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斌
雲南最終被併入中國，不能單獨從中國史的角度來解釋，而必須進一步思考世界史的關鍵影響，才能理解其中的結構性因素。同時，「中國」從傳統的帝國逐漸轉型為現代民族國家，也不只是王朝更迭的內部變化，更受到世界格局變化的外部影響。
何以雲南？
筆者寫這篇博士論文的一個學術預設是：一個原本不是屬於某國（無論是古代王國、帝國還是現代民族國家）的區域以及居民，爾後成為某國的邊疆（領土），其中必然經歷此國之占領（無論暴力的還是和平的方式）和行政管轄，從而經歷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劇烈變化（可以大略理解為同化），而其中的關鍵還在於此區域居民身分認同的轉變。筆者論文的章節結構正是按照這樣的思路來安排。第二章談的是南方絲綢之路，強調雲南除了與中國的關係之外，還有和東南亞以及印度和西藏的多重聯繫。既然有多重聯繫，就有多種選擇。
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雲南和越南差別如此之大？雖然越南北部從秦漢以來便在中央王朝中國的管轄之下，但在統治千年之後，最終於唐宋之際脫離中央的控制而獨立；而雲南從秦漢以來，多數時間皆在中央王朝管轄之外，直到宋末元初之際忽必烈征服大理王國之後，反而失去自主而成為中華帝國的邊疆，並被現代中國視作族群多樣性之統一的象徵。於是，第三章轉向了對雲南的軍事征服，因為沒有武力征服，就談不上中國的占領和行政管轄，也沒有之後「中國化」的轉變歷程。
那麼，中原帝國對於雲南的軍事征服的目的何在？是為了雲南的富饒（包括資源以及跨區域貿易）？還是因為雲南向南控制了東南亞的戰略位置？其實都不是。
秦漢經略雲南，或者為了統一中國，或是為了借道西南以通印度和西域左右夾攻匈奴；蜀國七擒孟獲是為了北伐中原；此後隋唐雖有南征，不過粗略其地而已，不但沒有深入雲南，而且此後南詔國和大理國皆獨立於唐宋之外，直到一二五四年為忽必烈所征服。蒙古人的征服，並非垂涎大理的資源，而是因為南宋在江淮地區的軍事防禦相當成功，迫使蒙古人繞道西南以夾攻江南。明太祖朱元璋決定征服雲南也同樣基於這樣的考慮，防止蒙古從南北兩線威脅明王朝。因此，自元代以後的中原帝國，對雲南的征服，不是對雲南本身感興趣，不是垂涎雲南的資源或對外貿易，主要原因還是在於東亞大陸（和內亞）整體的地緣政治考量。
軍事占領之後，那便是治理了。中央王朝對雲南的治理，從元代開始經歷明清乃至現代，時間長達七百多年；此中頭緒繁多，筆者在資格考試之後很久，依然不知道從哪裡下手。大約到了二〇〇二年，筆者突然醍醐灌頂，決定從行政管轄、身分認同和經濟轉型這三者出發，分為三章來總括雲南如何最終成為中國的邊疆。
行政管轄便是中央王朝在軍事征服之後，對廣大雲南地區實行各種政治的措施，這是第四章的重點。元明清三代的中央王朝，其權力在雲南這一新的邊疆持續深入，簡單說來，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土司制度的設立、變革（改土歸流）以及消失；另一個是相應地任命流官的府州縣越來越多，從北向南逐漸推進。到了十八世紀雍正時代的改土歸流，雲南多數區域的行政設置已與內地無異。總體看來，在蒙古初期的分封制之後，郡縣制迅速地取代了分封制度。
此後，中央政府一方面承認地方勢力和傳統，因俗而治，這便是土司制度的來源與形成；另一方面，不斷強化的中央集權，其關鍵便是任命流官以代替土司。土司制度從設立到廢除，在西南經歷了七、八百年，顯示了中央政府對邊疆和土著居民之管轄逐步加強。從數量和權力（土司的品級與管轄地域之大小）來看，明代府州縣等級的土司尚有不少；到了清代，土司基本在縣級以及縣級以下，顯示了土司在空間上和權力上都在逐漸消退。
其次，從明代開始，中央王朝對土司的承襲逐漸設定了種種限制。承襲的名單、程序逐漸滲進了儒家規範，如女性之政治空間不斷縮小、政治地位逐漸下降。同時，不少土司因為種種過失或被懲罰，或被罷免，其職位甚至被廢除。中央對土司的監管加強，其社會背景是明代大量漢人進入雲南，使得「華化」成為雲南的主流。
在這期間，明初的「軍屯制度」尤其值得特別關注。在雲南當地的大量駐軍，首先保障了中央對邊疆的控制，傾向獨立的地方勢力隨時可以被鎮壓。其次，在明代的「衛所制度」下，軍屯不僅僅包括定居的士兵，士兵還帶有家屬，這便形成了雲南歷史上新的一股外來勢力，也代表中央王朝和以儒家文化為基本導向的漢人在邊疆的扎根。
