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四辑 ："反右"红飙（2）
杨刚（1905～1957），祖籍湖北沔阳，生于江西萍乡。1943年与费正清见面时38岁，已是声誉卓著的《大公报》文艺编辑，与彭子冈，浦熙修、戈扬并称新闻界"四大名旦"。她告诉费正清自己成长于父母失和家庭，很早就有"男女平等"意识。费正清品评：
她不具龚澎的魅力，也未公开以共产党员的身分出现，但是她以更锋利的笔调、更广阔的哲学背景来探索中国的前途问题。这就是杨刚。[1]
辛亥前后，杨父历任武昌守备、江西道台、鄂省政务厅长、湖广漕运使、湖北代省长，还是古籍字画瓷器收藏家。北伐期间，农民烧毁杨宅（包括藏书），分掉田产，监禁杨父。1939年，杨父逝世于川。杨母乃大地主幼女，没读过书，但聪明顽强，生育11个孩子，丈夫娶妾，婚姻无幸福，吃斋念佛为寄托，1921年去世。
杨刚自幼在家塾诵习古籍，读了商务版新式教科书。1922年，17岁入南昌葆灵女中（美国教会学校），1927年高中毕业，成绩优异，葆灵女中荐入燕京大学英文系。
少女时代，杨刚爱上老师林源，她的思想启蒙者，武汉学运领导人之一，后参加北伐。她与林老师志同道合，感情相通。但为了革命，他们没时间徜徉在爱情的林荫小道。1927年"七·一五"宁汉合流前，林源失踪，据说装麻袋丢进长江。
改名·婚姻
1928年．杨刚在燕京加入中共，北方"左联"发起人之一，与潘漠华、谢冰莹、孙席珍等作家交往。这一期间，北大经济系男生郑侃热烈追她，性格豪爽的杨刚问：
你真的爱我吗？我有我的志向和追求，又有男人般豪爽的性格，我可不是一个贤妻良母型的女人啊。
郑侃信誓旦旦：
只要你答应我，接受我的爱，这就是我的幸福，别的我不计较。
1932年秋，杨刚燕京毕业前改名"刚"，表明思想倾向——斯大林说共产党员具有"钢"的质量。费正清说这一改名是"斯大林的幽灵"。
毕业不久，杨刚嫁给郑侃，婚后生育一女。因与党小组长赌气，杨刚脱党，但一直参加中共地下活动。1933年春，杨刚赴沪，参加"左联"，结识史沫特莱。是年秋，应燕京新闻系教师爱德格·斯诺邀请，回北平与萧乾一起协助斯诺编译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活的中国》，中国左翼文学较早译本，译介鲁迅、茅盾、巴金等人作品，亦收入杨刚英文小说〈日记拾遗〉（后译中文，改名〈肉刑〉)。1935年，杨刚翻译英国女作家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杨刚在报刊发表短篇小说、诗歌、散文和文艺评论。
1936年，杨刚与丈夫参加顾颉刚主持的《大众知识》杂志。"七·七"后，杨刚重新加入中共，辗转武汉、上海，积极救亡，三岁女儿郑光迪寄养友人包贵思家。由于与郑侃在性格气质、信仰追求上存在差异，夫妇裂痕难弥。杨刚决定随左翼文化人南下，中央银行职员的郑侃则要随单位转移福建永安。夫妇争执不下，杨刚泪曰：
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我未能做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但我有什么办法呢？因为时代赋予我的使命，不允许我做一个旧式的贤妻良母，更不允许我做一个依附于男人的平庸女人，关于这一点，当时我不是就声明了吗？
郑侃回敬：
杨刚同志，我可敬的革命家，我知道在革命的天平上，我的分量比你轻。想当初，我也追求革命真理，探索人生道路，我敬佩你的革命精神。但你不能在家里也总想着革命，而不把丈夫、孩子放在心上。我请问，这样的革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
杨刚回掷：
