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14日星期二

曾志回忆录揭秘:陶铸落难始末

老衲说说 2019-12-07

节选自《百战归来认此身》第十三章《陶铸落难》,作者为陶铸夫人曾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3月出版。

1969年11月30日,陶铸在合肥病逝。图为陶铸与曾志合影


1966年5月底,中央通知陶铸去北京开会。回来后,我发现他神态有些异样,总好像在思考着什么问题,心情显得相当沉重。第二天午饭时,两人都默默地各吃各的饭,我等待着他将要说些什么。

果然,沉思了一会儿后,他终于开口了:

“曾志,中央要调我去北京工作。”

“让你做什么?”我感到很意外,忙问。

“中宣部部长。”他回答。

“你不合适,宣传部部长要由理论、文化和文字水平都很高的同志来担任,你胜任不了。”我断然否决。

陶铸点点头,很认真地说:“是呀,我不太适合。”

“那你就向中央辞掉。”

“不行,我还要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辞是辞不掉的。为这事,我已经考虑了很久,也想得很多,不过中央既然已做决定,那就去吧!”

事已如此,我还能说什么呢。

“那你什么时候去!”

“交代一下,6月初就去,不过先要去湖南为韶山渠通水剪彩。”此后,我们再也没说什么,他整天忙忙碌碌,我患甲状腺机能亢进症,精神不好,也无心过问;再说,我们素来谈话简短,只说一些在生活上必须谈的话,谁都难得向对方谈及个人工作上的事情,尤其是他。

6月1日,陶铸就一个人匆匆忙忙飞往北京了。

我没有跟去,一个人呆在广州冷冷清清的,但到了7月初的一天,由于身体过于虚弱,突然休克,脉搏每分钟300来次,发烧38度达20多天。刚退烧,陶铸来电话,要我去北京养病。我想,女儿陶斯亮正在上海军医大等待毕业分配,一个人呆在广州冷冷清清的,反正病后需要恢复,不如去他那里,两人相互间也总有个依靠。于是9月10日那天,我的想法得到了省委的支持,准予去北京休养三个月。

下了飞机,出乎我的意料,陶铸居然亲自来机场迎接,这是我们结合30多年来破天荒第一次。

以往北京的9月份,正是最明媚最舒适的季节,而此刻,一切美景全让红卫兵运动给打搅了。他们成群结队地拥在大街上,搞“四大”,破“四旧”,揪“走资派”,斗“反动学术权威”;不仅触及人的皮肉,还要荡涤人的“灵魂”。我看着车窗外这种动乱景象,一股不安袭上心头:这场运动,究竟要搞成个什么样子呢?

陶铸一直在注意地观看着窗外的情景,很少吭声,一直到驶抵目的地时,他才告诉我他已搬出钓鱼台(即“中央文革小组”所在地)住进中南海杨尚昆的房子。杨尚昆调广东工作,家已搬走。

陶铸情绪很好地说:“我现在在西楼食堂吃饭,一天两元钱标准,太贵了,你来了很好,我们可以自己开伙。”他这个人,只要有辣椒吃就高兴。

车开进中南海,拐进了一条两边是高耸红墙的巷子里,在一座中式的大门旁停下。我迈进了新家,颇有兴致地参观了一下房子。这所住宅,不算宽敞,但挺精巧。主房只有三间,中间大的一间被隔成两半,一半做客厅兼餐厅,另一半是书房,两侧各一间卧室。室内陈设简单,但很实用。因为我们没有把广州的家搬来,只随身带了几件行李,因此这个家缺少生活气息,倒像是宾馆。

房门前是一个小小的院子,栽着两棵海棠和几株桃花。再往前走几步,是一座架在荷花池上的游廊,因为迂曲回旋成了“d”字,因此得名为“d”字廊。荷花池很大,长满了荷花和睡莲;那些红红白白的花儿开得婀娜多姿,十分可爱。陶铸说,他正是为了这池荷花,才在偌大的中南海内,独独选中了这处僻静住宅的。

陶铸分工负责宣传文教和组织工作,如:中宣部、中组部、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体委、新华社、人民日报、出版局、广播事业局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等部门。他的办公室设在西楼。那里人来人往,电话铃响此起彼伏,四名工作人员忙得不可开交。

当时正是红卫兵闹得最凶的时候,所有的机关都分裂成两派,大学生又插足进行“煽风点火”,因此,几乎各部党委都处于全瘫和半瘫状态。陶铸既要同各部委领导同志商量对策,又要与两派群众对话,还要接见分管系统内的大专院校红卫兵,向他们解释党对“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还要当场解答红卫兵的质问。各省市自治区虽不属他分管范围,但那里的负责同志大多与他较熟,有些还是老朋友,他们绕过“中央文革小组”,也纷纷来电话反映当地炮轰火烧“走资派”,揪斗干部群众,抢砸档案材料,以及互相打派仗的情况。此外,还要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学生、教师;要参加中央和“小央文革小组”召开的各种各样的会议;每隔几天,还要与总理一道向主席汇报(后来才知道,主席是分开听周总理、陶铸和江青、陈伯达的汇报的)。

总之,“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形势的特点就是“天下大乱”,弄得陶铸纵然使尽浑身解数也应接不暇。吃饭睡眠等一切正常生活节奏都被打乱了。陶铸说,这几个月,是他近几十年来最忙碌的一段时光。

大约1966年国庆节后,我发现陶铸的眼神,突然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每当他坐下歇息的时候,总是用手指无意识地在沙发上画来画去;或者背着手,低着头在室内很不安地踱来踱去,眼神阴郁,面色铁青。这种心事重重的神态,引起了我的关注,但是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总是简短地回答:没什么!他什么也不肯说。说实在的,我对他这点很有意见,哪怕把我当作一名普通的同志,彼此也应该交流思想。我估计他遇到了与个人命运相关的棘手问题,于是开始留心观察周围的事物,发现确实有些异样,例如:

“中央文革小组”把曹轶欧派到陶铸这里“协助工作”,把陈伯达的老婆也安插到陶铸负责的某个部门中去。这分明是对陶铸职权的干涉,而绝非一般简单的人事安排,但当时,我也仅仅是感觉而已。

有一天,陶铸给汪东兴打电话,说周扬过两天要从天津回来,住中宣部不安全,希望办公厅能找个地方。汪东兴用质问的口气问道:

“怎么,你想把周扬保护起来?”

“周扬同志患癌症在天津开刀才不久,这次回来接受群众批判,但身体还应该照顾,请你设法给他找一个比较安静的住处,王明住过的房子,现在不是空着吗?”陶铸解释说。

“好吧,跟他们商量一下吧!”电话里,传来汪东兴的回答。

我心里暗自纳闷,前些日子,汪东兴每次见到我们都很热情亲切,为什么今天口气突然变得这样生硬呢?

我还观察到,近来,每当“中央文革小组”通知陶铸去开会时,他总是面有难色,纵使去也极不情愿,这是为什么呢?我还奇怪,为什么他突然脱下军装,改穿便服了呢?

有一天,在人民大会堂观看少年京剧演员汇报演出,陶铸同意让剧团另一派来观看,江青故意冲着陈伯达发牢骚:

“放他们进来,两派打起来谁负责?”

