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年前有篇稿子我没改出来，一直觉得是个遗憾。
那是贵州某地方官的采访，当地曾爆发过轰动全国的群体性事件，地方官集体下课，他是被挑来善后的。
我有位朋友是当地人，他说当地变化极大，民间积怨一扫而空，我猜这位新官应该有底气讨论当年的事，于是派了记者去。
这位官员的坦诚远超预期，原来，他也曾在群体事件上栽过跟斗，但吃一堑长一智后，这段经历反而成为优势，特被委以重拾人心之任。
所以，谈基层社会治理，谈群体性事件，他都是小巷里捉猪直来直去，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毫不讳言自己的困惑，这其实是一种超凡的自信。
记者拿回来的东西非常有料，但偏离任务甚远，当时既不能把它变成官员表扬稿，又吃不准他原话照登，是否会影响其仕途。
记得他有这样的表述：你说这是黑社会煽动，可政府也做了那么多天工作，黑社会一挥手大家就把办公楼烧了，那不是说黑社会在群众那里特别有威望吗？
更重要的是，这个选题带有强烈探索意味，而我实在才力不逮，一来二去地折腾，最后稿子弃而不用，真对不起记者一片心血。
今天我依然觉得，那篇未编出来的采访，很可能是关于那起骚乱所有报道中最有价值的，越是拉开时间看，就越是如此。
为确定当时的记忆是否准确，我刚才上网搜资料，没想到当年采访的那位官员已英年早逝。
还有一篇稿子也留下不小遗憾。
那是湖北某地发生的一起轰动全国的群体性事件，它几乎就是贵州事件的翻版。
记者去现场时，正值热点高潮，行前，我特意交代，这采访任务与以往完全不同，千万不能跑偏。
我强调的要点是：真相不重要，重要的是骚乱，不要浪费时间去打听人是怎么死的，尽可能采访参与者围观者。这篇稿子，不是一个人到底怎么死的故事，而是一个愤怒是如何酝酿扩散的现场报告。
这是一种探索尝试，技术上有两层原因。
第一层：一、我们很难接触到死者家属和其他直接信源——不然事情到不了这一步；二、最终定论只能出自官方，可能网传说法有误，黄静案、高莺莺案都是前例。
第二层：一、人们以为自己是在关心真相，其实是在表达愤怒，所以，愤怒才是重点；二、引发愤怒的是冤情，不是命案，一旦尘埃落定，大众情绪迅速耗散，命案便无人关心。
当然，最关键的是我个人的纯好奇：
进城打酱油的中年大叔，网吧里的小孩，聊八卦的大妈，是如何卷入骚乱的？喊口号的人是怎么改扔砖头的，扔砖头的人是如何改扔燃烧物的？冲在最前面的人，驱动他们的是愤怒还是意义感……
我希望记者采到的东西，像是能还原骚乱的3D动画的各项参数。
那几年，我一直留意群体性事件，只要沾边的资料都会看，哪怕是基层干部应对群体性事件的培训教学视频、公安部门现场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技术指导。
虽然会接触一些有趣的细节，像如何护送领导离开现场，如何隔离家属抢运尸体之类，偶尔也能看到有点意思的见解，整体研究水平还相当原始。
我希望记者能从现场带回别处看不到的东西。
很可惜，现场自有后方编辑部很难想象的力量，记者很难抗拒探寻真相的洪流，我的担心变成事实：引发骚乱的命案并无冤情。
这个遗憾我其实心里有准备，记者入行时间比我短得多，更何况我关注此类话题近十年之久。
其实，做新闻时间长了，很容易积累超出个案的经验，就群体性事件而言，诱发原因、表现方式、发生频率，有明显的地域分布特征，就像各地上访行为具有高度差异化一样。
当年，我每遇到聪明人，总会忍不住游说他转行干媒体，而且总喜欢用自认为最具煽动性的理由：
没有任何行业可以像媒体那样，能满足你对世界的好奇心。
我不是很喜欢大家最喜欢讲的追问真相与良知。
原因有两层，一个是我相信时代与行业的进步，叩问真相与良知这种苦逼的东西将会迅速隐退；一个是随着经验积累，我对真相和确定性这类概念的困惑就越多。
有一年，我整理采访一个重大事件的亲历者，有位主动找来的亲历者是老熟人，他讲了整整十四个小时，我刚好记完一整本笔记本。
我和他都没想到，一个故事居然出现了完全不同的三个版本：A是他讲述的第一个版本；B是我们对着地图和笔记核对细节时的修订版；C是他在极度疲惫丧失自制力时说漏嘴的版本，后来被他矢口否认。