自私，可耻的自私。郑侃先生，没想到国难当头，你会说出这样的话，我替你羞愧。既然我们在认识上有分歧，感情上又产生了无法弥合的裂痕，那还不如快刀斩乱麻，登报离婚。
郑侃不同意登报，有损颜面。从此，分道扬镳，各奔一方。1943年，郑侃在福建永安死于日机轰炸。
《大公报》女杰
1937～39年，杨刚供职《大公报》，后随报社南迁香港，接替萧乾主编《大公报》副刊。她拧紧感情闸门，勤奋采访、发疯撰稿，在创作中寻找感情寄托，创作了很多文学作品。
一天，杨刚找中华抗敌文艺家协会香港分会主席许地山约稿，谈完公事，许夫人将杨刚拉到身边：
我的好妹子，你和那个不称心的男人分开好几年了，不应该再这样孤独地生活下去，你应该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
杨刚身边确有一位热情追求者，但她觉得他的情分太轻薄，只能是同志，不能成为情投意合的生活伴侣，予以婉拒。见杨刚沉思不语，许夫人再说：
你相识的男朋友中，有没有你喜欢的？只要你向我吐露真情，我给你做红娘。
杨刚敬答：
我只能先感谢夫人的好意了。夫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对爱情是深有体会的。爱是双向的，只有互相真诚的爱，才是人类最圣洁的精神生活，如果勉强凑合在一起，就会使夫妻关系变成庸俗的情欲伙伴。我现在宁愿孤独地生活，也不愿与不称心的男人勉强凑合。
许夫人又说：
你还年轻，三十刚过头，对待个人爱情生活应乐观些，不能老是忧心忡忡。听说有一位德国留学归来的博士先生，不是与你朝夕相处的亲密朋友吗？一个是有才华的女作家女诗人；一个是学识渊博的哲学家，我觉得你们是天生的一对！
杨刚苦笑了一下，知道指的是乔冠华。她与乔冠华确实关系较近，彼此印象良好。乔冠华精通德语兼通英语，知识渊博，谈吐不凡，双目深沉，姿态雍容，风度潇洒。乔冠华见杨刚性格豪爽，文思敏捷，倚马千言，对时局分析精辟，同样精通英语德语，文学创作方面又有炽热感情，想象丰富优美，很是倾慕。两人又都是中共党员，经常一起从事地下活动，共同理想，文化水平相当，很快成为亲密"同志"。杨刚感觉这种关系很自然，也很温馨，但不愿再进一步。后来在重庆，杨刚成为乔冠华与龚澎的红娘。
龚澎（1914～1970），燕京历史系毕业生，1936年加入中共，1938年赴延，马列学院毕业后分配太行山八路军总部。1940年8月嫁朱德秘书刘文华（留德工科生），不到一月后，龚澎调重庆南方局，任周恩来外事秘书。1942年5月，刘文华因盲肠炎死于太行山。龚澎闻讯病倒，许多朋友前来医院探看，"其中不乏每天都会带着鲜花的仰慕者，而每一天都会带一束玫瑰花来的，就是爸爸乔冠华。"1943年秋，龚澎再嫁乔冠华，老朋友开玩笑："断肠人找到心上人"。毛泽东也有闲评："天生丽质双燕飞，千里姻缘一线牵。"[2]
留美·返国
1940年，杨刚在岭南大学讲授文学。1941年《大公报》内迁桂林，她坚持前往，不愿为操持家务牺牲事业。1944～48年，她为《大公报》驻美特派员，在美国采访新闻，兼事中共国际统战。其间，1945～47年入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进修，专修文艺。
1948年11月，杨刚奉命归国，经香港到西柏坡。先任天津《进步日报》副总编，平津战役后参加天津接收，1949年初，天津《大公报》副总编、党委书记。同年5月南下，上海《大公报》军代表。1950年调京，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主任秘书，10月调周恩来办公室主任秘书。周恩来召集会议布置话题，会议结束杨刚就拟出文件初稿。吴冷西——
