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早就從歷史和文學閱讀中發現：歷史除了人名和年代是真的之外，其他都是假的；小說除了人名和年代是假的之外，其他都是真的。
這也許是極而言之的說法。不是作研究，而是憑感覺。讀歷史未必能鑑古知今，要洞悉真相，多讀小說或看影劇會有幫助。魯迅翻譯日本廚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提到「為政者總該深解文藝……但和中國現在的政客官僚們講論此事，卻是對牛彈琴。」與100年前的「現在」相比，此時的「現在」若有改變，恐怕也是倒退的改變吧。因為愛讀文藝作品，從中吸取不少思緒，就融入對時政的評論中。120年前的俄國托爾斯泰小說《復活》中的一節，最近又再想起來。貴族聶赫留朵夫，受良心責備，陪同他年輕時姦污後拋棄的罪犯卡秋莎，去西伯利亞流放，途中長期與各種囚犯接觸，他總括當時俄國的囚犯不外是四種人：第一種人是本身沒有犯罪，純然是法庭錯誤判決的犧牲者；第二種人是幾乎任何人處在他們的境況下都會犯罪的人，比如面對不公平待遇而盛怒下的暴力；第三種人是確實犯了罪，但相對於他犯的罪，社會對他犯的罪卻大得多；而最令人欷歔的是第四種人，他們之所以被判有罪，只不過因為他們的道德比其他人高尚，這些人就是政治犯。
這樣悲憫的概括，相信在任何學術著作或理論分析中都看不到，而我們卻不能不承認它確實反映了社會真實。其中的政治犯，是所有民主國家都不存在，而只有專制政權才有的罪犯類別。政治犯不是為個人私利犯罪，而是為公眾權利發聲，或為體現公民應有權利而行動的人。在自由和人民權利受壓制的情況下，多數人啞忍，明哲保身，而政治犯選擇挺身而出。他們不僅因此遭受苦難，甚至還會受到保持沉默者的埋怨甚至攻擊。當然，政治犯中一些人的本身行為，固然有可議之處，就人格來說也不無瑕疵。你可以不贊成他們的行為，但作為政治犯的整體，確實如托翁所言，被治罪只是因為他們的道德在社會平均水準之上。
如果道德高尚成為被治罪的原因，那麼這地方的走向就是道德淪喪。
托翁說：「在俄國，一個正直的人的唯一出路就是監獄。」難道沒有進監獄的就都不是「正直的人」嗎？面對社會沉淪，聰明人，對社會出現政治犯感到無關痛癢的人，保持沉默的人，很難說是「正直的人」吧。
社會上讓人們看到大批道德高尚、看上去也都是善良無辜的人，被送上法庭監獄；Bao Choy在fb上講她上午旁聽白衣人襲擊案，下午去旁聽47人被控案，看到「兩個法庭，兩個世界」。
兩個世界暫時共存，趨勢則肯定是前一個世界向後一個世界過渡。
我想到五年多前李嘉誠回應大陸媒體攻擊他「撤資」，說他「不愛國」，引用了蘇軾和白居易的詩：「此心安處是吾家（鄉）」，以及「我身（生）本無鄉，心安是歸處」。
兩句詩都略有錯引，但也許是故意，因為此時此地，「吾家」比「吾鄉」更貼切，「我身」也比「我生」更能突出心安是現時選擇歸處的基本要求。
心安是吾家，心安是歸處。心安起碼有兩個因素：人身安全和自由。能夠撤資的地方才讓人安心投資，能夠離開的地方才讓人安心進入。作家柏楊在離開大陸居台灣30多年後，80年代重遊大陸故里，在記此行的書封面上寫：「大陸可愛，台灣可戀，有自由的地方就是家園。」這是他的心聲，也含有對掌權者的勸喻：只有讓人民享有自由，感到心安，人民才會把這片土地當家園。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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