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百战归来认此身》第十三章《陶铸落难》，作者为陶铸夫人曾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3月出版。
节选自《百战归来认此身》第十三章《陶铸落难》，作者为陶铸夫人曾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3月出版。
1969年11月30日，陶铸在合肥病逝。图为陶铸与曾志合影
一
1966年5月底，中央通知陶铸去北京开会。回来后，我发现他神态有些异样，总好像在思考着什么问题，心情显得相当沉重。第二天午饭时，两人都默默地各吃各的饭，我等待着他将要说些什么。
果然，沉思了一会儿后，他终于开口了：
“曾志，中央要调我去北京工作。”
“让你做什么？”我感到很意外，忙问。
“中宣部部长。”他回答。
“你不合适，宣传部部长要由理论、文化和文字水平都很高的同志来担任，你胜任不了。”我断然否决。
陶铸点点头，很认真地说：“是呀，我不太适合。”
“那你就向中央辞掉。”
“不行，我还要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辞是辞不掉的。为这事，我已经考虑了很久，也想得很多，不过中央既然已做决定，那就去吧！”
事已如此，我还能说什么呢。
“那你什么时候去！”
“交代一下，6月初就去，不过先要去湖南为韶山渠通水剪彩。”此后，我们再也没说什么，他整天忙忙碌碌，我患甲状腺机能亢进症，精神不好，也无心过问；再说，我们素来谈话简短，只说一些在生活上必须谈的话，谁都难得向对方谈及个人工作上的事情，尤其是他。
6月1日，陶铸就一个人匆匆忙忙飞往北京了。
我没有跟去，一个人呆在广州冷冷清清的，但到了7月初的一天，由于身体过于虚弱，突然休克，脉搏每分钟300来次，发烧38度达20多天。刚退烧，陶铸来电话，要我去北京养病。我想，女儿陶斯亮正在上海军医大等待毕业分配，一个人呆在广州冷冷清清的，反正病后需要恢复，不如去他那里，两人相互间也总有个依靠。于是9月10日那天，我的想法得到了省委的支持，准予去北京休养三个月。
下了飞机，出乎我的意料，陶铸居然亲自来机场迎接，这是我们结合30多年来破天荒第一次。
以往北京的9月份，正是最明媚最舒适的季节，而此刻，一切美景全让红卫兵运动给打搅了。他们成群结队地拥在大街上，搞“四大”，破“四旧”，揪“走资派”，斗“反动学术权威”；不仅触及人的皮肉，还要荡涤人的“灵魂”。我看着车窗外这种动乱景象，一股不安袭上心头：这场运动，究竟要搞成个什么样子呢？
陶铸一直在注意地观看着窗外的情景，很少吭声，一直到驶抵目的地时，他才告诉我他已搬出钓鱼台（即“中央文革小组”所在地）住进中南海杨尚昆的房子。杨尚昆调广东工作，家已搬走。
陶铸情绪很好地说：“我现在在西楼食堂吃饭，一天两元钱标准，太贵了，你来了很好，我们可以自己开伙。”他这个人，只要有辣椒吃就高兴。
车开进中南海，拐进了一条两边是高耸红墙的巷子里，在一座中式的大门旁停下。我迈进了新家，颇有兴致地参观了一下房子。这所住宅，不算宽敞，但挺精巧。主房只有三间，中间大的一间被隔成两半，一半做客厅兼餐厅，另一半是书房，两侧各一间卧室。室内陈设简单，但很实用。因为我们没有把广州的家搬来，只随身带了几件行李，因此这个家缺少生活气息，倒像是宾馆。
房门前是一个小小的院子，栽着两棵海棠和几株桃花。再往前走几步，是一座架在荷花池上的游廊，因为迂曲回旋成了“d”字，因此得名为“d”字廊。荷花池很大，长满了荷花和睡莲；那些红红白白的花儿开得婀娜多姿，十分可爱。陶铸说，他正是为了这池荷花，才在偌大的中南海内，独独选中了这处僻静住宅的。
陶铸分工负责宣传文教和组织工作，如：中宣部、中组部、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体委、新华社、人民日报、出版局、广播事业局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等部门。他的办公室设在西楼。那里人来人往，电话铃响此起彼伏，四名工作人员忙得不可开交。
当时正是红卫兵闹得最凶的时候，所有的机关都分裂成两派，大学生又插足进行“煽风点火”，因此，几乎各部党委都处于全瘫和半瘫状态。陶铸既要同各部委领导同志商量对策，又要与两派群众对话，还要接见分管系统内的大专院校红卫兵，向他们解释党对“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还要当场解答红卫兵的质问。各省市自治区虽不属他分管范围，但那里的负责同志大多与他较熟，有些还是老朋友，他们绕过“中央文革小组”，也纷纷来电话反映当地炮轰火烧“走资派”，揪斗干部群众，抢砸档案材料，以及互相打派仗的情况。此外，还要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学生、教师；要参加中央和“小央文革小组”召开的各种各样的会议；每隔几天，还要与总理一道向主席汇报（后来才知道，主席是分开听周总理、陶铸和江青、陈伯达的汇报的）。
总之，“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形势的特点就是“天下大乱”，弄得陶铸纵然使尽浑身解数也应接不暇。吃饭睡眠等一切正常生活节奏都被打乱了。陶铸说，这几个月，是他近几十年来最忙碌的一段时光。
大约1966年国庆节后，我发现陶铸的眼神，突然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每当他坐下歇息的时候，总是用手指无意识地在沙发上画来画去；或者背着手，低着头在室内很不安地踱来踱去，眼神阴郁，面色铁青。这种心事重重的神态，引起了我的关注，但是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总是简短地回答：没什么！他什么也不肯说。说实在的，我对他这点很有意见，哪怕把我当作一名普通的同志，彼此也应该交流思想。我估计他遇到了与个人命运相关的棘手问题，于是开始留心观察周围的事物，发现确实有些异样，例如：
“中央文革小组”把曹轶欧派到陶铸这里“协助工作”，把陈伯达的老婆也安插到陶铸负责的某个部门中去。这分明是对陶铸职权的干涉，而绝非一般简单的人事安排，但当时，我也仅仅是感觉而已。
有一天，陶铸给汪东兴打电话，说周扬过两天要从天津回来，住中宣部不安全，希望办公厅能找个地方。汪东兴用质问的口气问道：
“怎么，你想把周扬保护起来？”
“周扬同志患癌症在天津开刀才不久，这次回来接受群众批判，但身体还应该照顾，请你设法给他找一个比较安静的住处，王明住过的房子，现在不是空着吗？”陶铸解释说。
“好吧，跟他们商量一下吧！”电话里，传来汪东兴的回答。
我心里暗自纳闷，前些日子，汪东兴每次见到我们都很热情亲切，为什么今天口气突然变得这样生硬呢？
我还观察到，近来，每当“中央文革小组”通知陶铸去开会时，他总是面有难色，纵使去也极不情愿，这是为什么呢？我还奇怪，为什么他突然脱下军装，改穿便服了呢？
有一天，在人民大会堂观看少年京剧演员汇报演出，陶铸同意让剧团另一派来观看，江青故意冲着陈伯达发牢骚：
“放他们进来，两派打起来谁负责？”