在朝鲜停战谈判三年间，她每天晚饭后即去总理值班室上班，通宵达旦，12小时连续作业，出色地完成周总理交付的工作任务，成为总理在处理外事上的非常得力的助手。……她对国际问题远见卓识，敏感非凡，写成文稿，分析透彻，逻辑分明，论证说理头头是道，鞭辟论敌入木三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战斗力，加以她文字功底深厚，真可谓下笔千言，倚马可待。我曾几次在周总理主持的会议上看到，总理在会议开始时布置下起草声明，会议刚结束，她就拿出初稿来了。总理常誉之为"快手"。[3]
1950年10月，杨刚丢了一册重要笔记本，内有中共机密。杨刚向周恩来请求处分。周恩来说：不会丢在远处，会找到的。原来已有人捡到交给周恩来，周看了，里面除了党内机密，还记述与美国新闻处驻华负责人费正清的密切交往，包括费正清的联系方式。此时，中共出兵朝鲜，与美国处于战争状态。一向很注重"第五纵队"的中共，当然很担心人家的"第五纵队"。周恩来嘱中组部长安子文找杨刚谈话，调任中宣部国际宣传处长。虽是平调，一切待遇不变，杨刚知道已失去周恩来及中央信任，不能"参与枢密"，十分难过。这一"机密"细节，安子文在得到"千万不要告诉别人"的保证后，透露给中国作协副秘书长黎辛。[4]
1955年春，杨刚再调《人民日报》副总编，惟一女编委，分管国际报导。不久，因车祸脑震荡，无法正常工作，赴广东从化与杭州疗养，疗效不佳。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从四版扩至八版，杨刚辞去国际部重任，分管文艺部，负责筹划及签发文艺部副刊大样，审阅重要稿件。1954年出席一届人大、1956年出席中共"八大"。
杨刚身材苗条，虽不漂亮，但有知识女性的秀雅，一口流利英语，才智卓越，朋友多为名流：茅盾、夏衍、乔冠华、龚澎、胡绳、冯雪峰、田汉、杨之华、徐迟、萧乾、邵荃麟、袁水拍等。此时，杨刚单身多年，女儿郑光迪在苏联读书，家里只有哥哥杨潮（中共烈士）遗孀沈强（也在报社工作），姑嫂相依为伴，但修养悬殊，话题不多。杨刚精神有些孤寂，晚饭后常常一人散步小院，或到米市大街、王府井大街走走，有时约同院邻居、《人民日报》女编辑叶遥一起散步。杨刚不愿多谈自己的过去，也不愿谈自己的病。但她对袁水拍的评价十分到位——
水拍的政治讽刺诗写得很好，有才华，他是个老实人。古话说，愤怒出诗人，这话一点不假。他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非常痛恨，写起诗来讽刺国民党像个无畏的勇士，但他的弱点是性格软弱，不太善于应对复杂的人际关系，我规劝过他。他的小儿子出生时，我给他小儿子起名叫刚健，他接受了。但水拍的性格仍然刚健不起来！
袁水拍为《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兼任《人民文学》、《诗刊》编委，参加调查武训历史，与江青有接触，后任最敏感的中宣部文艺处长。文革后期，"四人帮"拉拢袁水拍，将他从贺兰山放牛处召回，"上了最后一班贼船，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错事。"（袁鹰语）[5]1976年2月，袁水拍任文化部副部长，四人帮倒台后停职审查，故人疏离，自己也羞于见人，1982年郁郁而逝。杨刚确有先见之明。
自杀之谜
1957年10月7日，"反右"运动如火如荼，杨刚服安眠药自杀于北京煤渣胡同（《人民日报》宿舍），震动京华。原因至今为谜，共有三说。一、病因说。费正清分析："她发现她的大脑遭受的损坏如此严重，再也不能做有用的工作了。她自杀了。"[6]二、丢本说。胡乔木说杨刚不久前丢失一个重要笔记本，一时想不开。显然，胡乔木对杨刚的"丢本"并不知详，还以为是近期之事。三、政治说。不是病情也不是丢失笔记本，而是深刻复杂的政治原因。
自杀前两天，杨刚出席"丁陈反党集团"批判大会，王府大街（王府井大街北段）中国文联大礼堂，800余人，座无虚席，杨刚挨坐丁玲身旁，目睹对丁玲、冯雪峰"历史错误"的严厉批判。她当然会想到自己1932年脱党、1950年丢本。