江青有意见为什么不直接向陶铸提呢?看演出时,我同蔡大姐坐在一起,江青走过来,热情地向大姐打招呼,但对我却理也不理,仿佛没看见似的;其实江青与我是熟悉的,以往她几乎每年去广州过冬,我都要尽地主之谊,因此江青对我一直还算客气。但是,为什么突然间就变得如同陌生人了呢?

11月份,主席下达指示:要谭震林和陶铸去中南及华东地区视察,陶铸自己的一摊子工作那样多,那样忙,纵使有三头六臂也难于应付,更何况总理也需要他协助,在这种时候,为什么突然命令他离开北京,下到地方上去呢?

以上种种迹象,都是些不祥之兆啊!

而最为明显的信号,是11月28日文艺界大会上,江青的一段讲话:“※※※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连陈伯达、康生都成了亲密战友,却惟独没有提陶铸。文艺界是陶铸分管的,在文艺界的大会上,把陶铸排斥于※※※亲密战友之外,这实际上是向红卫兵、造反派们宣布:陶铸不是※※※革命路线上的人,人们可以任意怀疑并进而打倒他。果然,心领神会者立即响应。

浙江某中学高中生陆荣根,专写批判陶铸两本书的大字报。他来京后,挑选繁华的前门大街,张贴了一张两万多字的大字报,整整用掉了60张大字报纸。有人抄下,我借来看过,完全是胡说八道,荒唐之极。例如陶铸在《革命的坚定性》一文中写道:“我们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定要像岩石一般坚定,当狂风暴雨之夜,风想把它们彻底掀翻,雨想把它们打进沙滩,浪涛想把它们掷入大海,但是它们屹然不动。当风雨过后,当浪涛退后,它们仍旧矗立在大海边,指向青天,面对大海。”而陆荣根的大字报却胡诌什么:“面对大海,就是面向台湾;指向青天,就是指向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就是向往蒋介石。”真让人啼笑皆非。

耳闻目睹这种异常的现象,又眼见一批又一批的老同志任意被打倒,被揪斗,挂黑牌,戴高帽,游街示众,坐“喷气式”,受尽了折磨和凌辱。我的心真是沉重极了,我估计陶铸被打倒之日,即将来临。我做了思想准备,并且让女儿也退出她那一派的“勤务站”,我对她说:“你爸爸在中央工作,弄不好会跌得粉身碎骨,你要有思想准备才好。”她太单纯,怎么也领会不了“粉身碎骨”这几个字的含意,还责怪我言过其实,以为我是故意吓唬她。

转眼到了12月底,1966年只剩下最后几天了。这年的冬天,很是寒冷。

大约26、27日,陶铸很晚才回来,面色阴沉,刚在饭桌旁落座,就十分严肃地说:

“曾志,告诉你一件事,今天中央开会,江青他们批判我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很严重。”

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我反倒显得平静:

“江青他们为什么突然批判你呢?”我问道。陶铸愤愤地说:

“说来话长,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楚的,不过这次的事情,要从王任重同志说起。”

王任重原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有水平,有能力,文化修养也高,人又潇洒,很得主席赏识,因此成立“中央文革小组”时,他被调来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北京市“文革小组”顾问。另一副组长是江青,陈伯达任组长,康生、陶铸任顾问。哪知任重来中央后,也和陶铸一样,与“中央文革小组”其他几个人合不来。江青他们指责任重架子大,个人搞一摊子,干什么事都不与“中央文革小组”其他人商量,看样子很难再合作下去。

任重原来就患有肝炎和肝硬化,来北京工作后,由于劳累,心情也不舒畅,身体情况越来越糟糕,天天发低烧,脸色灰暗,一天天消瘦下去,到了10月份,就不得不去广州养病了。

正在这个时候,武汉的造反派,从任重儿子那里,发现了任重写的一首诗,诗中称※※※为“战友”、“兄长”(大意)。这下造反派可就闹起来了,大骂任重胆大包天,竟敢跟伟大领袖称兄道弟!一时间搞得武汉三镇乌烟瘴气。

“中央文革小组”不失时机地介入和控制了群众运动,把群众握于自己的股掌之中。风助火势,火借风威,形成了对任重的合围阵势,任重的处境岌岌可危!

陶铸见状,很是着急,为了解脱任重的困境,给主席写了个报告,建议任重辞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职务,仍然回中南局去工作,而目前首要的是应该让他治病。主席在报告上批示:

“王任重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要离开‘中央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

会议由周总理主持,除了政治局委员以外,“中央文革小组”将全体人马都拉来了,甚至连一般工作人员,也在这样一次党的最高级会议上占得一席之地,会场的气氛可想而知了。

“中央文革小组”向任重提了一会儿意见后,突然矛头一转,对准陶铸猛烈开火。先由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头阵,然后张春桥、姚文元横扫,最后主将出马——江青、陈伯达和康生重点批判。这样周密的安排,肯定是事先预谋好的。“中央文革小组”不管小的还是大的,个个板起面孔,恶声恶语地凶得不得了。批判的内容主要是派工作组镇压群众;保走资派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继续推行刘邓反革命路线,是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代理人……如是等等,不一而足。

“那么,政治局的同志提了什么意见没有呢?”我问道。

陶铸说,政治局的同志只是在听,没有什么人发言,先念同志讲了两句,是工作方式方法上的意见,没有提路线错误;最后富春说了几句:“我看让老陶回中南工作算了。”

“你给主席的那份报告,分明是保任重同志的,你保得住他吗?”

“人家在那里怎么还能工作得下去呢?身体又那样不好,我可不是那种落井下石的人,能帮总要帮人家一把嘛,这是做人最起码的一条。”陶铸一下子冲动起来。

这才是陶铸的本色!他是这样的人,我太了解他了。

我见他心情恶劣,便安慰道:“事已如此,就只好正确对待吧。”我估计自己也不会例外,随时都可能被揪斗,被拉走。我望着陶铸,很平静很诚恳地说:“我和你的个性都太强,两人生活在一起,总要为一些事情而争论不休,有时甚至吵得很凶,但是从今天起,我再也不同你争论了。”然后,我去到蔡大姐那儿,把事情简单讲了一下,回来后就闭门谢客,听候处置。

只隔了一天,陶铸回来,一进门就兴高采烈地大声嚷道:

“曾志,我的问题没有那样严重,今天主席保了我!”接着,他讲了事情的经过。

那天上午,※※※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陶铸一走进会议室,主席就冲他说:

“陶铸,你为什么不说你是犯了很不理解这一条错误呢?”

接下去,主席又说,陶铸来中央后,工作是积极负责的,忙得很,做了许多工作。主席还批评江青太任性,说陶铸是政治局常委,未经中央正式讨论,就说他犯方向路线错误,随便批判,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会后,主席把陶铸留下,单独谈了一个来小时,态度十分亲切。

“江青这个人很狭隘,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主席说,并批评陶铸:

“你这个人啊,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

谈到下去视察问题时,主席多少有些不满,问:

“你为什么还不下去呢?”

