益。(路透檔案照)


華盛頓外交政策菁英與美國廣大民眾之間,在美國應該如何應對中國崛起的問題上,似乎正出現裂痕。從我在華府智庫工作的觀察,以及在全美各地的定期往訪中,我日益感受到兩種截然不同的論調。這種分歧——美國菁英主張強硬迎戰,一般大眾則持謹慎立場——可能成為未來幾年影響台灣安全環境,最被低估但也最具關鍵性的外部因素之一。

如何應對中國 美菁英與民眾出現裂痕

在美國政策圈內,看待中國的主流觀點已變得毫不掩飾地強硬。許多國會議員,以及曾效力於民主黨與共和黨政府的現任與前任官員,都認為中國一心想取代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中國被廣泛視為唯一既有野心、又有能力超越美國的國家。華府激辯的核心問題在於,美國應該如何防止中國主導亞洲,防止其主導新興科技的全球規則,以獲取自身優勢。

這種菁英共識並非侷限於單一政黨。許多曾在小布希(George W. Bush)、歐巴馬(Barack Obama)、拜登(Joe Biden)及川普等歷任總統麾下任事的高層要角,主要都是透過競爭視角來看待中國,涵蓋戰略、科技、意識形態及軍事等領域。不過,在美國政治的中樞,有一個重要的例外:就是川普本人。

川普談論中國時,並未將其視為美國的首要對手。相反地,他經常試圖安撫美國民眾,聲稱他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關係深厚,兩人可以達成交易並解決問題。川普經常援引他與習近平之間的「默契」,即中國在他擔任總統期間,不會對台灣動武。川普反覆無常的傾向,正如他最近在美國和伊朗進行談判之際,仍然不惜對伊朗發動襲擊,想必會讓北京如坐針氈。儘管如此,從中國的角度來看,川普願意摒棄將「大國競爭」做為美國政策的核心原則,是值得慶幸的事。

川普在國內採取較為和緩的對中路線,並未付出明顯的政治代價。以短影音平台TikTok為例,在川普重返白宮之前,華府對於禁用這款中國社群媒體程式,幾乎已經達成跨黨派的高度共識。然而,川普對此持不同看法。儘管國會通過禁用TikTok的法律,最高法院也認證該法的合法性,川普還是推翻這項決定。如今,TikTok在全美各地廣泛使用,國會對此幾乎不置一詞。

川普在擘劃對中路線上可以如此率性而為,部分原因在於他的作法更貼近華府以外美國人的心聲:即確保與中國的關係不會失控,雙方不會爆發激烈衝突。對於已經因為烏克蘭和伊朗戰爭而疲憊不堪,又對通貨膨脹、移民和就業問題感到焦慮的美國民眾來說,大國對抗引不起他們的興趣。民調一致顯示,美國人在對中關係上的首要課題,是避免戰爭。

大國對抗 引不起美國人民的興趣

民調結果印證了我經常在全美各地對話中聽到的觀點。根據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EIP)最近的一項全國調查,「將近三分之二的受訪者表示,中國目前在全球的實力和影響力,已與美國並駕齊驅,甚至超越美國……甚至有更多美國人認為,中國未來將會超越美國。」

值得注意的是,有高達六十二%的受訪者表示,如果中國的實力超越美國,他們的生活也不會變得更糟。換句話說,華府專家擔心對美國具有戰略災難性的結果,似乎並未在美國一般民眾的心目中,激起相同的警覺。

在最近一次前往西雅圖的行程中,我切身感受到這些動向。我會見學者、學生、公民領袖、企業主管,以及親朋好友。在幾乎每一場關於中國的對話中,問題如出一轍:「我們是否必須與中國開戰?」與我交談的人,更關注中國如何直接影響他們的生活,而不是對美中實力的綜合評估。他們關切的範圍,涵蓋中國對其就業機會的衝擊、網路攻擊、芬太尼(fentanyl)前驅物質的流動,以及他們的子女可能必須在太平洋地區參戰的可能性。

這種菁英與公眾觀點日益擴大的分歧,勢必形塑二〇二八年美國總統大選前的政治辯論。對於共和黨人來說,在競選期間可能很難與川普的對中政策軌跡切割。然而,如果是共和黨候選人贏得大選,對中立場轉趨強硬的可能性很高。川普對他以個人風格推動對中外交的自信,純屬他的獨特作風。

至於民主黨人,這場辯論將會更公開也更激烈。參選人的本能反應,將是主張川普對中國過於軟弱,美國必須採取更具競爭性的姿態,來維護其世界領導地位。其他人則可能試圖更貼近民意,強調有需要管理緊張局勢,避免與中國發生不必要的對抗。如果民眾對美國外交政策菁英的信任進一步下降——尤其是如果對伊朗或其他地方的軍事失策,損害他們在民眾眼中的公信力——後者的路線可能會獲得更多支持。

這些美國內部的辯論,將對台灣產生重大影響。如果外交政策仍主要由菁英偏好所驅動,而且在川普之後出現一位較為傳統的美國領袖,華府可能會重返以戰略競爭為核心的對中政策。或者,如果一位更具民粹色彩的領袖接替川普,美國可能會進一步過渡到管理中國崛起,而非採取對抗姿態。

台灣加強經營跨黨派關係 至關重要

對台灣而言,可以從中獲得的啟發之一,是美國政策潛在走向的範圍,現在可能要比過去數十年來的任何時候更為廣泛。有鑑於此,台灣加強經營跨黨派關係將至關重要,而且不僅是在華府,還應該深耕全美各地。台灣若能展現其做為地緣政治穩定者的格局,並樹立在美國打造人工智慧驅動未來的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夥伴形象,也將大有助益。


(作者何瑞恩為美國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資深研究員、中國中心主任、辜振甫暨辜嚴倬雲台灣研究講座;國際新聞中心陳泓達譯)

戴厚英魂断凉城路

2026-3-31   非恒道  万维博客


才女伤痕人啊人,梦中尝见斧劈身。

一语成谶凉城路,白眼挥刀怒殁瞋。

话说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傍晚七点半,上海的夜色来得比往常沉些,像一块浸了水的灰布,慢悠悠盖下来,把凉城新村的楼房都裹得发闷。某栋楼的三层,一扇窗户亮着灯,暖黄的光透过玻璃,在楼道的墙上投下一小块模糊的光斑,邻居的敲门声就落在这光斑旁边,急慌慌的,敲了一遍又一遍,里面却没半点动静。

没人应门,灯却亮着——这太反常了。邻居报了警,破门的声响打破了小区的沉寂,紧接着,一股浓重的血腥味涌了出来,呛得人喉咙发紧,连空气都变得粘稠。客厅的地板上,戴厚英躺着,身上盖着血,没人去数有多少道伤口,只看见那血还没完全凝住,顺着地板的纹路,慢慢往墙角渗。她今年五十八岁,是个作家,在上海大学教书,楼下的老太太们常看见她抱着书进出,话不多,走路很稳。

小卧室的墙角,她的侄女戴慧缩着,像一只被吓坏的鸟,也没了气息。墙上溅着的血点,星星点点,像没擦干净的污渍,没人说话,只有警察的脚步声,轻悄悄的,怕惊扰了什么似的——其实没什么可惊扰的了,这里的一切,都已经停住了。

戴厚英的一生,说起来也简单,像一本翻得有些旧的书,每页都写着寻常的挣扎。她一九三八年生在安徽颍上,后来读了中学,又考去华东师大的中文系,毕业后就进了上海作协,一辈子和笔墨打交道,再没离开过。