更关键的是，这位朋友和他周围的人，都集体遗忘了版本C，不断在叙事中强化版本A，当然，它们其实直接对应着不同的社会情绪。
许多年后，我读到社科院施爱东老师《口头知识的不确定性》的论文，真有被电流击中之感，后来听他讲课，会感叹若早十年看到恐怕很难理解其价值。
到现在我还认为，做新闻是唯一值得你花费一生时间的工作，它最大的魅力，就在于你探索的边界越宽，困惑越多。
问题是，为什么要做新闻？我当初认为最重要的好奇心这个理由，显然是错的。
这倒不是因为同类新闻发生后，引发你纯好奇的东西变少了，恰恰相反，如果我可以派出记者，他需要搜集的信息范围，宽到了他不可能完成任务的程度。
今天最能激发我好奇心的，是最近这些年来，人性和人们的情感表达方式，都被大幅拓宽，以前觉得不可想象的，现在变得正常甚至普遍起来。
比方说，过去人们性格中普遍存在软弱成分，以至于我们很难一个对丧子之痛的母亲说狠话，现在这种顾忌就少多了，人性得到大幅拓展和解放。
人性这个巨大的变量，使得同类事件的发生维度截然不同。
我前面讲到过的旧例，都发生在真相/愤怒一维坐标内，今天有了打脸、反转、带节奏、钓鱼、辟谣等标杆，全部变成多维的复合事件，围观者早早就有立场甚至阵营的泾渭之别。
是的，如果今天你还要做新闻，根本不存在什么我只是纯属好奇的空间。
我记得当年一本书里，有如何利用摄像机震慑人群中鼓动者的技巧，现在似乎是用不着了，因为群众现在开始自发讨论，照片上谁看着像是坏人，应该抓起来了。
这种时候，同行们喜欢忆旧：当年我们媒体的介入是多么及时之类，就像我会想起当年的遗憾一样。
不过，今天网上站队划分阵营时，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现象，「南方系」这个词已经很少出现了。
这是个无情的事实：今天的年轻人，「南方系」只是个概念，大家压根不知道它长什么样。
真是不做新闻已好多年。
https://mp.weixin.qq.com/s/TYEIkk7nl7PcelLfCiyPzA
那是贵州某地方官的采访，当地曾爆发过轰动全国的群体性事件，地方官集体下课，他是被挑来善后的。
我有位朋友是当地人，他说当地变化极大，民间积怨一扫而空，我猜这位新官应该有底气讨论当年的事，于是派了记者去。
这位官员的坦诚远超预期，原来，他也曾在群体事件上栽过跟斗，但吃一堑长一智后，这段经历反而成为优势，特被委以重拾人心之任。
所以，谈基层社会治理，谈群体性事件，他都是小巷里捉猪直来直去，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毫不讳言自己的困惑，这其实是一种超凡的自信。
记者拿回来的东西非常有料，但偏离任务甚远，当时既不能把它变成官员表扬稿，又吃不准他原话照登，是否会影响其仕途。
记得他有这样的表述：你说这是黑社会煽动，可政府也做了那么多天工作，黑社会一挥手大家就把办公楼烧了，那不是说黑社会在群众那里特别有威望吗？
更重要的是，这个选题带有强烈探索意味，而我实在才力不逮，一来二去地折腾，最后稿子弃而不用，真对不起记者一片心血。
今天我依然觉得，那篇未编出来的采访，很可能是关于那起骚乱所有报道中最有价值的，越是拉开时间看，就越是如此。
为确定当时的记忆是否准确，我刚才上网搜资料，没想到当年采访的那位官员已英年早逝。
还有一篇稿子也留下不小遗憾。
那是湖北某地发生的一起轰动全国的群体性事件，它几乎就是贵州事件的翻版。
记者去现场时，正值热点高潮，行前，我特意交代，这采访任务与以往完全不同，千万不能跑偏。
我强调的要点是：真相不重要，重要的是骚乱，不要浪费时间去打听人是怎么死的，尽可能采访参与者围观者。这篇稿子，不是一个人到底怎么死的故事，而是一个愤怒是如何酝酿扩散的现场报告。
这是一种探索尝试，技术上有两层原因。
第一层：一、我们很难接触到死者家属和其他直接信源——不然事情到不了这一步；二、最终定论只能出自官方，可能网传说法有误，黄静案、高莺莺案都是前例。
第二层：一、人们以为自己是在关心真相，其实是在表达愤怒，所以，愤怒才是重点；二、引发愤怒的是冤情，不是命案，一旦尘埃落定，大众情绪迅速耗散，命案便无人关心。