“近来事情太多,总理一个人忙不过来。再说这次下去时间较长,需要把工作安顿一下,打算过几天就下去。”陶铸解释道。

“赶快下去才好,这次谭震林不去了,你自己去就行了。”主席说完话,亲自拟定了一个名单,大约有20多个人,还指示陶铸:

“这些同志烧是要烧,但是注意不要烧焦了,你下去要把他们保下来。”

主席还意味深长地告诫陶铸:

“你这次下去,要多听少说,多走、多看,遇事要谨慎,两个月时间不够,三个月也可以。”最后,主席话题一转:

“你的那两本书,曾志寄给我,我都看过了。《松树的风格》好是好,但是也没有多大意思,还是粮食主要。在中南戏剧汇演上讲话时,你说现阶段应当把人民内部矛盾提到重要位置上来,这可是个原则性问题。”

主席的意思是,现阶段,还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

这样,陶铸以为既然主席已经亲自出面保了他,江青他们也就奈何不得了。他太天真了,事情仅仅是开始呢!对于他的政治生命来说,这一天不过是回光返照罢了。

在“四人帮”时代,真是过得了初一过不了十五,而陶铸简直连一天都过不了,就又落入江青他们设下的新陷阱中。

就在主席保了陶铸的第二天(即12月30日),已经是晚上10点,为某种特殊目的而专程来京的“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队”,突然狂放起来,强迫陶铸立即接见。原本说好是第二天接见的,但是他们下通令,如果当晚不接见,就要全体绝食。不得已,陶铸只好去接见。

一进会场,陶铸就发现气氛不对头,对方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挑战姿态。陶铸见状当即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不要搞录音,会后双方合作搞一份谈话纪要。二是让中南局书记李一清参加(是被他们从广州揪来北京的)。三是派出代表提问,集中回答问题。

但是造反派偏偏对着干,一是非录音不可,二是坚决不让李一清参加,三是任意提问。他们的一位头头蛮横无理地叫嚷:

“今天是我们叫你回答问题,而不是你接见我们。所以对我们提出的所有问题,你必须老实回答!”

陶铸本来就是个燃油般的人,一点就着,此刻他强压怒火,严正地说:

“同学们今天对我采取这样的形式是不恰当的,我是政治局常委,我坚持认为今天是接见会。”

分明受到挑唆的学生,此时是有恃无恐的,他们硬是胁迫陶铸接受质问,陶铸哪里肯依,冲突越来越尖锐,双方僵持不下,最后造反派居然“勒令”陶铸回答问题。陶铸终于被激恼了,盛怒之下他宣布:

“你们这样强迫我,我们还有什么商量的余地?我以我个人的身份,向你们这种做法提出抗议!”

他哪里知道,激他发火动怒,乃是一个极其阴险的阴谋,他落入了圈套。造反派见激将成功,气焰更为嚣张,他们故意扩大事态,说陶铸压制群众,并强行把双方争论的录音带走,甚至企图把陶铸也揪走。警卫人员怕发生意外,于是进入会场执行任务。他们身上带着枪,造反派又借此制造事端,说陶铸动用武力镇压群众。整个会场一片鼓噪,犹如鸦雀闹林。

此时,坐在隔壁一间房子里的陈毅和李富春等人,听说造反派要揪走陶铸,陈毅气得一拍沙发:

“我要保护陶铸同志!”

直到陶铸勉强承认了有些感情用事,不太冷静,因而结束了这一长达六个小时的“接见”后,陈毅和富春才放心离去,此时已是凌晨4点钟了。

据李一清说:“专揪”造反队的一位学生告诉他,他们一到北京就通过红旗杂志社的林杰和关锋,与“中央文革小组”取得了密切的联系。这样,他们的所做所为及险恶用心,也就昭然若揭了。

1966年的最后几天,就这样艰难地度过去了,灾难深重的中国,迎来了新的一年。然而对于陶铸来说,1967年意味着终结。1月4日晚上7点来钟,李一清慌慌张张跑来找陶铸,陶铸不在,于是一清告诉我说:

“今天下午5点钟,‘中央文革小组’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专揪王任重造反队’,学生们回来后扬言——要把陶铸揪出来!”

对一清反映的情况起初我还不相信,我这个1926年入党,有着40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怎么也想像不到党内也会有如此卑鄙的搞阴谋诡计的家伙,我也真是太天真了。到晚上9点,中南海西门外的高音喇叭,突然大喊大叫:打倒陶铸!并且宣读了“中央文革小组”接见的讲话内容。与此同时,传单已四处散发,行动真够神速。

我请警卫同志要了份传单,通栏大标题是“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具体内容如下:

“陈伯达说陶铸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行同他是有关系的。他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问题从来未跟我们商量过(江青插话:他独断专行),他独断专行,不但背着‘中央文革小组’,而且背着中央。你们到中南局去,你们了解了很多的情况,的确是有后台的,这个后台就是陶铸,他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你们那个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康生说:同学们把材料整理出来,有材料就胜利了,这是策略。”

陶铸一直未归,我心情沉重地拖着两腿走到西门口,只见黑压压的一片,足有三、四千人,喧嚣的声浪,可以传出几里地之外。我茫然若失地来到陈毅家,陈老总热情地接待了我,他说:

“大姐,你放心,他们这样搞,老陶也打不倒,前几天主席还保了他,除非主席又改变了主意。”

陈老总亲自送我出门,并一再安慰我放宽心。哪里想到,这一面竟成为永诀。

直到深夜12点多,陶铸才回来。我把情况相告,他竟全然不知。他说:

“今天下午我与他们一直在工人体育场接见文艺界来京的革命群众,会后总理、我、还有他们几个在休息室还说说笑笑并无异样;总理同我商量工作后,我去找安徽的张恺帆同志说事情;接着又去接见安徽来京的学生。‘中央文革小组’就在我隔壁房间接见‘专揪王任重造反队”,怎么我一点都不知道呢?”

他立即给总理挂电话,总理说:

“我正在与群众代表谈判,处理完后再打电话给你。”

凌晨2点多钟,总理来电话召见陶铸,说江青他们的讲话他也是才知道的。总理说:

“我们分手后,我去给陈郁(广东省省长)打电话,回来见他们正接见红卫兵,我坐下来听了一会儿,陈伯达、江青、康生他们话已讲过了,我没有听到。”

陶铸问主席是否知道,总理说:

“不清楚。不过昨天我去主席那里,主席曾问过我,江青说陶铸镇压群众,这是怎么回事?我向主席汇报了那天事情的经过,我说不是镇压群众,是陶铸态度有些不好,主席说:‘哦,是态度不太好。’也就再没讲什么了。”

最后,总理关切地嘱咐陶铸:“这几天你就不要出去了,在家休息,外面红卫兵正要揪你,不要惹出麻烦。”

也就在当天夜里,我在上海读书的女儿,被同学叫醒,从而证实了她父亲“粉身碎骨”的预言。我的外甥正在广西南宁串联,半夜也听到了他舅舅出事的消息。如果不是事先周密的预谋,绝不会在几小时之内传遍全国的。


