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可以聽到
姦淫殘殺、反常悖理的行為，
冥冥之中的判決、意外的屠殺，
借手殺人的狡計，以及陷入自害的結局；
這一切我都可以確確實實地告訴你們。
莎士比亞
二零二三年六月九日，我突然接到多年未曾謀面的心語關於滕彪對其強姦未遂的投訴，閱讀了她的陳述後，覺得情況極為嚴重。近年來，我在家閉門寫作，一般不過問海外華人異議圈的是非。但為此事發聲，我義不容辭。
心語在台灣出生，在香港成長和工作，生活順遂且優渥，因關切中國人權問題，轉行做記者，曾任自由亞洲電台駐香港記者，主要報道中國人權事件，其專題報道<馮正虎滯留事件引發國際性廣泛關注>曾獲得香港記者協會人權新聞獎。她真心實意投入巨大心力幫助中國的人權受害者，這一義舉居然讓自己成為中國人權活動人士滕彪加害的對象，此一事件本身極具荒謬性和典型性。
心語是我做獨立中文筆會副會長的時候加入筆會的，後來她也做過筆會副會長。更具諷刺意味的是，作為加害者的滕彪是現任副會長。我雖早已退出筆會，但不能置身事外、保持沉默。由我這個前副會長發聲，為另一位前副會長心語伸張正義，將現任副會長滕彪的惡行曝光於天下，實在是令人痛心疾首，但唯有如此方能阻止「惡人仍必行惡」。
心語揭露的事實是：她以前曾經以記者的身份採訪過滕彪，也與之共同出席過一些人權會議，她欽佩滕彪在中國從事的人權活動，將其作為朋友看待。但滕彪多次向其示愛並有一些逾越普通朋友關係的言行，她明確予以拒絕，並肯定地表示，不可能與有婦之夫談戀愛。二零一六年四月，她自費買機票參加由楊建利創辦的「公民力量」組織的一個訪問團，赴流亡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達蘭薩拉考察。正式活動結束後，她要多留一天，正在旅店辦理續住手續時，同團參訪的滕彪突然告訴她，他們那邊有一位人士離開了，房間已付費到隔天，她可以住到「那個人」的房間。心語表示，要搬行李過去很麻煩。滕彪竭力勸說，不會很遠，房間已空在那裡。於是，心語帶著行李過去他們那邊的旅店。誰知一過去，就發現滕彪待在房間裡。她很訝異，就問：「房間在哪裡？」滕彪說：「就在這裡。」隨即，兇猛地撲過去，企圖實施強暴。心語長期練習瑜伽，身手敏捷，奮力將其推開。推開後，滕彪再次撲上去。心語開口大叫，要對方不要這樣。滕彪見勢不妙，只好放開心語。心語對此事的定義是：「這已經不是性騷擾，而是強姦未遂。」
此一事件中的包庇者和共犯結構中的另一關鍵人物，是在海外民運圈中比滕彪資歷更深、地位更高、名聲更大的「公民力量」主席楊建利。事發後，心語向楊建利投訴，沒想到楊建利竟然嚴厲質問：「為何給我捅婁子？」在楊建利看來，「捅婁子」的不是加害者滕彪，而是受害者心語——中國文化中的紅顏禍水論。他一點也不想為受害人主持公道，他在意的唯有參訪團和組織方的面子及大局，為了面子和大局，受害者是可以被犧牲掉的。
滕彪反共的「初心」，不是追求民主自由，而是受「破壞性自戀症」驅動
此前，我早已聽說滕彪的諸多不堪之事。但心語的控訴還是讓我大吃一驚。事發之後，心語隱忍至今：「我覺得很羞辱，恨不得把自己藏起來……所以，這幾年來都沒人知道。我以為傷口蓋起來，就可以慢慢復原。而台灣Metoo開始，那些受害者闡述經歷的時候，我的眼淚就無法停止。原來，傷口沒有復原，只是在更深層的地方。」她從香港新聞界前輩那裡得知，還有第二名遭滕彪性侵的受害者，她覺得不能繼續保持沉默，那樣會讓加害者更加肆無忌憚，導致更多無辜女性受害。
