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726鳳凰網講座完整版
共產國際在遠東設立機構有幾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他們是通過西伯利亞局建立遠東各國共產黨的。在這一階段，他們的工作做得很粗糙。比如說西伯利亞局同時負責整個遠東地區的共產黨建設，因此他們在中國、朝鮮、日本、越南同時活動，而且派出去的人員彼此之間也沒有打好招呼，以至於同時建立了兩個朝鮮共產黨，然後兩個朝鮮共產黨彼此之間掐架，一路掐到莫斯科去了。從這件事件你就可以看出，這一階段可能是在冰火倉皇之中，工作是做得很差勁的。
第二階段，遠東共和國階段，工作就做得比較好的了，這有一部分是因為有理論依據的緣故。列寧在東徵的過程中，首先發現了統戰工作的妙用。按照我黨的說法，就是統戰工作是我們的三大法寶之一。但是，正如共產黨的絕大多數法寶一樣，這些法寶都不是他原創的，而是蘇聯提供給他的。統一戰線的妙用是列寧在打高爾察克的時候發現的。他發現直接打的話，因為儘管他是擁有武器優勢，但是由於俄國貴族和軍官勇敢的傳統，以及俄國農民對徵糧隊伍的反感，付出的代價還是很大。但是敵人是有弱點的，敵人內部不團結。白軍理論上的共主是薩馬拉的立憲會議，這個立憲會議就是在聖彼得堡召開以後，被列寧帶著布爾什維克水兵衝進去解散的那個會議。但是當時列寧剛剛奪取政權，契卡機構還不夠完善。按照後來的做法，他應該是，既然解散了議會，就應該斬草除根，把那些罪該萬死的人員就地槍斃，以絕後患的。但是他剛剛奪取政權，要忙的事情很多，讓那些議員中間有很大一部分逃出了聖彼得堡。這些人逃到了薩馬拉，然後在那裡宣佈立憲會議復會。因為有了一個法統的象徵，於是各地的叛軍就風起雲湧地宣佈他們響應立憲會議，只有立憲會議才是俄羅斯的正統了。但是立憲會議的代表力量是五花八門的，包括大量的粉紅色的社會民主黨人，也有自由主義分子，也有大俄羅斯民族主義分子，流品駁雜，所以你就可以打一個楔子進去，把他們分化瓦解。列寧對這個西伯利亞政策就是，瓦解高爾察克政權內部，通過高爾察克政權內部的社會民主黨來打擊高爾察克。
這個做法相當成功的。在戰爭最緊張的時刻，高爾察克的基地伊爾庫茨克發生政變，社會民主黨掌握了當地政權，反過來打擊高爾察克。在他們正在掐的不亦樂乎的關鍵時刻，紅軍突然就進了城。高爾察克本人是比較保守的，他和大多數俄羅斯軍人一樣，他認為社會民主黨也就是比布爾什維克稍微好一點，對這些人是很不信任的。但是這些人既然在立憲會議中佔了相當大的勢力，在社會上有很大的影響，他不得不在政府中給他一些位置。這一點就是右翼威權政府和左翼的不同。如果是共產黨人搞的話，除了花瓶以外，你不可能得到任何有實權的政府位置。但是右翼的獨裁者，在這個方面沒有辦法做的像左翼一樣絕，他要搞聯合政府就真得給你一些實權。而布爾什維克統戰的結果，就是使這些社會民主黨人能夠運用他們的權力，從內部破壞高爾察克政權，導致了高爾察克本人及其總理，不但在關鍵時刻沒有辦法出城打仗，連逃跑的計劃都遭到了破壞。如果高爾察克能夠逃到遠東，那麼他的格局就比後來的謝苗諾夫這些人要好得多了。因為他是負有俄羅斯立憲會議法統的，而後來的白軍就沒有這個法統了。