当初,陶铸看中的这座带“卍”字廊的幽静住宅,没想到现在居然成了一座囚室,在这里我们竟做了近三年的囚徒。

囚徒的生活,最富有的就是时间,陶铸这下总算能坐下来了。最初没有派看守人员,我们还能在荷花池边散散步,自由地交谈。从陶铸断断续续的谈话中,我总算搞清楚了他与“中央文革小组”关系的始末,了解了他被打倒的真正原因。

陶铸调来北京,确实是邓小平提名,并得到主席的首肯的。我们是从小字报上才得知这件事的。小字报上登了主席的一段讲话,大意是:陶铸这个人,是邓小平介绍给中央的,我说陶铸不老实,他说还可以。我不相信主席会说陶铸不老实,是否是将“不老成”误为“不老实”?于是写了封信给主席。※※阅后用铅笔在“不老实”这三个字的下面画了一横杠,并打上一个“?”。这封信后来退还给了我。

当时,几个秀才得势便猖狂,在中央高层领导中颐指气使,目空一切,大有抢班夺权之势。在这种形势下,小平推荐擅长于实际工作的陶铸来京,用意是很深的。

起初“中央文革小组”对陶铸也还持欢迎态度,因为陶铸与少奇和小平仅仅是一般工作关系。再说陶铸敢放炮,这一直率的特点,可以日后借用来炮打所谓的“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所以最初一段时间,“中央文革小组”对陶铸是采取拉拢的策略。

然而“中央文革小组”很快就对陶铸失望了。最早的分歧发生在派工作组问题上。陶铸刚赴北京上任没几天,六月九日就飞杭州去参加主席召开的一个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文化大革命”派不派工作组的问题。陈伯达提出不要派,少奇、小平等大多数主张派,主席最后表态:可以派工作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但陶铸说:

“我是积极主张派工作组的,并且负责组织派遣工作组的工作。因为派驻工作组,是我们党多年来的成功经验之一。”

7月18日主席从外地回到北京,江青立即利用北京大学大字报事件向主席进谗言。北京大学的聂元梓等人,于6月1日贴出了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后,北京大学的群众立即张贴出500多张大字报响应,其中有400多张是反对聂元梓的。后来又发展到有几千人围住他们辩论。

江青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一事件。她对主席说:“北京大学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以后,我用了一个月时间,观察形势,分析形势,我感到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我开始注意学校,例如南京大学匡亚明制造的反革命事件,西安交通大学‘六六’事件,北京大学‘六一八’事件,他们是要革命的,可是他们竟被打成所谓的反革命。坚持派工作组的人把革命事件说成是反革命事件,并且通报全国,以此镇压全国的革命师生,企图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

主席听了江青和陈伯达等人的汇报后,从6月20日起连续召开了许多次中央政治局会议,7月26日又召开了有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扩大会议。8月5日,※※※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再明显不过是针对少奇和小平的,公然提出了中央存在两个司令部的错误观点。

陶铸刚调中央没几天,就在派工作组问题上站到刘邓一边。但是真正令江青等人失望和不快的,还是在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调整了政治局常委的名次。原先陶铸排在较后面,主席亲自用红笔把陶铸勾到总理之后,陈伯达的前面,这就是所谓“第四号人物”的来历。

陶铸说:“我是新上来的,排太前不好,我认为应把我放到富春后面。我去见了主席,要求把陈伯达调到第四位来,我说伯达长期在你身边工作,对主席思想领会比我快。主席说已经定了,不变了,伯达那里我找他谈谈。”

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主席主持召开了好几次政治局的生活会,目的是批判少奇和小平。会前,江青私下找陶铸进行布置。陶铸说:

“江青要我在会上打头阵,要我向刘、邓放炮。我没有照她的意思做,我对她说我刚来中央,对情况一点不了解。结果打头阵的是谢富治。开了几次生活会,最后只有我和总理没有发言。我没有遵照他们的意图打头阵,甚至从头到尾也没有发言,江青他们肯定不高兴。”

看样子,“中央文革小组”本来意图是想拉拢陶铸,给他们当炮弹,去打少奇和小平。陶铸不仅没有打头炮,甚至连谢富治的发言都没准印简报(简报是发给大会看的)。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实际上是主席以党的会议形式,组织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全面围攻。尽管保留一些名义上的职务,但明眼人都看得清楚,刘、邓即便有错误也是认识问题,况且刘少奇还仍然是国G家主席,而邓小平也还是政治局常委。因此在陶铸主管的新闻宣传口,一如既往地把刘、邓作为国家领导人来对待。

例如新华社将要发一组国庆检阅的新闻照片,按规定,要有※※※和刘主席两人在一起的一张,这次依然循章办事。审稿时,陶铸发现没有邓小平的镜头,当即指示一定要有小平的照片,并询问新华社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新华社同志说可做技术性处理。后来他们将一帧照片上的一个同志隐去,将小平的照片移补过来。

这就是后来轰动一时的,被“左”派所大肆渲染的所谓“换头术”事件。而主席与少奇的那张,江青也子虚乌有地指责是陶铸拼接成的。

陶铸长期搞地方工作,对中央内部的情况很不了解,一般地说,他对中央负责同志都是很尊敬的,对少奇就更是如此。陶铸说:

“1942年,我在军委工作期间,刘少奇从华中回到延安,彼此才认识,我对他的印象不错。后来,在对待柯老的问题上,我觉得刘少奇比较偏,评论不太公正。因此一直到1953年,我对刘少奇都是敬而远之的。在中央财经会议上,我向刘少奇开了一炮,差点被高岗利用。直到解决高饶事件的七届四中全会结束后,刘少奇找我谈了一次话,我承认了自己在高岗问题上犯有错误,同时也谈了对刘的意见。刘少奇听后,非但没有批评我,相反向我做了耐心的解释,并且承认了他看人可能有些偏。”

陶铸说:“经过这次谈话,我对刘少奇的观感有所改变。以后刘少奇去广州,以及我来北京开会,接触就比较多起来,对刘少奇的好感也就渐渐增加了。我觉得刘少奇这个人,有意见可以提,尽管我在财经会议上放了炮,但是他不计前怨,还是找我谈心,待我不错,对中南的工作也很重视和支持。尤其1959年三年困难时期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方针政策上,我都是赞成刘少奇的观点的。”

至于陶铸与邓小平的关系,那就更好了。陶铸说:“1949年,二野进军西南,路经武汉时我才第一次见到邓小平。邓小平调中央后,也仅是公事来往,交往不深。1958年党的八大后,邓小平担任总Z书记,之后接触就多了,关系也更密切。我对邓小平的观感,确实是好的,在1954年的党代会上,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党内允许拜师的话,当主席的学生我不够格,但我愿拜邓小平为师。”

陶铸与刘少奇和邓小平,虽然没有更深的历史和个人关系,但是在思想上是接近的,感情上是好的,这就是为什么陶铸调中央后,始终不能遵照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意图,站到反刘邓立场上去的原因之一。相反的,作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他却总是与“中央文革小组”格格不入,以致最后“刘邓”变成了“刘、邓、陶”,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妇孺老幼,几乎无人没喊过“打倒刘邓陶”的口号。

谢富治由于打头炮有功,顿时变成江青的宠信,成了“左”派头面人物。谢富治与陶铸都死于癌症,但谢富治去世的时候,一切都是超规格的隆重,甚至天安门降半旗志哀。

然而陶铸死后九年,人们才在一间凋敝的骨灰堂的角落里,找到了他的遗骨。

同时跟着主席征战几十年的人,结局却是如此的不同!