滕彪給外界的印象，是樸實誠懇的維權律師和堅定反共的人權活動人士，他是如何變成「披著羊皮的狼」的？除了幫助心語揭露這個惡人，我覺得有必要對此人和此事做初步的心理學和社會學分析——在海外民運及異議圈中，性侵成癮的滕彪並非孤立的個案，但大部分醜行都只是在私下流傳，這是一個臭氣熏天的黑箱。
我與滕彪認識已超過四分之一世紀，第一次見面是一九九八年我的第一本書《火與冰》出版後，也在北大讀書的他跑到我宿舍來跟我討論，那時他眼中還有青春的熾熱和理想主義的光芒。後來，滕彪等三博士就孫志剛事件發表公開信，一舉成名。隨後，他的言行舉止悄然有了些許變化。這種變化讓我想到《史記》中的兩個段落，一段是項羽見秦始皇的儀仗隊：「秦始皇帝遊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另一段是劉邦見秦始皇的儀仗隊：「高祖常徭咸陽，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滕彪反共，並非單純出於追求民主自由，亦有項羽劉邦式「奪權」的「初心」。據傳，當年有一名洪秀全式的反共教主承諾說，奪權後封滕彪為司法部長，滕彪嫌官太小，不願歸在其麾下——他們的奪權遊戲像小孩過家家，卻像模像樣、行禮如儀。
當然，滕彪在公共場合不會像項羽和劉邦那樣赤裸裸地說出其心聲，而是用一系列關於自由、民主、人權的宏大敘事來對其權力野心加以美化。到西方後，他更發現「政治正確」可用來牟利，甚至可一本萬利，就拿來為其所用。他逐漸跟共產黨一樣喜歡說謊，為了達成目的而不擇手段，比如用告密手段讓跟他觀點不一樣的人閉嘴，比如在《紐約時報》發表文革式大批判文章<走入歧途的中國自由主義>將數十個與之政治立場有分歧的人士妖魔化為「種族主義者」。
政治觀點有差異，在西方司空見慣，但將不同觀點的人打成「反革命」、進行人格謀殺，則是共產黨的拿手好戲。從語言暴力到對異性施加性暴力，僅一線之隔，一步就跨過去了。由此，滕彪走上了尼采描述的不歸路：「與怪物戰鬥的人，應當小心自己不要成為怪物。當你遠遠凝視深淵時，深淵也在凝視你。」
近年來，滕彪的若干言行，儼然是「無冕帝王」，亦如同「流亡中的習近平」。他的絕對自我中心主義和自戀狂，值得進行一系列精神分析。美國學者布蘭察德（William H.Blanchard）在《革命道德：關於革命者的精神分析》一書中指出：「當一個人相信他能夠拯救全人類的時候，那他必定是一個可怕的自我中心主義者。」這種「自我中心主義」，用心理學家埃利希·弗洛姆（Erich Fromm）的話來說，是一種過度自戀症，「患有自戀症的人會認為，只有自己本人、自己的身體、自己的需求、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財產以及和自己發生關聯的人或事才是真實的」。
法國精神分析學家朱莉婭·克里斯蒂瓦（Julia Kristeva）在《恐怖的權力：論卑賤》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卑賤是一種自戀癖的發作。」荷蘭學者曼弗雷德·凱茨·德·弗里斯（Manfred F.R.Kets de Vries）在《閣樓裡的暴君》一書中分析說：「自戀症的負面反應（尤其是過度的反應性自戀）讓很多領導者最終沉淪。」這種人由此走上「瘋狂的自我毀滅性旅程」。這種人的特點是「放蕩不羈的行為、自負、傲慢以及不願和別人交換意見」、「處處爭奪第一，在利益爭奪中，他們會不惜傷害別人。