江青有意见为什么不直接向陶铸提呢？看演出时，我同蔡大姐坐在一起，江青走过来，热情地向大姐打招呼，但对我却理也不理，仿佛没看见似的；其实江青与我是熟悉的，以往她几乎每年去广州过冬，我都要尽地主之谊，因此江青对我一直还算客气。但是，为什么突然间就变得如同陌生人了呢？
11月份，主席下达指示：要谭震林和陶铸去中南及华东地区视察，陶铸自己的一摊子工作那样多，那样忙，纵使有三头六臂也难于应付，更何况总理也需要他协助，在这种时候，为什么突然命令他离开北京，下到地方上去呢？
以上种种迹象，都是些不祥之兆啊！
而最为明显的信号，是11月28日文艺界大会上，江青的一段讲话：“※※※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连陈伯达、康生都成了亲密战友，却惟独没有提陶铸。文艺界是陶铸分管的，在文艺界的大会上，把陶铸排斥于※※※亲密战友之外，这实际上是向红卫兵、造反派们宣布：陶铸不是※※※革命路线上的人，人们可以任意怀疑并进而打倒他。果然，心领神会者立即响应。
浙江某中学高中生陆荣根，专写批判陶铸两本书的大字报。他来京后，挑选繁华的前门大街，张贴了一张两万多字的大字报，整整用掉了60张大字报纸。有人抄下，我借来看过，完全是胡说八道，荒唐之极。例如陶铸在《革命的坚定性》一文中写道：“我们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定要像岩石一般坚定，当狂风暴雨之夜，风想把它们彻底掀翻，雨想把它们打进沙滩，浪涛想把它们掷入大海，但是它们屹然不动。当风雨过后，当浪涛退后，它们仍旧矗立在大海边，指向青天，面对大海。”而陆荣根的大字报却胡诌什么：“面对大海，就是面向台湾；指向青天，就是指向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就是向往蒋介石。”真让人啼笑皆非。
耳闻目睹这种异常的现象，又眼见一批又一批的老同志任意被打倒，被揪斗，挂黑牌，戴高帽，游街示众，坐“喷气式”，受尽了折磨和凌辱。我的心真是沉重极了，我估计陶铸被打倒之日，即将来临。我做了思想准备，并且让女儿也退出她那一派的“勤务站”，我对她说：“你爸爸在中央工作，弄不好会跌得粉身碎骨，你要有思想准备才好。”她太单纯，怎么也领会不了“粉身碎骨”这几个字的含意，还责怪我言过其实，以为我是故意吓唬她。
转眼到了12月底，1966年只剩下最后几天了。这年的冬天，很是寒冷。
大约26、27日，陶铸很晚才回来，面色阴沉，刚在饭桌旁落座，就十分严肃地说：
“曾志，告诉你一件事，今天中央开会，江青他们批判我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很严重。”
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我反倒显得平静：
“江青他们为什么突然批判你呢？”我问道。陶铸愤愤地说：
“说来话长，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楚的，不过这次的事情，要从王任重同志说起。”
王任重原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有水平，有能力，文化修养也高，人又潇洒，很得主席赏识，因此成立“中央文革小组”时，他被调来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北京市“文革小组”顾问。另一副组长是江青，陈伯达任组长，康生、陶铸任顾问。哪知任重来中央后，也和陶铸一样，与“中央文革小组”其他几个人合不来。江青他们指责任重架子大，个人搞一摊子，干什么事都不与“中央文革小组”其他人商量，看样子很难再合作下去。
任重原来就患有肝炎和肝硬化，来北京工作后，由于劳累，心情也不舒畅，身体情况越来越糟糕，天天发低烧，脸色灰暗，一天天消瘦下去，到了10月份，就不得不去广州养病了。
正在这个时候，武汉的造反派，从任重儿子那里，发现了任重写的一首诗，诗中称※※※为“战友”、“兄长”（大意）。这下造反派可就闹起来了，大骂任重胆大包天，竟敢跟伟大领袖称兄道弟！一时间搞得武汉三镇乌烟瘴气。
“中央文革小组”不失时机地介入和控制了群众运动，把群众握于自己的股掌之中。风助火势，火借风威，形成了对任重的合围阵势，任重的处境岌岌可危！
陶铸见状，很是着急，为了解脱任重的困境，给主席写了个报告，建议任重辞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职务，仍然回中南局去工作，而目前首要的是应该让他治病。主席在报告上批示：
“王任重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要离开‘中央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
会议由周总理主持，除了政治局委员以外，“中央文革小组”将全体人马都拉来了，甚至连一般工作人员，也在这样一次党的最高级会议上占得一席之地，会场的气氛可想而知了。
“中央文革小组”向任重提了一会儿意见后，突然矛头一转，对准陶铸猛烈开火。先由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头阵，然后张春桥、姚文元横扫，最后主将出马——江青、陈伯达和康生重点批判。这样周密的安排，肯定是事先预谋好的。“中央文革小组”不管小的还是大的，个个板起面孔，恶声恶语地凶得不得了。批判的内容主要是派工作组镇压群众；保走资派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继续推行刘邓反革命路线，是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代理人……如是等等，不一而足。
“那么，政治局的同志提了什么意见没有呢？”我问道。
陶铸说，政治局的同志只是在听，没有什么人发言，先念同志讲了两句，是工作方式方法上的意见，没有提路线错误；最后富春说了几句：“我看让老陶回中南工作算了。”
“你给主席的那份报告，分明是保任重同志的，你保得住他吗？”
“人家在那里怎么还能工作得下去呢？身体又那样不好，我可不是那种落井下石的人，能帮总要帮人家一把嘛，这是做人最起码的一条。”陶铸一下子冲动起来。
这才是陶铸的本色！他是这样的人，我太了解他了。
我见他心情恶劣，便安慰道：“事已如此，就只好正确对待吧。”我估计自己也不会例外，随时都可能被揪斗，被拉走。我望着陶铸，很平静很诚恳地说：“我和你的个性都太强，两人生活在一起，总要为一些事情而争论不休，有时甚至吵得很凶，但是从今天起，我再也不同你争论了。”然后，我去到蔡大姐那儿，把事情简单讲了一下，回来后就闭门谢客，听候处置。
只隔了一天，陶铸回来，一进门就兴高采烈地大声嚷道：
“曾志，我的问题没有那样严重，今天主席保了我！”接着，他讲了事情的经过。
那天上午，※※※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陶铸一走进会议室，主席就冲他说：
“陶铸，你为什么不说你是犯了很不理解这一条错误呢？”
接下去，主席又说，陶铸来中央后，工作是积极负责的，忙得很，做了许多工作。主席还批评江青太任性，说陶铸是政治局常委，未经中央正式讨论，就说他犯方向路线错误，随便批判，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会后，主席把陶铸留下，单独谈了一个来小时，态度十分亲切。