列寧經過這次勝利以後，就覺得這種辦法可以系統的加以推行，於是他成立了遠東共和國。遠東共和國名義上是一個獨立於蘇維埃俄羅斯的國家，按照布爾什維克的說法它是一個資產階級國家，由聯合政府領導。聯合政府的首腦和一半成員都是資產階級人士，但是那另一半成員中間，包含著幾個最要害的，按照俄國人現在的說法就是強力部門，也就是說，槍桿子牢牢的掌握在布爾什維克手裡面。但是政府首腦以及負責外交和經濟部分方面的那些經常拋頭露面的人員，要由舊的資產階級人士，照中國共產黨的說法就是政協，就是由這些政協人士擔任花瓶。這樣就可以欺騙資產階級世界，讓他以為遠東共和國是沒有危險的。同時也可以欺騙俄國國內的反對者，以為這樣一個共和國跟布爾什維克有本質區別，不會實行布爾什維克在國內實行的恐怖統治，因此緩解他們的抵抗力量。遠東共和國還有第三項作用，就是說，既然它在理論上來講是一個獨立國家，跟脫離俄羅斯帝國獨立的愛沙尼亞和芬蘭一樣是一個獨立國家，那麼通過它為基地，向日本、朝鮮、中國這些地方派遣滲透人員，就要比從俄羅斯本地派滲透人員要容易得多。特別是當時俄羅斯在遠東還有大量的中國和朝鮮的僑民，如果在這些僑民中間發展組織，訓練特工，派他們去滲透的話，比起直接派俄羅斯人去滲透效果還要好。所以俄國滲透的第二階段是遠東共和國時期。
現在的，我們官方定的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中間，規定1921年一大成立是中國共產黨的起點，這不符合歷史。中國共產黨實際上是在1920年已經成立了，但是這個成立是西伯利亞局領導下的一個極其混亂的組織，效果也不太好，所以被後來的正式歷史給抹掉了。第二次成立，是遠東共和國遠東局的特工馬林和尼克爾斯基領導的，在上海成立。參加會議那幾個代表，包括陳獨秀的代表包惠僧，大體上是起花瓶作用。真正的工作，甚至不是由主持會議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而是那個不顯山不顯水的尼克爾斯基。如果你現在到上海去尋找中國共產黨成立的紀念堂什麼什麼的，你就會發現代表上那二十幾個代表，每一個人都有一段介紹，介紹他如何如何，諸如此類，blabla的豐功偉績。只有一個人默默無聞的留在後面，什麼介紹也沒有，他的名字就是尼克爾斯基。他的名字在三個字組成的中國人名字當中非常顯眼。馬林這個名字你看上去還很像是中國名字，你不會發現他原來是個原名斯內夫利特的荷蘭共產黨員。而唯有尼克爾斯基這個名字，任何傻瓜都可以看出他不是中國人。而且他也沒有任何介紹，因為這個介紹是沒法寫的。他在完成了在中國的任務以後回到俄羅斯，在托洛茨基倒台後的俄國內部鬥爭中間被斯大林逮捕，作為帝國主義間諜槍斃了。但他實際不是帝國主義間諜，而是蘇聯本身的特工。在俄羅斯解體以後，蘇聯歷史學家重新把這段歷史挖掘出來予以公佈。我想現在遠東研究所裡面，還留著相應的材料。但是這段材料要納進中國的黨史內部，那就是太過於尷尬了。
照現在共產國際留下的賬單，一大以後的最初幾年，中國共產黨通過黨費和募捐的方式，從中國本部弄到的錢，大概相當於是一千美元左右，在中國共產黨的全部經費中間，大概佔了不到5%。95%的經費來自於共產國際。而且最重要的是，這個經費跟蘇聯本地不同，蘇聯革命成功了以後，本地廢除了貴金屬而實行沒有辦法兌現的紙幣。但是共產國際的代理人在上海遠東局，他們絕對用的是真金白銀，用的是墨西哥的鷹洋、中國本地的銀元和當時還可以兌換黃金的美元。遠東局拿到這筆錢以後，通過遠東局的書記和委員，交給中國共產黨的中級辦事人員。注意，不是交給中國共產黨理論上的領袖陳獨秀，而是交給陳獨秀下面的，像鄧中夏、周恩來、顧順章，還有李立三這一系列的人。這一系列的人拿到錢以後，他們彙報的對象不是陳獨秀和他的代表，而是遠東局的委員和主席。
