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大導諾蘭新片《奧本海默》（Oppenheimer）上映以來，已在全球掀起多方討論。尤其電影中，歐本海默本人（「奧本海默」是中譯；台譯過去一直以來皆為「歐本海默」）與時任美國總統杜魯門的短暫對話，更被許多人認為雖然無涉主線劇情與人物，但卻是最劇力萬鈞的「驚鴻一撇」。這幕戲，除了飾演歐本海默的愛爾蘭演員Cillian Murphy與飾演杜魯門的英國演員Gary Oldman，兩人爐火純青的演技撐起了畫面與故事外；從後見之明的歷史角度看，這也是一次決定日後世界權力與安全格局的重要會面。
關於本次會面的細節，多數評論咸信，諾蘭身兼編導在撰寫台詞時，除了主線劇情根據廣受好評的歐本海默傳記《美國普羅米修斯》（American Prometheus）進行改編外，也參考了另一本歐本海默傳記。也就是出版於2014年的《中心生活》（Robert Oppenheimer: A Life Inside the Center）。根據《中心生活》作者Ray Monk的說法，在1945年10月會面中，歐本海默表示自己雙手沾滿鮮血；杜魯門接著拿出自己西裝口袋的袋巾，示意他擦擦手後；看似安慰卻又輕率地說：「你手上的鮮血沒有我多」。
更戲劇的是，在鏡頭帶向橢圓辦公室門口，準備掩門時，出現杜魯門遠遠的聲音表示：「我不想再看到這個愛哭鬼」（Monk表示，也有一說是「狗娘養的」（son of bitch）。因為杜魯門很喜歡罵人是狗娘養的，至少麥克阿瑟就被他公開罵過。美國的總統學研究非常出名，甚至已經是專業的次學門。所以對總統曾經的言行紀錄钜細靡遺，並不令人意外。但為何說這次短暫的會晤，影響了日後全球的安全與權力格局？或許我們要從會面的原因說起，再談談兩人對核武器管制截然不同的思維邏輯。
杜魯門與歐本海默代表兩種不同的管制思維
事實上，在1945年7月16日「三位一體」（trinity）核試成功前後，參與「曼哈頓計畫」的諸多科學家，就已提出各種未來如何管制核武的問題。如：要不要和戰時的盟友（意識形態的敵人）蘇聯分享核武的情資？監管的權力要掌握在美國手上，還是要交給國際單位？史實中，無論是7月底舉行的「波茨坦會議」，或是8月兩顆原子彈重創日本，並讓全世界迎來終戰時，美國核武的資訊都是相當隱蔽的，在如何監管上內部討論也是莫衷一是。但在杜魯門與歐本海默1945年10月的這次會面前，美國國內無論科學界或政界，大致上對核武管制的想法主要有二，杜魯門與歐本海默則分別代表想法光譜上的兩邊。
杜魯門想見歐本海默，除了知道他就是整個曼哈頓計畫的負責人，原子彈研發成功他是首功這個平淡的理由外；更重要的原因在於，杜魯門聽說歐本海默能言善辯、講話非常有說服力。更重要的是，在文人相輕的世界裡，他能夠調和鼎鼐，讓全美國最聰明的頭腦齊聚一堂、順利協作，這種人一定有很強的人格魅力與感召力。所以，杜魯門希望運用歐本海默的聲望，來達成他個人對核武的政治算盤。也就是讓歐本海默公開支持國務院力推的《梅─強森法案》（May─Johnson Bill），讓美國政府能得到法律授權，由美軍永久掌握未來核武或核能的開發與控制權力。
根據《中心生活》的描述，杜魯門派始終相信，無論是核能或核武，整套核子相關技術應該是屬於美國的。所以無論是發展或使用的管制權力，必然是國內問題。也惟有解決了國內問題，再來才有國際問題。杜魯門派這種思維，其實是建立在相信美國無論如何都可以保持核子技術絕對領先，以及核武絕對不會擴散的信心上。而這樣的信心，甚至讓杜魯門敢於在公開場合數度宣稱「蘇聯絕對不會擁有核武」（在電影中，雙方會面也有提到這件事情）。
杜魯門這種由無上政治權威而來的盲目自信與發言，讓歐本海默這種對核子技術知根知底的人聽來格外刺耳。《美國普羅米修斯》即描述，歐本海默聽完杜魯門的自信宣告後，第一時間就在自己與友人的書信裡大罵杜魯門的話是愚蠢且錯誤的。從歐本海默後續在1953年與1958年於《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的言論，即可看出，早在原子彈還在開發階段，憑他的專業智識與政治素養，歐本海默就判斷核技術跨出美國國境是遲早的事情。所以，與其大家都偷偷摸摸亂搞，結果一個不小心導致世界毀滅；不如美國帶頭，一開始就光明正大讓大家瞭解核災的可怕，所有國家協力共同進行管制。
