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8月12日星期六

喻智官:走不出民国的父亲

文:喻智官



又到一年一度的父亲节。

近年,每当父亲节接到女儿问候时,我的心总是"咯噔"一下,不由想到自己已故的父亲。

我辈"生在新会社、长在红旗下",小时候只晓有宏大叙事的节日:三八国际妇女节、五一国际劳动节、六一国际儿童节、七一建党节、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而传统节日只剩下与吃相关的春节、中秋,端午了,父亲节自然排不上号。

早在一九四五年的民国,为鼓励颂扬在前线浴血奋战的父亲们,中国创立过自己的父亲节,日期是八月八日,取谐音"八八——爸爸",台湾承继这个节日至今。

一九九一年,也许为顺应加入WTO,大陆引入表达人情和温馨的美国父亲节(每年六月第三个礼拜天),十多年后美国的母亲节也随之跟进。为表现中国"特色",近年,中国敬老的重阳节等传统节日也开始恢复。

都说父爱如山,母爱似海,唯其如山,才顶天立地支撑一个家;也唯其如山,才平凡得似乎无言可赞。所以,每遇父亲节,我总觉得关于父亲有话想说,却不知从何说起,便在"咯噔"中度过一年又一年。

最近查阅资料,偶然看到湖北应城城隍庙的一副楹联:"为人须凭良心,初一十五何用你烧香点烛;做事若昧天理;半夜三更谨防我铁链钢叉。"这是我烂熟于心的一副对子,从小到大不知听父亲念叨过多少遍。此刻重温,我似乎找到了父亲的生命底蕴,也在重新审视父亲时认识了独特的中国教化传统。

都说中国人(主要是汉族)没有宗教信仰,不要说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徒评断如是,即使以中国人自称的多数信仰佛教而言,中国人的佛教徒和泰国、缅甸更不要说西藏的佛教徒也不能同日而语。上述有宗教信仰国家的人,在生活中依循宗教教义自我节律自我约束。那么,没有主体宗教的中国人靠什么自戒?又靠什么延续社会和家庭的嘉言懿行?就靠代代相传劝人行善惩恶的箴言!

不仅湖北应城城隍庙,全国各地的城隍庙都有类似的楹联,不妨随手摘几处:

辽宁锦州城隍庙---"善来此地心无愧;恶过吾门胆自寒";

贵州关岭城隍庙---"进来摸摸心头,不妨悔过迁善;出去行行好事,何用点烛烧香";

山东胶州城隍庙---"要作好人,自古忠臣孝子都有善报;要做坏事,请看大奸巨恶怎样收场;"

福建永定城隍庙---"为恶必灭,为恶不灭,祖宗有余德,德尽则灭;为善必昌,为善不昌,祖宗有余殃,殃尽则昌";

合肥城隍庙---"任凭尔无法无天,到此间孽镜台前,还有胆否;须知我能宽能恕,何不把屠刀放下,回转头来。"

……

这些对子在各地的老百姓中传扬教化,成为他们为人处世的戒律。毋庸置疑,应城城隍庙的楹联是湖北老老少少尊奉的信条。父亲在湖北黄陂出生长大,十三岁时,父母兄长因患肺结核先后病故。失恃失怙的父亲成了孤儿,开始自食其力的流浪生活。他从故乡带出的唯一财富,就是受教于父母的"为人须凭良心……"那是他信奉一生的"教义"和座右铭,塑造了他的人格品性,规范了他的行为准则。

在上海长大的人眼中,黄陂无疑是偏僻乡村。所以,当我在毛时代看到父亲在履历表的出身(当时最重要)一栏填"城市平民",才知黄陂有城镇,具四千多年悠久历史,还出过两度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三度任副总统的黎元洪等名人。

从父亲写一手漂亮的小楷,可知祖父母身前供他上过几年私塾,家境本属小康,可惜双双早夭而使父亲落难。所幸,父亲凭这点文化底子,小小年纪勇敢地走出黄陂闯荡世界。

父亲先到武汉。当时的武汉不仅是九州通衢,还有英、俄、法、德、日的租界及收回租借后建立的特别区,是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城市。然而,城市再繁华,对十三、四岁自谋生路的孩子总是艰难的。父亲困顿地生活了一、两年,听人说上海更容易讨生活,又不安分了,便不甘滞留武汉,决定再去上海觅机会。

父亲没有从武汉直达上海的盘缠,就一路做小工一路前行。中途在苏北一家地主家帮工度过一段日子,除了得到食宿,可能积攒了一点钱,让他得以顺利到达目的地上海。

十五、六岁依然是孩子,在上海也只能在餐饮店等处打杂,烧火、做饭、也学些做面食点心的活维生。多年后,父亲以此教育我们子女劳动观:这世上,他见过抽鸦片好吃懒做在街头冻死的,没见过踏实苦干在家里饿死的。

