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历史进步的根本标志，并非政治的分合治，而在文明的进步

冯天瑜 明清书话 2023-08-25 Posted on 北京


冯天瑜，（1942--2023，1，12），湖北红安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湖北省中国史学会会长、湖北省地方志副总纂，1986年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参与构建现代学术意义的文化学及中国文化史学，沿着微观辨析与宏观把握相结合，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济的理路，致力中国文化生态、中国文化特质、中外文化互动等论题探讨，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发表多篇论文，出版《明清文化史散论》《中国文化史断想》《中华文化史》（合著）诸书。 



从微观、中观课题入手，致力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研究，扬弃外因论的"冲击—反应"模式，考析中国文化近代转换的自身资源和内在动力，《辛亥武昌首义史》（合著）、《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合著）、《晚清经世实学》（合著）为其结集；《张之洞评传》考辨"中体西用"模式在中国文化近代转型间的思想张力及其限定性；《中华元典精神》提出"元典"概念及螺旋式上升的"文化重演律"，为学术界肯认与采用。发掘异邦史料，进行中—西—日近代史比较，《"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为其结集。 

 开展"历史文化语义学"探讨，《新语探源》、《"封建"考论》从概念古今转换、中外对接考察文化近代转型。论著获中国图书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多种论著译为英文、日文、西班牙文、韩文。先后组建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985"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现代转型"创新基地，"中心"已成为国内外有影响的文化研究机构。 

 下为摘自冯天瑜先生部分文章的重要史论： 


 论"封建社会" 

 自20世纪20、30年代之交开展"中国社会史论战"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左翼倾向于将秦至清帝制时期（以下简称"前近代"）中国定性"封建社会"；此后，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规定的"五种生产关系"单线直进说框架内，前近代中国封建说逐渐成为定论，普被全社会。当然，对此论的异议也不绝如缕。 

 将君主集权的秦汉以降中国社会冠以"封建"名目，此"封建"与封建之古义（分封建藩）和西义（封土封臣）双双脱钩，既失去历史依据，又缺乏比较参照。而此种封建论之所以被国人接受多年，原因在于，据称此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的产物。因而考察中国前近代社会实态，进而考察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及其封建论，至关紧要。 

 实考史迹不难发现：秦汉以降两千余年社会的基本面并非早已成为偏师的"封建制度"，秦以下诸朝代虽仍然封爵建藩，但主要是"虚封"，而并非"实封"，受封贵胄"赐土而不临民"，"临民"（对民众实施行政管理）的是朝廷任命的流官。列朝也偶有"实封"（如汉初、两晋、明初），很快导致分裂（诸如"吴楚七国之乱"、"八王之乱"、"靖难之役"），朝廷又大力"削藩"，强化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秦至清制度的基本走势是--贵族政治、领主经济被专制政治、地主经济所取代，其主流是一种"非封建"的社会。从严复、孙中山、章太炎、梁启超到钱穆、梁漱溟、李剑农、费孝通等注重中国历史自身特点的学人，一再阐明此点。中国前近代社会形态，从大格局言之，由经济上的地主－自耕农制、政治上的专制帝制综合而成，其社会形态呈非封建性。马克思、恩格斯深悉此中精义，综览其全部论著可以得见，唯物史观创始人从未将前近代中国称之"封建社会"，而以"专制社会"、"东方专制社会"相称（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 

 中国的"封建制"行之殷周，与"宗法制"互为表里，故殷周可称之"宗法封建时代"，承其后的秦至清两千年，可称之建立在地主经济和专制政治基础上的"皇权时代"。 
 ——冯天瑜：《何为"封建"，何为"专制"》 


 论"秦始皇热" 

 遍览史籍，兼涉考古发掘材料，可以发现秦王虽讲过"黔首安宁，不用兵革"一类漂亮话，但他"扫六合，一天下"，非为其他，全然为了做天下共主——超越周天子那样分权的宗法封建共主，而是掌握全部军政财文大权的专制集权共主。诚如唐人柳宗元、明清之际王夫之所言，秦皇所为，全然出自一己私欲。为达此目的，可以利用一切、也可以破坏一切。秦王称帝前后的实践，是一部奴役七国臣民的血腥历史。 