文革那几年,日子乱得像一团麻,她遇见了诗人闻捷。那时闻捷正在被批判,妻子没扛住,走了。组织让她去"了解情况",她去了,没了解到什么所谓的"问题",倒被那个男人的才华绊住了脚。"我们是在地狱里相爱的。"后来她在日记里写过这么一句,字迹很轻,像是怕被人听见。

这话终究还是被听见了。他们的恋情被当成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批斗的标语贴了一地,批判的声音从礼堂飘出来,整夜整夜的。一九七一年的冬天很冷,闻捷走了,用一种最决绝的方式,结束了那些没完没了的指责。

那些日子,戴厚英就躺在作协宿舍的床上,不说话,只是抽烟,一天两包,烟灰落在枕头上,和眼泪混在一起,结成小小的硬块。她后来在《诗人之死》里写过这段日子,没有华丽的词藻,只一句"整夜整夜地听着窗外的声音,直到天快亮",读起来,却让人心里发沉。就像契诃夫笔下那些被命运困住的人,明明痛得快要裂开,却只是沉默着,连呐喊都显得多余。

文革结束后,日子渐渐缓了过来,她却没缓过来。她写了《人啊,人!》,这本书很火,成了所谓的"伤痕文学"代表作,可火了之后,批判声又跟着来了。有人说她"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有人说她"欺骗青年",她不辩解,也不争论,只是把自己关在书斋里,笔耕不辍。她自称"孤雁",很少和上海的文学圈往来,就像一株长在石缝里的竹,不与群芳争艳,却也熬得住风雨。她常吟诵郑板桥的诗,"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说这话时,她的眼神很静,像一潭深水。

警方在现场看了看,没什么特别的线索。门锁是好的,没被撬动的痕迹;凶器是厨房里的菜刀,就放在血泊旁边,沾着血;屋里被翻得很乱,抽屉开着,衣服扔在地上,戴慧身上的首饰没了,家里的存折也不见了。一切都指向熟人,可熟人那么多,到底是谁,没人知道。案件陷入了僵局,就像一杯凉透的茶,再没什么波澜。

转机来自她的女儿戴醒,那个从美国赶回来奔丧的姑娘,眼睛红肿,声音沙哑,说:"有个叫陶锋的年轻人,是我母亲中学老师的孙子,来过家里几次,想让我母亲帮忙找工作。"

线索就这么断了又接上。警察去查了,陶锋,二十二岁,四个月前从安徽来上海打工,确实找过戴厚英几次。戴厚英念在当年老师的情分上,也帮他奔走了几次,托人问过工作的事,只是没成。没人觉得这有什么问题,一个长辈,帮晚辈搭个桥,再寻常不过。

九月十五日,警察在安徽界首的一家小宾馆里抓到了陶锋。他很平静,不像个犯了罪的人,口袋里装着戴厚英的存折,里面有两千块钱。面对警察的询问,他慢慢开口,语气平淡,像是在说别人的事情,没有慌乱,也没有愧疚,只有一种麻木的平静——这种平静,比任何激烈的情绪都更让人发冷,就像契诃夫笔下那些被生活磨去所有棱角,连作恶都显得麻木的人。

他说,八月二十五日下午三点二十分,他敲了戴厚英家的门。开门的是戴慧,那个年轻的姑娘,见了他,笑了笑,让他进屋等,说"姑姑去超市了,很快就回来"。她没设防,毕竟,他是"老乡",是"老师的孙子",是那个常来家里,说话恭恭敬敬的年轻人。

可就是这句话,让他动了杀心。他说不清楚为什么,或许是找工作屡屡碰壁的烦躁,或许是看着屋里的整洁舒适,心里生出的嫉妒,又或许,什么都不是,只是那一刻,脑子里一片空白,只剩下一个念头——杀了她们,拿走她们的东西。他趁戴慧不注意,从身后掐住她的脖子,直到她倒下去,没了动静。他以为她死了,就开始翻箱倒柜,找钱,找值钱的东西,动作很慌,却又很坚定。

四点左右,门外传来了钥匙转动的声音。他慌了,抓起桌上的花露水瓶,躲在大门后面。戴厚英推开门,刚走进来,就被他用瓶子砸中了头,倒在地上。那一刻,他彻底失控了,冲进厨房,拿起菜刀,对着她砍了下去,一下又一下,血喷在墙上,溅在他的衣服上,温热的,带着腥味。戴厚英还有气,用最后的力气,看着他,说:"你将来要后悔的。"他没说话,只是继续砍着,直到她再也没了动静。

就在这时,小卧室里传来了动静,很轻,却很清晰。戴慧没死,她挣扎着,想关门,想要求救。他红了眼,拿着菜刀冲了进去,戴慧抓起拖把抵抗,可她那么弱小,怎么敌得过他。很快,卧室里就没了动静,只剩下他的喘息声,还有菜刀掉在地上的声响,很脆,在寂静的屋子里,格外刺耳。

杀完人,他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他对着戴厚英的遗体,深深鞠了一躬,说:"戴老师,对不起。"语气很诚恳,就像平时请教问题时那样。然后,他走进卫生间,换下了沾血的衣服,穿上了戴厚英的一套衣服,从容地走了出去,关上了门,仿佛这里什么都没发生过。他甚至没忘记关掉客厅的灯——那盏灯,在他走后,又亮了一会儿,才慢慢熄灭,就像戴厚英这一辈子,挣扎过,辉煌过,最终还是归于黑暗。

后来,有人发现,在戴厚英遇害前不到一个月,她曾在一篇文章里写过:"昨夜梦见被人用斧头劈死。"没人在意这句话,只当是一个寻常的噩梦,可谁也没想到,这个噩梦,终究还是变成了现实,只是凶器,从斧头,变成了一把普通的菜刀。

她生前最爱吟诵的,还是郑板桥那首《竹石》。"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她一辈子,都在践行这句话,熬过了最黑暗的日子,扛过了最残酷的批判,却没熬过一个年轻人的恶意。

戴厚英死了,文坛少了一支笔,凉城新村的那栋楼,再也没有亮过那样一盏灯。邻居们偶尔谈起她,也只是叹口气,说"那个戴老师,是个好人",然后就沉默了,各自走开,忙着自己的日子。就像这个城市里,无数个平凡的日子一样,一场血腥的悲剧,终究会被岁月冲淡,只剩下一点淡淡的叹息,藏在夜色里,没人再提起。

没人知道,陶锋鞠的那一躬,是真心的愧疚,还是麻木的伪装;也没人知道,戴厚英那句"你将来要后悔的",是否真的会应验。生活就是这样,常常带着一种荒谬的冷漠,就像契诃夫笔下的那些悲剧,没有激烈的控诉,没有慷慨的悲歌,只有普通人在命运的洪流里,身不由己,最终走向毁灭。而那些善意与恶报的错位,那些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也不过是这荒谬生活里,最寻常的一笔,让人唏嘘,却又无可奈何。

小史公叹曰:戴厚英的遭遇,总让人想起农夫与蛇的古老寓言。一位慷慨的作家,一位曾帮助学生的老师,最终倒在受助者亲人的刀下。这悲剧最刺骨的,并非单纯的遇害,而是善意与恶报之间那荒谬的断裂。她倾注过心血的文学与人性课题,却在现实中以最残酷的方式被否定。这仿佛一个黑色隐喻:我们以为教育、关怀能滋养人性,却有时无法穿透某些与生俱来的荒芜。