在二十年代大部分時間內，起主要作用的、擔任遠東局主席、負遠東革命主要領導責任的人是維經斯基。領到他的錢的人是李立三、顧順章、周恩來這些人，他們拿到了這些錢以後，展開的活動包括幾方面，首先是幫會工作，就是你要加入青幫或者其他的幫派，拜當地大爺為師，然後你自己當小弟。通過幫會工作，把幫會的門徒組織起來，把他們改組為真正革命的工會。因為工會在當時中國的條件下，工會和幫會是一回事。無產階級的勞工，基本上就是在青幫的保護之下的，所以李立三就拜了青幫的大佬常玉清，青幫當時的說法叫做老爺子，常老爺子常玉清。李立三是常玉清的門徒。這個門徒身份是他能夠在上海發動五卅運動的根本。
五卅運動照現在的說法是工人運動，實際上照當時資產階級人士看來，是一個黑幫運動。顧順章和周恩來的交涉對象更加牛逼一點，就是我們大家眾所周知的杜月笙和黃金榮。在1917年上海革命的前夜，周恩來派汪壽華拜在杜月笙門下。注意，他不是直接以共產黨身份拜在杜月笙門下的，他首先戴了幾層白手套：他以國民黨員的身份拜在杜月笙的門下，加入了青幫；然後以杜月笙弟子的身份，去組織上海的幫會。周恩來的報告是這麼說的：上海的流氓無產者、幫會成員，還有逃兵，共有幾萬人，他們目前的表現是令人滿意的，在將來的革命中可以發揮重大作用。他說這句話的時候是在1926年底和1927年初，就是北伐軍正在蔣介石率領下從南昌東下，快要逼近上海的時候。在這個時候，共產國際決定在上海發動起義，他們的依靠力量就是上述這三種人。當然僅僅依靠下層的力量是不夠的，重要的還是打通上層關係，以租界為避難所。因為華界 — — 就是中國人居住的地區，在法律上屬於中國的地區，由北洋軍閥的李寶章控制，這些人是可以決定逮捕你的。因此共產黨的主要機關遷入了租界，準確的說是遷到法租界，而法租界的大佬就是法租界的總巡捕，大名鼎鼎的青幫大佬黃金榮。周恩來和汪壽華跟杜月笙談判，希望他看在江湖道義的份上，保護當地的共產黨員。
於是，發生了你想象不到的、比小說還要精彩的一幕。他們在共產國際上海資產階級各路匪諜、租界當局和幫會召開這一次秘密交涉，有幾個主要代理人：我們都熟悉的周恩來同志、汪壽華同志代表共產黨這一方；工部局的董事會代表帝國主義和上海資產階級一方；著名的東正教徒，安利烈·帕夫洛維奇·虞（我們中國人叫做虞洽卿，他是蘇聯的老牌間諜，因為東正教會當時是上海的一個著名的間諜窩，但他同時也是上海商會的重要主持人，五卅運動的主要幕後推手之一）充當調解人；杜月笙和黃金榮也參加了這場活動。活動調解出來的結果是這個樣子的，現在的材料已經很不完全，就我看到的材料，至少包括以下幾個內容：杜月笙用五千大洋資助周恩來和汪壽華鬧革命；杜月笙去負責召集青幫大佬去說服總巡捕黃金榮，通過他說服租界當局，保護在租界的共產黨人；同時，共產黨人向租界和工部局保證，共產黨人不會越過租界的邊界，將會保護在上海的外國僑民的生命和財產。
這次交易達成的結果就是，李寶章派出他的便衣偵探進入租界抓共產黨的時候，被黃金榮領導的租界警察反過來逮捕了，押解出境。押解出境，工部局和法租界當局對這些活動提出的官方理由是這樣的：「租界不屬於中國主權管轄氛圍內，法律上屬於中立區。國民黨、共產黨發動的北伐戰爭和北洋軍閥戰爭，法律上講屬於中國內戰。中國內戰應該在中國人管轄區域進行，不應該干涉租界的政治秩序。共產黨員逃到租界裡面，是出於政治原因，按照國際法，屬於政治犯的範圍。租界當局，作為外國人，他們不介入中國內戰，在中國內戰中嚴守中立，有義務保護中國的政治犯。」於是北洋軍閥面對這種理由，以後就是完全傻眼了。但是這樣做也沒有防止我們親愛的黨理直氣壯的指控孫傳芳和段祺瑞是帝國主義的工具；而上海的革命者，發動革命的理由是打倒帝國主義。更精彩的內容在下面。杜月笙為共產黨做了這麼多事情以後，汪壽華代表周恩來很婉轉的問他，向他表示感謝，其實就是試探一下他的態度的意思。杜月笙表示說，你們不用感謝我，江湖人的道義就是你幫我我也幫你。汪壽華一聽就明白了，那麼你想要什麼呢？杜月笙回答說，別的不要，你只要把上海的鴉片貿易保留給我，我就心滿意足了。汪壽華回告周恩來。於是雙方交易正式達成，杜月笙得到了他的鴉片，而周恩來得到了上海的革命臨時委員會。