 几代秦王皆奉行商鞅残民、弱民、穷民、愚民政策。中国文化本来长于"治民"，乏于"民治"，而秦制之下，民众更绝无问政权，有的只是服从君令，庶民任君宰割。而滥杀黎民，是秦政的家常便饭，秦将白起一次坑杀四十万赵国降卒（此种屠俘之残暴程度，在世界战争史似无第二例），嬴政挥师攻陷赵都邯郸、魏都大梁、楚都郢，皆行屠城，宫廷、民居洗劫空，贵胄、文物全数移往咸阳。列国称秦军为"虎狼之师"决非虚夸。秦王对自国秦人也极端残忍，除橫征暴敛、敲骨吸髓外，还征调数十万黔首长年修建阿房宫（后来项羽焚烧此宫，大火延烧数十日，足见其广大)，又几十年如一日修建骊山陵墓（尚未开掘的始皇陵估计是世界规模最大、藏品最富的帝陵，仅以其附件——秦兵马俑规制之宏大，便可推想皇陵的伟岸），完工后，为保守陵墓机密，数以万计的民伕格杀无论。这在世界史上亦属罕见。 
 …… 

 历史进步的根本标志，并非在政治的分合治，而在文明的进步，包括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政治制度、观念形态进步与否。将历史的正义性简单归结为政教是否大统，必陷虚妄。例如，不能说今天列国分立的西欧比横跨欧亚的大一统俄罗斯落后。大一统的帝俄，长期充当"欧洲警察"，是近代欧洲进步的大障碍。西欧的一些分治的小国，如荷兰、比利时、瑞士、瑞典、丹麦是现代文明的较高典范，而一统大国俄罗斯至今仍在中等收入陷阱里苦苦挣扎。又如，芬兰被俄罗斯"统一"时，苦难深重，而摆脱俄国这一民族监狱后，几十年间即成为先进国家。 

 以中古史而论，大一统成就了汉唐的昌盛，但大一统也并非社会进步的灵丹妙药，蒙古统和了亚欧大陆，却令东亚、中亚、东欧诸文明破坏惨重，而摆脱蒙古可汗的大一统，反而是亚欧诸国的历史性进步。蒙古征服金、宋，建立版图宏大的元朝，却使"造极"于中华的宋代文明发生大倒退。满洲人再度大一统，然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严重破坏明代文明，尤其使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坠入苦难深渊。元、清两度大一统固然有开疆拓土之功，但造成文明大倒退却是事实。故对"国家一统"须作具体分析，不可笼统赞扬。 
 …… 

 唐人柳宗元肯定秦代的统一之"制"，又批评其暴虐之"政";明清之际黄宗羲、顾炎武对专制一统之秦制与封建分权之周制，作利弊得失的具体分析，而没有一味颂秦；近代民主主义者谭嗣同更严厉遺责残暴的秦政，认为近世中国的落后与之直接相关。 

 回到《大秦赋》所涉时代，秦朝二世而亡，连推行秦制者也以悲剧收场，从商鞅到韩非、李斯、扶苏、蒙恬，以至于秦始皇本人，皆不得好死，而秦以后两千多年治乱循环，治与乱皆与秦制有关；至于中国文明现代转型比西欧、日本较为困难，也与"百代皆行秦政法"有关。既然如此，可以留下一句话： 

 劝君少颂秦始皇，民治定比君治强。 

 ——冯天瑜《"史剧"与"史观"》，2021年元旦 


 论"21世纪为中国世纪" 

 "21世纪为中国世纪"说，当然是一个令国人欣然的估量，但诉诸理性审度，又颇为可疑。此说的不恰当在于，混淆了"大国"与"强国"的界限。以广土众民、经济总量名列前茅而论，中国当然是世界大国，然而却不能说是名列前茅的世界强国。世界强国必须科学技术领先，占据国际经济链的上游，政治稳定高效，军事实力强大，文化具有世界感召力。时下中国与这些指标皆有明显距离。建设世界强国是中国文化复兴的愿景，尚不是现实存在。需要提及的还有国际环境严峻（C形包围圈形成、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作为复兴中的大国，中国与老牌大国之间正处于"崛起与遏制"的相持阶段（这一阶段将长期延续）。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近七十年的国际格局看，美国一直处于国力第一的超级大国地位，不容他人窥其神器。虽然先后出现苏联对美国全球霸主地位的挑战、日本对美国世界经济主宰地位的挑战，但这两个"老二"皆在与美国较量中于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末先后败下阵去。苏联1990年解体，是最明显的实例；日本1989年前后GDP达到美国GDP的80%，财大气粗，颇有把美国"买"下来的势头，并声言"日本可以说不"，但语唾未干，日本经济泡沫化，连续两个"失去的十年"，2010年GDP仅为美国的35%左右，重新回到美国"小兄弟"位置。 