有词《梧桐影》赞叹:

秋影寒,霜锋仄。文魄断时血作篇,空庭月冷梧桐泣。

韩联潮:郑丽文访陆背后的“中南海广告”

韩连潮  X
@lianchaohan


还在争论郑丽文访陆是亲中还是亲美?方向一开始就错了。

这场戏的观众,从来不在台湾,而在华盛顿。

郑丽文不是主角,连配角都算不上。她只是中南海剧本里被摆上台的一个小道具——出场时间、表演方式,都早已写好。

时间点绝不会是巧合。这更像是为川普访华刻意安排的一场前戏,更准确说,政治广告片。"郑习会"不过是刻意制造一种幻象:两岸可以自行对话,问题可以"和平解决"。

北京真正押的,是川普的"交易型"人格。他们在递一个极其露骨的信号:只要美国退一步,台湾这笔账,可以谈。

于是,台湾被包装成什么?一张可以议价、可以兑现的筹码。

所谓"和平",不过是标好价格的结果。所谓"自主沟通",不过是交易前的橱窗展示。

北京把台湾问题抬高到川习会之重中之重,可见它认为有可乘之机。

至于这笔交易的成本由谁承担——答案早已写在沉默里。
一个曾经人才济济的国民党,堕落至此,令人唏嘘!令人唏嘘!

呉嘉隆:習近平約會鄭麗文,雙方各有小算盤

作者臉書  2026-3-31


川普在去北京正式訪問這件事,一直給習近平臉色看,例如下面兩件事:
1)最先宣布的時間是3月31號到4月2號,扣除頭尾兩天搭飛機,實際會談的時間是4月1號!
可是,在西方社會,這是愚人節,不會在這個時候談正經事,以免被別人當成是愚人節的笑話。去年川普宣布對等關稅的時候,就是4月2號,刻意避開4月1號,非常明顯。今年卻選擇4月1號當作訪問中國的主要日子,這分明是在開中國的玩笑,有羞辱習近平的意思。
2)宣布要來北京正式訪問之後,川普就一直在做讓北京不高興的事情,包括增加給台灣的軍事援助14.5億美元,下一輪軍售是200億美元,創下歷史新高,既然要來北京訪問,卻又不斷打台灣牌,這是什麼意思呀?!
接下來,去活捉委內瑞拉的馬杜羅,又對伊朗開戰,直接把伊朗最高領導人哈梅內伊解決掉,這是在公然修理中共的小弟,等於在打臉中共,毫不客氣。怎麼會有人要來中國訪問,卻拼命修理中國,給中共當局臉色看呢?
這是在逼習近平吞下去,如果習近平吞不下去,那川普也許就會說,那我不去北京囉⋯⋯。
最新的發展是,川普把訪問北京的時間延後,改在五月中旬,大概是估計,那時候已經把伊朗戰爭搞定了。
被川普這樣戲弄,習近平心裡肯定不是滋味,所以四月份就插進來約談鄭麗文的行程。
在我看,這就是做給川普看的,表示我習近平有辦法切入台灣內部政治,透過國民黨把國防特別預算擋下來,你川普有辦法嗎?
美國讓兩位參議員來台北,推國防特別預算,可能給習近平靈感,讓他原本不想接見鄭麗文的,現在突然覺得鄭麗文有利用價值,利用鄭麗文急著來北京訪問的心態,必然會滿足北京的某些期待,估計這樣一來國民黨肯定不會讓國防特別預算順利推進。
這樣看來,習近平約會鄭麗文,不是他本來想見鄭麗文,而是想拿這個姿態做給川普看,給川普出題目。
接下來,來講鄭麗文這邊。鄭麗文的說法是,透過兩岸交流,可以避免戰爭,這樣的說法顯然太淺了,因為兩岸的戰爭是來自於中共對台灣的主權與領土有野心,想開戰的是中共這邊,而不是台灣這邊。
所以,對有侵略野心的人示好,那只會鼓勵對方得寸進尺。只有加強國防能力,才會讓對方有所收斂。這是國際政治的基本常識,我們通常說,和平不是跪出來的,或者說,和平不是依靠對方的善意,而是依靠對方不敢對你有惡意。
鄭麗文以為兩岸交流就可以避免戰爭,這是在自我安慰與自我催眠,因為中共根本沒有放棄對台灣主權的野心,習近平的所謂九二共識,就是要把台灣的主權收編進中華人民共和國,消滅中華民國,就這麼簡單。請問鄭麗文能在這個問題上反駁習近平嗎?
所以,鄭麗文所謂的創造兩岸的和平,其實是接近滿足北京的期待,或者接近向北京投降。然而,這當然不是台灣人民所期待的和平!
基本的地緣政治原理或戰略很簡單:不能為了反台獨,而把中共的勢力引進台灣,因為這樣做是在出賣與消滅中華民國,完全不是國民黨應該走的道路!
國民黨應該同時反台獨與反共,這才是國民黨應該有的精神與路線!但是,現在的國民黨已經背叛了國民黨當初的精神與路線,也就是背叛了蔣中正與蔣經國的反共路線。
要知道,國民黨所要追求的任何政治目標,都不應該,也不可能,借助共產黨來實現。
簡單講,習近平是在對鄭麗文下達工作指令,而不是真正的兩岸對談,或兩黨對談,主要是因為鄭麗文沒有任何籌碼足以讓習近平害怕,以至於必須妥協。
既然習近平只是想利用鄭麗文擺擺姿態給川普看,那麼對川普來講,其實根本不是什麼問題,因為他只要狠狠修理伊朗,在國際上證明中共沒有能力照顧他的小弟,那麼,就算習近平與鄭麗文再約會100次,也沒有用了!

蘇暁康 | 胡溫體制:科層制「中國版」解構

作者臉書  2026-3-31


【按:前幾天上海又出現「十里長街送張雪峰」
令我想起中國人三十年兩次「哭總理」,吃瓜大眾是為李克強所代表的中共那個派別撐腰,這個派別很特別:共青團/工程師執政,坊間也稱「胡溫體制」,而太子黨又很欺負團派,習近平公然侮辱胡錦濤,可是溫家寶卻坐在習身旁出現於國宴,他前幾天又在上海亮相,意味深長,不知他是來「挑戰」還是「幫襯」?他是「工程師」,但不是「團派」。】