“江青这个人很狭隘，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主席说，并批评陶铸：
“你这个人啊，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
谈到下去视察问题时，主席多少有些不满，问：
“你为什么还不下去呢？”
“近来事情太多，总理一个人忙不过来。再说这次下去时间较长，需要把工作安顿一下，打算过几天就下去。”陶铸解释道。
“赶快下去才好，这次谭震林不去了，你自己去就行了。”主席说完话，亲自拟定了一个名单，大约有20多个人，还指示陶铸：
“这些同志烧是要烧，但是注意不要烧焦了，你下去要把他们保下来。”
主席还意味深长地告诫陶铸：
“你这次下去，要多听少说，多走、多看，遇事要谨慎，两个月时间不够，三个月也可以。”最后，主席话题一转：
“你的那两本书，曾志寄给我，我都看过了。《松树的风格》好是好，但是也没有多大意思，还是粮食主要。在中南戏剧汇演上讲话时，你说现阶段应当把人民内部矛盾提到重要位置上来，这可是个原则性问题。”
主席的意思是，现阶段，还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
这样，陶铸以为既然主席已经亲自出面保了他，江青他们也就奈何不得了。他太天真了，事情仅仅是开始呢！对于他的政治生命来说，这一天不过是回光返照罢了。三
在“四人帮”时代，真是过得了初一过不了十五，而陶铸简直连一天都过不了，就又落入江青他们设下的新陷阱中。
就在主席保了陶铸的第二天（即12月30日），已经是晚上10点，为某种特殊目的而专程来京的“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队”，突然狂放起来，强迫陶铸立即接见。原本说好是第二天接见的，但是他们下通令，如果当晚不接见，就要全体绝食。不得已，陶铸只好去接见。
一进会场，陶铸就发现气氛不对头，对方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挑战姿态。陶铸见状当即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不要搞录音，会后双方合作搞一份谈话纪要。二是让中南局书记李一清参加（是被他们从广州揪来北京的）。三是派出代表提问，集中回答问题。
但是造反派偏偏对着干，一是非录音不可，二是坚决不让李一清参加，三是任意提问。他们的一位头头蛮横无理地叫嚷：
“今天是我们叫你回答问题，而不是你接见我们。所以对我们提出的所有问题，你必须老实回答！”
陶铸本来就是个燃油般的人，一点就着，此刻他强压怒火，严正地说：
“同学们今天对我采取这样的形式是不恰当的，我是政治局常委，我坚持认为今天是接见会。”
分明受到挑唆的学生，此时是有恃无恐的，他们硬是胁迫陶铸接受质问，陶铸哪里肯依，冲突越来越尖锐，双方僵持不下，最后造反派居然“勒令”陶铸回答问题。陶铸终于被激恼了，盛怒之下他宣布：
“你们这样强迫我，我们还有什么商量的余地？我以我个人的身份，向你们这种做法提出抗议！”
他哪里知道，激他发火动怒，乃是一个极其阴险的阴谋，他落入了圈套。造反派见激将成功，气焰更为嚣张，他们故意扩大事态，说陶铸压制群众，并强行把双方争论的录音带走，甚至企图把陶铸也揪走。警卫人员怕发生意外，于是进入会场执行任务。他们身上带着枪，造反派又借此制造事端，说陶铸动用武力镇压群众。整个会场一片鼓噪，犹如鸦雀闹林。
此时，坐在隔壁一间房子里的陈毅和李富春等人，听说造反派要揪走陶铸，陈毅气得一拍沙发：
“我要保护陶铸同志！”
直到陶铸勉强承认了有些感情用事，不太冷静，因而结束了这一长达六个小时的“接见”后，陈毅和富春才放心离去，此时已是凌晨4点钟了。
据李一清说：“专揪”造反队的一位学生告诉他，他们一到北京就通过红旗杂志社的林杰和关锋，与“中央文革小组”取得了密切的联系。这样，他们的所做所为及险恶用心，也就昭然若揭了。
1966年的最后几天，就这样艰难地度过去了，灾难深重的中国，迎来了新的一年。然而对于陶铸来说，1967年意味着终结。1月4日晚上7点来钟，李一清慌慌张张跑来找陶铸，陶铸不在，于是一清告诉我说：
“今天下午5点钟，‘中央文革小组’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专揪王任重造反队’，学生们回来后扬言——要把陶铸揪出来！”
对一清反映的情况起初我还不相信，我这个1926年入党，有着40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怎么也想像不到党内也会有如此卑鄙的搞阴谋诡计的家伙，我也真是太天真了。到晚上9点，中南海西门外的高音喇叭，突然大喊大叫：打倒陶铸！并且宣读了“中央文革小组”接见的讲话内容。与此同时，传单已四处散发，行动真够神速。
我请警卫同志要了份传单，通栏大标题是“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具体内容如下：
“陈伯达说陶铸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行同他是有关系的。他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问题从来未跟我们商量过（江青插话：他独断专行），他独断专行，不但背着‘中央文革小组’，而且背着中央。你们到中南局去，你们了解了很多的情况，的确是有后台的，这个后台就是陶铸，他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你们那个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康生说：同学们把材料整理出来，有材料就胜利了，这是策略。”
陶铸一直未归，我心情沉重地拖着两腿走到西门口，只见黑压压的一片，足有三、四千人，喧嚣的声浪，可以传出几里地之外。我茫然若失地来到陈毅家，陈老总热情地接待了我，他说：
“大姐，你放心，他们这样搞，老陶也打不倒，前几天主席还保了他，除非主席又改变了主意。”
陈老总亲自送我出门，并一再安慰我放宽心。哪里想到，这一面竟成为永诀。
直到深夜12点多，陶铸才回来。我把情况相告，他竟全然不知。他说：
“今天下午我与他们一直在工人体育场接见文艺界来京的革命群众，会后总理、我、还有他们几个在休息室还说说笑笑并无异样；总理同我商量工作后，我去找安徽的张恺帆同志说事情；接着又去接见安徽来京的学生。‘中央文革小组’就在我隔壁房间接见‘专揪王任重造反队”，怎么我一点都不知道呢？”
他立即给总理挂电话，总理说：
“我正在与群众代表谈判，处理完后再打电话给你。”
凌晨2点多钟，总理来电话召见陶铸，说江青他们的讲话他也是才知道的。总理说：
“我们分手后，我去给陈郁（广东省省长）打电话，回来见他们正接见红卫兵，我坐下来听了一会儿，陈伯达、江青、康生他们话已讲过了，我没有听到。”
陶铸问主席是否知道，总理说：
“不清楚。不过昨天我去主席那里，主席曾问过我，江青说陶铸镇压群众，这是怎么回事？我向主席汇报了那天事情的经过，我说不是镇压群众，是陶铸态度有些不好，主席说：‘哦，是态度不太好。’也就再没讲什么了。”
最后，总理关切地嘱咐陶铸：“这几天你就不要出去了，在家休息，外面红卫兵正要揪你，不要惹出麻烦。”
