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邁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
譯｜賴盈滿
從二戰結束一直到一九七○年代，沒有大專文憑的美國人還是可以找到好工作，養家活口，過上舒服的中產階級生活，如今卻困難許多。過去四十年，大專和高中畢業生的所得差距（也就是經濟學家所謂的「大專溢酬」）增加了整整一倍。一九七九年，大專學歷者的所得比高中學歷者高出百分之四十，到了二○○○年代已經變為百分之八十。
全球化帶給高學歷者豐厚的報償，卻對大多數一般勞工毫無幫助。從一九七九至二○一六年，美國製造業工作數從一千九百五十萬個減少到一千兩百萬個。生產力雖然提高了，勞工從自己生產所得裡分到的份額卻愈來愈小，大部分都到了執行長和股東手上。一九七○年代晚期，美國各大公司執行長的所得是一般勞工的三十倍，二○一四年已經增加到三百倍。
美國男性實質所得中位數已經五十年停滯不前。儘管人均所得自一九七九年來成長了百分之八十五，沒上四年制大專的白人男性實質所得卻比過去還低。
工作尊嚴不再
可想而知，這群勞工並不開心，但經濟困境不是他們唯一的煩惱。才德至上時代還對勞動者造成了另一個更幽微的傷害，那就是削弱了他們的工作尊嚴。由於「頭腦好」才能在大學入學測驗考高分，導致篩選機制輕視學歷不高的人。這套機制告訴勞工，他們的工作在市場上比高薪專業階級的工作沒有價值，對共善貢獻較低，因此較不值得社會給予認可與尊嚴。這套機制正當化了市場給予勝出者的豐厚報償及不具大專學歷者的微薄薪資。
這套「誰配得什麼」的想法在道德上完全站不住腳。將工作的市場價值視為它對共善的貢獻度是錯的（回想一下毒販荷包滿滿和高中化學老師只能糊口的例子）。然而，過去幾十年來，「收入反映一個人對社會的貢獻大小」的想法卻愈來愈根深柢固，在大眾文化裡隨處可見。
才德篩選機制更鞏固了這套想法，而一九八○年代以降各大中間偏右和中間偏左政黨擁抱新自由主義市場導向的全球化也是幫兇。儘管全球化造成了嚴重的不平等，才德思想和新自由主義世界觀還是削弱了反對全球化的立論基礎，打擊工作尊嚴，引發了對菁英的不滿與政治反撲。
二○一六年以來，名嘴和學者就不斷爭論這股民粹不滿的來源。是失業和薪水凍漲的關係，還是文化錯位的緣故？然而，問題其實無法這樣截然二分，因為工作既是經濟的，也是文化的；既是一個人的謀生方式，也是社會認可與尊嚴的來源。
這就是全球化造成的不平等會引發如此憤怒與不滿的原因。那些落隊者不僅看著自己苦苦掙扎，別人吃香喝辣，還感覺到自己的工作不再能換來社會尊嚴。在社會眼中，甚至是他們自己的眼中，其勞動付出都不再是對共善的寶貴貢獻。
不具大專學歷的美國藍領男性投給川普的比例極高。他們深受川普訴諸不滿與怨憤的政治語言吸引，顯示令他們苦惱的不是只有經濟困境。川普當選前那些年愈來愈明顯的徒勞感也反映了這一點。隨著學歷不高者的工作環境日益嚴峻，愈來愈多就業年齡男性甚至完全退出了勞動市場。
一九七一年，美國有百分之九十三的勞動階級白人男性就業，到了二○一六年只剩下百分之八十，且無業的百分之二十只有少部分人在找工作，感覺就像勞動市場不在乎他們的工作技能，讓他們備感屈辱，於是乾脆放棄。沒上大學者放棄工作的現象尤其明顯。二○一七年，美國高中以下學歷者只有百分之六十八的比例就業。
絕望死
然而，放棄工作還不是消沉的美國勞動階級最不幸的反應，許多人甚至放棄了生命，其中最可悲的徵兆莫過於「絕望死」（death of despair）的增加。絕望死是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家安．凱斯（Anne Case）和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自創的詞彙。兩人近來發現一個令人不安的事實：二十世紀醫療進步減低了疾病的威脅，預期壽命穩定提高；但在二○一四至二○一七年，美國人的預期壽命非但沒有提高，反而開始減少，百年來首度連三年下降。
凱斯和迪頓發現，死亡率回升不是因為醫療科學不再發現新的藥物與療法，而是藥物過量、自殺與酒精性肝病致死的案例開始流行。他們會用「絕望死」來稱呼，是因為這些死亡都是自我造成的。
這類死亡十幾年來數目不斷攀升，其中又以中年白人居多。一九九○至二○一七年，四十五歲至五十四歲白人男性與女性的絕望死人數增加了三倍；到了二○一四年，死於藥物、酒精和自殺的人數更首度超越了死於心血管疾病的人數。
美國中年人絕望死比例。出自凱斯和迪頓《Deaths of Despair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