如果说在对待刘邓的问题上,陶铸与“中央文革小组”已经陷入很深的危机中的话,那么他们直接冲突的导火线则是在卢正义和吴传启的问题上。卢正义是教育部写第一张大字报的造反派,吴传启是科学部写第一张大字报的造反派。陶铸掌握了很多确凿的事实和材料,说明他们是心怀叵测和别有用心之人,并且有重大的历史问题。

但是江青极为赏识他们,一再催促陶铸去教育部和科学部,封他们二人为“革命左派”。陶铸不同意这样做,再三向江青说明真实情况,但是江青哪里肯听?最后,在卢正义问题上陶铸做了些让步,他去教育部讲了一次话,大意是对卢正义的大字报表示支持,但因卢有历史问题,仍然要放到运动后期处理,并未按江青意图封卢为“革命左派”。在吴传启的问题上,双方则完全搞翻了。

那天,陶铸去“中央文革小组”开会,一进屋江青就以居高临下的口吻质问陶铸:“你为什么迟迟不去宣布吴传启为‘革命左派’?”

“吴传启的的确确是有问题的,他的材料你已看过,我怎么能去支持这样一个人呢?”陶铸说。江青蛮横地打断他的话:

“只要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就必须承认他是‘革命左派’,就必须支持他们。至于什么历史问题,那有什么了不起!”

江青又傲慢地补了一句:“你不也是国民党吗?”

“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的国民党党员?我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党员,是在国民党军队集体参加国民党的。那时※※※也是国民党,周总理也是国民党,还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党第一军的党代表。他们都是我的顶头上司,我不过只是国民党的一个小兵。而吴传启是什么性质的国民党员?他的国民党能够与我们的国民党混为一谈吗?”陶铸也火了,立即反唇相讥。

一席话说得江青恼羞成怒,她竟然命令似的非让陶铸去支持吴传启不可。陶铸此时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霍地站了起来,直视着江青声色俱厉地说道:“你也干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宽了!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仅说了这么一句,江青就大哭大闹起来,说什么她这一辈子还没有受过如此大的气,说陶铸欺负她,镇压她。

陶铸对我说:“你不知道,江青对我们,经常像训孙子那样的训斥,总是用命令的口吻,真让人受不了!有一次,我与总理商量:江青在党政机关没有正式职务,不如建议让她担任文化部副部长,以便于有个名义联系工作。谁知道江青听了气得要命,竟然说什么你们碰到鬼了!我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可能她认为自己是主席夫人,又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很了不起了,应该列入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了。国庆节,天安门检阅的排列名次,是按历来传统安排的。我们党的传统,主席夫人是不能与主席并列检阅的。按着名次的排列,江青的位置在比较边远的地方,她心里很不满意,为此又责怪于我。”他指了指茶几上的报纸,轻蔑地说:“你看,这几天的报纸,照片上居然将江青与总理平列了,像什么样子!”

陶铸从来没有像这样推心置腹地向我谈论过他工作范畴内的事情,他实在压抑不住了,在这间孤寂的、与世隔绝的小屋内,他的一切痛苦、委屈、愤怒、迷惘只能向我倾诉。

他说:“曾志,你不知道,自从同江青吵了那次以后,我的日子好艰难哟,每次去‘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戚本禹、姚文元、王力那帮人,总是对我冷嘲热讽,故意找岔子,出难题,穿小鞋,想方设法打击我。连我穿军装他们也要说风凉话,江青他们挖苦我:陶铸,你又不是解放军,你有什么资格穿军装,你们又是什么解放军?如果我穿便装去开会,他们又会讥笑:怎么?不敢当解放军了?真是盛气凌人!”

“又如纪念鲁迅诞辰八十六周年的活动,张春桥说召开百把人的纪念会就可以了,我照此办理,他们又指责我贬低鲁迅的革命影响,结果由他们自己主持召开了一个千人的纪念大会,他们这是故意刁难我。唉,谁会相信,我陶铸今天会受到如此的凌辱!现在我不得不顾全大局,如若是过去,说什么也容不得他们如此张狂。”

陶铸说:“自从吵了那次以后,我跟江青就彻底闹翻了。跟陈伯达的芥蒂,却是由来已久。我很清楚他的老底。早在一九三○年,中央派他前往福建工作时,就表现出贪生怕死,临阵逃跑,我对他印象极坏,因此在延安党的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我公开表示反对选他,并且在小组会上谈了对他的看法,为此,他对我一直耿耿于怀。我来中央后,关系就更加恶化了。”


从陶铸断断续续,有时甚至是不太情愿的倾吐中,我渐渐地明确到:他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决裂,并非是单纯的人事不和,或历史宿怨,而主要是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所产生的观点与思想上的深刻分歧。根据我的记忆将这些分歧大致归纳如下:

一、关于派工作组和暂停各级党组织领导,改由各级“文革小组”行使权力的问题。陶铸几乎一进京就本能地站到少奇和小平一边。他对共产党的天下却不让共产党员当家的怪现象百思不解,异常痛苦。记得有一次我和女儿向他发牢骚,对“文化大革命”取消党的领导表示不满。起先他一声不吭,皱着眉,急速地在室内踱来踱去,突然,他停了下来,爆发出一股怒气,几乎是吼道:“你们为什么问我?这样子搞法又不是我决定的,我也想不通,你去报告主席吧,就说我陶铸想不通!”

接着又冲出一句:“你们若是怕我犯错误,现在就划清界限好了!”

当时,我只是觉得他脾气发得莫名其妙,话也说得莫名其妙,现在我才理解,他的愤怒来自于他的无法排解的困扰和痛苦。

二、在农村和城市企业的“文化大革命”的搞法上,陶铸与“中央文革小组”也是大相径庭的。“十六条”是在总理主持下,搞的一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政策性的文件,实际上对“文化大革命”起了一定限制作用。“十六条”明文规定农村和城市中的企业不搞“四大”,不进行串联。但是“中央文革小组”惟恐中国不乱,他们在平谷县搞“大民主试点”,并写了一份调查报告,江青在报告上批示:此材料很好。

陶铸看后认为,这一套绝不能推广,因此扣压下来未予转发。后来,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高压和操纵下,中央于1966年12月15日又发了一份《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草案第七条写道:农村“文化大革命”,也要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队与队、社与社之间可以利用生产空闲时间进行串联,还可以组织一批革命学生下乡串联……

对这份草案,陶铸已失去过问的权力,除了痛心之外,他无能为力。此后,中国朴实憨厚的农民们,也赶时髦似地搞起“造反”来,保定地区两派农民之间的自相残杀,不是至今使人们记忆犹新吗!