蘇聯1949年核子試爆的成功證實了歐本海默的看法。因為憑歐本海默對核子技術的瞭解，在原子彈開發階段，美國與納粹德國研發競賽的過程裡，美國會贏，其實就有材料選擇的運氣成分（這段電影裡有演出）；更何況，對在二戰前有強烈左傾認同，又對蘇共運作也有相當瞭解的歐本海默來說，他始終相信，核子技術對蘇聯科學界而言並不困難。在當時普遍可知的發現基礎上，只要不停試錯，最後就一定會成功。重點是金錢和時間，而不是甚麼跨越不了的理論或技術門檻。
而且他們在科研上有相對於美國的低成本優勢，所以蘇聯發展核武是遲早的事情。就算不從美國這邊竊取情報，蘇聯也有成功的一天。歐本海默甚至在1953年《外交事務》發表的文章中表示，若美蘇雙方投入相同資源，誰會在核子競爭中勝出除了運氣成分外，若是考量到蘇聯的舉國體制，要調動全國的人力、物力來達成單一目標（核武研製），那蘇聯相較於美國的效率會更高、門檻會更低。
不同的管制思維來自不同的安全邏輯
而歐本海默與杜魯門，一個世界屬性、一個美國本位的管制思維差異，除了專業知識的落差、政治計算的不同，或甚至白話文說一點是「文理組之爭」外，更重要的是雙方有截然不同的安全邏輯。也就是「誰比較安全」與「誰比較危險」的差異。「誰比較安全」強調的是「誰比較有能力保護自己」；「誰比較危險」強調的則是「誰比較有能力傷害別人」。
對歐本海默來說，在核武面前，所有人都是不安全的。有一種類似英國政治哲學家霍布斯所謂的「平等脆弱」（equality of vulnerability）。也就是，最弱的人也可以打倒熟睡中的最強人；最弱的國家擁有核武，也可以打爛最強的國家。但對杜魯門來說，既然在核武面前，所有人或所有國家都是不安全的，那我們只要比其他人更危險，就能藉由恫嚇他人來保護自己。
所以，雖然後世將核武所創造的「相互保證毀滅」或「恐怖平衡」，視為一種冷戰時代的常識或常態；但對歐本海默及其團隊裡的物理學家，以及二戰時期的美國戰爭部長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來說，這些後代視為常識的概念卻是不合邏輯的。因為無論是美蘇都沒有辦法控制所有核武，只要有這麼幾條漏網之魚，人類文明就隨時都危在旦夕。
《美國普羅米修斯》其中一個段落就提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史汀生在給杜魯門的一份報告中就強調，原子彈這種武器的出現，對美國與蘇聯都有不可知的危險。因為美國既無法勾勒出一個完整的計劃，來防禦這類新型武器的毀滅式攻擊，也無法在未來的時間裡，保證美國在這類武器上的領先地位。同樣的，美國更無法透過建立一套世界霸權，就能避免自身遭受核武的打擊或顛覆。因為核武的威攝力，其實來自於他的「不可使用性」。使用一次，核武對世人而言，會是神意式的天罰；但兩次、三次、幾次過後，人纇是很容易麻痺與習慣的。一旦習慣這種屠殺與污染，原是為了讓未來戰爭不可能發生的「例外狀態」武器，就會變成「例外狀態常態化」武器。
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熱愛哲學與宗教的科學家，歐本海默始終相信，外在世界和知識本身充滿了各種複雜、多樣和變化。面對一個無法理解的世界，人類一直以來都有「尋找簡單答案回答複雜問題」的傾向。就像是世界上存在著一把鑰匙，只要找到這把鑰匙，所有的難題之鎖都可以迎刃而解。但事實遠非如此。
若我們沒辦法不斷過濾來自外在世界的新訊息，用新的證據來調整行動（無論是人的行動或國家的行動）；那麼，決策就會不停失敗。用核武來解決冷戰，相信「核戰是終結一切戰爭的戰爭」。這種認識，也是一種「用簡單答案回答複雜問題」的典型狀況。注定了這樣的做法未來一定會失敗，而且創造的麻煩會遠比解決的問題還更多。
所以在1945年10月，杜魯門與歐本海默這次確認雙方想法南轅北轍的失敗會面後，歐本海默派的科學家們開始多方奔走，大力遊說阻擋《梅─強森法案》。最終，由康乃狄克州民主黨參議員Brien McMahon提出了新的《麥克馬洪法案》，立法設立一個全民間性質的專家委員會，也就是未來的美國原子能委員會（United States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AEC）；並且該法規定，AEC會以推動國際原子能合作，以及在聯合國體制下，建立常設機構進行仲裁為目標。