生活在勞動階級活動範圍外的人起先對此幾乎一無所知，且由於媒體不關注而不曉得問題的規模與嚴重性。但到了二○一六年，美國每年死於藥物過量者已經比死於越戰的總人數還多。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尼可拉斯．克里斯托夫（Nicholas Kristof）所舉的對比更駭人：美國目前「每兩週」死於絕望死的人數比美軍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十八年殉難的人還多。
這場可悲的流行病從何而來？其中線索就在絕望死最好發族群的教育背景裡。凱斯和迪頓發現，「絕望死比例提高的族群幾乎都是高中以下學歷；四年制大專畢業者很少絕望死，風險最高的是沒有大專學歷的人」。
過去二十年來，美國（四十五至五十四歲）中年白人的死亡率幾乎不變，但教育程度對死亡率的影響極大。一九九○年代以來，美國大專以上學歷者的死亡率降低了百分之四十，高中以下學歷者卻提高了百分之廿五。這又是高學歷者的另一個優勢。只要擁有大專學歷，中年死亡的風險就只有高中以下學歷者的四分之一。
兩者的差距主要來自絕望死。教育程度較低者死於酒精、藥物或自殺的風險向來高於大專以上學歷者，但死亡率的學歷落差愈來愈明顯。二○一七年時，高中以下學歷者絕望死的機率是大專以上學歷者的三倍。
或許有人會想，絕望死是因為貧窮造成的不快樂，會出現學歷落差只是由於教育程度較低者通常比較可能貧窮。凱斯和迪頓考慮過這一點，但發現證據不足。一九九九至二○一七年絕望死人數大幅上揚，和貧困人口的增加幅度並不一致。他們還逐州檢視數據，發現自殺、酒精和藥物過量致死人數與貧困人口增加並沒有明確關聯。
引發絕望的不光是物質剝奪，還和他們缺乏才德至上社會推崇獎勵的學歷以致於處處受挫有關。凱斯和迪頓做出結論，絕望死「反映了低學歷勞動階級白人的生活方式的慢性瓦解」。
擁有和不具大專學歷者差距愈來愈大，不只包括死亡方式，還有生活品質。高中以下學歷者的疼痛、疾病與嚴重精神痛苦指數持續攀升，工作與社交能力不斷下滑。差距擴大的還有所得、家庭穩定及社群。四年制大專文憑成為社會地位的「唯一」指標，感覺就像所有非大專學歷者都必須貼上紅字標籤，標籤上的「大學生」三個字用一條紅線劃掉一樣。
這個情況不幸證實了麥可．楊恩的觀察，「在一個如此看重才德的社會裡被說成沒有才能⋯⋯讓人難以消受。下層階級從來不曾在道德上被如此看輕」。
這個情況還讓人想起了一九六○年代初期，約翰．加德納支持「卓越」和教育篩選的主張。他在提到才德至上社會的缺點時，肯定沒想到自己是個先知。那些「認為這個機制很好，所有年輕人能爬多高全看能力與抱負的人」往往忽略了「缺乏必要能力者的痛苦，」加德納寫道：「但痛苦不僅存在，而且必然會有。」
兩個世代後，當新藥物奧施康定開始幫人消疼止痛，死亡率的節節上揚顯露了才德篩選機制的黑暗後果：一個被篩掉者得不到尊嚴的勞動世界。
不滿的根源
二○一六年美國共和黨初選期間，以挑戰建制派異軍突起的候選人川普在絕望死比例最高的地區表現最佳。逐郡分析顯示，就算排除所得影響，中年白人男性死亡率依然和川普支持度高度相關，也和不具大專學歷高度相關。
主流名嘴和政治人物之所以對川普勝選感到驚訝不解，原因之一是他們忽略了（甚至暗地應和）已經醞釀多時的菁英心態。這份高高在上的菁英心態主要源自於才德篩選機制和市場導向全球化造成的不平等，卻在美國生活裡俯拾可見。電視喜劇影集裡的藍領父親，從《全家福》的阿奇．邦克到《辛普森家庭》的荷馬．辛普森，幾乎都是丑角。媒體學者發現，藍領父親在電視上常被描繪成沒用的草包和笑柄，被更有能力也更講道理的妻子踩在腳下，白領和中上階級父親的形象則是正面許多。
就連日常對話也常出現對勞動階級的菁英式貶低。加州大學哈斯汀法學院教授裘安．威廉斯（Joan Williams）就曾批評進步派的「階級盲」：
在我們這個通常很講禮貌的社會裡，菁英（特別是進步派）常常不自覺貶低勞動階級白人，不時調侃住在鳥不拉屎州、成天屁股露一半的拖車廢柴，把階級羞辱當幽默。這種高高在上的態度也影響了競選，因此希拉蕊才會說「可悲的傢伙」，歐巴馬則用「死抓著槍與上帝」來形容。
威廉斯並不否認「經濟不滿加深了部分川普支持者（和川普本人）的種族焦慮，最終化為公然的種族歧視。但將勞動階級白人的憤怒看成不過是種族歧視，是一種理智上的鴕鳥心態，這樣做非常危險」。
《成功的反思》中文版書封。
書籍資訊
書名：《成功的反思：混亂世局中，我們必須重新學習的一堂課》 The Tyranny of Merit: What's Become of the Common Good?
作者： 邁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
出版：先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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