也就在当天夜里，我在上海读书的女儿，被同学叫醒，从而证实了她父亲“粉身碎骨”的预言。我的外甥正在广西南宁串联，半夜也听到了他舅舅出事的消息。如果不是事先周密的预谋，绝不会在几小时之内传遍全国的。
四
当初，陶铸看中的这座带“卍”字廊的幽静住宅，没想到现在居然成了一座囚室，在这里我们竟做了近三年的囚徒。
囚徒的生活，最富有的就是时间，陶铸这下总算能坐下来了。最初没有派看守人员，我们还能在荷花池边散散步，自由地交谈。从陶铸断断续续的谈话中，我总算搞清楚了他与“中央文革小组”关系的始末，了解了他被打倒的真正原因。
陶铸调来北京，确实是邓小平提名，并得到主席的首肯的。我们是从小字报上才得知这件事的。小字报上登了主席的一段讲话，大意是：陶铸这个人，是邓小平介绍给中央的，我说陶铸不老实，他说还可以。我不相信主席会说陶铸不老实，是否是将“不老成”误为“不老实”？于是写了封信给主席。※※阅后用铅笔在“不老实”这三个字的下面画了一横杠，并打上一个“？”。这封信后来退还给了我。
当时，几个秀才得势便猖狂，在中央高层领导中颐指气使，目空一切，大有抢班夺权之势。在这种形势下，小平推荐擅长于实际工作的陶铸来京，用意是很深的。
起初“中央文革小组”对陶铸也还持欢迎态度，因为陶铸与少奇和小平仅仅是一般工作关系。再说陶铸敢放炮，这一直率的特点，可以日后借用来炮打所谓的“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所以最初一段时间，“中央文革小组”对陶铸是采取拉拢的策略。
然而“中央文革小组”很快就对陶铸失望了。最早的分歧发生在派工作组问题上。陶铸刚赴北京上任没几天，六月九日就飞杭州去参加主席召开的一个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文化大革命”派不派工作组的问题。陈伯达提出不要派，少奇、小平等大多数主张派，主席最后表态：可以派工作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但陶铸说：
“我是积极主张派工作组的，并且负责组织派遣工作组的工作。因为派驻工作组，是我们党多年来的成功经验之一。”
7月18日主席从外地回到北京，江青立即利用北京大学大字报事件向主席进谗言。北京大学的聂元梓等人，于6月1日贴出了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后，北京大学的群众立即张贴出500多张大字报响应，其中有400多张是反对聂元梓的。后来又发展到有几千人围住他们辩论。
江青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一事件。她对主席说：“北京大学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以后，我用了一个月时间，观察形势，分析形势，我感到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我开始注意学校，例如南京大学匡亚明制造的反革命事件，西安交通大学‘六六’事件，北京大学‘六一八’事件，他们是要革命的，可是他们竟被打成所谓的反革命。坚持派工作组的人把革命事件说成是反革命事件，并且通报全国，以此镇压全国的革命师生，企图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
主席听了江青和陈伯达等人的汇报后，从6月20日起连续召开了许多次中央政治局会议，7月26日又召开了有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扩大会议。8月5日，※※※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再明显不过是针对少奇和小平的，公然提出了中央存在两个司令部的错误观点。
陶铸刚调中央没几天，就在派工作组问题上站到刘邓一边。但是真正令江青等人失望和不快的，还是在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调整了政治局常委的名次。原先陶铸排在较后面，主席亲自用红笔把陶铸勾到总理之后，陈伯达的前面，这就是所谓“第四号人物”的来历。
陶铸说：“我是新上来的，排太前不好，我认为应把我放到富春后面。我去见了主席，要求把陈伯达调到第四位来，我说伯达长期在你身边工作，对主席思想领会比我快。主席说已经定了，不变了，伯达那里我找他谈谈。”
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主席主持召开了好几次政治局的生活会，目的是批判少奇和小平。会前，江青私下找陶铸进行布置。陶铸说：
“江青要我在会上打头阵，要我向刘、邓放炮。我没有照她的意思做，我对她说我刚来中央，对情况一点不了解。结果打头阵的是谢富治。开了几次生活会，最后只有我和总理没有发言。我没有遵照他们的意图打头阵，甚至从头到尾也没有发言，江青他们肯定不高兴。”
看样子，“中央文革小组”本来意图是想拉拢陶铸，给他们当炮弹，去打少奇和小平。陶铸不仅没有打头炮，甚至连谢富治的发言都没准印简报（简报是发给大会看的）。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实际上是主席以党的会议形式，组织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全面围攻。尽管保留一些名义上的职务，但明眼人都看得清楚，刘、邓即便有错误也是认识问题，况且刘少奇还仍然是国G家主席，而邓小平也还是政治局常委。因此在陶铸主管的新闻宣传口，一如既往地把刘、邓作为国家领导人来对待。
例如新华社将要发一组国庆检阅的新闻照片，按规定，要有※※※和刘主席两人在一起的一张，这次依然循章办事。审稿时，陶铸发现没有邓小平的镜头，当即指示一定要有小平的照片，并询问新华社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新华社同志说可做技术性处理。后来他们将一帧照片上的一个同志隐去，将小平的照片移补过来。
这就是后来轰动一时的，被“左”派所大肆渲染的所谓“换头术”事件。而主席与少奇的那张，江青也子虚乌有地指责是陶铸拼接成的。
陶铸长期搞地方工作，对中央内部的情况很不了解，一般地说，他对中央负责同志都是很尊敬的，对少奇就更是如此。陶铸说：
“1942年，我在军委工作期间，刘少奇从华中回到延安，彼此才认识，我对他的印象不错。后来，在对待柯老的问题上，我觉得刘少奇比较偏，评论不太公正。因此一直到1953年，我对刘少奇都是敬而远之的。在中央财经会议上，我向刘少奇开了一炮，差点被高岗利用。直到解决高饶事件的七届四中全会结束后，刘少奇找我谈了一次话，我承认了自己在高岗问题上犯有错误，同时也谈了对刘的意见。刘少奇听后，非但没有批评我，相反向我做了耐心的解释，并且承认了他看人可能有些偏。”
陶铸说：“经过这次谈话，我对刘少奇的观感有所改变。以后刘少奇去广州，以及我来北京开会，接触就比较多起来，对刘少奇的好感也就渐渐增加了。我觉得刘少奇这个人，有意见可以提，尽管我在财经会议上放了炮，但是他不计前怨，还是找我谈心，待我不错，对中南的工作也很重视和支持。尤其1959年三年困难时期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方针政策上，我都是赞成刘少奇的观点的。”
