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利坚诉马杜罗第16款："被告人尼古拉斯·马杜罗与其前任查韦斯总统类似，参与、延续并维护一种腐败文化。在该文化下，委内瑞拉有权势的精英阶层通过毒品贩运及庇护其合作的毒品贩运者而牟取私利。此类非法活动所获利润流向腐败的基层文职、军事及情报官员，这些官员运作于一个由高层主导的恩庇体系之中——该体系被称为"太阳卡特尔"，此名称源于委内瑞拉高级军事官员制服上佩戴的太阳徽章。"
假如此一指控所涉事实为真，那就应当作为"第一事实"，也就是自然性事实，予以接受，地缘、矿产以及国际秩序层面的事实，则只能作为"第二事实"，也就是建构性事实，而存在，因为前者关涉人类能不能活下去，后者仅关涉人类怎样活下去；也许"基本盘"会选择誓死捍卫主权，捍卫领袖，但也要以能够活下去为前提；这是事实问题，不是立场问题。这个"第一事实"揭示的问题在于：倘若"主权领袖"沦为魔鬼，人类该如何应对？
在此无意就争论各方的观点进行对错式评判，这是不可能的；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中的斗争各方都掌握了部分事实，并因此认为本方掌握了全部真理，这是通常会发生的情况，这并不算糟糕；但是，这种情况在危机时刻通常会将事态的发展引入失去控制的局面当中，剧作者反而成了看不清剧本的剧中人。正如莫里哀喜剧中的主人公清楚意识到的那样，读懂一篇平凡散文的难度要远远超过读懂一部壮丽的悲剧。这是因为前者对历史的感知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科索沃战争期间，托尼·布莱尔诉求一场"正义战争"，再次将一场战争从政治-历史的散文领域升华到悲剧和神学的领域；他宣称，"这是一场正义战争，不是基于任何领土野心，而是基于价值观。"在确立这一非政治化主题之后，布莱尔对其中理据娓娓道来："我们现在都是国际主义者，不管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如果我们想要繁荣昌盛，我们就不能够拒绝参与全球市场。如果我们想要改革创新，我们就不能够忽略其他国家的新的政治理念。如果我们仍然想要平静安定，我们就不能够轻视其他国家的内部冲突和侵犯人权……"毫无疑问，这是国际关系史上第一次有人将康德作为契约和法律概念的"永久和平"观念置于一种作为事实的经济基础之上，这一事实包含了强有力的真相，此即全球化的资本流动。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是康德的规范概念还是布莱尔的现实观念，在这种世界主义的和平构想中，民主议程所必须的人民权力至上这一前提都是不存在的，换言之，人民在这样的世界共和国里是不会在场的，正如康德在陈述其"永久和平"的根本前提时强调的那样，"人民权力至上论是一种荒谬的表达"。这是一种最严格意义上反历史、反政治的普遍性构思，合法性和道德性将在这一构思当中实现完全的融合，国家之间源自历史和当前的冲突也将因这种融合而宣告结束。至于这一构思的实现，康德委诸"自然的无限进程"，而非人类自身的历史；凯尔森正是据此而相信规则的力量将在同历史之力量的较量中"最终胜出"，同样也是据此，凯尔森严厉谴责那些秉持现实主义的国际法学家们的实用主义算计，认为他们为了现实政治的当前巩固而放弃了最终必将胜出的"规范领域"。正如沃格林意识到的那样，"规范领域"的合法主义诉求若要得到执行，就必须取消传统自然法的道德、本体以及伦理-目的上的诉求，国际法事务必须相应地转化为一套来自一个立法中心的训诫，由此才能完成从政治中祛除历史、宗教和道德，最终使权力完全受制于一套确定性的规则。然而，若如此，欧洲将如何发动一场合法却非道德的战争呢？哈贝马斯于是反其道而行之，为科索沃战争提供了"非法却合道德"的辩护，道德尽管非法，但却足以成为新的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突破口和开端；换言之，在科索沃战争所开启的新世界主义秩序中，人权呈现为一个法律概念，而非一个道德概念，更非一个历史概念，侵犯人权的行为因此不再被视为一种道德错误或者一项出自历史的可通过非战争手段予以弥补的错误，而是直接地呈现为反人道罪、反人类罪和反和平罪。
