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七零九」無疑是當代中國的一個血腥點。「七零九」被認為是「律師劫」，它也是中國民間社會的大劫，因為滅掉律師這個階層，國家就肆無忌憚了，習近平張狂的今日，來自「七零九」這塊血石，未來歷史必定聚焦「七零九」前前後後；而中國民間社會的消失，正是中共「马基雅维利」化的結果，這個黨在滅掉了民間之後，它也收拾酷吏，將其一個個下獄，以建构其领袖的个人独裁，这是德国希特勒、苏联斯大林的制度模式；今天我们看到习近平越来越残暴，那是從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的「马基雅维利」化而來的，中國的崛起，奠基於经济起飞，更依仗體制的冷血化，這樣一種「现代化」，不是一个极好的政治学课题嗎？】
中共的戴笠是谁？中共与国民党在结构上的最大不同，是更加高度集中、核心统领一切，不会有「军统」直辖蒋介石的建制，也不会有独立的「盖世太保」；尤其邓后实行的（政治局）常委负责制，其中必有一人是「戴笠」，也必定是那个主管政法口的常委，由他统一指挥国家暴力对社会和民众的施虐，无情而有效率，创造了「国家犯罪」前所未有的酷烈程度，其作业绝不止「盖世太保」式警察机构，而是党组织与政府机构双双染血。近三十年来，除了对异议人士、人权律师、社会工作者、民间志愿者、冤屈访民的常规性镇压、逮捕、判刑之外，最恐怖的国家暴力主要是两种：暴力计划生育和镇压法轮功。
「东师古村」，沂蒙山区孟良崮附近、地处京沪高速与国道205之间的这个小村子，一夜闻名于世；由此，也引来了「中共的戴笠」——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亲赴临沂部署「905」专案，监控陈光诚、围堵探访人员；由于这么高的位阶，直接染指对一个小村庄的镇压，当局用于陈光诚一家的维稳费，从2008年的三千多万攀升到2011年的六千万，到2012年累计已达两个亿。
周永康已经是第二代酷吏。「戴笠第一任」叫罗干，随「六四」屠夫李鹏进入中共顶层，操办屠杀之后的「大清洗」，旋即奉命执行江泽民对法轮功的镇压政策，以「邪教」定罪，以「盖世太保」性质的「610办公室」专职迫害功能，以辽宁马三家劳教院、广东三水劳教所、长春朝阳劳教所等拘禁、关押、酷刑法轮功信徒，强迫「转化」，民间受害者给罗干封的绰号是「中国贝利亚」、「康生第二」。然而「罗干第二」又更邪恶，则是这个制度使然，周永康当政四川期间，便以残酷镇压法轮功为「投名状」示好中南海，接掌政法委之后，其最为诟病的暴行，是将中国从死刑犯身上获取移植器官的由来已久的这一「政府行为」，扩大沿用至法轮功囚徒，但是国际间对此「活摘」罪行的调查、搜证努力至今不彰，亦可见此举匿影藏形之成功。
周永康是这个体制荼毒百姓的酷吏，但是他也组织了一个自己的集团，乃是近二十年从这个体制暴露出来的一个庞大黑社会团伙，其染指政治、经济、文化诸多领域，地域横跨东北、西南、华东、京畿以及中央各部委，涉案官员囊括整个中共干部系统，这个规模甚至可以跟文革中的「林彪集团」媲美。但是，更令人感兴趣的是，周永康出身石油系统，发迹于「大庆油田」——那是六十年代的一个英雄、神圣之地、「铁人王进喜」诞生之地、毛泽东钦定之「红旗」、中国「时代精神」凝聚之处，居然也可以向中共权力中枢输送一个邪恶的「石油大鳄」？或许，我们恰可以从中找到「淬炼」周永康的元素：「大庆」只是一个「自力更生」的工业急救版，一个准军事化的快速部署团队，其「精神」偏偏是欲壑难填，中国石油系统内部毋宁充斥着蛮干、硬赌、欺下哄上风气，周永康出类拔萃于其间，恰好是一个绝妙的佐证。
六四屠杀以后，中共建制的总纲领，是在所有领域增强控制手段：
1、镇压组党于萌芽状态——民主党
2、监禁刘晓波以拒绝"零八宪章"运动的温和政见
3、镇压民间会社——法轮功、独立中文笔会、家庭教会（即使不抗争）
4、控制大专院校和青年——以民族主义抵消自由主义