 21世纪初，中国迅速上升到"老二"位置上，由于人口、国土面积、发展潜力均巨大，中国这个"老二"特别为美国看重，受到美国军、政、经、文诸方面愈益增强的压制。加之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矛盾趋于尖锐化，国际关系不容乐观。面对此种制约发展的外部环境，中国尚待形成"有理、有利、有节"的国际战略，而不应轻言"坐二望一"的前景。 

 需要切记，中国的基本国情是：当下及未来一个长时期是发展中国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不发达阶段。仅以农业劳动生产率这一衡量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而言，2010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约为中国的60倍。处在这样的较低端的基点上，中国远未完成"追赶"任务，应当扎实做好各项脱困工作，纾解危机，使中国社会走上长期正常发展的坦途，而绝不要自我膨胀，迷惑于"21世纪是中国世纪"说的幻觉之中！ 

 ——冯天瑜,　聂运伟：《走向文化自觉——冯天瑜先生访谈录》，《文艺新观察》2013年2期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对未来的期许 

 我不想从高远的角度去做展望，而是从当下中国面临的问题出发略作前曕，集中起来便是中国要跨越两个陷阱：一个是中等收入陷阱，一个是修昔底德陷阱。 

 从世界现代化全局观之，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及地区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大多数追求现代化的后发国家都没有如此幸运。拉美的巴西、阿根廷都曾经发展不错，亚洲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非洲的埃及等国工业化程度不低，后来都因政治腐败或经济失衡，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数十年不能自拔。因为这些国家发展到中级阶段，原有的后发优势丧失，又未获得新动力。这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中国时下正面临此种困局：经济起飞初期劳动力、土地价格低廉等优势逐渐丧失，进入新世纪以后，产品价廉不如更落后国家，先进技术还赶不上发达国家，商品竞争力下降，如果国內经济、政治举措失当，便会落入经济缓进甚至衰退陷阱。一个时期以来，我国对此种危险估计不足，淘醉于"厉害了我的国"的颂声中。这是要反省并改进的。

 "修昔底德陷阱"讲的是大国关系问题，涉及到中国在世界上怎么摆好位置。 

 对于此一陷阱须作两侧面分析，一者，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强国已历百年，人称打压老二的专业户，是陷阱制作者，二战后有压苏、压日的成功经验，现在则用力于限制中国发展。二者，在中国方面，有跳进陷阱和避入陷阱的抉择问题，这考验着我们中国人的智慧，要在知己知彼，理性处世。从知彼而论，要正视美国的国力，不可轻率以为美国已然衰落；从知己而论，中国须确立发展中国家地位，有大量国内问题需要解决，必须戒慎戒惧，切莫自我膨胀，四面出击，当年邓小平不挑头、韬晦行事的策略并未过时。我们必须承认"修昔底德陷阱"的存在，在国际上无为而治，多交友、少树敌。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勿忘以往中国在援外上吃过大亏。1949年以来，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中国在那么困难的时候，人民勒紧裤腰带，给他们几十亿、几百亿援助，结果反目成仇，多年来咒骂中国最狠的恰是这三个国家。个中教训不可忘却。现在有没有类似情况在发生？值得警惕。 

 中国历史上对外关系上就讲究"厚往薄来"，外国喜欢派使者到中国来得好处。这种以厚赐得友的外交行为应该改变。中国要确立平等互利的现代国际关系意识，不要以天朝上国姿态漫撒千金。那样做自己损失巨大，也交不上真正的朋友。对强劲对手要以柔克刚。



总之，对中国未来的期许，就是设法超越中等收入陷阱，不要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这是吾土吾民的福祉所系。更高大上的梦想，我就不去虚拟了。 

 ——冯天瑜 马国川：《通过这次危机推动社会启蒙》，钝角网，2020-0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