欧洲人为科索沃战争提供了道德性胜过合法性的辩护，然而，在面对伊拉克战争时，欧洲人却要求美国为这场战争提供合法性理由而非"国家理由"。对此，罗伯特.卡甘在《天堂与实力》一文中给出了强有力的嘲讽和回击："任何'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必须把相同的几套规则运用于不同的情况。否则，我们就回到这样一个世界，每个国家在这个世界里都以他们自己的道德和正义、秩序观念为指导，各自或组成集团为它们自己决定什么时候一场战争是正当的。……在【伊拉克战争的】这些日子里，大多数欧洲人都认为，由于未经安理会批准就入侵伊拉克，美国'已经撕破了国际秩序的织物'。但要是在任何时候真有过他们所描述的那种秩序的话，欧洲也已经在1999年暗中摧毁了它。事实上，这种期望中的国际秩序的织物还在等待被编结出来。"哈贝马斯和罗伯特.卡甘无疑处于国际法形式主义"神圣文本"的两个极端，一端是道德，一端是实力；比如就人权法而论，哈贝马斯会觉得人权法案过于提升人与人的相似点而过分普遍化，而卡甘则会觉得这样的法案过于关注个人的权利而忽略了团体、阶级和国家的当前境况。不过两者从根本上都犯下同样的错误，那就是认可了国际法所能提供的确定性，认定国际司法当中接受理性规则束缚的程度足以保证有效的规则性"织物"，并防止政治、历史、意识形态乃至道德、审美上的过度投射。然而，正如马克斯.韦伯在20世纪初就已经充分展示过的那样，理性无法为理性自身的活动设立牢固的基础，"在一个不抱幻想的世界里"，自然法一旦丧失早期的道德基础，就无法再获得形而上学的尊严，拘泥于形式的法律论证语言可以为任何立场服务，这一点完全可以预料，而且完全无可阻挡。基辛格曾用讥讽的妙语评价欧盟：这样一个"主权国家"究竟需要多少飞机和坦克呢？托尼.布莱尔过分强调了资本从政治王国当中解放出来之后的全球化流动，的确，在这样的流动过程之上很难建立传统的领土主权和法律主权，但是布莱尔也应当自问，资本流动本身难道就足以建立一个单凭"司法理性"进行统治的世界政府吗？实际上，正是英格兰的历史最为清晰地证明，资本的逻辑完全是在强力且集中的国家逻辑之下得以确立并开疆辟土的，当两种逻辑发生冲突（这是通常的情况）之时，资本的逻辑往往选择或直接或间接的屈从。戴维·哈维在《新帝国主义》一书中已经充分证明了两种逻辑的冲撞并非英国所独有，英国只不过是对于普遍情形的一个显著示例。正如斯特雷耶在一项有关"现代国家之起源"的著名研究中所提供的结论："17世纪欧洲的国家远不是民主制的，但它也远不是由一个君主和几个亲信专制统治的王国。政策必须加以解释，并获得统治阶层成千上万成员的认同。除了个别的例外，正当的法律程序必须得到遵守。最后，也许最重要的，国家已经成为生活必须品。忠诚的程度可以各有不同，但即使是那些被动接受国家的人也不能设想一个没有国家的世界。西欧已经在心理上为加强政府机构与提高国家功能作好了准备。政策也许会遭到攻击，政府也许会遭遇颠覆，但政治动荡再也无法消灭国家概念。"不应当把这段话理解为情感的表达或者对往昔历史的追怀，相反，这是对现实的表达；实际上，这恰恰就是当前生活中惟一的那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依托人民主权原则的国家概念不管在现实中何等不完美，都将凸显其在前世界主义年代里未曾获得的意义和分量，原因很简单，在19世纪以来的所有世界主义构想及其部分的实施行动中，曾经由"人民"这一概念带动的、基于团体、阶级、民族、种族以及国家的民主议程，都被"人民"这个概念本身抽空了，并且从一切基于"主权"的世界主义构想的法律意义和现实操作当中缺场了，世界史上尚不存在任何的规则、法典以及实用主义的理由可以将全球的人民组织为一个世界共和国。曾经，主权国家新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时代，一度从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和革命输出机构，转变为世界主义舞台上惟一的民主议程的带动者和捍卫者，并且也是惟一可以想象的资本调节者。所以，极度"非美"的基辛格才会在《论中国》中给出纯粹乐观主义且毫无现实依据的宣示："国家利益的权衡并非那么容易，国家实力或国家利益也许是最难精确计算的最复杂的国际因素，大多数战争皆源于对大国关系判断错误外加国内压力。……一国社会的基本走向受其价值观的影响，价值观阐明了社会的终极目标。与此同时，承认自己能力有限是对政治家韬略的考验之一，它意味着必须判断出什么是可能实现的目标。哲学家尽可以相信自己的直觉，评价政治家则要看他们提出的理念是否能经受时间的考验。"
