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8月7日星期一

譚慎格:秦剛、宋濤與「特務外交」

譚慎格 (John J.Tkacik,Jr.) / 自由時報-星期専論 20230115

秦剛、宋濤(右)

一九八八年,年輕的秦剛同志沒有從中國培訓外交官的搖籃—外交學院畢業。 他沒上過那所學校。反而是從北京的「國際關係學院」(UIR)拿到文憑。在我早年外交生涯的回憶中,該校是以與中國共產黨中央情報機關的關係密切而聞名。一九六四年,基於該校做為特種作戰人員訓練基地的重要地位,國關學院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菁英名校,一起被列為「重點高校」,成為對中國共產黨的目標具有無比重要性的學府。


國安部系統 秦剛非科班

一九七八年,秦剛同志的母校被悄悄地從「重點高校」名單中剔除,可能是因為肅清「四人幫」之後的改革所需,要求「重點高校」必須隸屬於教育部。可惜的是,國關學院變成國家安全部(MSS)的下屬單位,失去了中國「常春藤聯盟」(Ivy League)名校的地位。儘管如此,直到今天,國關學院的網站仍然為其在一九六四年文化大革命前被指定為「重點高校」而自豪。美國和澳洲的幾位學者都證實了這種關係。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的一份報告警告,國關學院「因為與中國國內情報機構國安部有從屬關係,而被認定為風險極高。」

因此,秦剛在畢業後被分發到國安部管轄的「北京外交人員服務局」(DSB)任職, 並被派往合眾國際社(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北京分社工作,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我曾在美國駐北京聯絡處、美國駐中國大使館和中國境內各地領事館工作過,與「外交人員服務局」及其省級分支機構指派給我們的許多優秀年輕畢業生共事,我的經歷足以證明這些幹部都很有才華,而且工作勤奮。他們總是早到晚退。他們渴望盡可能地瞭解我們辦公室的動態。我們本地雇員中的政治和經濟「研究員」,都是外交人員服務局慷慨提供的,他們非常高明而且不動聲色地將我們的注意力,導向他們認為我們應當報導的有趣發展。這些外交人員服務局安排的雇員,都是在國安部的指導下工作,我個人認為他們都是國安部的現職官員。


外交掩護 從事情報工作

所以,年輕的秦剛同志在引導合眾國際社的新聞報導方向時,一定卓有成效,他會將新聞工作導向國安部指定外國媒體應該關注的主題,避開國安部不想被報導的題材。

在北京的外國新聞媒體經過四年嚴格的見習後,秦剛以外交官身份進入外交部工作。憑藉他的新聞工作背景,他的「外交掩護」(diplomatic cover)是—還有別的嗎?—兩度被派往英國擔任新聞官員,也在外交部新聞司歷練過,他和國安部外交人員服務局安插在所有外國外交公共事務部門,以及所有外國媒體駐北京分社裡的線民,始終保持密切聯繫。


新外交路線 聽命情報官員

我提起這些往事,是因為秦剛同志現在已貴為中國的外交部長,是中國新外交路線的象徵。而中國的新外交路線不是由職業外交官負責推動,而是聽命於專業的情報官員。

不要誤會我的意思—正如美國諧星傑瑞史菲德(Jerry Seinfeld)所說的:「…並不是說這樣不對。」(…not that there's anything wrong with that.) 但這是自一九九○年代初期以來,普遍存在於中國外交領域的一種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而外國的外交官對於這種轉變仍然無法完全理解。

典範轉移 不接受普遍規範

這對台灣有什麼影響?首先,這意味著中國的全球外交不再以普遍接受的規範為基礎。正如前美國國務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在幾年前指出的,這表示中國的外交不是為了「解決問題」(solving problems)。二○一八年一月,季辛吉說:「…我們的做法通常是務實的。我們想要找到問題的解決方法。而中國人的做法是:任何問題最後都不會得到解決。對他們來說,每一個『解決方法』都是通往另外一個問題的入場券…」這也意味著中國的外交模式只偏好非外交運作、影響力、黑色宣傳(black propaganda)、造謠毀謗、諜報行動,以及在官方關係之外另闢蹊徑。