一、「胡青幫」的正統性
坊間戲稱的「胡青幫」,因「團派」從宗師到一任核心(一代執政)都姓胡,八九前還有一個政治局常委胡啟立(反對屠殺的一票);又以共青團發家的「團棍」為主、清華校友居多、大都出身平民、且多成了「紅軍」「八路」們的姑爺。出身、學歷、官場歷練、婚姻,樣樣具備,只缺心肝兒肺。
這幫理工科大學生從政,可謂具有「中共特色」的新科舉,至少它是對毛澤東「讀書無用」反智主義的反撥,但又撥向唯「科學」的另一種蒙昧,比如胡錦濤出身的清華有個五字班,前未遭遇「反右」「大躍進」,後面躲開了「文革」,據說「受教育最全面」,卻人文涵養幾乎是零,既昧於古典,也盲於西洋,所知僅限蘇聯,難怪中國從九十年代便進入一個枯燥而冷酷的「工程師治國時代」,在那個兇暴且無廉恥的「上海幫」裡,也是成堆的「工程師」,中共這一代執政,也頗符合韋伯所謂「科層制」之工具理性,跟前後的紅色執政稍有區別。
胡耀邦在當代中國政治史上,不僅代表著一個時代,也是一個政治世代的開山宗師,即未來可能主導中國前景的「團派」。梳理一下它的來龍去脈,或可看到一種傳承與變異:從「紅小鬼」到「胡青幫」。
  胡耀邦因著力「平反冤假錯案」,而為這個瀕死體制,注入一股政治清明期望,成為中共歷史上僅見的「好人政治」(胡適語),成為「八九」學運的深層驅力。它與趙紫陽代表的所謂「改革派」,是兩種不同的政治光譜;而更加具有前瞻意義的是,「改革派」經「六四」屠殺幾乎全軍覆沒,「團派」雖「神龍之首」遭覆沒,卻因鄧小平隔代指定接班人而「見尾不見首」,倒是埋下中國的一縷變數。
「紅小鬼」的長幼觀
  共青團的源頭,是「紅軍」世代裡的所謂「紅小鬼」,胡德平《胡耀邦陳丕顯傾心交往五十年》(炎黃春秋雜誌二○○四年第十二期)一文說:一九二九年陳丕顯、譚啟龍、胡耀邦同時參加革命,譚十五歲、胡十四歲、陳十三歲,三個人都被打成AB團反革命分子,三個人均僥倖存活下來。
  這些「革命少年」的成長經歷,與中共的「列寧黨體制」和越來越呈凌駕之勢的毛澤東崇拜,融為一體,是他們人格、理念的唯一來源;他們又僥倖從極殘酷的戰爭(以陳丕顯的「南方三年遊擊戰」為最),和更為血腥的黨內絞肉機中倖存下來,而胡耀邦竟可以童心未泯,天良可鑒,真是奇跡。
  「紅小鬼」自然都是他們同齡人裡的佼佼者,毛澤東有點偏愛。下面這個細節耐人尋味,文革中陳丕顯落難上海,其子陳小津來北京找賦閑的胡耀邦,胡給他出主意:「毛主席是我們崇敬的領袖、長者,對主席一定要認錯。如果你不認錯,難道說群眾錯了?難道說毛主席他老人家錯了?當然,要認錯有兩種,一種方式是可取的,另一種是不可取的。一種認錯方式就是實事求是地檢查自己錯誤,請主席關心,向主席提出請求,要求解除監禁,恢復組織生活,要求分配一些工作;另一種,就是把自己罵得狗血淋頭......」
  胡甚至具體指導信如何寫:「要在信中表示:多年來一直想念毛主席,好多年沒有見到毛主席,過去主席經常耳提面命,經常能聽到主席教導。這麼多年沒有見到主席了,很想念主席。雖然沒有見到主席,但一直在認真讀毛主席的書,檢查自己的錯誤,願意繼續跟戰爭年代一樣,在毛主席的教導下,跟毛主席一起幹革命。」一九七四年秋陳丕顯給毛寫信,果然八天後得毛批示獲救。很顯然,「紅小鬼」跟毛的關係,超出一般上下級程度,甚至帶有某種父子關係的意味──毛不僅是「領袖」,更是「長者」,是名副其實的「老人家」,所以對他「認錯」是天然合理,跟你自己究竟錯沒錯完全不相干。
  從這裡便不難理解,胡耀邦在八九年可以委屈而死──鄧小平之於他,是跟毛澤東一樣的長輩,豈能違拗?但他終於吞咽不下,以命相抵。他的政治秘書劉崇文回憶他逝世前的狀況寫道:「在我們日常的交談中,他儘量迴避提到小平和陳雲同志,萬不得已時也從不直呼他們的名字,而是用摸右邊耳朵代表指小平,摸左邊耳朵代表指陳雲,可見其之噤若寒蟬。他還告訴我,有一次,他去拜訪葉帥,在他倆談話時,葉帥把收音機開得大大的,唯恐被人聽到。」曾經為多少人洗冤的「紅小鬼」,自己離開人世前竟陷入如此的恐懼,難道不是 「鄧小平時代」的一個特大奇冤嗎?
  借著胡耀邦的悲劇性格,蘸上「六四」之血,再加上後來二十年的冷酷「穩定」,歷史會給中國人鑄進怎樣的「長幼」型文化性格,又如何接榫中國傳統君臣之道,豈非一道思想史景觀?
選儲兩代,一準一誤、一成一廢
  中共的世代,粗放劃分是紅軍、八路、解放,所謂「打江山」的三代,坐江山(四九)以後的幹部,似無資格構成「一代」,乃是一種典型的軍事集團模式。
  早在江西瑞金的紅軍割據時期,「紅小鬼」便是「兒童團」頭頭,到抗戰時期他們才隨年齡增長,而升任共青團領導人。共青團作為共產黨的預備隊,其任務是將社會上所有的青年人都改造成這種「預備隊」,可是,它自己是否列於中共的接班序列,卻從未成為一個事實,因為直到文革前,中共尚無「接班」需要。
  倘若中共體制也勉強具有韋伯所謂「科層制」的話,其資歷、級別與升遷,皆有矩可循,「打江山」的三代也是論資排輩的,而共青團幹部具有越級擢拔的潛在優勢,亦是成規,如五二年團中央第一書記人選有二:胡耀邦、陳丕顯,毛澤東將後者派去上海主持工作,那年陳才三十六歲。
  這個接班階梯,被毛澤東自己以文革打碎,代之以毫無資歷可言的「四人幫」,實屬毀方敗常,難以為繼,所以鄧小平「撥亂反正」,擢升胡耀邦(紅軍)、趙紫陽(八路)主持改革,乃回到原點,順理成章。但是「八九六四」一劫,鄧又重蹈毛澤東覆轍,罷黜胡趙,進而一併廢棄紅軍、八路、解放「打江山」之三代,代之以毫無資歷的江澤民。同樣的政治體制,會犯同樣的錯誤。鄧小平臨死前隔代指定胡錦濤作接班人,是不是意識到了「犯錯誤」,我們不得而知,而他再次啟用一個共青團頭頭,無疑是回到中共的「原教旨」接班序列上。
這次鄧小平是從紀錄片上看到了接班人——在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專供中南海放映的內部絕密片上,拉薩街頭,一九八九年三月初,主角是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頭戴鋼盔、手提衝鋒槍,令鄧小平大為讚歎,扭頭問秘書:這個人是誰?
  三個月後鎮壓了天安門廣場的鄧小平,不再對「改革」有想像力,轉而焦慮身後江山的安危,殺戒已開,「經濟救黨」不夠了,他的「接班人標準」只剩一條:敢不敢開槍鎮壓群眾?其餘免談。「頭戴鋼盔、手提衝鋒槍」者,正是胡錦濤,他被鄧小平隔代指定為接班人。
二、拒絕普世價值的紅色型
二十大閉幕式上,兀然出現胡锦涛不自愿被带离场的法新社画面,习近平扭頭不理,胡最後拍打李克强手臂,好辛酸的一副「兒皇帝」退位景象,若再聯想起胡耀邦臨終之淒涼,再印證當下年龄未达退休的李克强和汪洋均從中央委员出局,便知坊間的一個猜測:習近平鬥不過江氏上海幫,盡拿團派出氣,大概不是猜測,而當年鄧小平自廢股肱(胡趙),好不叫人惋惜。