他們缺少同情心，所以不能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他們將夥伴及朋友看成是自己的延伸物，只要能夠滿足他們的需要，他們就會利用甚至傷害這些朋友。他們會毫無顧忌地貶損周圍的人，以此來消除對方的優越感」、「他們會表現出極其無情、報復、好戰以及殘忍的行為，而且他們意識不到自己行為的錯誤。他們喜歡控制，而且由於他們很少考慮別人的感受，所以他們會不顧一切地想要獲得這種控制權」、「這些具有反社會傾向的人際關係是一團糟的。這些反社會者沒有愛的能力，無法親密地和別人相處。同情、倫理以及道德觀是人類最基本的特徵，但是他們卻缺乏這些東西。」這些論述，宛如習近平的肖像，也宛如滕彪的肖像。
挑戰惡魔者與惡魔精神同構，如同電影《星球大戰》系列中的安納金·天行者搖身一變成為服務黑暗勢力的「達斯·維達」——劇中完成蛻變的黑武士有一句著名台詞：「安納金·天行者太弱了，是我殺了他。」現實生活中也一樣：強姦罪嫌疑人滕彪對人權律師滕彪說：「人權律師滕彪太弱了，是我殺了他。」
一點點虛幻的權力與資源，讓受害者搖身一變成為加害者
納粹集中營倖存者、意大利猶太裔作家和化學家普里莫·萊維（Primo Levi）在關於集中營生活的回憶錄《被淹沒和被拯救的》一書中，描寫了一個名叫蘭科斯基的「猶奸」的故事：此人是一個鰥夫、一個失敗的小實業家以及猶太慈善機構的董事。納粹將其任命為隔離區主席。雖然這是納粹的一個惡作劇，但納粹確實看重他的權力野心、他的外交和組織才能。他很快將自己視為一個高高在上的開明君主，得到納粹的允許在隔離區發行貨幣。他命令設計並印刷以他的肖像為內容的郵票，常常乘坐有一輛瘦骨嶙峋的老馬拉著的馬車穿越他的微型王國的街道。就像所有的獨裁者，他迫不及待建立一支六百人組成的警察隊伍，還有數目不明的暗探，為維持隔離區的秩序。他經常模仿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口吻發表演講。在納粹主子眼中，他只是個任人宰割的小人物；但對於地位更低的猶太賤民而言，他卻是無所不能的、擁有寶座和權杖的君王。他既認同壓迫者，又同情被壓迫者，就像指南針在磁極上亂轉一樣。納粹戰敗前夕，這個「猶太人的國王」還是被納粹送進了毒氣室。
通過蘭科斯基這個人物，萊維指出：「權力就像毒品：沒有涉足其中的人不會意識到對它的需要，而一旦開始，對權力的依賴和需要自誕生一刻起便日漸膨脹，正如對現實的否定和權力的幼稚夢想。……由持久而無可置疑的權力所引發的症狀是顯而易見的：扭曲的世界觀、教條式的傲慢、對諂媚的需要、痙攣般地運用命令槓桿，以及對法律的蔑視。」弗里斯的分析也切中肯綮：「一旦有了權力，許多看似正常的人會突然變得喪心病狂。事實上，我們每個人都有邪惡的一面——它只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下才會昭示於人，比如擁有權力時。這埋藏在人類性格最深處的暴力因子一旦爆發，毀壞力就會達到令人瞠目結舌的地步。」
在中國身為維權律師的滕彪，也曾與我一樣遭到中共當局黑頭套綁架、活埋威脅和酷刑折磨，是中共暴政的受害者。那時，他無權無勢，且受中共國保特務嚴密監控，或許沒有從事性侵活動的時間、精力與條件。到了海外以後，由於工於心計、善於攀爬，他很快在西方人權活動圈子和中國流亡社群（儘管這兩個圈子都是「邊緣中的邊緣」，但仍能滿足其虛榮心，讓其自得其樂）成為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從美國國會到日內瓦聯合國會議大廳，從常青藤名校到主流媒體，處處都有他長袖善舞、口吐蓮花。他在多達一、二十個人權組織中擔任形形色色的光鮮職務，儼然成為海外華人反對陣營的代言人和新一代盟主。一開始，我還樂觀其成——即便摻雜個人權力野心的反共，只要沒有傷害到他人，還是可以予以鼓勵和支持的。後來，我們的交集愈來愈少，我又聽說他在芝加哥大學兼課期間包養情婦的醜聞，當他留在中國的同道許志永等人身陷監獄之際，他卻在自由世界墮落如斯，我與他的來往遂日漸稀疏。