然而，"全球正义"不过是附着在新自由主义天真年代的皮毛而已，在今天这样一个世界主义构思已经丧失现实力量及其执行力的时代，主权的表现以及人们如何看待这样的表现，将成为全部世界秩序的重中之重，评判政治才能要看如何处理不确定性，而不是看如何处理确定性。倘若文明的季风能够再次吹拂这个世界，大多数人能够再次寻获理性，那么《克劳备忘录》曾经展示的确定性，并不是没有可能回归；但无论如何，"主权领袖"从来不会认为本人的安全要扎根于主权之间的什么法律协定。罗斯福时代以及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美国人常常把开放看成是建立永恒不变之友谊的前奏，但他们很快就学会了，"主权领袖"从小就学会了这么一个观念：世事变幻，须遵循无常之道。因此，他们顶多会公开展示一下为重建新的国际平衡所必需的一种态度，但绝对不曾也不会提及主权关系的最终状态会是什么样的。在"主权领袖"签发的一切文件中，几乎找不到美国人视之为神圣的国际法律秩序的说法。他们所寻求的是让这个世界在互斗中共存，并且绝不曾也绝不会提供安全、进步以及繁荣的保证。对"主权领袖"来说，在这个世界上，战斗意志终究胜过共存概念。
曾经，欧洲封建君主依据习俗和成例而统治，他的权力如此微弱，只限于他和少数教俗领主的私人契约，几乎不足以称为政府或国家，以至于用现代国家观念来理解显得非常不伦不类。封建君主无论如何残暴、不义、不得人心，他的权力只能接触到极少数以政治为终身事业的人，而"法律和习俗之下的自由"是先于任何政治活动而存在的背景，而不是政治斗争的对象或内容。这种自由极不规范、极不安全，不能保证任何人的物质利益或福利，但法理基础却比近代各国以成文宪法保证的自由更为稳固，因为习俗和自然秩序不能人为制定和修改，而宪法本身就是人为制定和修改的产物。
大革命之后，但凡经历过大众革命的国家，均由"人民"篡夺了创制立法权，事实上，创制立法权本身的意义就是通过立法来规制社会和人民生活。普通法家一开始就认为创制立法权的无限性质就是专制权力的一种，即使将权力的来源由君主改为人民，也不能改变其专制性质。法国大革命以后，随着政治参与范围日益扩大、政府的管制范围日益扩大、尤其是公共事务对个人生活的影响日益扩大、距离"我的家就是我的城堡"那种封建骑士的理想越来越远，两种理性、两种启蒙最后必然分道扬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自由主义者从创制立法权不断压缩私人空间的趋势看出：人民权力危害个人权利不亚于君主，转而与保守主义者合流；民主主义者从个人自由妨碍社会工程、私人产权妨碍社会福利、司法形式主义妨碍人民绝对主权的现实看出：混合政体和个人自由的古旧理想正在成为人民主权和社会进步的绊脚石，转而为社会主义者开路。一旦群众大军卷起漫天烟尘，无产者血税的分量压倒了有产者的金钱税，普选制和人民主权也就不可避免。从1789年到1918年，欧洲所有邦国都走完了从等级分权到人民主权的路程。"人民"的定义变成了民族共同体的全体成员，这一过程就是阿伦特所言的"民族接管国家"。
如果政治共同体仍然只包括居民的一小部分，欧洲就会仍然只有地方主义、没有民族主义。从邦国到民族国家的道路和从等级分权到人民主权的道路是同一条。维多利亚朝自由主义者一度忠于其基本价值观，斯宾塞和穆勒一代人曾对国家机会主义性格戒心极深，视为可能侵犯盎格鲁传统自由的一大隐患。然而，保守党推进的军工一体化，自由党与保守党轮番推进的财政社会化、政治大众化构成环环相扣的川流，不容回舵。如何保证大众民主化无碍于传统自由，大垄断不毁灭自由企业，已然极为艰难，令温斯顿·丘吉尔不得不在1922年宣布这比解散克伦威尔新模范军更为艰难，事实上，劳合·乔治"人民预算"的胜利，已令这一切无法回头。在民族狂热高涨的年代，议会无法削减军事开支而不触怒选民，于是以宰割富人为原则的岐视性累进税进入历史舞台。阿斯奎斯的1906年和1909年预算案充分证明：自由党政府有将普选大多数意志置于自由主义原则之上。1911年，上议院对劳合·乔治预算案的否决被推翻，由此创造一项历史先例，使得贵族的残余宪政地位彻底崩溃，此后的英国历史可以一字不提上议院而毫无缺漏。