三、陶铸长期从事实际和具体工作,对革命和生产二者之间的关系,有着切身的体会。经历过1957年至1959年期间一系列诸如反右、“大跃进”、“大炼钢铁”、“大放卫星”、“三面红旗”、反“右倾”和“彭黄反党集团”等频繁的运动后,谁人不深感其害,用他自己的话说:真是搞怕了,全省的粮库竟到了粒米不存的地步。他怕重蹈覆辙,因此一直强调“抓革命促生产”,《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一论和再论“抓革命促生产”,但是遭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非难,说这种提法实际上是以生产压革命,是搞经济主义。

陶铸说:“‘中央文革小组’背地里动员中学教员和各地文艺戏剧人员来京上访控告,中央三令五申通知他们不要来,可是他们还是大批大批地来,他们一来就向我要吃要住要生产费。‘中央文革小组’又反过来指责我搞经济主义,真是难得很呐!”

四、在对待两派群众和对待造反派的态度上,是陶铸与“中央文革小组”分歧的一个很直接的触发点。陶铸的观点,认为两派组织都是革命群众,只是在思想认识上程度不同,因此他一直热心地做两派群众的团结工作,极力促成两派组织的联合。但是“中央文革小组”却绝对地支持一派、压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致酿成大规模的武斗,造成群众无谓的伤亡。当时的造反派,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宠儿,江青称红卫兵为“小太阳”,林彪武断地说革命造反是合理的。王力则说得更加肉麻:“外交部的一个收发员都可以当外交部长,只要他是造反派。”

而陶铸与大多数老同志一样,对造反派是不赞成和看不惯的。有一天,他晚上回来,阴郁地对我说:

“造反派抓了十几个副部长以上的领导同志,就蹲在中南海墙根下,这么晚了,又这么冷。”说到这里,他眼圈红了。从他对待“专揪王任重造反队”和大造反派吴传启和卢正义的态度上,我们可以窥见他那种极为伤感的情绪。

五、陶铸被称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我认为这真是一种荣誉。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所有党政负责同志都受到冲击批斗,游街、戴高帽子、坐“喷气式”……受尽了折磨和凌辱,他们跟陶铸都较熟,更主要的是息息相关,对这些被揪来北京的负责同志,陶铸的做法是:第一步向造反派交涉,把他们先弄出来,安排到招待所住。也就是先保下来,然后再进一步“解放”、任用。可惜,这仅仅是他的一个愿望,当他自己倒下以后,凡受过他不同程度保护的同志,均变本加厉地受到迫害。他难过地说:

“我虽不曾杀伯仁,伯仁却为我而死啊!”

陆定一被打倒以后,陶铸曾有指示:生活待遇不变,搬家后一定要安排沙发。当陶铸也被打倒后,一天,陆定一专案组来了十几个人,一进屋就将陶铸身上戴的※※※像章扯掉,要他低头弯腰向※※※请罪,原因是为什么他主持的陆定一的专案几个月都搞不出名堂来,而谢富治一接手,马上就有了重大突破?为什么要从政治和生活上包庇陆定一?

10月19日,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林彪在会上讲话:“这几个月来,‘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是两头劲足(即中央领导和群众),中间劲头不足,甚至还有点顶牛。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

陶铸曾说:“我同全国各省市部委负责同志一样,对于这场运动,的的确确很不理解。”直到他被打倒以后,他才搞清楚,原来这场运动是对着刘邓来的。但他执拗地表白:

“江青、陈伯达的那些观点、那些做法,我认为不对,我不能跟着他们转,我按照我的理解和我的原则去干。”

当“中央文革小组”以各种莫须有罪名围攻他时,他凛然地宣布:

“咎由自取,我对我所做的一切负责。”


1967年1月4日以后,除了丧失自由之外,其他一切如常。但1月20日左右,往后停止了送文件,并派驻了四个警卫。又过一个来月,将红电话机拆掉了,电灯线也改为36伏的低电压。陶铸每天在警卫的押送下去西门看大字报,除了中南海内的造反派随时批斗外,其他单位的造反派代表也进来批斗,有时在家里,有时拉到小礼堂去。最初的半年就这样过去了。

武汉“七二○”事件的第二天,中南海墙外的高音喇叭,突然又高喊打倒陶铸,说陶铸是“七二○”事件的总后台,这正是那个时代造反派的特征——指鹿为马,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真让人啼笑皆非。晚饭后,我与陶铸正在猜疑何谓“七二○”事件,突然拥来了一批人,把陶铸双手往背后一扭就走了,连外套都没有让他穿。同来的几位女同志,稍后一些也将我拉走。深夜,我和陶铸陆续回来,见到家已被抄过,文件、笔记本、书信和相片等物统统被抄走,箱子被撬开,柜门被砸开,房子里乱得一塌糊涂。

陶铸似乎已筋疲力尽,冷漠地看着家里的情景,一句话也不说。

我们房子的隔壁是春藕斋,主席经常在那儿活动,陶铸厕所的窗子,正对着春藕斋的墙。一天晚上,3点来钟的样子,突然听到外面有人声,是警卫在报告,说发现什么人往上爬。第二天又有几个警卫队的负责人来察看,我问陶铸的警卫秘书曾云,究竟是怎么回事?曾云说:“不晓得他们搞什么名堂,哪来的人爬墙。”我太天真了,我说是猫,我好几次看见猫在墙上来回走。我还让曾云将此情况反映上去,曾云没有理我。

后来我才恍然大悟,什么有人爬墙!完全是在制造事端,借口这件事,将警卫由四人增加到十几人。把陶铸厕所的窗子钉死,窗子封死,玻璃上涂满墨汁。又在陶铸的卧室里,对准他的枕头,安装了一个耀眼的灯泡,白炽的光线直射到他的脸上,使他彻夜不得安眠。将一直比较关心和照顾我们的曾云也调走了,连去西门看大字报的一点点呼吸自由空气的机会也取消了,“卍”字廊完全变成了一座牢房。

警卫人员对陶铸的态度也越来越坏,动辄瞋目裂眦,恶声呵斥。每天三餐饭,他们列队从我们房门走过,故意放声唱辱骂陶铸的歌,什么“反革命犯陶铸,砸烂他,打倒他……”有时,站在床头的警卫,整夜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成心搅得陶铸无法入睡。陶铸苦恼极了,实在忍无可忍时,也会同他们吵起来,他们骂陶铸是混蛋、毒蛇,是国民党叛徒和特务,陶铸轻蔑地说:

“你们有什么资格骂我,我干革命的时候,你们还没有生下呢,如果我是国民党,你们岂不成了国民党的儿子和孙子了吗!”