除了秦剛,另外一位人物的出線也讓我百思不得其解。他就是新任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正部級主任宋濤同志。 宋同志在福建當了廿年的省級幹部;他的第一個十年(一九七八年至九二年),是在福建「林業」部門工作,包括在澳洲墨爾本的蒙納許大學(Monash University)留學三年(但該校從未開設過林業科系)。整個一九九○年代,宋同志在福建的中共地方黨委一步步往上爬,直到一九九九年晉升為閩省「國際信託投資公司」的「副總裁」。與此同時,副省長習近平正為了廈門經濟特區爆發的腐敗醜聞「遠華案」焦頭爛額。我猜測習近平應該是全身而退。因為在此之後沒多久,他就升上福建省長。

可是,宋濤同志卻突然從福建消失,然後以中國駐新德里使團「使館參贊」的身份出現在印度。我認為,宋濤當時和習近平幾乎沒有什麼交情,所以令人納悶的是,宋濤怎麼會突然在亞洲的另一邊,在一個重要的中國大使館裡半路蹦出來?

更令人費解的是,兩年後,這位新德里的神秘參贊再次消失,然後以中國駐加勒比海蚊子肆虐的蓋亞那大使的身份重新出現。

那麼,宋濤大使被發配到這種落後的偏遠地區,有可能讓外交部的領導高層對他產生深刻印象嗎?真正的觀感又是什麼?不過,他在蓋亞那的工作績效肯定十分出色,因為兩年後,也就是二○○四年,他被調回北京的外交部,擔任「中共外交部委員會國外工作局」的「局長」。 然後,宋先生變成中國駐馬尼拉大使—但任期只有短短一年!對於一個不算「外交部老幹部」的人來說,這些都是不可思議的派令。

這背後顯然有一些不尋常原因。二○○八年,宋濤正式進入外交部的「領導班子」,升任副部長;二○一三年,他進入中共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很快就成為首席副座(辦公室常務副主任)。二○一五年十一月,在宋濤六十歲生日時,他被擢升為中共中央委員會對外聯絡部(ILD)部長,名義上等於是黨的外交部長。

宋濤同志從二○○○年福建省一個不起眼的「有關部門的負責人」,到二○一五年成為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的「一把手」,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到了二○一七年,宋同志還當選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


接連跳升 宋濤統戰奇才

我一點都不懷疑宋同志的才幹。在他擔任中聯部部長期間,他的表現一點也不含糊,尤其是應付那些社會主義兄弟之邦,例如北韓那位喜怒無常、難以取悅的「敬愛的元帥」金正恩,宋同志因為成功說服他認同習近平在二○一七年十一月和美國總統川普在北京舉行高峰會的「高瞻遠矚」,從此聲名大噪。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副教授施雅軒去年底投書自由時報的「自由廣場」,對這段趣聞娓娓道來。 在檢索幾個資料庫後,我們可以發現宋濤在中聯部任內是一位非常活躍的部長—雖然他的年紀稍微大了一點。一般認為,他不會再次當選中共第廿屆中央委員。他似乎就要體面地退休了。

我的看法是,宋同志在職業生涯中期的離奇轉折(從一個省級無名小卒爬到新德里的「王牌大賤諜」), 暗示了他的情報背景。而且,他一步步地從「外事」官僚晉升到中聯部部長和中央委員,只花了十五年的時間,證明他是一個不可多得的「統一戰線」(united front)奇才。

對抗特務外交 台美備戰

最後,我也和大家一樣驚訝,宋同志突然從應已退休的崗位上重新獲得重用, 領導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我認為,在二○二三年,習近平主席對於國際關係的總體政策—尤其是對台政策,將由秦剛和宋濤這種擁有情報和「主動出擊」背景的領導幹部來執行。美國和台灣的外交官都必須「使出看家本領」,準備長期對抗中國新的灰色地帶「特務」外交,這種外交模式對傳統的談判和妥協根本不屑一顧。

(作者譚慎格為美國退休外交官,曾分別在台北和北京任職,現任美國國際評估暨戰略中心「未來亞洲計畫」主任。國際新聞中心陳泓達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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