此时的美国，则在大体相反的方向上展开斗争和推进。新政自由主义与现代化国家安全在起源和发展中相互强化，这种用自由主义有助于政治合法化，承诺既更具包容性的保护，经济计划和发展主义的观念既更平等，又包容传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力。新政派通过革新执法和国家权力，改变了自由主义。此前的自由主义每一种形式都存在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的不稳定平衡。重建主义者认识到没有平等就不可能实现自由，但高估了他们在白人美国人中的影响力。古典自由主义者自诩为权力极限的现实主义者，但却被工业化的理想主义所左右。进步派认识到不公平的代价，但理想化了非国家建制的救赎力量。新政自由主义者理解了过去自由主义的失败，并接受了权力带来的艰难甚至强制的后果。
1932年7月2日晚，富兰克林·罗斯福在芝加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对在场的听众表示，提供"安全"应成为政府的主要目标之一。他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一直以此为竞选主张。1933年春天上任总统时，他对围着收音机听他第二次炉边谈话的美国人说，扩大政府的国内职责以确保经济安全"对我们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1940年底，随着战争席卷全球，罗斯福在另一场炉边谈话中告诉美国人，扩大政府的国际责任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在1944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罗斯福提出了"第二份权利法案，旨在为所有人建立新的安全与繁荣基础，无论身份、种族或信仰如何。"他说，目标不仅应是"提供免受侵略者攻击的物质安全"，还应是"经济安全、社会安全、道德安全"。从最基本的层面上说，罗斯福认为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希望政府的职责能够随着当代需求而演变。为此，罗斯福和他的顾问们共同制定了对托马斯·杰斐逊观点的诠释，支持罗斯福相信全美人应相互支持以及规划重要性的观点。在演讲最后添加的一句话中，罗斯福说杰斐逊教会了美国人"只有在一个庞大的国家团结中才能找到真正的安全"。这句话展示了罗斯福和他的顾问们如何开始用安全语言将他们的想法结合起来，阐述如何应对大萧条的同时，恢复他们认为现代工业资本主义从许多美国人身上夺走的经济自由。
罗斯福最后指责胡佛通过削弱美国人对"我们国家领导力"的信任，加剧了大萧条。罗斯福认为，美国人必须能够信任他们的领导人，因为"没有这种信任，我们永远不安全。"谈及他认为政府责任需要与时代同步演变的信念，罗斯福说："政治家的任务一直是以不断变化和增长的社会秩序重新定义这些权利。新的限制对政府及其执政者施加了新的要求。"罗斯福宣称，"政府的任务是保障公民的经济权利"，并表示，政府对这些经济权利的保障"是实现更永久安全秩序的最低要求"。在第一任期内，罗斯福为国家安全奠定了修辞和制度基础，这是美国生活中一个全新的实体。在其中，国家安全机构主要关注国内经济安全，而不单单是防御外国敌人。罗斯福说，当务之急是"让经济体系正常运转，从而实现更大的整体安全。"
1933年，罗斯福需要向美国人民及其代表说服扩大政府确保经济安全的责任，他希望国会"改进和扩展法律"，以覆盖更多美国人，满足更多安全需求，"要真正成为国家性，社会保障项目必须包括所有需要保护的人。"他宣称："我们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但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至今仍有一条未被征服的边疆，一个未被收复的美国。这是全国范围内的不安全、人类欲望和恐惧的前沿。这是我们要重新夺回的边疆——美国。"当国会最终于1939年8月修订《社会保障法》时，罗斯福发表声明称赞该项目覆盖范围的扩大和福利的增加。但他也强调，仍有许多工作要做，他将继续寻求进一步的扩展。