團棍、清華、姑爺
鄧小平指定了兩代接班人。「六四」一劫,令中共老人幫恐懼江山傾廢,「選儲」餘地又不大,挑出來的江澤民、胡錦濤兩代,可說是一準一誤、一成一廢。以他們的立場來評估,江澤民死守鄧小平告誡「絕對不跟西方翻臉」,在國內放縱仇外思潮泛濫,大舉引進外資,對內拆除「社會主義」,將中國轉型為廉價勞力的世界工廠,重鑄政權合法性於「經濟起飛」基礎之上,不可謂不成功。
但是這點本錢,到胡錦濤手裡,不出十年就揮霍殆盡,二〇一二年國內左右兩派都認為到了「革命前沿」、「八九」重現。太子黨們更是惡言相向:老太爺走了以後這二十多年,被一幫秘書、太監把這個國家折騰得不像樣,現在正宗傳人們要集合成一個政治集團,出來重整山河。
他們是在罵所謂「團派」。這股政治勢力,並非起於那位頗有政治清明魅力的胡耀邦,而是成軍於後來這個胡錦濤。胡耀邦到「胡青幫」——「青」者,一謂「青年團」,又謂「清華幫」,這個十年中共的體制,即「中南海九個老男人」,皆為理工科出生的工程師,卻由「胡青幫」總舵胡錦濤領隊,余杰稱之為「與世界文明完全隔絕」的殘次品;張木生則說他們「在中國創造了讓全世界震驚的經濟奇跡,也創造了讓全世界震驚的嚴重的社會問題」。這是有待日後政治史家去釐清的一個有趣課題。
「團派」轉向敵視西方普世的極左路線
更加要害的是,胡溫扭轉江朱「師夷」、「韜光養晦」、悶聲發大財的路線,轉向敵視西方、發財、普世的極左路線,其標誌就是敵視諾貝爾和平獎、弄死劉曉波。所以,今日溯源,習近平倒退路線的端倪,始之於胡錦濤的左轉。
中共第四代「工程師」執政團隊的一個突出特徵,是知識結構上升,而人文素養趨零,這更接近一個文化或者思想史的課題。一個突然「崛起」的經濟大國,由一幫「腦殘者」以集權方式統治,乃是二十世紀都未曾出現過的奇觀。史學家余英時曾對此「發生一個很深的感慨」。他在上個世紀就寫下這樣的預言式文字:
「在世紀末的今天,中國的精神貧困更遠在物質貧困之上,這已是無可爭辯的事實。一九九四年以研究歐洲中古文化史著名的俄國史學家古烈維奇(Aaron I. Gurevich)在談到蘇聯解體後俄國的一般思想狀態時指出:官方意識形態長期壓抑下俄國民間文化的多層積澱,在極權體制崩潰之後,突然爆發了出來。無論是政客、史學家、學人對此都毫無心理準備。與此同時,數十年來宰製了史學思維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完全失去了信用,留下來的則是一片「哲學空白」(philosophical void)。而填補這一大片空白的便是神秘主義、「怪力亂神」(occultism),以至侵略性的沙文主義等等現成的東西。幾年前我初讀此文便印象很深,今天我更感到中國精神的貧困還遠在俄國之上,因為俄國在極權時代仍存在著東正教的根荄,更重要的是文學的反抗傳統始終不絕如縷,有一些作家和詩人即使在斯大林統治下也不肯在思想上作一絲一毫的妥協。我們只要一讀伯林(Isaiah Berlin)的那篇訪談錄便可見其大概。今天中國一般人民的精神饑渴所達到的深度和廣度,真可謂史無前例。」(《讓一部分人在精神上先富起來》)
  再去多說胡錦濤個人的乏味、僵化,已成絮叨,擺擺他的局限性,還有點意思。第一條自然是「合法性缺失」,他的發跡本來就是一個偶然,鄧小平的一次衝動而已,有首《共產兒童團歌》一直在唱「準備好了嗎?時刻準備著!」從中央蘇區瑞金唱起,掐指八十年,遲遲沒有兌現。胡耀邦那次起於百廢俱興之際,也不是「共青團接班」,但他選定死後葬在江西九江共青城,未預期地成了合法性來源的一塊神牌。胡錦濤曾想去磕個頭,後來忍住了。清華「五」字班水利系的這個學生畢業後又兼政治輔導員,成為「團派」掌門人,根正苗紅,但共青城那個墓塚的神聖性,來自八十年代的「平反昭雪」,它主要不是關於權力的,而是關於道德和終極意義的,這種合法性不是昏庸之君所能接濟得上的。  
  所以,由「紅」(小鬼)變「青」(華),既是知識化,也是理想主義退火的「冷血化」,與胡耀邦的政治清明資源,背道而馳。這也是一種「遺傳性退化」,既指施政能力、名望魅力,也包含打天下一代的革命犧牲精神、絕對服從、含辛茹苦、不計個人得失甚至六親不認,斯大林所謂「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製成的人」,已不復存在,列寧式政黨的壽命,大致到打江山的第一代死光,這是蘇聯和東歐的命數,中共呢?
  在給定的前提下,胡所繼承的這份遺產,確乎太沉重了,他們面對的世道和難題,跟他們的能力太不相稱──他們一群是靠聽話、看上級眼色、忘掉了自己還有腦子,才混到今天的,哪裡還剩下什麼創造力?即便從鄧小平的角度來說,當初隔代指定他,想必是要他來擦江澤民的屁股──「財富的極大湧流」與人心的極大壞死,不僅叫共產黨坐在火山口上,也叫中國面臨萬劫不復,可胡錦濤非但沒有沾上胡耀邦的清譽,反而是坐享其成「上海幫」的惡政、惡名。也許他最大的能耐,不過是為「團派」爭得半壁江山,果若如此,他真是無顏以見九江共青城。
三、紅二代,「我們子弟」乃僭越者
2013年建国日,北京有一个太子党聚会,毛泽东前秘书胡乔木之女胡木英昭告众人,她与习近平谈了一小时,其言可视作一篇《红二代宣言》,擇其要點:
a、江泽民对于腐败极力纵容,甚至怂恿;
b、胡锦涛对腐败闭目塞听,默许放纵;
c、「红二代」要奪權「官二代」;
此際基礎的經濟事實是:中国政府是一个双百万亿的政府;100万亿的固定资产,100万亿的现金储蓄,它可以拿出7、8千亿去维稳,去强制弹压民间。
所以中國最富有的時候,正是太子黨與江胡兩屆(工程師執政)爭奪天下之際,而知識分子預測「不可能出希特勒」的時候,恰好是黨內奪權最激烈也最容易出梟雄的時候。
「紅二代」的合法性來源在哪裡?
鄧小平改革遇阻後拋棄胡趙,調野戰軍殺進北京鎮壓學運,六四屠殺後陳雲說「還是我們自己的子弟接班放心」,開啟了所謂「紅二代」整體接班的合法性,說「合法性」,是因為列寧式政黨是沒有世襲制的,你看蘇聯和東歐的共產黨哪有子弟接班這回事?但是陳雲的這個戰略部署,被習近平上台後徹底打斷,他回到「任人唯亲」路線,啟用自己的「之江新軍」到中央任要職,其中也包括他的清華同學幫、秘書幫等,所以今天中國政壇上並沒有出現一個「紅二代」整個世代接班的現實,但是整個中國的財富據說都在「紅二代」手中,那麼習政權與紅二代之間的博弈,將是中國下一場黨內鬥爭嗎?
習近平是中共的初心還是意外?
梳理一下近年來中國人(包括知識界和中產階級)對習近平和「習體制」的認知,就會發現巨大落差,其中一個最顯著特徵,便是「蔑視習近平,乃是一個全中國的集體無意識」,而且至今無人說破它。
有一個政治學常識,即習近平是中共這個體制的最好人選,沒有第二;再則,中共至今找不到可以替換習的人選,也即習再蠢再壞,也只有讓他做下去。

