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抗的徹底性上，白紙抗議或將超越天安門運動。
白紙抗議活動是一場遲到的反抗
韓國的光州抗暴，學生和市民的傷亡超過中國的六四屠殺，但韓國人沒有被嚇破膽，此後多年一直前赴後繼地反抗軍政權，終於在漢城奧運會期間用鮮血澆灌出自由花。然而，六四屠殺讓中國人嚇破了膽，一九八九年之後三十多年，中國再未發生過有普遍性政治訴求的、全國性的抗議活動——比如，漢源事件和太石村事件等，只是反對地方政府苛政的區域性抗議；「零八憲章」運動主要是知識菁英在紙面上的、相當溫和的政治改革呼籲，儘管它讓發起人之一的劉曉波為之付出了生命代價。
白紙抗議活動正在進行之中，已波及中國的一百多所大學和數十座城市，但很多地方僅數百人、數千人參與，其規模尚遠不能與當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相比。當年得到絕大多數民眾支持的天安門民主運動仍然遭到軍隊鎮壓，今天的白紙抗議更難以撼動中共統治的根基。不過，白紙抗議活動反抗者思想意識的進化和反抗的徹底性，已然出現超越天安門民主運動的苗頭。
天安門民主運動是中共建政以來民間自發的、最大規模的反抗運動，數千萬人參與，包括大量體制內乃至國家黨政機關的人士，持續時間從胡耀邦去世到鄧小平血洗北京城長達一個多月。但是，作為運動主力的一九八零年代那一代大學生，思想啟蒙與思想解放程度嚴重不足，對民主自由理念的理解非常膚淺，以至於在運動中出現種種自相矛盾的做法：比如，北大學自聯主席等人跪在人民大會堂門口遞交請願書，比之清末公車上書的舉子們還要自我作賤；再比如，廣場指揮部通過表決的方式，將污染毛澤東像的湖南三勇士扭送警察局，以示與「激進做法」清晰地「劃清界限」。
相比之下，這一次的白紙抗議中，學生和市民的言論、標語的水準均讓人刮目相看。比如，一名被譽為「重慶超人哥」的普通市民在社區門口大罵防疫人員是「核酸公司的走狗」，他說：「這個世界只有一種病，它叫不自由和窮，我們現在全佔了！」他高喊：「不自由毋寧死！」在最初一輪的抗議活動中，有很多民眾喊出「習近平下台」、「共產黨下台」的口號，他們不單單反對習近平的清零暴政，更全面否定共產黨政權的合法性——在一九八九年，學生和民眾的訴求僅僅是反腐敗及要求官方肯定其是「愛國運動」，這是何其卑微！直到解放軍開槍殺人之後，才有人喊出「共產黨就是法西斯」之類的口號。
極具諷刺意味的是，當國內抗爭者冒著被捕、坐牢、遭受酷刑折磨的風險，擲地有聲地喊出「共產黨下台」的最強音之際，以魏京生、王軍濤為代表的數十位海外民運人士居然發表一份《緊急呼籲：告中國人民書兼致人大委員長栗戰書、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政協主席汪洋公開信》，信中聲稱「在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我們向你們三位國家權力和民意機構領導人發出呼籲。請你們響應民眾號召，順應歷史潮流，行使憲法賦予你們的權力」，其十條呼籲之一是「剝奪習近平違憲竊取的所有國家權力，追究其以軍隊挾持國家權力機關、顛覆國家政權的刑事責任」。我讀到這樣的文字，簡直啼笑皆非，感到一股陰溝中的氣味撲面而來。難怪中國海外民運三十多年來一敗塗地、聲名狼藉，即便不說其中的爭權奪利、黨同伐異，單從這封公開信就可看出，其領袖人物雖然多年生活在民主自由的西方世界，卻一點也沒有汲取新思想和新觀念，其思想完全停滯在四十年前，像化石，也像木乃伊。
這封信有三大致命的錯誤。首先，栗戰書、李克強、汪洋都是習近平的馬仔、鷹犬和共犯，懇求他們推翻習近平，這不是緣木求魚嗎？想要挑撥他們的關係，更是癡心妄想。其次，所謂全國人大、國務院，根本不是民意機構和合法的國家權力機關，而是共產黨的隨附組織，能寄希望於這些非法機構做合法的事情嗎？第三，信中承認中共的偽憲法，似乎要「護法」，但這部偽憲法在序言中早已規定了必須「堅持黨的領導」、也即「黨高於法律」的原則，它還是一部真正的憲法嗎？它不過是黨的殺人凶器而已。當墻內人已然拋棄「習近平化」的極權黨之際，墻外人卻還在夢想有「黨內健康力量」出面收拾殘局，這不是認賊作父嗎？