最後，雖然明太祖朱元璋設立的「軍屯制度」最終失敗了，但「華化」的目標基本實現了，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到了十六世紀中期，漢人已經成為當地最大的族群。漢人移民的趨勢，在清代得到進一步強化；到了十八世紀末，漢人已經占據了雲南全部人口的三分之二，從此奠定了雲南的人口格局。
正是在原住民逐漸成為少數、漢人成為多數的歷程中，一種新的地方身分在雲南出現了，那就是「雲南人（滇人）」（Yunnanese），這是第五章的重點。最初，「雲南」這個詞本是西漢王朝的想像之地，後來逐漸被作為行政單位，指代一個縣、大理國、以及中華帝國的一個省；也就是說，所謂的「雲南人」原本是不存在的。隨著雲南成為帝國的一個行政管轄單位後，中國人（漢人為主）、中華文化（儒家文化為主）和經濟、社會生活方式逐漸在雲南落地發展，「華化」逐漸取代了「土著化」。
雲南的各個土著群體以白人以及菁英階層的「華化」最早最深，而雲南的漢人移民最熱衷於參加帝國的教育與科舉。早在明初的永樂年間，永樂皇帝就欽點了以「雲南人」為自我身分認同的儒生。雖然筆者認為「雲南人」這個身分在雲南當地被廣泛接受還需要經歷數百年的歷史進程；但「雲南人」這個新的省級身分在明代中後期的出現，不僅象徵了中華帝國融合雲南之成功（換言之，雲南真正成為中國的一個組成部分），也豐富了作為身分認同的「中國人」這一概念。
「中國人」作為自覺之概念，當然是在鴉片戰爭後的中外衝突過程中逐漸成形。不過，中國人作為自然形成的一種「政治、文化和族群主體」，應該可以追溯到早期的帝國時代。那麼，這個「主體」究竟如何形成？其形成的機制又是什麼？在中國這個歷史舞臺上又是如何「自我表述」以及「自我呈現」呢？
筆者在此大膽地提出：省級的身分認同，既是中華帝國時期中國人的基本組成單位，也是中國人在中國境內的自我體現，這在明清時期尤其如此，並為現代中國的認同奠定了基礎。從明代的十三省到清代的十八省以及東北，基本上形成了以省級行政單位為認同的地方身分，各地的帝國臣民以此在帝國官方和民間的各方面的空間（如科舉、賦稅、會館等）游弋交流。而雲南人便是這種省級認同中的後來者。因此可以說，雲南人的前提便是中國人，不言而喻的含義便是中國的雲南人。這是筆者研究雲南的終極目標。
誰是中國人？中國人的定義是什麼？這是中國歷史研究的核心問題。一九八〇年代的中國對此曾有過熱烈討論，筆者當時還是中學生，自然無從得知。而後因為這個問題太過龐大和沉重，無法得到滿意的答案，也就逐漸沉寂了。到了最近十幾年，隨著中國考古的一系列重大發現，特別是在「大國崛起」的氛圍下，「何為中國？」又成為了學術的熱門問題。
筆者的論文雖然寫於這兩次討論之間，但筆者研究雲南的出發點、核心和目的一直指向「中國」和「中國人」這兩個基本概念。筆者所持的假設便是，只有當雲南形成了以省級認同為核心的「雲南人」身分時，雲南才能被認為是中國的一部分。因為歷史上本無「雲南」，自然也就沒有「雲南人」。
雲南這一省級行政區是中央王朝的發明和安排，只有當本地的居民（包括南詔、大理時代的後裔和元明清的移民）逐漸互動和融合，產生並接受了「雲南人」這個過去沒有的新身分之後，雲南才真正從政治和文化上成為中國的一個部分，而「雲南人」也理所當然地就是「中國人」的具體表述。因此，筆者提出，所謂「中國人」這個身分，在帝國內部的自然表述，便是以十八省為基礎的省籍身分，也就是浙江人、四川人、廣東人、雲南人等等；當這些省籍身分認同陸續出現後，便是「中國人」的概念的形成和演化。
權利、權利，權與利不可分割。第六章便總覽雲南從元代開始的經濟轉型。讀者從第二章可知，元代之前的雲南與東南亞地區的經濟、文化關係密切，因此本章一方面強調雲南在行政上納入中國之後的經濟貢獻；另一方面也從雲南貨幣制度的變革來揭示雲南的經濟逐漸融入於中華帝國的經濟體系。首先，雲南（與上緬甸）自古以來就是東亞著名的白銀產地，在元明兩代是中國白銀最重要的生產基地。
研究明清經濟的學者一般只注意到十六世紀中期，以葡萄牙人為首的歐洲人輸入東亞的美洲白銀如何改變了中國的貨幣與經濟。但根據全漢昇和李中清的研究，雲南在歐洲人到來之前曾向中國輸入了可以與美洲相提並論數量的白銀。如此，學者們不得不考慮雲南的白銀對於中國白銀貨幣化和貨幣白銀化的重要角色，並可一窺雲南這一新近的邊疆對於帝國的運行之關鍵。