擁有了一定的權力和資源（儘管這些權力和資源大都是虛幻的「浮雲」，而非習近平掌握的那種可對他人實施生殺予奪的真實權力）的滕彪，在各種媒體上的言論也越發高大上，宛如《人民日報》社論的口吻，看得我心驚肉跳。他接受媒體訪問時毫不猶豫地表示：「我是女權主義者。我覺得，男性也應該成為女權主義者，沒有人應該反對男女平權。」在自我表揚之後，他不會忘記踐踏別人：「很多中國異見人士滿腦子父權思想。」他在推特上以最高法院大法官式的權威態度發言：「有人說，女對男產生了感情，所以不可能是強姦/性侵。這完全是法盲的說法，也是對女性的貶低。男權主義者大概理解不了，女性在任何階段都有權說No。他們大概也不知道，越來越多的國家把婚內強姦定為犯罪了。」、「如果女性被強姦後墮胎的刑罰比強姦犯的刑罰更重，你就應該知道，這是一場針對女性的戰爭。」看起來，他對強姦犯確實是恨之入骨，恨不得食肉寢皮。但就在他面對普天之下芸芸眾生發表此類義正詞嚴的宣言的同時，卻在繼續實施強姦犯的行徑。而且，他在答應受害者做出公開道歉後，又找了一個對受害人造成二次傷害的藉口（「外界會覺得妳很淫蕩」）而不了了之。他偏偏忘記了，凡走過的必留下痕跡，他投出的毒箭，轉了一圈後，悉數回到自己身上。
有一位替滕彪遊說的、曾經坐過中共大牢的人權活動人士給我打電話說：「我們都是受中共迫害的流亡者，你最好筆下留情，以團結為重。」我立即打斷他的話：「昔日，我們確實都是中共極權暴政的受害者；但今天，在自由的美國，我與滕彪早已不是同類。滕彪已從維塞爾式的人權捍衛者，華麗轉身成為中國版的蘭科斯基，肆無忌憚加害在權力位階上處於更弱勢地位的女性。我跟滕彪沒有身處同一『陣營』。更何況我從來就不屬於任何『陣營』。」
一個龐大的共犯結構，一個泯滅是非善惡的磁場
滕彪的惡行，逐漸在海外人權組織和華人異議圈中口耳相傳。最早採取行動將其從理事會除名的是一個流亡港人設於英國、支援面臨人權壓迫律師的組織「29原則」——在英國治下受過法治訓練的香港人，在是非善惡問題的判斷上，通常比中國流亡者社群更為敏銳。
頗有諷刺意味的是，當我在臉書上公布將撰文揭露某重大醜聞之後，發生了一系列後續事件。台灣學者王汎森有一本書名叫《天才為何成群地來》，我的遭遇則是：遊說者成群結隊地來。有一位我大學時代就認識的老朋友打來電話說，他是來「和稀泥」的，我立即反問他四個問題：第一，你根本不知道基本事實，只聽到作為加害者的滕彪一方的說法，卻沒有了解受害者的說法，你打電話來，是勸偏架。第二，你跟加害者及包庇者都有利益關係或合作關係。在西方，一個基本原則是，與當事人有利益關係或合作關係的人，必須在事件中迴避。你打這個電話，不管你要說什麼都錯了。第三，你所謂的團結、大局觀，完全是共產黨的、集體主義的思維方式，既然如此，你何必反對共產黨？第四，你對受害者沒有表現出一丁點同情心，只想保護加害者和息事寧人，你已不是我當年認識的那個嫉惡如仇的新青年了。