向香港抗爭者道歉之後，從自由走向獨立
這一批中國年輕人的反抗，比起韓國人的反抗來當然是遲到了，比起香港人的反抗來也是遲到了。遲到當然不是好事。而且，此前，他們中的很多人出於大一統觀念，對香港的抗爭者冷嘲熱諷、口誅筆伐。
有一位目前在英國的中國留學生發文梳理了自己三年來觀念的改變：「二零一九年是香港遊行年，最大的一次遊行的時候火燒地鐵站，我恰巧那天在香港參加SAT考試。我當時住在中環，我在酒店房間聽見樓下'廢青'的聲音，轟轟烈烈，轉手給我朋友發消息：『你說他們是不是吃飽了撐的，鬧什麼鬧，還是日子過得太好了。』第二天早上他們砸了一些大型的商店，半夜燒了地鐵站，我沒辦法去考試，拎起行李箱狂奔到路上。那天的SAT考試被延遲，我煩透了這群給我造成困難和麻煩的人。時至今日，我才明白，是我跪了太久，不明白他們要求的只是本屬於自己生而為人的基本權利而已。我看了看我眼下所處的沼澤，我承認這是我的代價。這是我為曾經心安理得做豬，曾經無知，曾經對同民族人的遭遇的冷漠付出的代價。如果能和三年前的我對話，我想問問她，『妳還會叫那群香港人廢青嗎？那妳現在又該如何稱呼妳自己呢？』」
從這段內心獨白可看出，作者出生於後鄧時代中國畸形經濟自由化的既得利益家庭，其父母有經濟能力支持孩子去香港趕考、去海外留學。他們是中產階級歲月靜好的家庭中長大的孩子，對中國本土同步發生的不公不義事件完全一無所知，他們生活在一個「楚門的世界」裡，更談不上對香港的逆權運動有什麼「同情的理解」。三年後，當黨的鐵錘敲打到這個階層頭上時，他們才明白自己不是國色天香的高貴牡丹，而是任黨宰割的可憐韭菜。於是，他們開始尋找真相，說真話，捍衛個人的基本權利。亡羊補牢未為晚也，但是，遲出發了好幾步，要想與時俱進，就必須動如脫兔。如今，他們仍未跟上香港反抗運動的頻率——香港反抗運動已進化到「香港民族論」之階段，「香港民族」不再是海市蜃樓，而是活生生的人群，有留在香港的，有出走海外的，這個民族與「中華民族」已不是「同一個民族」。
更多覺醒者，公開向他們過去敵視的香港人、台灣人、西藏人和新疆人道歉。有人寫道：「二零一九年嘲笑香港，二零二零年詆毀香港，二零二二年理解香港，二零二二年追隨香港。對不起，香港人民，台灣人民，西藏人民，新疆人民。」還有人寫道：「我三年前還覺得他們有病，那個時候還沒覺醒，真的要向他們道歉。爭取自己的權利是最勇敢的事情，想想以前自己真的好傻。那個時候還不會翻墻，沒有看到多元化的世界，被洗腦了。」也有人感歎說：「不清醒是要為不清醒付出代價的，當年香港人民為自由抗爭，我們任憑國內媒體操縱輿論，沒有為他們發聲。所以，現在，香港任何不計前嫌的發聲我都表示感謝，同時羞愧，謝謝你們。」這些表態都是發自肺腑的，希望他們能記住自己說過的這些話，不要因為稍後當局在清零政策上稍稍有所放寬，就「好了傷疤忘了疼」，重新投入黨國懷抱中，繼續唱「兒不嫌母醜」的好戲，又回到戰狼的崗位上。
自由與獨立如鳥之雙翼，缺一不可，只有一隻翅膀的鳥兒是飛不起來的。此前，我寫的標榜「不自由毋寧死」價值的文字，在中國讀者中能引起不少共鳴；但當我寫出支持台獨、港獨、藏獨、疆獨、蒙獨乃至蜀獨的文字時，必然遭到大多數中國人的反對乃至謾罵，我的若干中學老師和鄉親父老也加入到詛咒的行列中。如作家廖亦武所說，「這個帝國必須分裂」，只是反共，不分裂中國，是毫無意義的——即便共產黨政權垮臺了，掌權是仍是沒有共產黨之名而有共產黨之實的獨裁者，就如同今天的俄羅斯，普丁並不比史達林慈眉善目。
這一次的白紙抗議，不太可能推翻習近平和共產黨的暴政——白紙畢竟抵抗不住坦克；但是，我期望它能持久化、常態化，形成一場「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精神啟蒙和心靈覺醒運動，讓自由與獨立這兩種鑽石般珍貴的觀念秩序在中國深入人心。
＊作者為旅美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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