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雄：精英主義者

【苏晓康按：對於八九六四的看法，在中共（國家）和學運之外，民間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恐怕要爭論到這個集權垮掉以後，才會趨於平靜。然而，越是置身於外的人，越可能中性冷靜地做觀察，也越不受主流強勢話語和民粹情緒的影響，這方面王力雄可謂一個異數，他對政治的看法，甚至沒有被學術所污染，陳小雅特別引述他對八九民運中學生、知識群體、市民三方面的看法，稱為「灰色地帶」，假如王力雄此前沒讀過古斯塔夫●勒龐的《烏合之眾》，則他真乃無師自通，不過他其實不可能建立自己徹底的話語權，因為他有意無意之間跌進了「國家話語」之中，逃脫不了。】

凡對八九民運中的真正「社會」進行過仔細研究的人都发現，他們的狀況比「國家」更為覆雜。在德國萊茵筆會和亞琛八九學社編輯出版的《回顧與反思——八九民運歷史回顧與反思研討會紀實》 一書中，十分詳盡地記敘了學運起仆的過程，與內部操作的特征；芝加哥大學的趙鼎新教授，則從社會學的角度，深刻揭示了學運的無意識和潛意識層面。 而另一位知名作家， 則以文學的筆觸描述了知識群體與民眾行為的覆雜內涵。這里不妨引用幾段：

『……十年改革解除了共產黨對知識分子長達30年的迫害並迅速地提高了他們的地位，使他們恢覆了自信，甚至達到一定程度的自寵自傲。傳統的追求作為的功名之心加上現代人尋找人生意義的內心煎熬，使得中國的知識精英普遍具有一種渴望轟轟烈烈垂名青史的救世情結。一旦在正常途徑上陷入失望，遇到挫折，或者僅僅是耐不住寂寞，這種情緒便會化做造反的動力。「六四」前的中國政治改革遲遲不動，經濟改革膠著停滯，而隨改革出現的弊病又達到相當嚴重的程度，知識分子急於发難是不難理解的。』——這里大致說的是民間知識分子的狀況；

在「反叛」的知識分子那里，作家指出，『也有相當程度的個人功利動機，甚至可以說，這種個人功利主義是引发「六四」的直接原因之一。「六四」前頗有些知識精英有意無意地追求成為有國際知名度的「持不同政見者」。……「持不同政見者」……成了一條收益大於代價的捷徑。尤其西方輿論對「持不同政見者」情有獨鐘，一旦在西方掛上號，就取得了更大的人生保險，也有了走向世界舞台的階梯。所以，「持不同政見者」不僅是一種角色，也成了一種資源。它無需真才實學和艱苦的專業進取，也不必等待漫長無際的循序漸進，卻同樣可以謀生、出名、有錢、出國、吸引異性、進入歷史甚至登上頂峰。瓦文薩是一個榜樣，如果不是「持不同政見」的路，從電工到總統要走多少年？又有沒有希望走通呢？就這樣，……從要求釋放魏京生的簽名開始，「對著幹」'就一浪高過一浪，最終成為「六四」運動的引信。』

在學生方面，這位作家不否認他們具有「改造社會」和「同情疾苦」的真誠理想主義的一面，『然而，就總體而言，這代青年的基調是自我中心和享樂至上』。『相當一部分學生與其說是由於憂國憂民投入運動，莫如說更多地出於浪漫、遊戲欲或攀比格局。舉世矚目的氛圍能增加他們的榮譽感，使狹隘的個人主義一時融匯進集體事業的凈化與升華中。一躍成為社會命運的決定者（盡管是錯覺）也能產生一種神聖感，使他們在不少方面表現出超常的熱情、勇敢、勤奮和紀律。』但吸引他們的是『天安門廣場野遊式的露營、月下歌舞、不勞而獲的募捐和分配未來政權職位的說夢』。『學生領袖們則在相當程度上陷在拉山頭、打派仗、搶風頭之中，彼此封鎖資源、互相猜忌、各搞一套。』

在市民、社會青年和工農群眾方面，這位作家認為：『除了发泄情緒，很難看出有什麽理性因素。』他們或許對『學生充滿真誠的同情』，而較少知識分子們的私利欲望，但支配他們感情的是『仇視一切社會不公』的「平均意識」。導致他們大批投入的是「全民性的心理壓抑」；『管束、挫折、挨整、訓斥、罰款、輿論的壓迫、人際關系的惡毒、官僚驕橫、購物上當、乘車挨擠，下飯館看冷臉，回家吵架；做違心事，說違心話，仰人鼻息等構成的全面而巨細無遺的壓抑。對於他們來說，「六四運動」不過是一個絕好的「喧泄壓抑的渠道」，——上司不用怕，警察不用怕，連政府也不在話下，能夠萬人在中南海門外齊罵「操你媽」，何嘗有過這樣痛快的時候。』這種『狂歡意識使人們很難清醒地估計到事態的嚴重性。「六三」之夜不少人的犧牲並不是出於獻身的英勇，而是天真，僅「橡皮子彈」四個字的傳聞就使不少人白白送了命。』

這位作家對八九民運的看法，概括起來大致可以歸結為如下四點：

1、受「集體無意識」支配的非理性宣泄；

2、個人的「風頭意識」和權力欲的推動；

3、「蒙面勢力」的插手與控制；

4、「見好就上，見壞就逃」的投機心理。

——它代表了相當一部分人對八九民運的看法。從卡瑪拍攝的《天安門》，到著名政論家劉曉波對八九民運的比喻 ，我們都可以看到上述觀點的影子。而通過「八九」，這批「精英主義者」認定：共產黨固然沒有前途，但中國與民主更是無緣。

——苏晓康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