对此，保守派不得不以"比安全理想更具公众吸引力的理想"来包装保守派提案。反新政联盟运动最初转向"机会"，随后转向更有力的理想"自由"，将"自由"框架与一种修订后的说服方法结合起来。目标是用政府威胁个人自由的另一种印象，取代自1932年以来罗斯福广泛培养的政府作为经济安全合法保障者的印象。在一场令人震惊的宣传攻势中，反新政运动不仅成功地将战时"生产奇迹"归功于私营部门，同时同样重要的是拒绝承认政府，尽管政府资助了超过三分之二的新工厂，且在制造机械和设施上的支出是私营部门的两倍多，并管理了战时经济。反新政运动不仅通过吹嘘私营部门的卓越能力，还通过散播对政府能力的质疑来实现这一非凡的说服力。在1943年美国工业大会上，反新政联盟主席克劳福德呼应了保守派长期以来的哀叹："人们似乎准备用虚假的安全感，放弃本国根基的自由。"为对抗这种倾向，他们推出了一本名为《更美好的美国》的小册子，书中融合了对私营部门经济领导下光明未来的乐观言论和对政府过度提供经济安全可能威胁自由的警告。"小册子称，安全难题的核心是"如何调和"免于匮乏"与维持充分的个人生产激励。"小册子认为，政府提供经济保障将"诱使懒惰"，"一个懒汉国家无法提供安全所需的生产"，人们将不得不被强制工作，届时"美国自由还会剩下吗?"小册子随后陈述了反对扩大社会保障项目的理由，理由是扩张既经济上不可行，还会摧毁自由。
罗斯福上任时认为政府有责任保护公民免受他们无法自保的危险。在总统任期内，罗斯福一直使用"安全"语言，争取支持扩大政府责任，以应对新出现的危险。他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但这一成功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开始削弱总体国家安全的愿景。一个充满活力的保守派运动在争取公众舆论的斗争中占据了上风。"国家安全"语言并非新鲜事物。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约翰·杰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用它来为在宪法下建立强大且平衡的国民政府辩护。罗斯福对国家安全语言的拥抱，彻底改变了美国政治，只不过是以与他所预期总体上相反的方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罗斯福以安全名义扩大政府的国内外职责，激励了保守派运动和外交政策建制派，到20世纪40年代末，这些力量挫败了罗斯福建立一个总体安全国家、兼顾经济和物质安全的计划。保守派的说服运动确保了自20世纪40年代起保守派提供了关于政府的主流叙事。
事实上，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早在1920年代就开始动员起来，反对他们认为政府内政职责的不当扩张，激烈反对罗斯福篡夺"自由主义"标签，经过长时间斗争后，他们才接受了新的"保守派"标签。新保守派同意罗斯福的观点，国家安全依赖于维护个人自由，但他们对如何最好地实现这一点存在分歧。罗斯福认为，在现代工业资本主义下保障个人自由，需要扩大政府的职责以保障经济安全；新保守派认为，美国不应当忘记战前法国人"以安全换自由"而付出的极速败亡的惨重代价，自由才是国家安全的最终支柱，罗斯福只不过是颠倒了因果罢了。最终，自由派无法与保守派信息洪流竞争，最终在定义国家安全的斗争中失败。战后的三代知识精英和主流媒体巩固了一个以绝决的军事-物理安全和外交政策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概念，放弃了其他选择。今天，神棍国家和流氓国家的领袖们所承受的，正是这样的物理打击。
这样做的同时，新保守派抹去了罗斯福对国家安全的截然不同观念。经济安全和国内政策，这两项罗斯福国家安全理念的核心，被推离国家安全框架，令其同国内福利政策脱钩，并据此对渐有崛起之势的"福利国家"实施了有效压制，最终保障了经济生活的真正自由主义底色。与此同时，美国人似乎并不介意借助巨额援助，将欧洲推入"福利国"泥沼，日渐沉陷，无法回头；托克维尔一度寄望自由-民主的张力维持欧洲政治生活的生命力，但"福利国"彻底瓦解了此一张力，令欧洲政治沦为"以福利换选票"的无颜色游戏。