当然，最关键的是我个人的纯好奇：
进城打酱油的中年大叔，网吧里的小孩，聊八卦的大妈，是如何卷入骚乱的？喊口号的人是怎么改扔砖头的，扔砖头的人是如何改扔燃烧物的？冲在最前面的人，驱动他们的是愤怒还是意义感……
我希望记者采到的东西，像是能还原骚乱的3D动画的各项参数。
那几年，我一直留意群体性事件，只要沾边的资料都会看，哪怕是基层干部应对群体性事件的培训教学视频、公安部门现场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技术指导。
虽然会接触一些有趣的细节，像如何护送领导离开现场，如何隔离家属抢运尸体之类，偶尔也能看到有点意思的见解，整体研究水平还相当原始。
我希望记者能从现场带回别处看不到的东西。
很可惜，现场自有后方编辑部很难想象的力量，记者很难抗拒探寻真相的洪流，我的担心变成事实：引发骚乱的命案并无冤情。
这个遗憾我其实心里有准备，记者入行时间比我短得多，更何况我关注此类话题近十年之久。
其实，做新闻时间长了，很容易积累超出个案的经验，就群体性事件而言，诱发原因、表现方式、发生频率，有明显的地域分布特征，就像各地上访行为具有高度差异化一样。
当年，我每遇到聪明人，总会忍不住游说他转行干媒体，而且总喜欢用自认为最具煽动性的理由：
没有任何行业可以像媒体那样，能满足你对世界的好奇心。
我不是很喜欢大家最喜欢讲的追问真相与良知。
原因有两层，一个是我相信时代与行业的进步，叩问真相与良知这种苦逼的东西将会迅速隐退；一个是随着经验积累，我对真相和确定性这类概念的困惑就越多。
有一年，我整理采访一个重大事件的亲历者，有位主动找来的亲历者是老熟人，他讲了整整十四个小时，我刚好记完一整本笔记本。
我和他都没想到，一个故事居然出现了完全不同的三个版本：A是他讲述的第一个版本；B是我们对着地图和笔记核对细节时的修订版；C是他在极度疲惫丧失自制力时说漏嘴的版本，后来被他矢口否认。
更关键的是，这位朋友和他周围的人，都集体遗忘了版本C，不断在叙事中强化版本A，当然，它们其实直接对应着不同的社会情绪。
许多年后，我读到社科院施爱东老师《口头知识的不确定性》的论文，真有被电流击中之感，后来听他讲课，会感叹若早十年看到恐怕很难理解其价值。
到现在我还认为，做新闻是唯一值得你花费一生时间的工作，它最大的魅力，就在于你探索的边界越宽，困惑越多。
问题是，为什么要做新闻？我当初认为最重要的好奇心这个理由，显然是错的。
这倒不是因为同类新闻发生后，引发你纯好奇的东西变少了，恰恰相反，如果我可以派出记者，他需要搜集的信息范围，宽到了他不可能完成任务的程度。
今天最能激发我好奇心的，是最近这些年来，人性和人们的情感表达方式，都被大幅拓宽，以前觉得不可想象的，现在变得正常甚至普遍起来。
比方说，过去人们性格中普遍存在软弱成分，以至于我们很难一个对丧子之痛的母亲说狠话，现在这种顾忌就少多了，人性得到大幅拓展和解放。
人性这个巨大的变量，使得同类事件的发生维度截然不同。
我前面讲到过的旧例，都发生在真相/愤怒一维坐标内，今天有了打脸、反转、带节奏、钓鱼、辟谣等标杆，全部变成多维的复合事件，围观者早早就有立场甚至阵营的泾渭之别。
是的，如果今天你还要做新闻，根本不存在什么我只是纯属好奇的空间。
我记得当年一本书里，有如何利用摄像机震慑人群中鼓动者的技巧，现在似乎是用不着了，因为群众现在开始自发讨论，照片上谁看着像是坏人，应该抓起来了。
这种时候，同行们喜欢忆旧：当年我们媒体的介入是多么及时之类，就像我会想起当年的遗憾一样。
不过，今天网上站队划分阵营时，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现象，「南方系」这个词已经很少出现了。
这是个无情的事实：今天的年轻人，「南方系」只是个概念，大家压根不知道它长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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