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七日台積電在美國亞歷桑那州晶圓廠的機台入厝典禮絕對事攸關台灣國際關係的大事，更應該是台灣的光榮時刻。只是部分有心媒體在此重要時刻刻意將其描述為半導體「去台化」，還加上一堆不知所以的鄉民對此拼命轉傳，導致眾口鑠金，讓好好的榮耀時刻黯淡不少。
但雖然台灣無腦訊息盛傳，但老美腦袋清楚的人還是比較多，明瞭此事的重大意義，不僅拜登總統到場親自主持，還號召美國主要高科技公司蘋果、輝達、超微等領導層到場一起共襄盛舉。
台積電赴美設廠是去台化的謬論竟有人信
美國最高政治領導者特地從華府飛越兩千公里來亞利桑那的小鎮來見證台灣的投資，顯示台灣現在已被視為是個科技界的要角，更是個值得尊敬的合作對象。台灣對美國的重要性也不再只是地緣政治以及共享民主價值的政治體制，還包括本身的經濟實力與科技能力。筆者所認識的美國智庫界都極為重視這個投資，視為是可將台美關係帶入下一階段的重要發展，顯示台灣在美國心目中的重要性。但在台灣卻有親某特定陣營者將這個投資說成是美國對台灣的掠奪，並預示了台灣即將被拋棄的訊號，這兩種指鹿為馬還彼此矛盾的胡亂指控可以在台灣社會這麼通行無阻，讓人懷疑我們社會對於是非觀以及秉持理性討論的文化，到底還存在嗎？
但台積電亞利桑那州機台入厝的眾多新聞中，最值得關注的是前台積電總裁張忠謀提到全球化已死，自由貿易體制無法起死回生的判斷。
從2017年底美國發布國安戰略，宣稱全世界進入地緣戰略回歸的階段，將中國（同俄羅斯）定位為有意改變現狀的國家，也一反先前所有對中國的戰略操作假設，不再認為經濟可以帶來中國的自由化。這個戰略之後被拜登政府繼承，而美國對中國的判斷也逐漸被日本、澳洲、歐洲等區域接受。
但除了對中國體制的認知出現變化外，新冠肺炎疫情的經驗讓大家注意到國際合作在此無法發揮作用，而這個無以發揮作用的原因，與政治體制不同導致的價值觀對立，及中國大幅滲透聯合國使得國際合作被高度政治化等發展有關。此外二十一世紀初供應鏈原先奉just in time為王道，現在也開始已just in case為主，讓供應鏈更重視韌性議題。在這之上如果還加上先前已經因價值觀不同導致對立關係的深化，更讓宣稱「政治價值中立」的全球化自由貿易體制的問題被凸顯。現在不僅要注意供應鏈韌性，還要強調供應鏈安全。後者帶來供應鏈的轉鍊效應，以及內包（on-shoring）、友善外包（friend-shoring）等發展。
數位經濟的出場，及其在國際貿易體制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也改變了我們過去對於國際貿易管理方式的認知。而數位工具一方面透過數位場域將物理邊界大幅抹消，但另一方面又給國家或數位有力者更強的跨域控制能力，使得過去被認為無法操控的跨國交換，出現了被管制的可能。這讓相互依賴從原先無法處理的麵漿糊，變成有機會被梳理的粗麵。
提出經濟政策慢慢成為美國政府的信念
另一個重大改變，是隨著拜登政府的出場，美國也迎來一個有意運用經濟政策協助國內公民所得的主張。國安顧問蘇利文在競選期間，提出「可促進中產階級的外交政策」的主張，還挑戰美國將政治與經濟閣區別的主流看法，更將「工業政策」從一個美國政策圈視為負面的詞彙，轉變為政治上可接受的工具。當最相信自由貿易競爭的美國都有這樣的變化，全球化／自由貿易的最有力支撐也隨之被鬆動。
換句話說，現在這個全球化動能的喪失，不是因為美國對中國態度的強硬以及美中貿易戰的出場，而是後冷戰時代以聯合國為問題處理主體的全球體制在崩解，既有的自由貿易體制缺乏維持自由貿易的強制力而無法處理違規者問題，數位經濟衝擊了既有自由貿易的模板等議題。這些發展強化了對基於價值而對安全的需求。現在出現地緣政治支配全球經濟的趨勢，與這些因素的共同影響有關。
