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20日星期二

「一二‧三事件」五十六週年:被埋藏的政治難民史

澳門學16號 Matters 20221220

"以筆者觀察,最多人關心的重點便是此事為何發生。這個問題筆者無法回答,但這麼重大的歷史事件,一定有很多面向可以探討,例如因事件而離開澳門的「難民」...

作者:程偉恆(「在帝國邊陲講故事」作者)

轉眼間,「一二三事件」(下稱事件)已來到56週年。每年十二月份,澳門民間都會有大量關於此事的討論,無疑為澳門最熱門的歷史事件。以筆者觀察,最多人關心的重點便是此事為何發生。

這個問題筆者無法回答,但這麼重大的歷史事件,一定有很多面向可以探討,例如因事件而離開澳門的「難民」。

聯合國一九五四年通過《關於難民地位的公約》,公約中清楚列明對難民定義,即:

「具有正當理由而畏懼,會因為種族、宗教、國籍、特定社會團體的成員身分或政治見解的原因受到迫害,因而居留在其本國之外,由於其畏懼,不願接受其本國保護的任何人。」  

聯合國對於難民的定義,直白說就是出於政治原因離開國家的人。

很多人不知道,事件發生後,澳門有不少人因為政治原因,紛紛逃出澳門,這批人可說是聯合國定義下的難民。這批難民的故事一直鮮有被人提起,我想借56週年這個機會說說他們的故事。

以下,我會將這批難民分成兩類簡述,一是確實受到政治原因而離開的人;另一是沒有明確證據,很可能出於內心恐懼而離開的人。

「反共義士」們

關於事件的詳細經過,本文就不再詳述,簡單說因一場學校違規擴建事件引發一場大型民眾抗議事件,殖民政府起初強硬鎮壓,結果令事件升級為「反葡抗殖」運動,最終殖民政府在多方壓力下,簽署多份答應示威者要求的文件而落幕。

「氹仔坊眾學校」現址,造成澳門政治分水嶺的「一二‧三事件」,便因此校發生(Image: IG@jdeebeat)

其中有兩份文件都有禁止國民黨在澳門活動的條文,甚至清清楚楚列明必須驅逐陳祖、馮漢樹、容海襟、鄧晴隆、黃兆鴻、黎義海、鄭逸雄、馬景泉等八人出澳門,並解散他們所屬的組織。過往幾乎沒人關心他們的去向,可能想說走了便走了,但他們明顯屬於「政治難民」,若從他們的角度去想,更是事件中受害者。

根據筆者從台灣找到的檔案,發現一封黃兆鴻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寫給台灣政府的信。信中黃表示澳門警方約了親國民黨澳門組織負責人開會,但只有他與容海襟、鄧晴隆三人出席,其他人早已逃離澳門。會後,容也漏夜逃往香港,此時親國民黨的重要人物基本上只剩黃與鄧。

此外,黃在信中提到當時情勢「風聲鶴唳,人心惶惶」 ,同志們「已呈心怯氣餒之象」,各人被各種不利傳聞嚇怕,紛紛自行離開澳門以策安全。可以說,根本不用等到澳門政府出手驅逐,名單上的人早已樹倒猢猻散。

按筆者可以找到的資料,這八人有些去了香港,有些去了台灣。有趣的是,這八名被中共視為惡貫滿盈的「蔣幫」,去了台灣便成了「反共義士」。例如鄧晴隆到了台灣後,被迎為上賓,台灣政府更召開了一場座談會,頒發「忠貞愛國」獎章予他,褒揚其反共精神。這樣的局面,猶如一種平行時空。

全國各界歡迎澳門回國反共僑胞代表座談會(Image: 台灣文化部國家文化資料庫)

消聲的難民

除了上述親國民黨的頭面人物,因政治原因而懼怕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選擇離開澳門外,其實還有非常多人在同一時期離開澳門。

據《中央日報》(台灣官方喉舌)一篇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的報導顯示,有高達400多名澳門華人逃到香港。雖不知《中央日報》從何得來統計數字,甚至有理由相信此數字被誇大(營造澳門危城形象),但當時確實有不少人被事件嚇怕,選擇離開澳門。

當時台灣政府可能出於政治原因,成立「澳門僑胞回台接待安置專案小組」,預計接運3,000人到台灣,小組專門負責安置他們。筆者相當肯定台灣政府的決定並非出於人道原因,因為當時港澳有大批從中國逃來的難民,這批難民有不少希望轉到台灣生活,但台灣政府總是在入境手續上刁難他們,以至只有極少數難民成功到達台灣。

無論如何,台灣政府願意開放接濟一批人到台灣,吸引了一批人選擇到台灣生活。毫無疑問,台灣方面都宣稱他們因政治原因而選擇到台生活,但他們實際的心聲又如何呢?李巧寧在其碩士論文,訪問一批被台灣政府安置於現屬桃園市的澳門難民,讓我們可以得知當時這批人離澳的原因。

李的訪問中,有不少訪問者原本就因為政治(如原國民黨部屬)、經濟等原因從中國逃到澳門,換言之他們起初皆為中國難民,再慢慢在澳門落地生根;也有受訪者是國民黨員或親近國民黨的人。

無論事件牽涉多少政治角力,大部份因此離開的人,都是尋求穩定的平民,「走」成為他們唯一選項(Image: IG@jdeebeat)

前者本來就多多少少不滿中共才逃到澳門,所以當中共可能「來臨」澳門時,喚起他們不愉快記憶,因此選擇再次離開家園,移民他鄉。後者不用多說,為事件中被針對的群體,「走」似乎是他們眼中唯一選項。

空穴來風?

無論是鄧晴隆等八人,還是逃到台灣的平民,他們對於「一二‧三事件」與主流論述有很不一樣的感受。主流華文界普遍對事件持正面看法,認為澳門長久以來受到葡國殖民壓迫,此事是澳門華人對壓迫的回應,並成功改善華人的社會處境。 筆者無意就事件起因或其帶來的影響展開討論,但上述說法肯定不會被難民認同。

對於難民來說,事件如同一場惡夢,李巧寧的受訪者更形容事件為一場「暴動」。難民與現今論述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其一大原因與他們在當時處境有關。當時整個社會都有一種氛圍,中共好像要「軍臨」澳門,清算敵人(如國民黨員、前地主等)。

依筆者能找到的資料,沒有證據(史料)顯示中共真的打算清算或加害澳門國民黨人或與其關係密切的人,但他們的擔憂絕非杞人憂天。事件發生後,澳葡政府把七名正在服刑的國民黨特務移交中共,再加上程一鳴(國民黨在澳門情治高層)此前攜帶大量情報叛逃,都加深人們對自身安危的恐懼。

結語

最後,我借本文所說的難民故事,只想告訴大家一件事,「一二‧三事件」還有太多我們沒有觸及,或從來沒有想過的事。大部份的事可能永遠沒有機會探討(欠史料),但總有不少是我們可以解答,可以探討。

唯有多方面、多角求討論事件,我們才能最貼近事件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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