法国在此成为典型案例。身份政治或者文化认同，即法国公民的法国，曾使革命成为可能，但身份政治很快成为障碍。一旦每个人都成为法国公民，成为法国人就没有什么区别，在日常生活中就没有什么相对的意义。新的国家缺乏国家认同。谁真正属于这个国家？渐渐地，艺术家、教育家和政治家会在与听众的对话中，精心设计出可行的国家身份。共同的经验将凝结在国家叙事中。然而事实上，大革命之后的法国人用了两代人的时间，都没有获得发展前进的动力。人民主权的承诺并没有帮助革命后的法国人解决许多自治的实际问题。革命时代以"民声即天声"为口号的言辞暗示了从未真正存在过意见的一致性。与革命时代的言论不同，实际的治理需要更精确地界定主权人民。谁应该是有投票权的公民？保守派说："有美德、有洞察力、有财产的人"，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他们自己、他们的父辈以及像他们一样的人。激进派则会说"任何法国人"。但很明显，人民主权以及更为深层的法兰西民族认同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统一主题，它已经成为有争议的空间和冲突的来源。在"内部福利"和"外部安全"的双重保障之下，法国完成了政治空耗的闭环，终成政治"女人化"的缩影。事实上，欧洲政治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已经沦为"包法利夫人"：沉迷于阅读，阅读有关"国际法"的神圣文本，如同福楼拜精妙表述的那样，在少女时期就"在旧图书馆的书堆里弄脏了手"，当她发现自己并不像小说引导她预期的那样爱她的丈夫时，她转入想象，"以此去发现人们在生活中所说的幸福、激情、狂喜这几个词究竟意味着什么，而在书本里这几个词曾显得如此美丽。"然而，书中的美丽在生活中竟变得丑陋，她试图活得像浪漫小说女主角一样的尝试，令她在现实中既可笑又可悲，以毁灭和自杀告终。
与此同时，"全球南方"则在国家"共同体"观念的道路上，一骑绝尘。这样的"共同体"观念分享了大革命的"人民"传承，但抽去了"福利国家"的内容，转而透过国民服务的普遍要求来巩固，国族身分需要承诺与牺牲来维系。此类社会建构一旦完成，便能强迫年轻人与其他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区域、种族和族群的年轻人一起工作。一如所有形式的共同牺牲，这将是一种强而有力、让各个群体和阶层融入国家文化的方式。国民服务将成为当代版的古典共和主义，一种鼓励美德和公益意识，而非仅放任公民追逐私生活的民主形式。如此，国家的观念便成了一个富有统治力的、经过整合的、自主的实体，它在一定疆域内控制所有规则的制定,或者直接通过其所设机构或是间接依靠向其他组织，诸如企业、团体、阶级、等级、家庭、俱乐部等等，进行授权，据此制定无微不至的限定性规则。此等情形之下，对国家及其文化认同的感知便注入那些生活在其领土内外的规则制定者和各色头脑中，由此建构一个单一的实体，自治、统一且集权。虽然每个人都认识到这一体系的错乱和散乱，但观念仍然诱使人们去感知其各个机构之间的高度整合以及彼此间行为的高度一致；但现实的情形完全相反，正如一位深刻观察者评论的那样，在国家形象或者国家神话之下，"真实的国家早已不胜往昔，失掉了团结、个性、基本功能，以及坦白地说，重要性；国家已经不再是一个复合的实体和一个神化的抽象，其重要性已经远不如我们料想……只是纯粹靠着政府的战术和策略使得诸如什么屬于国家能力而什么不属于这一范畴，以及公共与私有等有了持续的被定义和再定义的可能性。因此,国家只能依据政府的战略去理解自身生存和局限。"
此等原始"共同体"文化政治或者身份政治，其力量植根于原始团体的文化想象，在这样的文化想象中，他们的诉求自然是超民主的身份政治诉求，政治变革无非印证着"原始"基本盘对政治的支配。19世纪民主政治曾一度被自由主义和对法律的热情所缓和。在自由主义原则以及法治的保护伞下，少数派得以存续。但今天的"大众"政治时代亲眼见证了一场由大众领袖直接领导的"超民主"的胜利，他们凌驾于法律之上，直接以物质压力的方式强制推行他们的愿望和欲求。民主与法律为同义词的时刻，在这些国家从未出现。此等"主权"体系天然奉行两套道德，如罗素所说，"其一，只说不做，其二，只做不说"，"主权领袖"从两套道德的断裂深渊中，摆脱一切枷锁和束缚，超拔而出，"朕即国家"的启蒙想象被"朕高于国家"的反启蒙想象取代。
法国人常说，"先有黎塞留再有甘必大"，但历史等来的通常不是甘必大，而是"以民族接管国家"的各色"主权领袖"；在古典人道主义的童真年代，歌德就已经说过：魔鬼是个老年人，要与之缠斗，得首先变老；既如此，对那些"高于国家"的"主权领袖"展开"全球猎杀"，以保全国家，而非追求神圣文本里面的"全球秩序"，难道不是合理且唯一的人类抉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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