上海革命臨時委員會，可以說是統戰史上的第三座豐碑。第一座豐碑是我們眾所周知的遠東共和國，第二座豐碑是鮑羅廷主持的廣州革命政府，第三座豐碑就是維經斯基同志領導、由周恩來充當中間人、名義上由國民黨的紐永建出面的上海臨時政府。這個臨時政府在民間有另外一個綽號叫做青幫政府。因為它總共有十九名委員，其中有十名共產黨員和三名公認的青幫。其實，當時普遍的輿論只瞭解外表上誰是青幫，所以說它是青幫政府。但這個說法其實是不正確的。我們後來人會發現，這三名青幫其實都是隱藏的共產黨地下黨員。他們到底是忠於青幫還是忠於共產黨是很難說的。青幫政府這個詞之所以出來是因為當時北方有另外一個青幫政府，就是依附於張作霖這個大軍閥的另一個小軍閥，直隸督軍褚玉璞，他異想天開，他自己跟青幫的關係很好，又跟青幫的另一位大佬袁克定，就是袁世凱的兒子，當年反對袁世凱稱帝那位仁兄。他是，後來袁世凱垮台以後，這傢伙變成一個詩人，詩酒風流，最後像所有的詩人一樣，不善於理財。最後把袁世凱留給他的家當賣了不少以後，快要混不下去了，投到青幫名下。青幫覺得這傢伙好歹還是大皇帝的兒子，有必要給他養起來。於是就在青幫當中給了他一個更高的輩分，算是一個青幫的榮譽領袖。所以直隸在他的領導之下就組織了一個包括很多幫會成員的政府，號稱是北方的青幫政府。南方的青幫政府就是維經斯基和周恩來幕後牽線成的這個政府。其實這個政府有點名不副實，因為當時輿論所說的三位青幫大佬，其實，我們說說他們的名字就夠了：第一位，李立三；第二位，汪壽華；第三位，顧順章。我想，說出這三個名字以後，大家心裡就有數了。但是當時沒有人知道他們三位是共產黨員，他們在五卅運動和以後的工人運動露頭的時候，都是以青幫大哥大的身份出面來號召群眾的。這是統戰的第三階段。
上海是非同小可的地方，它佔據著當時中國全國稅收的一半還要多。你只要佔據了上海，那麼其他各地軍閥至少在錢這上面是沒辦法跟你對抗的。蔣介石率領他的部隊開進上海的時候，他面臨的就是這樣一個情況。蔣自己的部隊，從南昌打過來以後，漸漸的跟武漢的中央政府開始鬧翻了。鮑羅廷在漢口，企圖扶植唐生智來代替他。蔣介石現在處於一個進退失據的狀態，他自己的部隊中有不少的共產黨人，他進入了這個上海，基本上已經被名義上不是共產黨人、但是實際上是共產黨人的幫會組織控制了。只要這些人在上海掌權，他很難得到上海的稅收。而上海的巨額稅收，只要經過足夠時間的發酵，就很容易把他手下的那些五花八門的部隊的一部分拉過去，而他手下的部隊已經有一部分表現得非常不穩了。
在這種情況下，四一二政變到底是蔣介石的突然襲擊呢，還是絕處逢生的一種自衛行動，就很難說了。因為當時是，斯大林和漢口政府都已經開始決定，覺得蔣介石這個橘子已經擠乾了，可以扔了。他們沒有想到蔣介石，可能是經過長期炒股吧，有賭徒的性格，在絕望的時候可以採取完全不講道理的行動。而在他採取完全不講道理的行動的時候，由大批的逃兵和流氓無產者組織的上海工農階級武裝表現得很不禁打。如果從人數來講，他們絕對是佔了優勢，而且佔有極大的統治權，因為他們先進了上海，而且已經在上海實行了長時間的紅色恐怖。所謂紅色恐怖就是，用人民警察和人民法庭代替過去的資產階級意義上的法庭。