吕朴:错误的根源在哪里?

作者:吕朴
     
       他把国内治国理政,国际关系都处理得一塌糊涂的根源在哪里?是愚蠢!
       愚蠢在于认知错误还自以为是的顽固坚持!不但不听取别人的意见,更是不让别人讲话,最野蛮的是把持不同意见的同事,实施谋害生命!
       认知错误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权力观,以为权力是治国理政的根本要素所以一直强调权力的绝对化,主要体现在强调"维护两个核心"。二是对社会正常运行与发展客观规律的错误认知!自以为以权力为核心的中国模式,不但体现了这个规律,更是掌握了这个规律!是战胜西方社会的根本依据,东升西降和四个自信就是这种错误认知的反映。
       其实权力观是社会观的组成部分,这两个错误都属于错误的社会观的组成部分。而社会观则构成世界观的基础内容。
       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起飞阶段,领导的改革意志(政治权力)对经济发展起到这么大的作用呐?因为原有社会正常发展的活力、创造性被政治权力紧紧地束缚!毛一直把人们发家致富的内心动力,当做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极力打压,生产力的发展受到根本性的压制。所以毛去世时,即使共产党执政已经二十八年,但是社会的普遍贫困程度已经超过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时期!
       国民党时期,允许物质利益机制发挥作用、实行商品经济。无论是地主、资本家或官僚搜刮,终究是有生产成果可以搜刮。共产党时期禁止物质利益机制发挥作用,实际形成搜刮都缺乏生产成果的状态。无疑这是判断两种社会性质的根本因素!
       所以政治权力一旦对物质利益机制实行释放的政策,生产力的迸发、物质财富的增长是不可遏制的!尤其是中国加入 WTO ,打通了国内经济与世界的产品、管理、科技、市场通道,加上劳工低福利的惯性,所以首先在劳动密集性产品领域所向披靡。这是经济发展初期简单性质的表达。
       只是由于经济发展,特别是技术、管理门槛一旦跨过,经济的技术水平和社会化程度大大提升,结果带来经济体系的多样性、复杂性大大提升,经济发展对于体系性、协调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体系性和协调性的实现,则需要市场经济体系的功能、组织的建设和完善。经济发展进入复杂时期。领导以为抓住高科技就能解决经济问题,但是看看房地产和就业市场的严峻形势就能明白经济发展是需要协调,均衡的,仅仅抓住高科技是不行的。
       由于我国的社会转型、包括权力体制转型并未随着经济的发展同步进行,反倒由于邓领导的改革意志带来的经济发展初期成果,更加提升了权力者对操控经济的自信心,更不愿意考虑与学习市场经济本身的激励、协调机制,自我迷信长官意志;同时由于权力体制缺乏应有的社会制约,原本的等级授职(权力)制度,并不存在客观的制约机制,致使权力者的人性恶,依靠贿上贪下的方式恣意横行。前者演化为操控经济脱离实际的长官意志;后者则成为复杂经济,实为盘剥经济的原动力!原动力和长官意志就构成了复杂经济时期中国模式的核心要素。后果到底如何?在国内,即使再进行严酷的舆论管制,也无法扭转国民对于各种困难的亲身体验;对于当局反复宣传灌输,假装是伟大思想的那些缺乏基本概念、脱离实际的空话、大话、假话,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认识到它的虚伪性质!一口咬定雄安新区决策是正确的,就是长官意志脱离实际的典型案例。
       摊出来的问题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解决?仅就经济问题而言,既有短期的应对措施,也存在长期的体制转型改革思想的出现。但是千万不要再假装长官意志可以解决问题;只有实行经济信息公开。依靠社会智慧和力量,才可能真正开始解决问题。
       目前中国模式带来的危机,也是社会转型、体制转型的契机!就看上层权力集团如何选择、举措!你们是否能够承担起对国民应负的责任?就看你们的了!

       吕  朴
       20260328

余茂春 | 冲击与清洗:美国军事优势如何瓦解中国战争机器

作者:余茂春 (Miles Yu) 2026-3-30
華盛頓時報英文原文在此:https://www.washingtontimes.com/.../us-military.../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s military illustration by Alexander Hunter/The Washington Times

中国武器发展的现代轨迹,如果不认识到一个反复出现的规律,就无法真正理解:解放军的每一次重大跃升,几乎都由美国军事优势的决定性展示所带来的冲击而触发。
从海湾战争到近年来涉及伊朗和委内瑞拉的冲突,美国在战场上的压倒性优势一再暴露出中国军工体系的系统性弱点,迫使其经历一轮又一轮仓促的现代化、内部危机以及政治清洗。
这种模式不仅反映了战略竞争,更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体制内部更深层次的结构性缺陷。
从根本上讲,中共长期将美国视为其主要对手。从毛泽东关于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框架,到习近平强调"大国竞争"以及在各个层面对美国全球地位进行系统性削弱,党的战略使命始终围绕着超越乃至取代美国力量展开。
然而,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并非稳步推进、依靠创新驱动的发展路径,而更多是由美军不断的绝对性军事胜利所产生的冲击来推动。1991年海湾战争使北京极为震惊,认识到精确打击、隐身技术和网络化作战的决定性作用;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使馆以及2001年的EP-3事件,则进一步凸显了解放军的被动性和脆弱性,促使其加速在航空航天、网络空间和反介入能力方面的全面投入。
每一次事件都印证了一个规律:中国的进步并非源于持续的内部创新,而是对美国军事胜利的被动反应。
然而,这些努力始终受到体制性弱点的制约。首先,中共难以产生真正的创新,严重依赖逆向工程和窃取外国技术。其次,即便获得设计原图,中国在复制所需的工程精度和材料科学方面往往难以达到稳定性能的要求。第三,原本旨在加速发展的军民融合,反而在国防领域滋生了惊人的腐败与低效,导致的最严重的后果就是解放军武器质量与可靠性备受质疑。最后,一个建立在宣传之上的政治体系助长了夸大其词和自我欺骗,使真实武器系统的缺陷在实战环境中才能暴露出来。
正是在实际部署中,这些缺陷变得无可否认。在近期涉及委内瑞拉和伊朗的行动中,中国提供的防空网络、雷达系统和导弹平台在面对美国先进的隐身与电子战能力时,多次表现失常。
那些被宣传为能够探测或威慑高端威胁的系统,在压力下证明效果有限甚至完全无效。这些失败不仅削弱了具体装备的可信度,也暴露出中国宣传与实际能力之间的巨大差距。
中共的回应并非透明,而是内部震荡。与其反思结构性问题,最高决策人选择在军队高层和国防科研体系中展开大规模清洗。
自一月初美国在委内瑞拉的几近完美的军事行动之后,大量解放军高级将领被"消失",包括最高层级的指挥人物。出席重大政治会议的军队领袖人数大幅减少——三月初"两会"期间,26名上将中仅有6人能公开现身,显示出军队内部极其严重的动荡。在中央军委6名军方成员中,已有4人(占三分之二)在近几个月内被清洗。
清洗还蔓延至中国武器研发体系的科研与工业核心。
自一月美国在委内瑞拉行动以来,与航母建造、先进战机设计、雷达系统、防空导弹及战略武器等重大项目相关的关键人物,纷纷从公众视野中消失或被剥夺地位。其中包括歼-10与歼-20等先进战机的主要设计师杨伟,解放军首席雷达与反隐身专家吴曼青,防空导弹领域高级专家魏一寅,以及先进核武器设计的重要人物赵向庚。这些人都是中国国防创新体系中的关键人物。类似情况还有数十起。
这些突如其来的"消失"并非孤立事件,而更像是对中国军事现代化技术领导层的一次系统性拆解。
与此同时,国防工业领域也出现了高调的司法案件。上周三,原中国航空工业集团(AVIC)董事长谭瑞松因腐败与渎职被判处死刑。该集团是中国大多数作战飞机的主要生产者。这一案件凸显了政治与经济刺激下的双轨体制如何扭曲武器研发过程,削弱其效率与可靠性。
此外,一些关键科研领域的顶尖科学家也接连离奇死亡。在高超音速武器与先进空气动力学等中国新一代武器的核心领域,仍在工作旺盛年纪的科学家近期突然去世。其中包括中国两位最重要的高超音速武器研究专家——68岁的方岱宁和57岁的严红。他们死亡原因的不透明发表,引发了外界猜测,也凸显出中国国防科研体系中高度封闭且高压的环境。
这些发展共同指向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中共体制无法公开承认失败。当缺陷暴露——尤其是在与美国军力对比的压力下——其反应不是制度改革,而是将责任归咎于个人。这就形成了一个以政治清洗取代技术改革的循环。
其后果极为深远。通过清除经验丰富的军事领袖和武器科学家,体系自身的学习与改进能力被严重削弱。同时,恐惧氛围压制了真实报告与批判性分析,反而强化了最初导致失败的夸大与低效的现象,使创新变得更危险,因为讲真话反而比犯错更具风险。
归根结底,美国的军事胜利对中国武器发展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它们作为催化剂,迫使中国加速现代化并扩展能力;另一方面,它们又充当压力测试,暴露出一个重控制而轻能力的体系的结构性弱点。每一次对抗不仅扩大技术差距,也引发中国军队与科研体系内部的不稳定。
最终形成一种悖论:中共渴望与美国竞争,推动其不断追求更雄心勃勃的军事项目;但正是这个动员一切、好大喜功的体制,也限制了其成功的几率。缺乏透明评估、真实创新与制度韧性,使得进步始终不均衡且脆弱。
从这个意义上看,美中竞争不仅是武器的较量,更是制度的较量。美国受益于一种容忍失败、以失败推动进步的模式,使其能够不断适应与改进;而中国的体制则将失败转化为政治危机。
只要这种情况持续存在,每一次美国军事优势的展示,不仅会在外部挑战中国,也会在内部动摇其稳定,从而加深它试图弥合的差距。

