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有一篇文章说：张思之先生和鲍彤先生的去世，是一个时代结束的标志。我深有感触。两位老先生有许多共同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代表了中国人的良心，代表了中国人的脊梁，代表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圣人标准--敢为天下先。
我认识张思之先生，是因为我的第二次被捕和审判。在被以监视居住名义非法拘禁了二十个月之后，精明的中共赶在年底西方人过节的时间，对我进行了第二次审判，并且给我安排了一位著名的律师做有罪辩护。
这位律师在我拒绝了有罪辩护后，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说：只能而且必须做有罪辩护，否则最好把他给辞掉。当时的那位法官不失时机地告诉我：我弟弟妹妹还给我请了一位律师，问我是否同意。我很惊奇。
那是因为十多年前我第一次被捕时，当局就隐瞒了家里给我请律师的事情，硬给我请了一位官方律师。这位女律师在给了我一些指导意见之后，就要求我辞掉她。她显然是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不得不要求我辞掉她。好心的法官在审判结束后，才把家里请律师的事情告诉我，而且说这是上级安排。这次怎么没有安排了？结果没几天就把这个法官给换掉了。
新来的律师就是张思之先生。他上来就幽默地自我介绍说：他是个常败律师。我笑着说我也没指望能打赢官司，只希望他在不给自己找麻烦的前提下，起到内外沟通的作用。他很理解，并且马上就开始审阅我的自我辩护稿，提出一些修改意见。
时间快要到了，他告诉我上边可能不会容忍他给我辩护。他要我考虑好要转告家人的话，下次来的时候告诉他。下次来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是上边已经取消了他会见我的资格，有什么重要的话只能这一次了。于是我们就讨论了民运转型的问题，也就是后来持续了多年的维权运动。
我们都认为中国的民主化必须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可以利用维护个人权利的理由，逐渐在中国推行法制，为将来的民主化打下基础。而且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名正言顺。在六四屠杀之后的恐怖气氛下，是一条现实可行的路线。维权的范围不仅是平民百姓，也应该包括受冤枉的上层人物。张老先生非常同意我的观点。
这场轰轰烈烈的维权运动，对于恢复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平等权利观念。中国共产党实行了多年的法律，是依靠制造迷信的，教主的意志大于法律的统治术。以共产主义之名传入中国的邪教，适应的是专制奴隶制度。而建立民主自由的社会，只能是以人人平等的法律为基础。
张思之先生和维权律师们的工作，正是为了建立自由民主的制度，打下法律基础。维护每一个人的人权，既是民主的基础，也是民主制度的目的。逐步恢复中国传统的法治文化，才是建立符合人性的民主制度的现实步骤。
中共建国以来的历次反抗运动失败的教训，最重要的就是缺乏有效的法制环境。纵观各国民主化成功的经验，无不以有效的法律文化为条件。张思之先生敢为天下先，在重大压力之下推行恢复法治的运动。堪称现代圣人。
他们老一代人逝去了，一个旧的时代结束了。但现在年轻人的兴起，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白纸运动只是新时代的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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