父亲到二十岁左右就想找固定工作。那年月外地人都涌到上海讨生活,找一份正式工作并非易事。

一九三七年日本人占领上海,在沪西有个法国人越出租界在华界扩展的地区,在治安管理上日、法两方职责不清。就有有见识的华人向日、法建议成立沪西警局,因此需要招募巡警,父亲经人介绍去应聘。招募要求是:年龄二十岁以上三十五岁以下,体魄强壮,视听正常,粗通文字,语言清楚,熟悉地形。父亲的条件都符合,唯有粗通文字一条,当时不设考试,难以鉴定。招募官正巧有一份文档要抄写,就问父亲你会吗?那真是父亲擅长的。于是,父亲用一手漂亮的绳头小楷连续几日抄完文档,就此顺利进入警局。

事实上,当时中国成人文盲率达百分之八十以上,父亲扎扎实实读过几年书就算"有文化的",从他的同事常找他帮忙写东西也可见那辈人的受教育程度。

父亲在他漫长的警察生涯中,做过两件可圈可点的事。

一件事发生在父亲当上警察不久。

一次,父亲上班巡街,有一个黄包车夫向父亲禀告,有位乘客把一个包裹遗忘在车上,不知里面放着什么,请巡警查找失主。父亲打开包裹看?竟然是鼓鼓一包银元,乘客好像刚从银行提出。父亲不假思索地把银元上交给警局。对父亲这样低薪警员,如贪心吞下便是一笔巨款,但那不符合"做事不昧天理"的信条,他断然不为。

另一件事大约发生在一九六四春末夏初,那时我已记事。

一天下午,父亲作为交通警在一个银行附近的马路上站岗,忽闻"有人抢钱!"的喊叫声,只见叫喊者双手痛苦掩面,前面有人手提一个袋子飞跑。父亲知道那人就是抢劫犯,就拼命追上去,一边追一边叫那人"站住!"抢劫犯是个小伙子,哪肯就范,跑得更快了!父亲已是中年,当然跑不过他。就在这时,有个年青人踏一辆黄鱼车迎面过来,父亲叫他把逃犯撞到,机敏的年青人见警察抓逃犯,飞快冲上去,罪犯踬仆于地……

受害者是某单位的会计,提了几十名职工的工资从银行出来,抢劫犯用香蕉水喷他的脸,然后夺走他手上的钱袋……当时上海的犯罪率极底,这是恶性大案,成为耸动一时的新闻,父亲与小青年为此立了大功。父亲所属的卢湾区公安分局召开表彰大会,骑黄鱼车的小青年和父亲分获一、二等功,奖品是一套四卷《毛选》。上海市委党刊《支部生活》作了专题报道,父亲受奖的照片登在扉页……

对此,父亲淡然处之,那是他作为警察应尽的职责,一如二十年前他上交一大包银元,并不认为自己做了什么了不得的事。他感到欣慰的是,罪犯束手被擒,钱袋完璧归赵,几十个家庭一个月的生计没受影响。

父亲是民国时期的旧警察,属新政府宽大政策的留用人员,政治上是不被看重的。何况,按共产党的评价标准,父亲"光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只知勤勤恳恳工作,政治上不要求"进步"。

不错,父亲不介入甚至不关心政治,而且一向如此。

当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警局里就有不少中共地下党,父亲有一个同事就是地下党员。"解放后"多少年过去,他来我家,父亲就提他过去的匿名番号"一三七0",父亲怎么知道他的地下党番号?也许他动员过父亲加入地下党?不得而知!总之,父亲是个循规蹈矩的人,安分守己地过普通日子,不会越轨干"惊天动地"的大事。

那次父亲抓了强盗立了功,党组织开始对他另眼相看,动员他争取入党。父亲虽不主动追求"进步",但领导赐予青眼引导他入党,他自然十分在意和尊重。记得父亲化了好几天写入党申请书,他也许预感自己最终加入不了,从没对子女说过写申请书的事。我是从他和母亲边说边写中透出的话语猜出的。

父亲入党的事果然没有下文,这是必然的结果。争取入党,你必须不停地向组织写思想汇报,还必须学会向"联系人"和上级溜须拍马,这一切父亲统统不会。

事实上,父亲只有"为人须凭良心……"的人性,连基本的阶级觉悟都没有,哪里培育出铁面无情的党性。

文革时期,公安局里清理阶级队伍,"解放前"的普通警员已是经过改造的"新警员",而警长属于国民党"残渣余孽",都是批斗对象,父亲过去的上级王警长尽管退休也没幸免。那时,父亲经常唉声叹气对母亲说,王警长是个好人,仅因当过警长就遭迫害,也太不讲道理了。王警长很快沉疴加身,父亲常去探望他,直至他七十多岁去世。

也是文革中的好几年,每到父亲生日,总有一对兄妹挎了一篮面条来给父亲做寿。他们进门就叫父亲"哥哥!"我好生奇怪,父亲孤儿一个,连表兄妹都没有,哪里冒出一双弟妹?原来就是父亲在苏北地主家帮佣的那家儿女。地主的儿子后来到上海读大学法律,五七年被戴上右派帽子,文革中也逃不了挨斗。兄妹俩找上父亲,也是攀上当警察的亲戚,遭难时有点依靠。父亲明知兄妹俩的意图,也不避嫌,每次都热情地招待他们。