《裸体的共产党》中的“45个当前共产主义目标”

Z Shen  X
@ZhanqingS · Mar 30, 2026


上周六,在纽约市的"No Kings"集会上共产主义分子高呼:"唯一的出路,就是共产主义革命!"

▫️1961年,杨百翰大学教授克里昂·斯考森在《裸体的共产党》一书中,基于对共产主义文献、证词和策略的深入研究,系统总结了"45个当前共产主义目标"。

这些目标的核心是:通过渗透、宣传和渐进式变革,逐步削弱美国的制度、价值观与国家实力,最终为共产主义和平接管美国创造条件。

1963年,美国众议员艾伯特·赫隆将这份完整目标列表插入了《国会记录》,向公众发出严肃警示。

▫️65年后的今天,历史与美国现实已给出令人震惊的答案:共产主义者在这45个目标上取得了巨大成功。 其中许多目标,正是在过去15至20年间,在我们的身边发生。

尽管前苏联和东欧剧变使部分目标过时,但以下列举的"45项目标"部分清单"表明,这一长期战略仍然在持续推进、共产主义和平演变正在悄然实现。

▫️【目标清单】
……
4.  允许所有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无论其是否与共产主义有关,也无论物品是否可用于战争。
……
6.  向所有国家提供美国援助,无论其是否由共产党统治。

7.  承认红色中国,并允许其加入联合国。
……
12.  抵制任何将共产党定为非法的企图。

13.  废除所有忠诚誓言。
……
15.  夺取美国的一个或两个主要政党。

16.  利用法院的技术性裁决,声称基本美国机构侵犯公民权利,从而削弱它们。

17.  控制学校,将其作为传播社会主义和当前共产主义宣传的传送带。软化课程,控制教师协会,在教科书中植入党的路线。

18.  控制所有学生报纸。

19.  利用学生骚乱煽动公众抗议那些受到共产主义攻击的计划或组织。

20.  渗透新闻界,控制书评、社论写作和决策职位。

21.  控制电台、电视和电影业的关键职位。

22.  继续通过贬低各种艺术表现形式来诋毁美国文化。一个美国共产党小组曾被告知"消除公园和建筑物中所有好的雕塑,代之以无形、笨拙、无意义的形式"。

23.  控制艺术评论家和艺术博物馆馆长。"我们的计划是推广丑陋、令人厌恶、无意义的艺术"。

24.  消除所有关于淫秽的法律,称其为"审查制度",并指其侵犯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

25.  通过在书籍、杂志、电影、广播和电视中宣传色情和淫秽,破坏文化的道德标准。

26.  把同性恋、堕落和滥交呈现为"正常、自然、健康的"。

27.  渗透教会,用"社会"宗教取代天启宗教。诋毁《圣经》,强调智力成熟不需要"宗教拐杖"。

28.  以违反"政教分离"原则为由,消除学校中的祈祷或任何宗教表达。

29.  诋毁美国宪法,称其不充分、过时、与现代需求脱节,是全球国家合作的障碍。

30.  诋毁美国开国元勋,把他们描绘成自私的贵族,对"普通人"漠不关心。

31.  贬低一切美国文化形式,阻止教授美国历史,称其只是"大局"中的一小部分。
更多强调共产党接管后的俄罗斯历史。

32.  支持任何旨在对文化任何部分(教育、社会机构、福利计划、心理健康诊所等)实施中央控制的社会主义运动。

33.  消除所有妨碍共产主义机器运作的法律或程序。

34.  消除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

35.  诋毁并最终解散联邦调查局(FBI)
(这一条虽未完全实现,但FBI已被成功武器化,成为针对基督教徒和爱国者的工具。)

36.  渗透并控制更多工会。

37.  渗透并控制大企业。

38.  将部分逮捕权从警察转移到社会机构。把所有行为问题视为只有精神科医生才能理解和治疗的精神障碍。

39.  主导精神病学界,利用心理健康法律对反对共产主义目标的人实施强制控制。

40.  诋毁家庭作为一种制度。鼓励滥交和轻易离婚。

41.  强调需要让孩子远离父母的负面影响。把儿童的偏见、心理障碍和迟钝归咎于父母的压制性影响。

42.  制造这样一种印象:暴力和叛乱是美国传统的合法方面;学生和特殊利益集团应起来用"联合力量"解决经济、政治或社会问题。

43.  在原住民做好自治准备之前,推翻所有殖民政府。

44.  使巴拿马运河国际化。

45.  废除康纳利保留条款(Connally Reservation),使美国无法阻止世界法院对国内问题行使管辖权,让世界法院对国家和个人都有管辖权。(这可能是极少数尚未完全实现的目标之一)

▫️回望65年前的这份清单,我们不禁要问:今日美国文化撕裂、道德崩坏、信任瓦解、政治极化——这一切,是否正是那个精心策划、数十年持续推进的长期战略正在逐步兑现?