至于陶铸与邓小平的关系，那就更好了。陶铸说：“1949年，二野进军西南，路经武汉时我才第一次见到邓小平。邓小平调中央后，也仅是公事来往，交往不深。1958年党的八大后，邓小平担任总Z书记，之后接触就多了，关系也更密切。我对邓小平的观感，确实是好的，在1954年的党代会上，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党内允许拜师的话，当主席的学生我不够格，但我愿拜邓小平为师。”
陶铸与刘少奇和邓小平，虽然没有更深的历史和个人关系，但是在思想上是接近的，感情上是好的，这就是为什么陶铸调中央后，始终不能遵照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意图，站到反刘邓立场上去的原因之一。相反的，作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他却总是与“中央文革小组”格格不入，以致最后“刘邓”变成了“刘、邓、陶”，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妇孺老幼，几乎无人没喊过“打倒刘邓陶”的口号。
谢富治由于打头炮有功，顿时变成江青的宠信，成了“左”派头面人物。谢富治与陶铸都死于癌症，但谢富治去世的时候，一切都是超规格的隆重，甚至天安门降半旗志哀。
然而陶铸死后九年，人们才在一间凋敝的骨灰堂的角落里，找到了他的遗骨。
同时跟着主席征战几十年的人，结局却是如此的不同！
五
如果说在对待刘邓的问题上，陶铸与“中央文革小组”已经陷入很深的危机中的话，那么他们直接冲突的导火线则是在卢正义和吴传启的问题上。卢正义是教育部写第一张大字报的造反派，吴传启是科学部写第一张大字报的造反派。陶铸掌握了很多确凿的事实和材料，说明他们是心怀叵测和别有用心之人，并且有重大的历史问题。
但是江青极为赏识他们，一再催促陶铸去教育部和科学部，封他们二人为“革命左派”。陶铸不同意这样做，再三向江青说明真实情况，但是江青哪里肯听？最后，在卢正义问题上陶铸做了些让步，他去教育部讲了一次话，大意是对卢正义的大字报表示支持，但因卢有历史问题，仍然要放到运动后期处理，并未按江青意图封卢为“革命左派”。在吴传启的问题上，双方则完全搞翻了。
那天，陶铸去“中央文革小组”开会，一进屋江青就以居高临下的口吻质问陶铸：“你为什么迟迟不去宣布吴传启为‘革命左派’？”
“吴传启的的确确是有问题的，他的材料你已看过，我怎么能去支持这样一个人呢？”陶铸说。江青蛮横地打断他的话：
“只要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就必须承认他是‘革命左派’，就必须支持他们。至于什么历史问题，那有什么了不起！”
江青又傲慢地补了一句：“你不也是国民党吗？”
“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的国民党党员？我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党员，是在国民党军队集体参加国民党的。那时※※※也是国民党，周总理也是国民党，还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党第一军的党代表。他们都是我的顶头上司，我不过只是国民党的一个小兵。而吴传启是什么性质的国民党员？他的国民党能够与我们的国民党混为一谈吗？”陶铸也火了，立即反唇相讥。
一席话说得江青恼羞成怒，她竟然命令似的非让陶铸去支持吴传启不可。陶铸此时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霍地站了起来，直视着江青声色俱厉地说道：“你也干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宽了！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仅说了这么一句，江青就大哭大闹起来，说什么她这一辈子还没有受过如此大的气，说陶铸欺负她，镇压她。
陶铸对我说：“你不知道，江青对我们，经常像训孙子那样的训斥，总是用命令的口吻，真让人受不了！有一次，我与总理商量：江青在党政机关没有正式职务，不如建议让她担任文化部副部长，以便于有个名义联系工作。谁知道江青听了气得要命，竟然说什么你们碰到鬼了！我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可能她认为自己是主席夫人，又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很了不起了，应该列入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了。国庆节，天安门检阅的排列名次，是按历来传统安排的。我们党的传统，主席夫人是不能与主席并列检阅的。按着名次的排列，江青的位置在比较边远的地方，她心里很不满意，为此又责怪于我。”他指了指茶几上的报纸，轻蔑地说：“你看，这几天的报纸，照片上居然将江青与总理平列了，像什么样子！”
陶铸从来没有像这样推心置腹地向我谈论过他工作范畴内的事情，他实在压抑不住了，在这间孤寂的、与世隔绝的小屋内，他的一切痛苦、委屈、愤怒、迷惘只能向我倾诉。
他说：“曾志，你不知道，自从同江青吵了那次以后，我的日子好艰难哟，每次去‘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戚本禹、姚文元、王力那帮人，总是对我冷嘲热讽，故意找岔子，出难题，穿小鞋，想方设法打击我。连我穿军装他们也要说风凉话，江青他们挖苦我：陶铸，你又不是解放军，你有什么资格穿军装，你们又是什么解放军？如果我穿便装去开会，他们又会讥笑：怎么？不敢当解放军了？真是盛气凌人！”
“又如纪念鲁迅诞辰八十六周年的活动，张春桥说召开百把人的纪念会就可以了，我照此办理，他们又指责我贬低鲁迅的革命影响，结果由他们自己主持召开了一个千人的纪念大会，他们这是故意刁难我。唉，谁会相信，我陶铸今天会受到如此的凌辱！现在我不得不顾全大局，如若是过去，说什么也容不得他们如此张狂。”
陶铸说：“自从吵了那次以后，我跟江青就彻底闹翻了。跟陈伯达的芥蒂，却是由来已久。我很清楚他的老底。早在一九三○年，中央派他前往福建工作时，就表现出贪生怕死，临阵逃跑，我对他印象极坏，因此在延安党的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我公开表示反对选他，并且在小组会上谈了对他的看法，为此，他对我一直耿耿于怀。我来中央后，关系就更加恶化了。”
六
从陶铸断断续续，有时甚至是不太情愿的倾吐中，我渐渐地明确到：他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决裂，并非是单纯的人事不和，或历史宿怨，而主要是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所产生的观点与思想上的深刻分歧。根据我的记忆将这些分歧大致归纳如下：