我們不要以為人民警察和人民法庭是頭銜更好聽一點，在「警察」上面加上「人民」兩個字好像更好一些。什麼是「人民」？這其實就是複製列寧在十月革命時期所搞的經驗。「人民警察」是什麼意思呢，就是工人、農民，任何人都可以自己行使執法權，以前是只有官方認定的警察根據法律和上級的命令行使執法權。現在，我就像紅衛兵一樣，我宣佈我是五湖四海戰鬥隊的人民警察，然後我可以隨便抓住一個路人，把他掛路燈，這個就不叫做「謀殺」了。照舊警察的說法，這叫謀殺或者私刑。但是按照人們警察的做法，這就是人們警察執行了人民法庭的判決。我們如果用資產階級的語言來描述人民法庭和人們警察，就是人人都可以自己封自己當法官和當警察。當然理論上人人都可以封，但實際上大多數老百姓是不會封的，只有處心積慮的革命家才會利用這一點，用法外的手段除掉他們的敵人。同時吊死幾個資本家，在資本家門口放幾個炸彈，可以非常有效的把他們的錢擠出來。看到這樣的榜樣以後，恐怕你也不敢不出錢了。在英國人或者是在北洋軍閥面前，你是可以撒嬌耍賴，就是不出錢的；但是在革命的暴力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直接威脅之下，你要想不出錢是不可能的。無產階級要殺你，要掛路燈這個程序，比起大英帝國和北洋政府的王法來說是要簡便和有效得很多的。
上海在這樣的白色恐怖之下，在幾天之內弄到的金條和銀元，就比過去張作霖和楊宇霆在江蘇和上海的時候整整一年時間弄到的銀元還要多。老實說，如果張作霖同志和張宗昌同志能夠用同樣的手段從上海撈到足夠多的錢的話，我想孫傳芳是很難用一個太湖秋操就能夠趕走楊宇霆的。在當時，周恩來和共產國際手下，在他們旗下當時動員的流氓無產者和各種黑幫、工人武裝，大概是三萬到五萬之間；但是在控制了上海、得到了從資本家手裡面用掛路燈手段得到的銀元以後，在幾個星期之內，他們的所謂的工人武裝就膨脹到幾十萬人之多。在1966年以前，上海從來沒有這樣的工人武裝。而蔣介石帶進上海的武裝部隊：真正進駐上海的武裝部隊，實際上只有一萬多人；在整個上海地區派駐的武裝部隊也只有三萬多人。而且這三萬人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桂系的人，並不聽蔣介石本人的號令。所以周恩來在這種情況下是有理由認為是可以甕中捉鱉的。
但是他高估了他的流氓無產者的戰鬥力。這些人真要打起來的時候，表現得還是不如正規軍。正規軍雖然少，但是比較有紀律而團結；而流氓無產者雖然在掛路燈的時候比較積極，但是真到衝鋒的時候卻表現出一種一哄而散的迅速性和積極性。我們的黨史上所記載，楊虎和蔣介石的部隊用機關槍掃射遊行示威群眾，這個記載的真實性和可靠性就像是記載沙基慘案，說是英國警察屠殺手無寸鐵的群眾一樣。實際上他所謂那些手無寸鐵的群眾，是人數超過國民革命軍至少七、八倍的武裝工糾隊員。我們要明白，工糾隊員其實大部分不是真正幹活的工人，而是我們上述介紹過的李立三同志和顧順章同志搞的那些青幫同志、各路小弟之類的。他們掛上了紅袖章、領到了槍支、得到了銀元以後，覺得自己已經很強大了。但是他們沒有打正規戰的經驗，沒有相互協調和持久支持的習慣，真到一旦衝突的時候，只要第一排有幾十個人見了血，剩下的人就一哄而散，就地把武器扔下，然後憑著他們對上海地理位置的瞭解，迅速的消失在上海的各個胡同當中，追擊的軍隊永遠沒有辦法把他們找出來了。
