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為甚麼會成為中國走出政治文化陷阱的關鍵？難道這些年中國人與外部世界、中國人和華人內部的對話還少嗎？結果呢？我們還不是再次陷入了所謂「周期律」的詛咒？強調對話，對於應對習近平的底線思維、應對中國文明自殘給世界帶來的挑戰，有任何實質意義嗎？
所有人都認識到，美中對抗加速升級，標誌著世界正在進入一個衝突全面加劇的時代。而習近平的底線思維意味著他將不惜以毀滅性的手段來保大位，因為他自認這並非為了個人權欲，而是基於這樣一個邏輯：如果我習近平下台，中共政權就必然被顛覆，從而意味著中國內亂和分裂。雖然這個邏輯不會被所有人接受，但必須承認，只要中共的高壓統治還有效，就會有很多人、包括很多外國人都相信，習近平的這個邏輯雖非唯一的可能，但確是最大的可能。也就是說，很多人看不到別有出路，唯有聽天由命。
因此，對話最重大的意義，就在於有效對話能改變很多人的預期和行為，從而改變衝突演變的進程和後果。當下正在進行的俄烏戰爭就是最重大的現實例證。一方面，俄烏戰爭說明，人類衝突不可避免，但整個過程也不斷支持這樣一個論斷，那就是有效對話，能改變衝突的走向和結果。我們都見證了，沒有澤連斯基與美國和歐盟的對話，戰爭可能早就結束了。
由此提出的問題就是，甚麼是「有效對話」？「有效對話」與政治文化有沒有關係？中國人，包括關心中國政治的海外華人，有沒有機會通過「有效對話」來助力中國走出政治文化的陷阱？這正是筆者試圖回答的問題。從常識和經驗的角度，「有效對話」的概念並不難理解，毛澤東最喜歡說「實事求是」，就與這個概念有直接關係。難題是，並非任何人、在任何時間和地點，都能實事求是地進行「有效對話」。
對此，我有一個大判斷，以當今中國與世界關係的格局，以現在最新的通訊手段，特別是以最新的AI技術助力的深度交流手段，那些熟悉天下大事的有識之士，有機會推動中國走出政治文化陷阱的有效對話。事實上，已經有人在進行重大嘗試。這些努力不易取得實質進展是可以預期的。首先是，危機的壓力還不足以讓足夠多的精英放棄消極自保，但除此外，還有重大問題有待探討。
最近，百歲的基辛格發出感嘆，美中對話之難，在於未能實現某種概念的突破。也就是說，他既不喜歡習近平的「特殊大國關係」，也不喜歡拜登的「競爭而不敵對」，或「脫險而不脫鉤」。我突然悟到，美國兩黨一致對外，也找不到與中國打交道的門道，深層原因就是中國除了習近平的底線思維，精英對未來的中國秩序如何建構，完全沒有可以展開對話的新概念。也就是說，如果中國（包括華人）精英的話題，永遠限於道德和價值論述，或永遠是何時中共垮台之類的預測，而沒有基辛格所說的概念突破，是文化頑症難醫的表現。
那麼，如何理解當下中國需要的概念突破呢？最直接了當的經驗資源，就是毛澤東的「農村包圍城市」。當年若沒有這個概念突破，今天的中國和世界會大不相同。有效的概念突破，能為大規模的集體行動，提供一種有深厚經驗基礎的時空邏輯想像，激勵千百萬人去創造歷史。
看不出来毛的农村包围城市是什么观念突破？更难以理解怎样和习近平的花岗岩脑袋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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