一、关于派工作组和暂停各级党组织领导，改由各级“文革小组”行使权力的问题。陶铸几乎一进京就本能地站到少奇和小平一边。他对共产党的天下却不让共产党员当家的怪现象百思不解，异常痛苦。记得有一次我和女儿向他发牢骚，对“文化大革命”取消党的领导表示不满。起先他一声不吭，皱着眉，急速地在室内踱来踱去，突然，他停了下来，爆发出一股怒气，几乎是吼道：“你们为什么问我？这样子搞法又不是我决定的，我也想不通，你去报告主席吧，就说我陶铸想不通！”
接着又冲出一句：“你们若是怕我犯错误，现在就划清界限好了！”
当时，我只是觉得他脾气发得莫名其妙，话也说得莫名其妙，现在我才理解，他的愤怒来自于他的无法排解的困扰和痛苦。
二、在农村和城市企业的“文化大革命”的搞法上，陶铸与“中央文革小组”也是大相径庭的。“十六条”是在总理主持下，搞的一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政策性的文件，实际上对“文化大革命”起了一定限制作用。“十六条”明文规定农村和城市中的企业不搞“四大”，不进行串联。但是“中央文革小组”惟恐中国不乱，他们在平谷县搞“大民主试点”，并写了一份调查报告，江青在报告上批示：此材料很好。
陶铸看后认为，这一套绝不能推广，因此扣压下来未予转发。后来，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高压和操纵下，中央于1966年12月15日又发了一份《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草案第七条写道：农村“文化大革命”，也要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队与队、社与社之间可以利用生产空闲时间进行串联，还可以组织一批革命学生下乡串联……
对这份草案，陶铸已失去过问的权力，除了痛心之外，他无能为力。此后，中国朴实憨厚的农民们，也赶时髦似地搞起“造反”来，保定地区两派农民之间的自相残杀，不是至今使人们记忆犹新吗！
三、陶铸长期从事实际和具体工作，对革命和生产二者之间的关系，有着切身的体会。经历过1957年至1959年期间一系列诸如反右、“大跃进”、“大炼钢铁”、“大放卫星”、“三面红旗”、反“右倾”和“彭黄反党集团”等频繁的运动后，谁人不深感其害，用他自己的话说：真是搞怕了，全省的粮库竟到了粒米不存的地步。他怕重蹈覆辙，因此一直强调“抓革命促生产”，《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一论和再论“抓革命促生产”，但是遭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非难，说这种提法实际上是以生产压革命，是搞经济主义。
陶铸说：“‘中央文革小组’背地里动员中学教员和各地文艺戏剧人员来京上访控告，中央三令五申通知他们不要来，可是他们还是大批大批地来，他们一来就向我要吃要住要生产费。‘中央文革小组’又反过来指责我搞经济主义，真是难得很呐！”
四、在对待两派群众和对待造反派的态度上，是陶铸与“中央文革小组”分歧的一个很直接的触发点。陶铸的观点，认为两派组织都是革命群众，只是在思想认识上程度不同，因此他一直热心地做两派群众的团结工作，极力促成两派组织的联合。但是“中央文革小组”却绝对地支持一派、压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致酿成大规模的武斗，造成群众无谓的伤亡。当时的造反派，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宠儿，江青称红卫兵为“小太阳”，林彪武断地说革命造反是合理的。王力则说得更加肉麻：“外交部的一个收发员都可以当外交部长，只要他是造反派。”
而陶铸与大多数老同志一样，对造反派是不赞成和看不惯的。有一天，他晚上回来，阴郁地对我说：
“造反派抓了十几个副部长以上的领导同志，就蹲在中南海墙根下，这么晚了，又这么冷。”说到这里，他眼圈红了。从他对待“专揪王任重造反队”和大造反派吴传启和卢正义的态度上，我们可以窥见他那种极为伤感的情绪。
五、陶铸被称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我认为这真是一种荣誉。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所有党政负责同志都受到冲击批斗，游街、戴高帽子、坐“喷气式”……受尽了折磨和凌辱，他们跟陶铸都较熟，更主要的是息息相关，对这些被揪来北京的负责同志，陶铸的做法是：第一步向造反派交涉，把他们先弄出来，安排到招待所住。也就是先保下来，然后再进一步“解放”、任用。可惜，这仅仅是他的一个愿望，当他自己倒下以后，凡受过他不同程度保护的同志，均变本加厉地受到迫害。他难过地说：
“我虽不曾杀伯仁，伯仁却为我而死啊！”
陆定一被打倒以后，陶铸曾有指示：生活待遇不变，搬家后一定要安排沙发。当陶铸也被打倒后，一天，陆定一专案组来了十几个人，一进屋就将陶铸身上戴的※※※像章扯掉，要他低头弯腰向※※※请罪，原因是为什么他主持的陆定一的专案几个月都搞不出名堂来，而谢富治一接手，马上就有了重大突破？为什么要从政治和生活上包庇陆定一？
10月19日，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林彪在会上讲话：“这几个月来，‘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是两头劲足（即中央领导和群众），中间劲头不足，甚至还有点顶牛。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
陶铸曾说：“我同全国各省市部委负责同志一样，对于这场运动，的的确确很不理解。”直到他被打倒以后，他才搞清楚，原来这场运动是对着刘邓来的。但他执拗地表白：
“江青、陈伯达的那些观点、那些做法，我认为不对，我不能跟着他们转，我按照我的理解和我的原则去干。”
当“中央文革小组”以各种莫须有罪名围攻他时，他凛然地宣布：
“咎由自取，我对我所做的一切负责。”
七
1967年1月4日以后，除了丧失自由之外，其他一切如常。但1月20日左右，往后停止了送文件，并派驻了四个警卫。又过一个来月，将红电话机拆掉了，电灯线也改为36伏的低电压。陶铸每天在警卫的押送下去西门看大字报，除了中南海内的造反派随时批斗外，其他单位的造反派代表也进来批斗，有时在家里，有时拉到小礼堂去。最初的半年就这样过去了。
武汉“七二○”事件的第二天，中南海墙外的高音喇叭，突然又高喊打倒陶铸，说陶铸是“七二○”事件的总后台，这正是那个时代造反派的特征——指鹿为马，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真让人啼笑皆非。晚饭后，我与陶铸正在猜疑何谓“七二○”事件，突然拥来了一批人，把陶铸双手往背后一扭就走了，连外套都没有让他穿。同来的几位女同志，稍后一些也将我拉走。深夜，我和陶铸陆续回来，见到家已被抄过，文件、笔记本、书信和相片等物统统被抄走，箱子被撬开，柜门被砸开，房子里乱得一塌糊涂。
陶铸似乎已筋疲力尽，冷漠地看着家里的情景，一句话也不说。