上海的革命勢力在遭到這一次很可悲很丟臉的慘敗以後，共產國際內部曾經引起過很嚴厲的檢討。你比較一下這些檢討的風格，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說，比較低級的層次，在周恩來他們那個層次，爭論反倒是比較形而上的，他們在討論流氓無產者到底靠得住靠不住的問題，以及恩格斯對流氓無產者的經典論述是怎麼樣；而蘇聯當時的考慮就技術化得多，他們在考慮，今後的工作應該往哪個方向走，他們的結論是，今後應該加強兵運工作，也就是說，要從國民革命軍那些受過正規訓練、真正打過仗的國軍老兵身上下手，把他們成建製成建制的拉過來，用來代替這些事實證明是爛泥扶不上牆的流氓無產者。這種政策的結果就是著名的八一南昌起義。
八一南昌起義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名義展開，實際上是把張發奎手下的粵軍的很大一部分拉過去了。這裡面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國民黨在當時四分五裂的狀況下，粵軍，張發奎那一部分，一方面覺得廣東是我們的老鄉，一方面他們懷有一種石達開式的想法。石達開當時就是看到洪秀全和楊秀清互掐以後，覺得很沒意思，完全背棄了當初參加革命的初衷，覺得還是當年在廣州的時候充滿理想主義的氣氛很好，我們還是回到過去吧。於是他們就自管自的南下，希望打回廣州去。在半路上，經過無所不在的周恩來同志適當的經營以後，正在南下的部隊突然佔據了南昌城，改變了他們的行軍路線，使張發奎陷入一個兩面不是人的局面：一方面他在蔣介石和國民黨主流派的眼裡面，他已經是一個開小差的人了，北伐還沒有打完，親愛的張宗昌同志和孫傳芳同志還在湖口和國民軍大戰，你倒是想起回老家來了；第二就是你連老家都沒有回去，你的軍隊嘩變，把你給趕出來了。這個臉是丟得太大了。
朱德的第一批工農紅軍就是這一次統戰工作的產物。與此同時，他的軍隊在後來的共軍當中是比較少見的一支經過正規訓練的部隊。後來到三十年代的時候，毛在湘贛邊界徵集軍隊的時候，已經得不到這樣高素質的士兵了。他採取的辦法就是利用當地的土客矛盾，就是客家人跟江西湖南土族之間的矛盾，把客家人武裝起來去打擊佔多數的土族人。因為在以前的政治鬥爭中間，一般客家人是處於弱勢地位，始終有被壓迫感，把這些被壓迫的人解放出來，充當紅軍的骨幹，然後再收編一些王佐、袁文才那樣的土匪和幫會，構成他的骨幹。這種做法引起了蘇聯代表的不滿，蘇聯代表在1928年以後給共產國際提出的報告中，認為毛澤東的軍隊是半土匪，而且完全沒有發軍餉和尋找基地的能力，給農民造成了極大的擾害，導致了農民大量的投靠白軍。但是毛澤東本人卻是毫不在乎，面不改色的說，我們不但要招募流氓無產者，而且還嫌流氓無產者太少了，因為事實證明，只有流氓無產者是勇敢的戰鬥分子。
在這個階段，毛澤東開始顯示出了他在黨內的異心。因為當時的共產黨還處在遠東局的嚴密控制下，周恩來也好，康生也好，陳賡也好，其他勢力也好，都是非要得到蘇聯的認可和蘇聯的資助才能夠正式開展他們的工作的。這時，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決裂，其實是蘇聯外交的一個重大挫折，意味著他的白手套還沒有發揮完正式的作用就已經被撕開了。國民黨本來是應該完成了他北伐的使命以後二十年才被徐徐替代，這才是一個合理的節奏。但是共產黨這樣過早的暴露了自己，也就把自己趕到窮鄉僻壤當中，而國民黨得到了上海和東南沿海地區。