楊建利繼續在此事中為加害者保駕護航。從七年前心語第一次投訴，到七年後心語再次投訴並對其昔日的回應方式表示譴責，楊建利始終敷衍塞責、避重就輕、置身事外。二零二三年六月，他勉強承認，他當時指責心語是因為「不想看到會議出現醜聞」，也承認到目前為止從未沒有與滕彪溝通討論過這件事。他對此的解釋是，若不問青紅皂白地質問滕彪為何性騷，不是也犯了同樣的錯誤嗎？哪怕是今天，他也沒有權威和權利質問滕彪為什麼強姦。他更認為，從嚴格的法律程序角度來講，他沒有能力跟沒有權利和權威去做調查。這種辯解實在是「此地無銀三百兩」：作為活動主辦方的負責人，對於活動期間發生的任何非常事件，都有責任進行調查取證，形成完整的報告，這份報告雖然不是警務部門的權威調查、也不具備法院判決的地位，但可以作為一份供司法機構採用的原始材料。然而，楊建利的完全不作為，是嚴重的失職、瀆職。
據悉，在與心語溝通的過程中，楊建利居然搬出滕彪的家人來對其施加精神壓力。他將問題拋給受害者——滕彪的太太和他的兩個女兒，她們很好，兩個女兒跟爸爸的關係也很好。一旦公開，她們會受到很大打擊，可能家庭關係從此就不一樣了，想來十分痛惜。所以，只要滕彪能表現出「更大的誠意」，就「不必要求他公開了」。楊建利還說，他希望找到既能化解心語的傷痛又能給騰彪一次機會，保護他的妻子和兩個女兒、他的家庭的方式，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請你告訴我我能做什麼」。這些冠冕堂皇的說辭背後，是骯髒黑暗的心：按照這種推理，受害者反倒成了一個美滿家庭的破壞者，毀滅這個家庭的難道是受害者人嗎？當騰彪對無辜女性施暴時，難道他沒有想到自己有妻子和兩個女兒，難道沒有想到他的兩個女兒也有可能遇到跟自己一樣的惡狼？楊建利的說法是一種鈍刀子殺人的精神施暴，與滕彪的身體施暴互為表裡。既然他在漫長的七年時間中連向滕彪求證此事的工作都不曾做過，他又通過什麼途徑知道滕彪家庭美滿且與兩個女兒關係親密這樣的私人生活細節呢？他反問心語「我能做什麼」，這是一個多麼荒誕的問題啊！難道你是一名三歲稚童嗎？難道還需要受害者來一一教你嗎？你該做什麼、你的職責是什麼，難道你自己不知道嗎？
真是機關算盡太聰明，聰明反被聰明誤。楊建利不承認自己是包庇者，但他確實扮演了包庇者的角色。正是因為他的包庇行為，導致滕彪繼續為所欲為，又將黑手伸向下一位受害者。楊建利當然不是為了保護滕彪，而是為了保護自己，以維持其「反共大業」旗幟飄揚。為了反共，可以做跟共產黨一模一樣的事情，這就是很多海外反共者的本性。對於楊建利和滕彪來說，民主人權活動是博取個人名利的工具。在這個領域，加害者、包庇者、遊說者形成一個龐大的權力磁場和共犯結構，一個魯迅所說的「無物之陣」。他們心安理得地打壓受害者，掩蓋真相，並攻擊任何願意幫助受害者揭露真相的人——當我表示要撰文揭露真相之後，有人威脅說，「你將受到鋪天蓋地的攻擊」（這種攻擊，無非就是將受害者和我都污衊為共產黨破壞「民運偉業」的「棋子」）。我不會退縮，我跟這個鱷魚潭從來沒有什麼利益糾纏和人情關係，我也願意為我寫的文字承擔法律責任——受害者將若干第一手證據都交給了我，未來都可能成為呈堂證供。
我深信，作惡者即便能逃過法律的懲罰和輿論的譴責，卻不能躲過那場來自更高處的審判，正如詩人米沃什所說：（相關報導：余杰專欄：作為出版家的富察和作為朋友的富察｜更多文章）
他們稱其為煉獄，你將在那裡服務，
搬運、擦洗、打掃、傾聽，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
你將認識自己的罪行，
直到承認，自己活該如此。
＊作者為旅美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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