地緣政治支配經濟，除了讓全球化進一步瓦解外，也迫使印太區域「經濟靠中國、安全靠美國」的生存方程式不再適用，每一個國家都面臨選邊的壓力，選邊已經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何時要完成選擇的問題。各國第一個會需要面臨選邊的，就是其對高科技相當敏感的相關產業，特別是軍民兩用科技部分。但這個選邊不會只停留在科技產品，因為和這些產品的設備儀器與相關製造原料，之後也都會面臨類似的壓力。而隨著5G與物聯網預期會快速發展，其他一些低階但會透過5G而擴增其使用價值的產品製造商，也會遇上要選邊的要求。因此是選邊需求會逐漸擴大，而不會只停留在某些場域。
地緣政治考慮絕不容輕忽
也因為這些選邊是基於地緣政治的理由，因此其發展軸線會是經濟的自主性逐步讓位於地緣政治壓力，經濟固然會對於地緣政治要求的配合速度產生遲滯作用，但不會對地緣政治壓力帶來逆轉。在俄烏戰爭中德國的表現就是最好的例子。在這個角度下，就可以知道「兩岸企業家峰會」談台海兩岸「供應鏈合作」，是有多麼的昧於現實。
全球化已死的另一個發展，就是經濟合作會沿著「友群」發展，國際協調的作用在降低。這意味著如果將重點放在與共享價值理念國家的產業與貿易合作，可能對台灣會比較有機會，而如果多邊經濟合作協定牽涉到跨不同友群，甚至相互衝突的友群，則這個友群要發發揮光大的機會就可能不會太多。目前很多經濟相關友群要嘛是在疫情前完成，導致其對數位經濟的著墨很有限，或是包含不同友群的價值衝突國家，這也會影響這個友群的發展潛力與永續能力。
在過去三十年的全球化時代，台灣曾期待全球化度跨疆域的影響力，會使得國家控制力降低，進而提供台灣更多參與全球事務的空間，但具體實踐的結果卻剛好相反，全球化促進對全球治理的需要，並將過去被冷戰結構封閉其政治性的國際功能性組織，被重新政治化，反而更凸顯台灣地位不明的問題，導致對台灣國際參與的進一步限制，讓台灣有不得不要爭取／強化主權主張的需要，而這又進一步讓台灣與意圖維持台海現狀之友盟的矛盾持續加深。
現在地緣政治回歸，國際快速進入新冷戰結構後，隨著全球化動能的喪失，全球治理的退化，很諷刺的，這會讓台灣不確定國際地位的問題變得比較不嚴重，因為實際對台灣的需要，會遠大於維繫一般性國際規範的要求。
台灣得正視「後全球化」動態
當然，這也意味著中國對其友圈（拉美、非洲、部分亞洲國家）的控制力也會增加，但中國對於友圈以外的國家之影響力也會下降。中國「一中原則國際化」的實際作用也會下沉，但也因為這樣，因習近平已把併吞台灣視為其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前提，因此「一中原則國際化」能力的下滑，必然會被視為是對習近平個人權威的挑戰，也因此在未來台海也只會更緊張，而不會更緩和。這個發展與台灣國際空間的提升有關。
對台灣最重要的，是改變過去三十年奉全球化與自由貿易為經濟發展圭臬的想法，開始要想法積極適應這個「後全球化」的國際新局，而這個新局一方面與美中關係有關，但又超越美中競爭的面向。不把台積電赴美布局視為強化台美同盟，在地緣政治當道時代鞏固友圈的戰略作為，卻人云亦云的說這是「去台化」，並對「兩岸企業家峰會」的昧於現實不予置喙，持續鼓勵已經過時兩岸供應鏈合作，這種思考只會讓台灣走入被美中大國夾殺，甚至淪為中國抗美馬前卒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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