但就像《美國普羅米修斯》描述的，當杜魯門於1946年8月簽署《原子能法》（Atomic Energy Act of 1946）時，該法相較於《麥克馬洪法案》來說，已經被改得面目全非。在這個1946年最後版本的《原子能法》中，多數曾在洛斯阿拉莫斯參與曼哈頓計畫的核子物理學家，都必須遵守比戰時還更嚴格的規定。相關的核子管制措施也一直以美軍為中心。一直要到1958年國際原子能總署設立，關於核能與核武的全球性協調管制，才有了國際主責機關；甚至到了古巴飛彈危機後，美蘇雙邊才有針對核技術的限武與管制共識，並於1960年代末期，才有《核不擴散條約》的出現。
所以真的可以「政治歸政治、科學歸科學」嗎？
當我們在觀看電影《奧本海默》時，其實編劇諾蘭一直有意提醒大家，歐本海默雖然以科學為業，但足以讓他名留青史的，卻不是他的科學知識或學術研究（例如他在片中說自己「數學不好」），而是他的政治協調與組織能力。但這種科學家式「專家政治」群體中的頂尖政治力，面對政客式「權力政治」群體中的頂尖政治力時，就顯得力有未逮、甚至不堪一擊。
在一則《紐約時報》對諾蘭的專訪中，諾蘭就認為，縱使二戰結束前後當時國際局勢詭譎，美蘇意識形態對立，讓美國出現了各種麥卡錫主義式的「愛國主義危害」；但從歐本海默的書信集或是公開講話中，我們都可以看出，在戰前一度有社會主義理想的歐本海默，自始至終都是一個愛國者。基本上，他的愛國主義一直先於國際主義。
雖然史書上的「麥卡錫主義」說的風聲鶴唳、鋪天蓋地，但相較於威權國家的「白色恐怖」而言，美國始終是一個三權分立的法治國家。一般人還是受到法律的保護。真正的極端份子在那個時代，始終還是少數。所以在核技術發展或安全戰略上強調美國中心的杜魯門派，與在同樣議題上強調世界關懷的歐本海默派，其實都是愛國者；杜魯門派也不會因為歐本海默派的「狀似不愛國、實則愛國」，而對之趕盡殺絕。也就是說，杜魯門派與歐本末派最大的差別，始終不在愛國與否，而是權力政治輾壓專家政治的當代日常，以及民主（或民粹）所賦予的權威，始終凌駕智商與專業之上的側面證明。
有趣的是，在《紐時》的專訪中諾蘭也自承，之所以把三小時電影中至少一半的時間，拿來處理歐本海默面臨聽證調查時的各方支持與批評，是因為他想翻轉過去總把歐本海默視為「誤闖政治叢林小白兔」的視角；而是把歐本海默重新詮釋為一個「看似過度天真的天才，實則野心超過智力的凡人」。因為，不帶同情的觀看歐本海默及其時代後，諾蘭認為，無論是原子彈或曼哈頓計畫，對歐本海默而言，其實都是一種「頭腦體操具像後的智商展示」。而天真的天才也不是真的天真無邪；而是某種程度上，科學家經常認為自己比凡人都聰明，理組就該嘲笑文組的典型日常。
甚至更白話一點，在諾蘭眼中，參與曼哈頓計畫製造原子彈的人們，就是現實世界中，名導史丹利．庫柏力克（Stanley Kubrick）鏡頭下的《奇愛博士》（Dr. Strangelove）。也就是，天才科學家因為各種原因所以表示：「喔，我要製造一些酷東西」；接著東西做出來後，科學家又表示：「啊，完蛋了。這個東西太危險了，你們要想辦法束縛它或束縛我啊。如果沒有辦法管制，一定是這個世界太愚蠢了。」甚至，推到更極端一點，這些瘋狂科學家和連續殺人犯（或諾蘭自己鏡頭下《黑暗騎士》裡的小丑）也沒甚麼不同。因為他們都在發出殺人、破壞或發明宣告後，再來恥笑那些抓不住他的公權力。
所以，就在多數影評都認為，《奧本海默》是諾蘭寫給物理學的一封情書時，他自己又對歐本海默本人給了一個頗為世故、甚至略帶殘酷的評價（但這也滿符合諾蘭電影的套路，也就是「翻轉再翻轉」）。而這種對個人天才的反思，以及對專家政治必然遭到輾壓的無情，或許正符合杜魯門曾經說的：「不要把自己想的太重要。因為在時代的風口上，就算不是杜魯門或歐本海默，也會有人帶領美國贏得二戰、帶領曼哈頓計畫團隊發明原子彈」。
在當代的民主政治裡，個人服從於群體、科學服務於政治；或者說，科學始終脫離不了政治，科學就是政治的一環。英雄主義在這個時代，始終會被無面孔的大眾給吞沒。
余自束髮以來，粗覽群書，獨好屠龍之術，遂專治之，至今十餘載矣。從師於南北東西，耗費雖不至千金，亦百金有餘。恨未得窺堂奧，輒無所施其巧。由是轉念，吹笛玩蛇，偶有心得，與舊親故共賞，擊節而歌，適足以舉觴稱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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