我们该如何反击背后这股侵蚀美国根基的深层力量?又如何才能有效阻断这场共产主义"和平演变"?

迈赫迪·哈桑 vs 江学勤:一场迟来的正面交锋

苏里格  X
@szslg · Mar 30, 2026


2026年3月28日,美国知名记者、Zeteo 创始人迈赫迪·哈桑(Mehdi Hasan)在他的节目 Mehdi Unfiltered 中对江学勤进行了一场长时间的高压式访谈。

哈桑以风格犀利、善于事实核查和"庭审式"拷问著称。他做的是一场公共审讯(public cross-examination)。这是江学勤自2024年YouTube爆红以来,首次面对一位有分量的西方主流记者的正面质疑。结果不太好看。

第一刀:你不是教授

哈桑开场就直奔要害:"你在频道上自称 Professor Jiang,但你没有博士学位(PhD),没有大学教职。你实际上是北京一所私立高中的老师。"

在英语世界中,Professor 是一个受法律和学术制度严格约束的头衔。它意味着博士学位加上大学正式教职,通常还伴随经过同行评审(peer review)的学术发表记录。江学勤不具备其中任何一项。他的最高学历是耶鲁大学英国文学系本科,没有研究生学历。他在中国的实际身份是探月学院(Moonshot Academy)的高中历史与哲学教师。他的YouTube频道 Predictive History 的内容,就是他给高中生上课的课堂录像。

头衔暗示实际情况Professor(教授)私立高中教师,无博士学位学术权威耶鲁本科(英国文学),无研究生学历专业地缘政治分析师教育工作者转型的YouTube博主
这个问题之所以不是小事,是因为它关系到知识市场的基本诚信。当一个人以"教授"身份出现在数百万观众面前分析地缘政治时,观众会自动给他的分析赋予更高的可信度权重(credibility premium)。这个权重建立在一个不存在的前提之上。不管他的分析本身质量如何,这个头衔问题都是一个独立的诚信漏洞。

第二刀:阴谋论还是地缘政治分析

哈桑没有在资质问题上停留太久。他拿出了更有杀伤力的证据——江学勤内容中频繁出现的阴谋论元素。

首先是秘密组织叙事。江学勤在分析中多次引入光明会(Illuminati)和耶稣会(Jesuits),将国际事件归因于这些组织的持续操控。其次是 "Pax Judaica" 这个概念——这个术语暗示存在一种由犹太人主导的全球秩序,与 Pax Americana 或 Pax Britannica 并列。在西方公共话语中,这类表述的接收方式几乎只有一种:反犹主义修辞(antisemitic rhetoric)。哈桑直接追问:你做的究竟是地缘政治分析,还是在给阴谋论穿一件"历史学"的外衣?

这个质疑触及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阴谋论的核心特征是不可证伪(unfalsifiable)——如果你说"光明会控制了一切",那么任何反驳本身都可以被解释为"光明会隐藏得太好"。这和江学勤自称使用的博弈论(Game Theory)、成本分析(Cost Analysis)等可证伪框架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一个分析者不可能同时声称自己在做严肃的结构性分析,又在内容中嵌入不可证伪的秘密组织叙事。

Predictive History 对特定受众之所以有吸引力,可能恰恰在于它满足了一种阴谋论式的认知需求:一切看似混乱的事件背后都有一个清晰的幕后操控者,而"我"(观众)通过观看这个频道,获得了看穿幕后的特权视角。这种叙事结构和阴谋论的心理学基础高度吻合,和严肃的学术分析却存在根本性的方法论冲突。

第三刀:有用的白痴

哈桑最后追问了一个许多观察者一直在思考但很少有人当面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你的内容在中国互联网上不受审查(censorship)?

要理解这个问题的分量,需要知道中国互联网审查的基本运作方式。YouTube本身在中国被防火墙(Great Firewall)封锁,普通用户无法直接访问。但江学勤的内容被大量搬运到了中国平台上,而且畅通无阻——在一个连许多普通词汇都会被过滤的系统中,一个华裔加拿大人的地缘政治分析却可以自由传播。

哈桑指出了一个明显的模式。江学勤对美国的批判力度极强——帝国衰落、精英腐败、军事必将失败。对以色列的批判也很尖锐——被描绘为操控美国决策的利益集团。对西方整体的论调是文明周期性衰落。但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批判几乎为零。这种单向性是分析视角的自然选择,还是某种有意或无意的配合?

江学勤在这一点上给出了一个令人瞩目的回答:他承认自己有可能被当作"有用的白痴"(useful idiot)使用。这是冷战(Cold War)时期的术语,指的是那些在不知情或不完全知情的情况下,客观上服务了某个势力宣传目标的人。他并没有否认这种可能性。

一个比访谈更大的悖论

哈桑的三刀已经够锋利了。但让整个信任危机变得更加复杂的,是一个他没有深入追问的历史事实。

2002年6月,江学勤在大庆因间谍嫌疑(espionage suspicion)被捕,被中国当局驱逐出境。这是一个主权国家对外国公民做出的最严厉的安全处置之一。然而仅仅六年后,这个人就重新进入了中国,而且进入的不是某个默默无闻的角落,而是中国教育体系的塔尖位置——深圳中学副校长,北大附中国际部主任。此后他在中国最精英的学校中工作了近二十年。

完整的轨迹是这样的:2000年前后以记者身份在中国活跃;2002年因间谍嫌疑被捕并被驱逐出境;2008年回到中国出任深圳中学副校长;2010年转任北大附中国际部主任;2014年左右到清华附中任教;2022年起在探月学院担任历史与哲学教师;2024至2025年YouTube频道爆红,内容就是课堂录像,在中国互联网零审查。

一个曾因间谍嫌疑被中国政府逮捕并驱逐的人,后来成了中国最精英学校的管理者,最终成了一个只批美不批中的地缘政治网红——所有内容在中国畅通无阻。这个轨迹有不止一种合理的解释。它可能是一个人思想和身份自然演化的结果,也可能是一个多幕次展开的更复杂的故事。哈桑的访谈没有给出结论,但它把这些问题推到了公众面前。

这场访谈的意义

哈桑的访谈不太可能"打倒"江学勤。他的粉丝基础大部分不在西方主流媒体的影响圈内,这场对话改变不了太多人的看法。但它留下了一份记录,第一次在西方主流公共话语中对这个现象进行了结构性的审视。

这份记录提出了三个问题,每一个都没有被充分回答。一个自称 Professor 的人为什么不是 Professor——这涉及知识市场的诚信基础。一个自称做"历史分析"的人为什么在内容中嵌入 Illuminati 和 Pax Judaica——这涉及严肃分析与阴谋论之间的边界。一个曾被中国驱逐的人,为什么如今的内容在中国零审查——这涉及信息战(information warfare)和舆论操控的更大图景。

每一个问题单独来看都可以被合理解释。也许他在中国语境里"教授"只是尊称的习惯。也许他只是对秘密组织的历史话题感到好奇。也许中国的审查系统偶尔有漏洞。但当三个"也许"叠在一起时,它们指向的不再是一个有争议的分析师,而是一个可信度存在结构性裂缝(structural credibility gap)的公共发言者。这就是哈桑那把手术刀真正切开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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