這對國民黨的影響就是：第一，加強了蔣介石的地位。因為得到上海就得到了最多的錢，其他錢不夠的很難養活足夠的軍隊、買足夠的武器跟你競爭。第二就是它加強了蔣介石本人的賭徒性格。照蔣介石自己在日記中的自述，就是說，他這個人最喜歡用孤注一擲的手段，往往因此而致勝，然而也經常因此而大敗。他經過了這一次重大勝利以後，在抗戰以前和抗戰以後都不斷的運用這種做法。這種做法的效果是可以預見的，如果你看到某一個人有賭徒性格，你在他垮台以前就可以精確的預見到他的下場，因為只要他按照這種生活方式走下去，他就不可避免得到賭徒應有的結果，就是說，不斷的獲得一系列驚人的局部勝利，但是最後會在一次可怕的慘敗中搞得全軍覆沒。
從當時的格局來看，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其實是一個不大應該存在的東西，因為它即使是得到上海，又通過宋子文的財政改革實行了銀行和重要企業的半國有化，建立資源委員會以後，它的財政基礎仍然是少得可憐。大概最初的時候，國民政府的財政收入總共也就只有幾千萬銀元，到最後，到抗戰前夜，也就是經歷了所謂的黃金十年以後，它最多也就只能搞到四億。但是蘇聯人僅僅是養馮玉祥那支軍隊，每年給的年金就是八千萬銀元，這還不用說是通過上海、印度支那和香港，用來支持南中國各地、粵桂各軍、用來養活汪精衛改組派和國民黨其他派系、養活吉鴻昌等西北軍各將領的那些巨大開支。當然我們必須公正的說，在這些開支中間，共產黨只得到了極少一部分，跟馮玉祥比起來，他們是一個很小的兄弟。共產黨在抗戰爆發以前，開始的時候一年只拿到幾萬銀元，最多的時候，也只拿到幾百萬銀元，也就是說他們拿到的錢實際上只有馮玉祥拿到錢的十分之一。
當時中國法定疆土的財政格局分布大概是這個樣子的：中國有大概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土地由蘇聯人養活。總的開支大概是 — — 沒有辦法精確統計，你只能根據馮玉祥的比例來算，因為南方和沿海地區的普通費用和武器費用可能都要更高一些 — — 可以大致估計，維持中國大概三分之二領土上的各路所謂的國民黨左派的軍閥，花掉了蘇聯大概八萬億左右的開支。蔣介石依靠上海和天津的海關收入，以及鹽稅和派駐工廠的統稅，拿到了幾千萬到幾億的開支，統治了中國大概五分之一的土地。除去上述這四分之三和五分之一剩下的領土，絕大部分由張學良統治，還剩下一些微不足道的零碎，由劉湘那些不值一提的小軍閥統治。這些小軍閥用的是北洋時期和清末時期用的土槍，能夠拿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淘汰下來的步槍就要高興得不得了，他們一個師長所能夠支付的軍費，還趕不上蔣介石在東南部的一個營長。像是劉存厚這樣的在四川也算是大軍閥的人物，手下理論上的正規軍有十幾萬，但是擁有的槍支還沒有張國燾手下紅四方面軍一個團的槍支多。這就是當時中國的基本格局。從地圖上看，列強好像是承認了蔣介石的政府，但從實際上來看，可以說是，亞洲大陸勢力最大的是受蘇聯資助的各軍；第二是蔣介石和那些不穩定的國民黨盟友；第三是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該投靠哪一方面的張學良；然後剩下的那些各路雜碎軍閥都弱小到微不足道的地步。
事情發展到這一步主要依靠列強的反應了。我們可以說是，假如國際形勢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那種情況，你就等不到蔣介石搞四一二政變，當年北伐軍打進南京開始殘殺僑民的時候，列強就會像義和團時代一樣行事了。列強的軍隊會直接開進東交民巷和南京，實行武裝護僑。敢於跟列強作對的任何軍閥勢力，都將在極短的時間內遭到粉身碎骨的下場。跟剛毅和大阿哥的下場是一模一樣的。