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紙運動」 會不會成為現代中國又一個歷史性的轉折點？許多人都在思考這個問題。把這場運動與「五四」和「六四」對比，我的結論是，「白紙運動」的歷史內涵與意義應該超過「五四」和「六四」。我把中國文化精英在現代化過程中對西方態度的演變，與這三個「運動」在當代全球史中的地位聯繫起來看，相信是一個有認知價值的視角。
單從社會和文化進步來看，1919的中國並不像魯迅及其同代的許多文化精英所感受到的那麼糟糕。但他們的痛是真切的，因為當時中國社會和文化的高速進步與基督教文化在中國的影響力迅猛擴張直接相關，儒教之失敗已是不爭的事實。在俄日覬覦下，中國雖然有失去東北的真實危險，但更多文化精英的痛，來自「亡天下」之憂，也就是來自中國的文化精英和國民身份在西方主導的現代世界沒有地位和尊嚴這個難堪的現實。五四與巴黎和會的關聯不是偶然的，因為基督教文明剛終結了一場自相殘殺的毀滅性戰爭，讓多年推崇西方文明的革新派精英第一次有了幻滅之感，而務實的激進派，則從布爾什維克奪權成功看到了一條「阻力最小」的捷徑。
當然，阻力最小往往最終代價最高，因為減小文化變革阻力的最佳選擇就是回到大家都熟悉的舊原點，就中國文明而言，就是回到打天下、坐天下，重建大一統的老劇本。當然，如果沒有蘇俄的干預，沒有西方的衰落，國民黨的北伐不會那麼容易，而國民黨選擇的最小阻力路徑，最終幫助中共實現了最糟糕的黨天下。
「六四」的國內大背景是選擇走「俄國道路」的一代精英對馬列的幻滅，文革促成了一種有積極意義的世代交替，那就是老一代用自己的悔恨再度點燃了新一代文化精英對西方文明的天真向往，推動了世界向右轉的時髦大潮，而這個大潮的地緣政治大背景，就是中國向美國一邊倒，注定了蘇聯不可能贏得冷戰。但問題是，為甚麼中國文化精英「六四」的抗爭失敗了，促成了蘇聯和東歐集團的解體，也促成了中國經濟的崛起，卻沒有促成中國的政治變革？一個非常重要的解釋就是，這一次，美國也選擇了阻力最小的路徑，從而帶來了最糟糕的後果。
很多知識人現在都能理解為甚麼當年美國選擇的最小阻力路徑，給世界和中國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但這與「白紙運動」有何相干？難道不是習近平一手造成的防疫災難，導致官逼民反？有人說，是習近平一手毀掉了六四以後一直順暢的「社會契約」，但問題是，如果沒有習近平，這個契約就能繼續下去嗎？如果繼續下去，對中國和世界的未來，又意味著甚麼？
「六四」後，美國的綏靖政策之所以是災難，是釋放了一種導致人類文明自殺的「中國病毒」，這種病毒具有超強的傳染力，初期不易重症和死亡，但逐漸演化成文明自殺的病原體，其機理就是瓦解人類抵禦慾望，尤其是抵禦權慾的合作能力。今天，俄國人拿普京沒辦法，中國人似乎也拿習近平沒辦法，至少中共二十大證明，主流精英是如此，而不少人曾是六四的同情甚至是參與者。「白紙運動」的意義就在於，在這個世代交替的歷史關頭，中國新一代知識人敢於對上一代的文化宿命論說「不」，從而給中國和世界帶來了自救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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