其次，雲南從南詔國後期開始（約九世紀），經大理國、元代和明代，一直使用印度洋的馬爾地夫群島所出產的海貝作為貨幣，流通的時間長達八百年以上。到了明清交替之際的一六六〇至一六八〇年代，雲南的貝幣制度突然崩潰，這引起了現代中外學者們的高度興趣。貝幣在雲南的使用，是印度洋貿易和貨幣體系在東南亞的延伸，顯示了雲南和東南亞、印度等地密切聯繫；其消亡的原因，首先是因為歐洲殖民者將印度洋的海貝經歐洲運到同樣使用海貝為貨幣的西非（黑奴海岸一帶），用海貝先是交換當地的奴隸，後來交換當地的棕櫚油，從而導致了印度洋海貝的供不應求，海貝的價格大漲。
與此同時，由於中央王朝的管轄和漢人的大量流入，中國的各種制度包括貨幣制度也逐漸在雲南落地，這導致了雲南海貝與白銀兌換的價格越來越低廉。這樣，當印度洋的海貝升值的時候，雲南的海貝卻在貶值，最終導致了海貝不再流入雲南。
此外，明代後期，雲南曾經三次鑄造銅錢，期望以中國的貨幣取代土著的貝幣，前兩次均告失敗，直到十七世紀初的最後一次鑄幣才取得初步的成功。銅錢取代貨幣，便揭示了中國的貨幣制度取代了印度洋貿易圈的貨幣制度，象徵著雲南脫離印度洋貿易圈，最終融入中華帝國的經濟轉型。而十八世紀雲南的銅政，更加彰顯了邊疆的轉型和對帝國的卓越貢獻。
中國自古缺貴重金屬，尤其是鑄造錢幣的銅料。到了明代，銅荒尤其嚴重，便不得已向日本購買洋銅。直到清代初年，循照此例的日本洋銅成為北京寶泉局及寶源局的唯一銅料來源，每年數量多達四百四十多萬斤。可是，日本幕府擔心銀、銅貴金屬的流出會對日本經濟造成重大危害，因此前後兩次規定中日貿易以及銅料的出口額度，使得清王朝每年無法獲得足夠的原料鑄錢。正在這個時候，新近征服的雲南採銅業逐漸興盛，不但能滿足本省鑄錢，而且還可以幫助他省。
於是，滇銅逐漸代替了日本的洋銅。加上各類損耗，雲南每年向北京提供六百三十三萬一千四百四十斤銅，以滿足五百七十萬四千斤的額度。這個數字，從一七三九年開始成為定例，一直持續至十九世紀前期的道光年間。雲南在這近百年間提供的銅料，是個天文數字，集中體現了雲南對於帝國經濟的關鍵地位。因此可以客觀地說，沒有雲南的銅，所謂「康乾盛世」不過是夢幻泡影而已。
最後，筆者的論文跳過了清末和民國時期，直接討論了一九五〇至一九八〇年代中國的民族識別。假如有人認為拙作只是轉換角度寫了雲南的通史因而意義不大的話，那麼，這一章本身的議題便超越了類似的批評。本章不再關注雲南的地方轉型，而是分析中央如何看待、歸類這個邊疆帶入中國的非漢人族群，尤其是奠定了當代中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也就是「民族制度」的民族識別工程（一九五〇至一九八〇年代）。
一九四九年後，中國共產黨在其創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民族平等」這一原則時，首先碰到的難題是，「中國有多少民族？」為此，中共經過三十年，最終將中國境內的眾多族群畫定為五十五個少數民族加上漢族，他們共同構成了中華民族。「五十五加一等於五十六，五十六等於一」，這就是鄧小平時代開始宣揚並深入人心的新傳統。
在五十五個所謂的少數民族當中，雲南就有二十二個。因此，在民族識別當中，雲南的情況最複雜，工作最困難。本章便分析指出，以雲南為中心的民族識別，並沒有像中共宣稱的那樣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史達林的「四個共同的民族」定義為標準。
事實上，民族識別沒有一個客觀標準，雖然語言、族群溯源、宗教等等在判別中發揮了突出的甚至過分的角色功能；但是中華帝國的傳統，也就是明清時期留下的關於雲南地方各個土著群體的名單，實際上深深影響了究竟什麼族群可以成為、並被中央政府認定為民族。簡而言之，民族識別和以民族為基礎和核心的制度，體現了中央對邊疆和少數族群的進一步控制，這是對過去中華帝國未竟事業的延續。
相關書摘 ►《流動的疆域》：「五十五加一」等於「一」，中華民族的大一統公式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流動的疆域：全球視野下的雲南與中國》，八旗文化出版
作者：楊斌
譯者：韓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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