我们房子的隔壁是春藕斋，主席经常在那儿活动，陶铸厕所的窗子，正对着春藕斋的墙。一天晚上，3点来钟的样子，突然听到外面有人声，是警卫在报告，说发现什么人往上爬。第二天又有几个警卫队的负责人来察看，我问陶铸的警卫秘书曾云，究竟是怎么回事？曾云说：“不晓得他们搞什么名堂，哪来的人爬墙。”我太天真了，我说是猫，我好几次看见猫在墙上来回走。我还让曾云将此情况反映上去，曾云没有理我。
后来我才恍然大悟，什么有人爬墙！完全是在制造事端，借口这件事，将警卫由四人增加到十几人。把陶铸厕所的窗子钉死，窗子封死，玻璃上涂满墨汁。又在陶铸的卧室里，对准他的枕头，安装了一个耀眼的灯泡，白炽的光线直射到他的脸上，使他彻夜不得安眠。将一直比较关心和照顾我们的曾云也调走了，连去西门看大字报的一点点呼吸自由空气的机会也取消了，“卍”字廊完全变成了一座牢房。
警卫人员对陶铸的态度也越来越坏，动辄瞋目裂眦，恶声呵斥。每天三餐饭，他们列队从我们房门走过，故意放声唱辱骂陶铸的歌，什么“反革命犯陶铸，砸烂他，打倒他……”有时，站在床头的警卫，整夜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成心搅得陶铸无法入睡。陶铸苦恼极了，实在忍无可忍时，也会同他们吵起来，他们骂陶铸是混蛋、毒蛇，是国民党叛徒和特务，陶铸轻蔑地说：
“你们有什么资格骂我，我干革命的时候，你们还没有生下呢，如果我是国民党，你们岂不成了国民党的儿子和孙子了吗！”
当然，这种争吵是不会有好结局的。“播罢‘红灯’、‘海港’时，窗灯射目壁如灰。梦魂欲觅终难觅，怕听钟声鹊噪枝。”从这首小诗中，我们可以想像出他当时的情景。
到了1968年3月底，对陶铸的看管又第三次升级，警卫人员增加到两个班，在屋里设了三个岗位。一个在房门口，一个在房后门，第三个像影子似的紧紧盯在陶铸身边，写字时站在椅子后，睡觉时站在床头，吃饭时站桌边，上厕所时站在面前，我俩说话时也是贴身而站。
这是江青一伙设计的一种精神酷刑，它使你分分秒秒都处在一种充满敌意的、冷冰冰的盯视之下，真如芒刺在背、鬼魅缠身，比五花大绑，更使人感到紧张、沉重和痛苦，神经稍微脆弱的人，非精神失常或自杀不可。
然而，陶铸对这种精神折磨却处之泰然，他以超人的意志和坚强的信念，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宁和坦然的心境。在看守的眼皮底下，他竟然能够旁若无人、从容不迫、有条不紊地干着自己的事情。
为明心志，陶铸用毛笔写了一纸，端端正正的摆在桌上：
“自杀，就是有见不得人的事，不想把自己的问题弄清楚。当然也有这样的可能，就是你去见了马克思，问题还是弄不清楚。那也不要紧，事实终究是事实，最后还是可以弄清楚的，我相信我自己的四句话：‘性质’纵已定，还将心肝掏，苌弘血化碧，哀痛总能消。”
陶铸每天都用大量的时间拚命读书，除了马列和※※※著作外，对历史书籍和唐诗宋词也很有兴趣，但是最心爱的还是那部《名臣录》，他每每以那些古代的直节忠臣而自比。在一首诗里，他写道：
卍字廊前花木森，风送芬芳入杳冥。
静坐偶欣惟蝶舞，夜眠深苦是蚊鸣。
汉家狱辱因何怨，宋室廷刑岳慨承。
人世烦冤终不免，求仁奚用为身名！
陶铸还酷爱书法。书看累了，就提起毛笔练字，以陶冶和安抚性情。没有宣纸，就用旧报纸来代替。两年多的时间，他将家里的新旧报纸都写光了，摞起来足有两米高。1969年他被遣送到合肥后，我打扫北京家里房间，望着这堆报纸，好一阵酸楚袭上心头，也许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陶铸了！我随便从中抽出几张来，留作永久的纪念，其余的付之一炬。
1970年，陶铸去世后，有一天女儿整理他的遗物，顺便翻了翻我留下的这几张报纸，意外地发现，在许多旧诗词当中，竟夹着他自己的诗和词，我没能把绝大多数报纸带出来，真是痛悔莫及。
正是凭着这样的机智，他才得以在看守的紧盯之下，用诗词抒发了自己的满腔悲愤、刚直的气节和磊落的襟怀。除了以上引用过的几首外，还有一些寓意很深的诗，如：
料峭风寒花独开，孤芳心事费疑猜。
成尘我爱香如故，妒忌无端究可哀。
独自沉吟独自宽，熬膏煎血又年年。
每忆莫愁湖畔月，头颅惨白不成妍。
八
1968年8月，在天安门召开了百万人的“批斗刘邓陶大会”，为了互相响应，在中南海分三个场子，分别斗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斗陶铸的有300多人，我被拉去陪斗。我看见有几个人把陶铸的脑袋使劲往下按，把他的双手反剪着，陶铸则进行着反抗，拼命把头昂起来，于是几个人围上去对准他一阵拳打脚踢，额头上顿时鼓起几个鸡蛋大的肿包。为了拍实况纪录片，这场残忍的闹剧足足持续了三个小时。
我俩心碎神疲地回到家中。正在家中养病的女儿，两眼红肿，颊上还挂着泪痕，端着盆热水走过来，想让我们泡泡那双站得浮肿酸痛的脚。女儿发现了父亲额上的血肿包，扑上去想给揉揉，陶铸一把推开她，脸色惨白，双眼喷火，高声说道：“如果不是相信共产主义，老子今天跟他们拼了。”
我那时病痛交加，瘦得只剩下60多斤，经过这场野蛮批斗以后，更显得虚弱不堪。陶铸悲愤交集，指着我对看守说：
“你们为什么斗她？难道这个样子斗我还不够吗？她是个病人呀！”说到这里，两行老泪顺着他憔悴的面颊缓缓流下。
1968年国庆节前后，陶铸突然说头晕，眼花，想呕吐，但无人过问。拖到1969年元月，又出现胃部不适和恶心呕吐，全身酸胀，毫无食欲，请来医生看看，也只是随便给点胃药和去痛片，病情仍然不见好转。到了3月份，陶铸的眼睛和皮肤变黄，我央告医生，仍然不予理睬。直到3月中旬，才来了位医生，检查腹部，发现右上腹有一个馒头大包块。草草诊断为肝炎，便将陶铸送进302医院传染病房。入院后检查，才搞清不是肝炎，是胆囊部位的癌症，需要立即动手术。
病情上报给总理后，总理批示要积极治疗，并指定上海第一医院的董芳宗主任主刀，301医院的陆惟善主任做第一助手，阜外医院的麻醉科主任负责麻醉，北京医院内科主任吴杰也参加医疗小组。这个阵容，确实是国内第一流的，体现了总理对陶铸的关怀。
陶铸又被从302医院转到301医院的外科。他们将陶铸病房的窗户用木条钉死，下面的两块玻璃用报纸糊上，四个警卫轮流在门口监视着，哪里还像什么病房，十足的牢笼！
动手术需经家属和本人签字，他们怕陶铸不同意，动员我去做说服工作。哪知医生刚说明意图，他二话没说就签字了。我们当时没敢告诉他是癌症，只说是胆管堵塞，需要做胆囊切除术。
但是陶铸心里很清楚，只是没有道破罢了，一直到死，他都没有去追究自己的病，只是有一次，他实在疼痛得太厉害了，才脱口说了一句：“没想到癌这么痛！”
我给汪东兴写了封信，要求允许我每天去医院看护，但是直到手术后第三天的下午，才让我去探视。陆主任向我介绍了手术的情况，他说给陶铸做的是胰腺癌根治术，是普通外科最大的手术，手术进行了八个多小时，除了切掉胰头的癌瘤外，还切除了胆囊和十二指肠，胃切掉三分之二；大网膜去掉了四分之一。
在白罩单的映照下，陶铸显得格外瘦削萎黄，两个鼻孔、伤口及手臂上，全都插着管子。但是他很平静，脑子也很清楚，见我来，用眼神和手势向我示意：一切都顺利，请放心。
但是手术后第四天，病情却急转直下。由于严重的肠胀气，将手术切口撑裂，大量的腹水向外流淌。医生用吸引器不停地抽吸胃肠液及胆汁，每天要抽出4000毫升又黑又腥的液体。随后陶铸又并发了可怕的肺炎和胸膜炎，持续高烧，神志模糊，生命垂危。
我去看他时，见他正处于昏睡状态，我连声唤他，好不容易才睁开眼睛，见到是我，便喃喃地说：“曾志，看来我过不去了。亮亮，你要好好照顾亮亮……”还想再说什么，一阵膈肌痉挛，打呃不停，随即寒战高烧，又昏迷过去。