5、把读书人跟党绑架在一起——中国传统：大众听识字的
由此，它便成功控制了这个国家的政治发育。
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引发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讨论，导致该制度的废止，被称为"Web2.0与维权运动一拍即合"，好像偶然性很大，是因为产生了一个互联网的新空间，"独裁者学习曲线"对此还没来得及反应。比较"茉莉花"和"709"两次大逮捕，2011年国内受突尼斯影响、借互联网协调而成功发动抗议，官方猝不及防，基本上都采用非法的方式来应急，搞绑架或者失踪等。到了2015年的"709"事件，更多的监居、逮捕，然后审判、判刑，因为2011年"茉莉花"中的一些手段要到2012年讨论通过的《刑事诉讼法》才合法化。
这个三十年里，中共一方面通过经济、立法、外交等各层面的措施加固、升级自己的控制能力，政权触角下探到「十户长」的深度；另一方面在民间这一端，则是伴随着贫富崩裂、阶级对立和道德滑坡，出现了社会犬儒化、民间碎片化、抗争原子化的悲惨局面，令组党路径无社会基础，「天鹅绒革命」无空间，以致台湾、东欧的转型经验和所谓「茉莉花」模式，中国都无法借鉴，所以尽管民间因强征土地、暴力拆迁、环境污染等因素，不断爆发大规模的无组织抗争，看上去热闹非凡，却不会产生任何积极的政治后果。
你可以看到，这个体制的"学习"能力有多么强，他们如果没有"生死存亡"的紧迫感，是不可能的。但是相形之下，王荔蕻、屠夫、滕彪、周世鋒、許志永等新生的一代异义群体，他们一腔热血，充满正义，也颇为机智，但是几乎都是单打独斗的孤胆英雄，身后没有一呼百应的民众，所以他们也都是以一己的肉身，去承受整部国家机器的凶残惩罚，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比死还要恐怖一万倍"。另外滕彪也坦言：绝大多数维权人士并没有预见到习近平会下这么大的狠手，这也令人想起三十年前的"天安门一代"，他们不相信邓小平会开枪。
所以，虽然我们看不到组织和革命党，看不到成熟的领袖，但是中国遍地都是英雄、遍地都是陈胜吴广、遍地都是孙中山毛泽东，然而民间却在无端地浪费英雄资源，我们需要寻找一种机制，如何把旁观的民众转换成公民抗争的队伍；或者说，在一个嗜血的暴政底下，如何创造"反抗者学习曲线"，这个问题反映出民间还是缺乏创造性人才。八月初锐锋律师事务所案件判决，透露了国内民间领袖的思路，即胡石根提出国家转型的三大因素："公民力量壮大、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国际社会介入"，和建设未来国家五大方案："转型、建国、民生、奖励、惩罚"。这肯定是极简略的版本，但框架已在那里，显示大家的思考还很初级。
今天老百姓和统治者都不再幼稚，政治性或维权性的集结，反而门槛很高、触发点几率很低、不易产生建制性成果，把它视为颠覆体制的唯一选项，可能是八九运动留下来的一个集体无意识，需要重新评估。最近的「白纸运动」，再次点燃人民对"大规模政治集结" 的强烈期待，就是一个验证。
然而，民间社会的碎片在哪里？这些年尝试的「网络虚拟集结」、低组织但不是低保密的团队组建、那些从「共同体情感」、「命运共同体」凝聚的力量必定还在。中国人还要走过那些步骤和台阶——经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共两党缠斗二十年、四九后历次整肃运动、文革和八九，那些秘密会党、地下党、白区党、大学生结社、工人群众组织等等记忆和本能，储存在几代人的记忆库里，也在等待一个大时代的召唤。
——作者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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