仅从父亲和他们的交往就击破了共产党的仇恨教育。地主和做雇工的父亲非但没有你死我活的斗争,彼此还相当亲和。地主全家知道父亲的生日,肯定是父亲帮工时逢生日,地主给他吃一碗鸡蛋生日面。父亲到上海后也一定写信与地主联系,不然他们后来到上海也不会找到父亲。

父亲不仅竖立不起"阶级仇",连"民族很"都确立不了。三十多年前,我去日本留学。行前,父亲突然跟我说,日占时期他在警局工作,有一个日本同事,叫"古国义夫",他是个好人,他们当年共事的不错,如果我能找到他,提起父亲的名字他一定记得。

我没去做大海里捞针的事。却知道在父亲的观念里,只有"好人坏人"之分,缺乏应有的"敌我"意识。

从这件事上我也认识了父亲的另一面,这么多年父亲从没提起过曾经有一个"日本同事",他知道这事非同小可,万一我们知道泄漏出去要闯大祸。

仔细回溯,父亲虽然谨小慎微,不经意中也会谈点见解,并非是不分是非的糊涂人。

比如,每次提到张学良,父亲就向我背一首诗:"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这是马君武写的《哀沈阳》,"九一八"事变不久发表在上海《时事新报》,尽管朱五(朱湄筠)和影星蝴蝶为此蒙不白之冤,因讥讽了沉湎女色误国误民的公子哥张学良,便在全国广为流传,父亲显然也十分认同

提到蒋介石,父亲也有事要说。一次,他在东平路九号宋美龄公馆(著名的"爱庐")前值岗,看到蒋介石和宋美龄出来,身边仅有两、三警卫。蒋介石好像远远地和父亲招了手,也好像是特意上来和父亲握了手。到底是招了手还是握了手?父亲说得含含糊糊,就像他从不和我们提"日本同事",他怕出言不慎横生事端。但说完这事父亲总是一声长叹"蒋介石糊涂啊!"

父亲的言下之意我是懂的。他暗下在拿毛泽东作比。

毛每次来上海总是下榻在早已不对外开放的锦江饭店。饭店已经壁垒森严的安全了,还对外保密,连所属的卢湾区公安局也没人知道,仅派一些便衣警察去饭店周围巡逻。我们住在附近的居民,如果知道毛离我们咫尺相距,还要激动死!

这就是父亲对毛蒋的认识。

尽管如此,奉公守法的本性让父亲那点是非观隐而不露,更不要说产生掺和政治的念头。

父亲在为人上更加无原则了。

他有一位同事,看人下菜碟,在警察制服的左口袋放一包"大前门"香烟;右口袋里放一包"飞马牌",见到上级和求人时就敬上"大前门",遇到脚碰脚的平辈,就递去"飞马"。以我的性格,不会与这样的人来往,但父亲和他相交了一辈子。还有的同事更过分,逢年过节常临时上门请父亲代班,有时甚至我们全家正围桌吃饭,父亲也丢下饭碗就走。有些人明显是利用父亲的善心占便宜,父亲却从不拒绝他们。

即便如此,父亲与这些同事相处几十年,从没听他说过那些人的坏话,更没听他说过恨谁,倒把"静坐常思己过,闲时莫论他非"当口头禅。

对此,我有点不以为然,心里对父亲颇有微词。

本分自律与人为善做人固然好,但在一个弊病丛生的国度,在一个人心叵则的社会,无论对人对事,丧失原则就是纵容小人,助长歪风。尤其是国家大事,先贤有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只有人人关心积极投身,才能推动社会改良时代进步。若人人都只知做好好先生,社会永远一潭死水,国家也不可能走上正道。

后来我去日本,才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了父亲。

日本能够在短短几十年间就进入最先进文明国家的行列,就靠像父亲那样的老百姓,为人和睦相偕,处事诚实敬业,凭此创造出傲人的经济奇迹。至于政治问题,仰靠民主制度,老百姓选出议员为代言人,由他们筹谋主导国家大政方针。也就是说,在政治清明公平正义的正常社会,不需要人人时时关心政治,却需要父亲那样勤勉淳朴的公民。

当年的民国尽管不是民主政体,却具资本主义特质,个人不仅可以拥有财产,也拥有一定程度的言论空间,整个社会还葆有沿袭千年的良善民风。父亲就是民国铸造出来的遗民,他一生带着民(国之)风,即使身子跨进"新社会",心脑还留在民国,习惯性地慎独守正,杜绝恶行,始终没被"新时代"整形蜕变。

父亲幼时,全家染病,他却幸存,凭的是超强的免疫力。此后他奉行"为人须凭良心",所以初一十五从不去寺庙烧香点烛;恪守"做事不昧天理",半夜三更也从没有防铁链钢叉之虞,每天倒头就睡,一生无病无灾,在近五十年的工作期间几乎没请过病假。退休后他也极少跑医院,临终前几年虽有脑萎缩之症,也无忍疾患之痛,可谓怀菩萨心肠,得吉人天相。

阿弥陀佛!

父亲:喻金声,生于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卒于二0一一年(民国一百年),享年九秩晋三。

写于二0二三年中华民国父亲节


原载《大纪元副刊》二0二三年八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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