自杀前一天(10月6日)，作为《人民日报》"反右领导小组"第三把手，她写了一篇批判萧乾的书面发言，很朴实，调子不高，没有无限上纲，只是规劝老友萧乾看问题不要太片面。副总编林淡秋交编辑叶遥校对小样。过了23点，快校完时，杨刚敲门而入，对叶遥烦躁地说："没意思，没意思，不要发表了。"叶遥回答做不了主，林淡秋交的任务。杨刚说回家后会给林淡秋打电话。叶遥看她态度坚决，答应明天一定转告林淡秋，劝她早点回家休息。见她一人走，不甚放心，叶遥扶她下楼回家。
我陪她到家大门口，她双手抓住我的手不放，好像要说什么，但没有说。
次日清晨，其嫂发现她死在床上。党员自杀，中共一向视为叛党。叶遥说：
我心里的问号是：难道她的死和"反右派"斗争造成的极不正常、人人自危的严峻政治局面无关？当时社会上的头面人物，包括著名报人、作家、艺术家等等，许多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公之于众，其中有她多年共处的老同事和相知的朋友，难道对她没有触动？……她是个政治敏感性很强，有情有义的刚强女性，在当时情况下，她只有沉默。这是我自己对自己心里问号的回答。[7]
萧乾划"右派"，杨刚十分尴尬，也无法接受。1949年，是她竭力拉劝这位燕京同学"回国服务"。其时，萧乾在香港接到剑桥大学聘书。现在自己的"好心"使萧乾得了"恶报"，还要出手批判萧乾，正直的杨刚如何接受这一事实？但组织正式定性，萧乾已"右"，她无力回天，只能选择"回避"。加上出席批斗丁、冯大会，产生不良联想。安子文分析杨刚自杀原因，认为中宣部副部长××（估计周扬）想"扩大战果"，故通知杨刚出席丁陈批斗会——
那种场面使杨刚感到她可能也要像丁玲那样被批斗，所以自杀了。其实调动杨刚的工作，事情就处理了，不需要批斗她。[8]
杨刚自杀，病情因素不大。自杀前，她出席会议、撰稿、截回批萧稿件等，说明病情干扰并不大，可以排除。"丢本说"或为诸因之一，然绝非主因，事隔七年，何至于为之自杀？"政治说"应该是主因，肃反以来的高压氛围，反右运动又如此暴烈野蛮，人际关系没法看了，正直的杨刚无法继续"刚强"，因厌世而弃世。"政治说"之所以长期不被接受，或曰长期回避，当然是有需要回避的原因——岂非否定"伟大的反右运动"？就是为右派平反，但"反右运动"仍定性"必要"。
1940年代新闻界"四大名旦"，1957年全军覆没。彭子冈、浦熙修、戈扬"划右"，杨刚自杀。这一集体际遇，问号垂空，质疑毛时代的"激情燃烧"。
[1] （美）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费正清对华回忆录》，陆惠勤等译，知识出版社（上海）1991年，页324。
[2] 乔松都口述：〈我的母亲龚澎〉，李菁访编：《往事不寂寞》，三联书店（北京）2009年，页93～101。
[3] 吴冷西：〈纪念杨刚·学习杨刚〉，《新闻战线》（北京）1997年第11期，页29。
[4] 黎辛：〈杨刚为什么自杀〉，《党史博览》（郑州）2014年第12期。
[5] 袁鹰：《风云侧记》，中国档案出版社（北京）2006年，页182。
[6] （美）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知识出版社（上海）1991年，页507。
[7] 叶遥：〈名记者杨刚之死〉，《炎黄春秋》（北京）2006年第12期，页16～17。
[8] 黎辛：〈杨刚为什么自杀〉，《党史博览》（郑州）2014年第12期。
初稿：2007-3；补充：2012-2-27；后再增补。
原载：《南方都市报》（广州）2014年3月16日（初稿）
——独立中文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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