当然,这种争吵是不会有好结局的。“播罢‘红灯’、‘海港’时,窗灯射目壁如灰。梦魂欲觅终难觅,怕听钟声鹊噪枝。”从这首小诗中,我们可以想像出他当时的情景。

到了1968年3月底,对陶铸的看管又第三次升级,警卫人员增加到两个班,在屋里设了三个岗位。一个在房门口,一个在房后门,第三个像影子似的紧紧盯在陶铸身边,写字时站在椅子后,睡觉时站在床头,吃饭时站桌边,上厕所时站在面前,我俩说话时也是贴身而站。

这是江青一伙设计的一种精神酷刑,它使你分分秒秒都处在一种充满敌意的、冷冰冰的盯视之下,真如芒刺在背、鬼魅缠身,比五花大绑,更使人感到紧张、沉重和痛苦,神经稍微脆弱的人,非精神失常或自杀不可。

然而,陶铸对这种精神折磨却处之泰然,他以超人的意志和坚强的信念,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宁和坦然的心境。在看守的眼皮底下,他竟然能够旁若无人、从容不迫、有条不紊地干着自己的事情。

为明心志,陶铸用毛笔写了一纸,端端正正的摆在桌上:

“自杀,就是有见不得人的事,不想把自己的问题弄清楚。当然也有这样的可能,就是你去见了马克思,问题还是弄不清楚。那也不要紧,事实终究是事实,最后还是可以弄清楚的,我相信我自己的四句话:‘性质’纵已定,还将心肝掏,苌弘血化碧,哀痛总能消。”

陶铸每天都用大量的时间拚命读书,除了马列和※※※著作外,对历史书籍和唐诗宋词也很有兴趣,但是最心爱的还是那部《名臣录》,他每每以那些古代的直节忠臣而自比。在一首诗里,他写道:

卍字廊前花木森,风送芬芳入杳冥。
静坐偶欣惟蝶舞,夜眠深苦是蚊鸣。
汉家狱辱因何怨,宋室廷刑岳慨承。
人世烦冤终不免,求仁奚用为身名!

陶铸还酷爱书法。书看累了,就提起毛笔练字,以陶冶和安抚性情。没有宣纸,就用旧报纸来代替。两年多的时间,他将家里的新旧报纸都写光了,摞起来足有两米高。1969年他被遣送到合肥后,我打扫北京家里房间,望着这堆报纸,好一阵酸楚袭上心头,也许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陶铸了!我随便从中抽出几张来,留作永久的纪念,其余的付之一炬。

1970年,陶铸去世后,有一天女儿整理他的遗物,顺便翻了翻我留下的这几张报纸,意外地发现,在许多旧诗词当中,竟夹着他自己的诗和词,我没能把绝大多数报纸带出来,真是痛悔莫及。

正是凭着这样的机智,他才得以在看守的紧盯之下,用诗词抒发了自己的满腔悲愤、刚直的气节和磊落的襟怀。除了以上引用过的几首外,还有一些寓意很深的诗,如:

料峭风寒花独开,孤芳心事费疑猜。
成尘我爱香如故,妒忌无端究可哀。
独自沉吟独自宽,熬膏煎血又年年。
每忆莫愁湖畔月,头颅惨白不成妍。


1968年8月,在天安门召开了百万人的“批斗刘邓陶大会”,为了互相响应,在中南海分三个场子,分别斗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斗陶铸的有300多人,我被拉去陪斗。我看见有几个人把陶铸的脑袋使劲往下按,把他的双手反剪着,陶铸则进行着反抗,拼命把头昂起来,于是几个人围上去对准他一阵拳打脚踢,额头上顿时鼓起几个鸡蛋大的肿包。为了拍实况纪录片,这场残忍的闹剧足足持续了三个小时。

我俩心碎神疲地回到家中。正在家中养病的女儿,两眼红肿,颊上还挂着泪痕,端着盆热水走过来,想让我们泡泡那双站得浮肿酸痛的脚。女儿发现了父亲额上的血肿包,扑上去想给揉揉,陶铸一把推开她,脸色惨白,双眼喷火,高声说道:“如果不是相信共产主义,老子今天跟他们拼了。”

我那时病痛交加,瘦得只剩下60多斤,经过这场野蛮批斗以后,更显得虚弱不堪。陶铸悲愤交集,指着我对看守说:

“你们为什么斗她?难道这个样子斗我还不够吗?她是个病人呀!”说到这里,两行老泪顺着他憔悴的面颊缓缓流下。

1968年国庆节前后,陶铸突然说头晕,眼花,想呕吐,但无人过问。拖到1969年元月,又出现胃部不适和恶心呕吐,全身酸胀,毫无食欲,请来医生看看,也只是随便给点胃药和去痛片,病情仍然不见好转。到了3月份,陶铸的眼睛和皮肤变黄,我央告医生,仍然不予理睬。直到3月中旬,才来了位医生,检查腹部,发现右上腹有一个馒头大包块。草草诊断为肝炎,便将陶铸送进302医院传染病房。入院后检查,才搞清不是肝炎,是胆囊部位的癌症,需要立即动手术。

病情上报给总理后,总理批示要积极治疗,并指定上海第一医院的董芳宗主任主刀,301医院的陆惟善主任做第一助手,阜外医院的麻醉科主任负责麻醉,北京医院内科主任吴杰也参加医疗小组。这个阵容,确实是国内第一流的,体现了总理对陶铸的关怀。

陶铸又被从302医院转到301医院的外科。他们将陶铸病房的窗户用木条钉死,下面的两块玻璃用报纸糊上,四个警卫轮流在门口监视着,哪里还像什么病房,十足的牢笼!

动手术需经家属和本人签字,他们怕陶铸不同意,动员我去做说服工作。哪知医生刚说明意图,他二话没说就签字了。我们当时没敢告诉他是癌症,只说是胆管堵塞,需要做胆囊切除术。

但是陶铸心里很清楚,只是没有道破罢了,一直到死,他都没有去追究自己的病,只是有一次,他实在疼痛得太厉害了,才脱口说了一句:“没想到癌这么痛!”

我给汪东兴写了封信,要求允许我每天去医院看护,但是直到手术后第三天的下午,才让我去探视。陆主任向我介绍了手术的情况,他说给陶铸做的是胰腺癌根治术,是普通外科最大的手术,手术进行了八个多小时,除了切掉胰头的癌瘤外,还切除了胆囊和十二指肠,胃切掉三分之二;大网膜去掉了四分之一。

在白罩单的映照下,陶铸显得格外瘦削萎黄,两个鼻孔、伤口及手臂上,全都插着管子。但是他很平静,脑子也很清楚,见我来,用眼神和手势向我示意:一切都顺利,请放心。

但是手术后第四天,病情却急转直下。由于严重的肠胀气,将手术切口撑裂,大量的腹水向外流淌。医生用吸引器不停地抽吸胃肠液及胆汁,每天要抽出4000毫升又黑又腥的液体。随后陶铸又并发了可怕的肺炎和胸膜炎,持续高烧,神志模糊,生命垂危。

我去看他时,见他正处于昏睡状态,我连声唤他,好不容易才睁开眼睛,见到是我,便喃喃地说:“曾志,看来我过不去了。亮亮,你要好好照顾亮亮……”还想再说什么,一阵膈肌痉挛,打呃不停,随即寒战高烧,又昏迷过去。

谢天谢地,危险期总算度了过去。在医院住了两个来月,他恢复得很快,回到家来,能在走廊散步一个小时,看书习字一坐就是两个小时。

1969年9月下旬,陶铸又感到腹内阵阵疼痛,发低烧,脉搏微弱,医生诊断是癌肿扩散,已无法治疗,只有用止痛剂和麻醉药来减轻痛苦。

我至今想起他那副痛苦的样子,仍觉心中酸楚,那是言语难以形容,常人难以想像的精神加肉体的双重疼痛。他常常痛得在床上东倒西歪,前趴后仰,大汗淋漓,不能进食,每天只能吃点流质,虚弱得连大便的气力都没有,需要我用手去抠。

陶铸以惊人的毅力向病魔挑战,任凭痛得死去活来,也咬紧牙关绝不哼一声。我劝他:“忍不住你就哼几声吧,也许会好一些。”他说:“你已经够苦了,听到我哼,会更难受……”此时的他,与其说凭肉体活着,不如说是凭信念、凭意志活着。

对陶铸悲惨命运的最后一击,终于降临了。

1969年10月15日早上7点钟,汪东兴派人来叫我去,对我说:“北京要紧急疏散,可能爆发战争,陶铸要疏散到安徽合肥,你怎么办自己决定,随陶铸去也可以,但是去了以后不准与外界通讯,不准与任何人来往;不随他去就去广东插队劳动,但必须与陶铸断绝联系。”

我如同五雷轰顶,勉强自持,问道:“什么时候走?”