但這個時候，列強勢力已經衰退，而且尤其是，當時唯一能夠在遠東採取直接行動的日本和美國兩個新興列強採取不干涉政策。日本當時掌權的是幣原喜重郎。他認為，以前中日之所以多事是因為日本干涉過度，現在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時候，日本人應該釋放善意，在南京時期不應該出兵。由於日本不肯出兵，英國孤掌難鳴，所以蔣介石才得到一條生路。如果當時列強能夠集體行動的話，蔣介石肯定是完蛋的。第二就是，這個就沒有任何懸念，是美國人，美國人儘管是南京事件的主要受害者，死的僑民中間主要是美國人，而且包括美國外交官。按照當時的國際法，他完全可以狠狠打你一下。但是美國認為，他為了維護威爾遜總統以來美國人民對中國人民的深情厚誼，美國人一而再再而三的從日本人和其他列強的虎口之下救出了根本沒有能力自衛的中國。好人已經做這麼多年，最後還是做到底，不能為了這件小事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於是他秘密保衛使館的海軍陸戰隊築起沙袋，不准外出，堅決不能向任何中國人開槍，你們只要龜縮起來保護好自己的生命就足夠了。
在日美兩國這種政策的保護之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才得以成功。成功以後，美國帶頭，大多數列強又非常主動的交回了辛丑條約以後規定的各項條約特權，最重要就是關於海關權利，因為這是關於金錢的權利。國民黨在得到了海關以後才稍稍有點像個政府的樣子。在那以前，他們所謂的革命軍隊，沒有固定的稅源，依靠各地的資本家、紳商臨時資助過日子，那是沒有辦法長期維持的。這種做法引起了日本國內的嚴重不滿，因為日本國內的憲法結構本來就是不穩定的，國內的泛亞洲主義者和國際協調主義者的矛盾是由來已久的。在辛亥前後，北洋時期，大體上講是在外務省控制的國際協調派的手裡面。這一派主要觀點就是，我們既然已經通過英日聯盟和各種國際協約加入了國際體系，我們等於說是已經從優等生混向地區分公司的經理了，這樣的大好前途必須珍惜，我們不能跟列強搗亂，列強說要維持遠東秩序，我們就乖乖的維持遠東秩序行了，一切按照條約辦事，如果什麼地方有人違反了條約發生衝突，通過國際協調解決，解決的基本原則是，回到條約體系去。幣原喜重郎就是這一派的主要代表。
照胡適的說法，這一階段是日本所謂霸權無害的階段，他不能充分使用他的力量。如果按照他自己力量的話，他有很多次機會可以把東北割出去。例如在清帝退位的時候，張作霖就很想是奉迎皇帝回關東老家，如果革命黨都要十八省，但滿洲父老至少是忠於大清皇帝的。日本這時候只要稍稍下下手就可以把東北割出去，但他們不肯，他們遵循列強集體行動原則。袁世凱倒台的時候機會再次出現，北伐軍前進的時候機會第三次出現。但是每一次當權人都是外務省的國際主義協調者，日本人放棄了自己的機會，決定維護中國的領土主權和統一。這一點在後來他們垮台以後變成了他們的主要罪名之一。因為泛亞主義者可以很正確的說，事情全都壞在你們手裡面，當初如果你們當機立斷，把九一八事變提前十年或者二十年發生的話，無論是中國還是列強，都不會遇到強有力的抵抗，你們錯過了最好的時機，把我們給害慘了。所以現在我們總算是推翻你們掌了權以後，一定要踩你們一萬只腳讓你們永遠不能翻身。當然他原話肯定不是這樣的，但是你們可以理解他們的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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