谢天谢地，危险期总算度了过去。在医院住了两个来月，他恢复得很快，回到家来，能在走廊散步一个小时，看书习字一坐就是两个小时。
1969年9月下旬，陶铸又感到腹内阵阵疼痛，发低烧，脉搏微弱，医生诊断是癌肿扩散，已无法治疗，只有用止痛剂和麻醉药来减轻痛苦。
我至今想起他那副痛苦的样子，仍觉心中酸楚，那是言语难以形容，常人难以想像的精神加肉体的双重疼痛。他常常痛得在床上东倒西歪，前趴后仰，大汗淋漓，不能进食，每天只能吃点流质，虚弱得连大便的气力都没有，需要我用手去抠。
陶铸以惊人的毅力向病魔挑战，任凭痛得死去活来，也咬紧牙关绝不哼一声。我劝他：“忍不住你就哼几声吧，也许会好一些。”他说：“你已经够苦了，听到我哼，会更难受……”此时的他，与其说凭肉体活着，不如说是凭信念、凭意志活着。
对陶铸悲惨命运的最后一击，终于降临了。
1969年10月15日早上7点钟，汪东兴派人来叫我去，对我说：“北京要紧急疏散，可能爆发战争，陶铸要疏散到安徽合肥，你怎么办自己决定，随陶铸去也可以，但是去了以后不准与外界通讯，不准与任何人来往；不随他去就去广东插队劳动，但必须与陶铸断绝联系。”
我如同五雷轰顶，勉强自持，问道：“什么时候走？”
“明天。”
“明天不行，陶铸病得很重，至多也只能活两三个月，我要为他准备一下。”
“那就18号！陶铸到那里后，每月给他100元生活费，生活自理。”
我回去后，将汪东兴的话如实相告，陶铸沉思良久，然后毅然决然地说；“你千万不要陪我去，我活不了多久了，你去也帮不上忙，何苦再牺牲你？你要争取和亮亮在一起，你们能在一起，我也就放心了，我们只有她这一个女儿……”
第二天，中直政治部王良恩主任来谈话，陶铸躺在床上平静地说：“好吧，我同意离开北京。”王良恩又说：“审查你的历史，你有变节自首的政治问题。”陶铸冷冷地说：
“我已经是油尽灯残的人，你们尽可随意给我做结论。但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有权利保留自己的意见。我相信历史会对一切做出说明。”
此生此世，我们在一起只有三天的时间了，我强压悲痛，为他收拾行装。他考虑得很周到，请我帮他装了一箱子的书；要我买一双雨鞋和一把伞，因为很可能要到室外上厕所；还要再准备一床薄被里，以便自己换洗。
我还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替他洗个澡，我估计去合肥后，是不会有人为他洗澡的。我把水放好，再把他扶起来小心翼翼地放躺在澡盆里，慢慢地为他擦洗，我望着他骨瘦如柴的身躯，灰暗的面容，心中无限的凄凉。我问他还有什么话交代，他说：
“我怕是难见到亮亮了，你看到她，要告诉她，爸爸对不起她，让她跟我受委屈了。但是爸爸在政治历史上是清白的，是对得起她的，希望她要坚强，要紧跟※※※好好做人，好好生活，把小亮带大。”
他要了亮亮、外孙小亮和我的小照片，包好后放在内衣口袋里。他说相片在我怀里，就好似你们时刻都在我身边。我说你一定要力争活着，只要活着就有希望。生离死别的三天，我们就这样互相勉励安慰着，没有说一句凄切的话，更没有掉一滴泪。
18日这一天，无情的分别到了，我炖了一碗鸡汤，烤了一片面包为他送行。由于他肠道已经梗阻，所以吃了足足有一个小时。他说若不是为了你，我是什么也吃不下的。
上路的时间到了，护士替他打了一针杜冷丁，顿时就觉得精神好了许多。他将毛衣、棉衣、大衣都穿在身上，但仍然感到冷。我曾要求送他去机场，没有获准，只好在家门口送行。
陶铸拄着手杖，镇定自若，庄严凝重地一步一步地走出家门，踏上了他生命的最后一段路途。
我们微笑着握手，郑重地道再见；我为他打开车门，两人再次地握手；车开走了，我们依然互相挥手，向对方致以最后的敬意。
一周后，我也搬出了这所留给我无限思念、无限苦痛和无限空虚的家。
我知道陶铸将不久于人世，他将凄凉而孤单地走完这人生的最后一程，但他情愿牺牲自己，来换得我一个自由。我现在反而无法想像，当时我们的诀别会是那样的冷静，那样的从容，那样的坚强！我们微笑着做了这一生一世的最后告别，彼此都没有流泪，因为泪水已无法表达我们那种渗透骨髓的痛苦和依恋。
11月30日，陶铸在合肥悄然病逝。
那些人假借烈性传染病，深更半夜以白单裹尸一烧之了。死前不许我们去，死后也不准去料理后事。从我们分别到他逝世，只有43天时间。
他满含冤愤悲怆，连同他未竟的事业，以及弥留之际未能与亲人诀别的遗憾，孤单单、凄凉凉地去了。
陶铸从1966年6月走马上任，到1969年10月抱病离京，我俩相依为命在“卍”字廊生活了三年多。我补偿了以往由于工作繁忙，或者说是个性好强，而被忽略了的妻子的义务；作为报答，陶铸赠我一首诗，是用钢笔写在一片小纸上的。我小心翼翼地将它卷起，用塑料纸包紧，缝在棉衣里。直到“四人帮”被粉碎了，我才把它拆出来，公之于世，立即受到群众的喜爱，并被广为传颂。
赠曾志
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
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
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蔡更觉怯霜残。
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如今陶铸已经去世30个春秋，然而那些如烟的往事却时时飘荡在我的眼前、我的心房里。透过岁月的风尘，我永远能见到一张面容，而且是那样的清晰、那样的生动、那样的亲切。我不时觉得，陶铸也许根本没有离开过我们，仍然活在一切爱他、敬他、理解他和同情他的人们的心中。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当然不可能见到※※※，但我比许多人都幸运，因为我得到他的关照与保护。
1967年元月，陶铸被打倒后，我写信给※※※，“我怎么办呀？我是请假来养病的，组织关系、工资和供给关系都在广东，现在陶铸倒了，我若回广州，像我这样的身体，体重才67斤，能经得起革命造反派的审查批斗吗？但我在这里，什么关系也没有，中南海的造反组织要赶我走又怎么办呢？”※※※在我的信上批道：“曾志同志，你是来养病的，就住在北京，帮助陶铸同志做检查。你的党组织关系，去找东兴同志。”批件送到汪东兴同志那里，东兴阅后派秘书送给了我。不久，中南海的造反派抄家，将这封信也给抄走了。
转眼到了4月份，我又开始感到惴惴不安，于是又给※※※写了信：我若再不回去，人家会以为我逃避审查批斗，但回去又怕身体吃不消。特请示主席，我是不是可以回去了？但这次※※※没有回复。事隔两年后，从汪东兴那里了解到，※※※看了我的信后，曾与总理商量：“你看曾志要回去，连黄永胜他们都不能立足了，都跑到北京来了，曾志能够回去吗？算了，不要回去了。”
由于※※※的保护，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才免受皮肉之苦和人身的摧残，只是有一回，中南海造反派分片批斗“刘、邓、陶”，强行拉我去陪斗。在批斗场上，造反派揪住我，要我低头弯腰，这时有人示意他们不要动我，让这批莽汉退了下去。我知道，这都是由于※※※的缘故，如果没有他的保护，在那么恐怖的批斗大会上，我是必死无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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