“明天。”

“明天不行,陶铸病得很重,至多也只能活两三个月,我要为他准备一下。”

“那就18号!陶铸到那里后,每月给他100元生活费,生活自理。”

我回去后,将汪东兴的话如实相告,陶铸沉思良久,然后毅然决然地说;“你千万不要陪我去,我活不了多久了,你去也帮不上忙,何苦再牺牲你?你要争取和亮亮在一起,你们能在一起,我也就放心了,我们只有她这一个女儿……”

第二天,中直政治部王良恩主任来谈话,陶铸躺在床上平静地说:“好吧,我同意离开北京。”王良恩又说:“审查你的历史,你有变节自首的政治问题。”陶铸冷冷地说:

“我已经是油尽灯残的人,你们尽可随意给我做结论。但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有权利保留自己的意见。我相信历史会对一切做出说明。”

此生此世,我们在一起只有三天的时间了,我强压悲痛,为他收拾行装。他考虑得很周到,请我帮他装了一箱子的书;要我买一双雨鞋和一把伞,因为很可能要到室外上厕所;还要再准备一床薄被里,以便自己换洗。

我还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替他洗个澡,我估计去合肥后,是不会有人为他洗澡的。我把水放好,再把他扶起来小心翼翼地放躺在澡盆里,慢慢地为他擦洗,我望着他骨瘦如柴的身躯,灰暗的面容,心中无限的凄凉。我问他还有什么话交代,他说:

“我怕是难见到亮亮了,你看到她,要告诉她,爸爸对不起她,让她跟我受委屈了。但是爸爸在政治历史上是清白的,是对得起她的,希望她要坚强,要紧跟※※※好好做人,好好生活,把小亮带大。”

他要了亮亮、外孙小亮和我的小照片,包好后放在内衣口袋里。他说相片在我怀里,就好似你们时刻都在我身边。我说你一定要力争活着,只要活着就有希望。生离死别的三天,我们就这样互相勉励安慰着,没有说一句凄切的话,更没有掉一滴泪。

18日这一天,无情的分别到了,我炖了一碗鸡汤,烤了一片面包为他送行。由于他肠道已经梗阻,所以吃了足足有一个小时。他说若不是为了你,我是什么也吃不下的。

上路的时间到了,护士替他打了一针杜冷丁,顿时就觉得精神好了许多。他将毛衣、棉衣、大衣都穿在身上,但仍然感到冷。我曾要求送他去机场,没有获准,只好在家门口送行。

陶铸拄着手杖,镇定自若,庄严凝重地一步一步地走出家门,踏上了他生命的最后一段路途。

我们微笑着握手,郑重地道再见;我为他打开车门,两人再次地握手;车开走了,我们依然互相挥手,向对方致以最后的敬意。

一周后,我也搬出了这所留给我无限思念、无限苦痛和无限空虚的家。

我知道陶铸将不久于人世,他将凄凉而孤单地走完这人生的最后一程,但他情愿牺牲自己,来换得我一个自由。我现在反而无法想像,当时我们的诀别会是那样的冷静,那样的从容,那样的坚强!我们微笑着做了这一生一世的最后告别,彼此都没有流泪,因为泪水已无法表达我们那种渗透骨髓的痛苦和依恋。

11月30日,陶铸在合肥悄然病逝。

那些人假借烈性传染病,深更半夜以白单裹尸一烧之了。死前不许我们去,死后也不准去料理后事。从我们分别到他逝世,只有43天时间。

他满含冤愤悲怆,连同他未竟的事业,以及弥留之际未能与亲人诀别的遗憾,孤单单、凄凉凉地去了。

陶铸从1966年6月走马上任,到1969年10月抱病离京,我俩相依为命在“卍”字廊生活了三年多。我补偿了以往由于工作繁忙,或者说是个性好强,而被忽略了的妻子的义务;作为报答,陶铸赠我一首诗,是用钢笔写在一片小纸上的。我小心翼翼地将它卷起,用塑料纸包紧,缝在棉衣里。直到“四人帮”被粉碎了,我才把它拆出来,公之于世,立即受到群众的喜爱,并被广为传颂。

赠曾志
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
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
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蔡更觉怯霜残。
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如今陶铸已经去世30个春秋,然而那些如烟的往事却时时飘荡在我的眼前、我的心房里。透过岁月的风尘,我永远能见到一张面容,而且是那样的清晰、那样的生动、那样的亲切。我不时觉得,陶铸也许根本没有离开过我们,仍然活在一切爱他、敬他、理解他和同情他的人们的心中。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当然不可能见到※※※,但我比许多人都幸运,因为我得到他的关照与保护。

1967年元月,陶铸被打倒后,我写信给※※※,“我怎么办呀?我是请假来养病的,组织关系、工资和供给关系都在广东,现在陶铸倒了,我若回广州,像我这样的身体,体重才67斤,能经得起革命造反派的审查批斗吗?但我在这里,什么关系也没有,中南海的造反组织要赶我走又怎么办呢?”※※※在我的信上批道:“曾志同志,你是来养病的,就住在北京,帮助陶铸同志做检查。你的党组织关系,去找东兴同志。”批件送到汪东兴同志那里,东兴阅后派秘书送给了我。不久,中南海的造反派抄家,将这封信也给抄走了。

转眼到了4月份,我又开始感到惴惴不安,于是又给※※※写了信:我若再不回去,人家会以为我逃避审查批斗,但回去又怕身体吃不消。特请示主席,我是不是可以回去了?但这次※※※没有回复。事隔两年后,从汪东兴那里了解到,※※※看了我的信后,曾与总理商量:“你看曾志要回去,连黄永胜他们都不能立足了,都跑到北京来了,曾志能够回去吗?算了,不要回去了。”

由于※※※的保护,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才免受皮肉之苦和人身的摧残,只是有一回,中南海造反派分片批斗“刘、邓、陶”,强行拉我去陪斗。在批斗场上,造反派揪住我,要我低头弯腰,这时有人示意他们不要动我,让这批莽汉退了下去。我知道,这都是由于※※※的缘故,如果没有他的保护,在那么恐怖的批斗大会上,我是必死无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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